| 标题 |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问题的逻辑探讨 |
| 范文 | 毛亚男 摘要：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矛盾、新的变化和新的挑战。要解决这些矛盾和挑战需要构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逻辑体系。文章从剖析经济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和供给侧改革之间的逻辑关系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分析法从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出发推理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逻辑起点、方针、目标、主线和具体措施。新常态下我国改革的路径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立足国情，坚持新的发展理念，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提效率，从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关键词：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矛盾分析法 一、 引言 党的十九大指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新时代是指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时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实现的关键期。自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实现共同富裕和建设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新的发展理念为指导方针，继续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红利，保证经济高质量的增长和平衡充分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二、 文献综述 目前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这些问题深层次问题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目前学术界关于经济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文献很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认识。从全球范围来看，所谓的旧常态是指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之前长达20余年的“大稳定”（也称“大暖和”）时期。这段时期是由新材料、新能源和信息技术推动的世界经济的第五轮长波和第三轮全球化的繁荣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步入“新常态”。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新常态”是指由于供给效率下降、需求疲软、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结构性减速。李阳（2014）认为新常态不是周期性问题，新旧产能转换的根源是产业结构变化、要素供给变化、实体创新能力和环境资源约束。张平（2014）认为新常态的减速治理要从强化市场机制和存量结构调整入手。蔡昉（2015）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李扬、张晓晶（2015）从长周期视角分析研究了全球范围内的旧新常态及其更替逻辑，并讨论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矛盾与新挑战。从打造创新驱动引擎、在调结构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向生态环境改善中求增长以及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提出我国面临新常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蔡昉（2017）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和新时期的表现，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未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然能提高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刘伟、蔡志洲（2016）认为经济新常态阶段我国存在的通胀和经济下行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韩庆祥（2017）认为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站在“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新的问题和矛盾。我们的历史方位从“未发展”转变为“发展起来”;我们的历史使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我们的发展任务从建设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 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因素和解决措施。蔡昉（2011）认为要突破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增长瓶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实现增长动能转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人力资本积累和深入体制和政府职能改革。刘伟（2011）认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尤其是制度发展方式和技术方式的转变。供给管理的核心在于降成本提效率。代法涛（2014）分析考察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提出我国进入中国上等收水平后要通过扩消费、增投资和提高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同时要避免过度城镇化和通货膨胀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姚枝仲（2014）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淘汰掉产能过剩行业的低效率企业，从而解决我国的资源错配问题。刘元春（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以适应经济新常态为背景，以“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五大政策支柱”为工具，以“五大攻坚战”为突破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將在全面吸收这些最新理念和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创新和发展。 3. 文献评价和拓展。以上文献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问题的内涵和逻辑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这些文献大都针对经济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某一个问题或两个问题进行分析，没有进一步阐明和剖析经济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分析法从剖析经济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逻辑关系入手，提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逻辑体系。 三、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变化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发展，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迅速提高，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已经解决温饱问题跨入中上等收入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进入新常态后由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新变化导致现阶段面临新的矛盾——人民日益增加的美好生活需要同经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018年我国GDP总量为90.03万亿元，自2009年超越日本以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二。目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反映了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目前我国人均GDP为9 482美元，全球排名70位，根据世行的标准仍然处在中上等水平。1998年我国跨越温饱阶段，打破了贫困陷阱。2010年我国实现了由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到中等偏上水平的重大跨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显著增长，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已经由中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阶段。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供给端和需求端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1. 供给端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商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已经率先完成。但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政府对要素价格进行管制，通过利率、汇率、土地价格管制形式，压低要素价值，从而以相对低廉的要素供给成就了中国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与其他一些转轨制国家相比，我国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没有在体制转轨之初就一夜之间恢复私有制，而是采取渐进式改革。商品市场的双轨制价格体系已经基本并轨，但是要素市场改革一直滞后仍然存在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价格体系。这样的双轨制改革有助于以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迅速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一方面，商品市场的改革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品价格，刺激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商品市场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要素市场扭曲和价格管制可以降低要素价格，从而降低投资成本，极大地刺激投资和出口，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重要支撑。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人口和劳动力增速放缓，我国逐渐丧失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土地、资源、劳动力、环境等的要素成本逐渐上升。由原来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发展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我国技术进步的成本在迅速上升，依靠技术模仿和引进的方式已经不可持续，需要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研发投入周期长、风险大、成本高。随着供给侧要素成本的上升，就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否则会形成高成本低效率推动的高通胀，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和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2. 需求端发生变化。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投资不振，全球性挑战和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剧。第一，需求疲软。主要受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美国和欧盟经济下行的影响，我国的出口严重下滑。第二，当前我国距离世界创新强国的标准还有差距，自主研发水平不高。我国的投资规模只是在低水平上的重復建设，是数量扩张。制造业面临挑战与转型压力。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拐点到来。我国房地产开发已经进入第三阶段 ，制造业面临转型压力。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当时的资源和国力有限，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力，实行非平衡发展战略（先让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导致我国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出现区域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问题，导致消费水平下降。收入高速增长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并存造成消费疲软。消费疲软又导致产能过剩，从而造成需求不足、市场萧条，企业的资金周转产生问题，企业欠银行的钱还不上依法就要进入破产程序，进入停产破产程序的企业一旦增加，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矛盾的凸显——高失业。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如果出现高失业，失业人群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这种结构性失业问题给经济带来的损害非常大。 四、 经济新常态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总收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标准的调整。世界银行将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合称为中等收入国家。世界银行2010年的标准：1 005$或以下者为低收入经济体;1 006$～3 975$之间为下中等收入经济体;3 976$～12 275$之间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超过12 276$的为高收入经济体。根据这个标准，目前世界上由70个上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大约4 000$。我国目前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从而进入高收入的时间大约为12年4个月，大国平均时间为11年9个月。我国2010年步入上中等国家，如果以目前的GDP增速，大概需要10年左右跨越中等高收入陷阱。也就是在2020年前后实现。2020年正是我国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全面实现小康之年。 中等高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伪命题。历史上有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拉美旋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等。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回落甚至停滞、腐败蔓延、民主混乱、贫富分化、失业率高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公共服务短缺、金融体系脆弱导致社会动荡。目前我国新常态供需两端的经济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供给侧变化要素价格增加导致高通胀，需求侧的需求疲软导致高失业。所以防范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很重要。 五、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基本逻辑 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是结构性问题。因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问题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是供需错配，是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是创新能力不够强，是经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造成的。从供给侧来看主要体现在发展动能中创新动力不足;从需求侧来看主要体现在消费相对于投资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从产业结构上来看三产中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制造业中的高端制造业发展不足;从区域上来看，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异严重。拉美国家采用“华盛顿”共识并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已经证明发达国家开出的治疗“中等收入陷阱”的药方是无效的。所以我们必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立足国情，深化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提高效率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 改革的逻辑起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要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就要认清楚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从人民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的矛盾是推动社会进步、解决我国经济问题和寻求经济动力的关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逻辑起点。如果这一矛盾不解决好我们就会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我们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我们的改革要以新常态下的矛盾变化为起点，解决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新矛盾。 2. 改革的方针——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基础和关键。我们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解决我国人民日益增加的美好生活需要同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问题。创新主要解决新常态下的发展新动能问题，协调主要解决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问题，绿色主要解决人类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问题，开放主要解决新常态下国内国外联动发展问题，共享主要解决发展目标问题。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在。一方面来自城镇化的发展潜力，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不高，特别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配套的产业和基础建设等。另一方面来自体制改革释放的红利。因此要进一步通过政府简政放权、降低企业成本等税费改革释放红利。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和高端制造业，解决供需错位和创新动力不足问题。 3. 改革的目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我国实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解决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我国进入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期。因此我国要在结构变迁过程中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扩大消费、增加优质高效投资和加大原始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同时要通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抑制通货膨胀，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使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4. 改革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集中在供给侧。一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属于新的供给不足，是相对于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言的“供给不足”，是在更高层次和更为广泛领域的供给不足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供给侧一系列结构性失衡，要解决经济失衡问题，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才能实现供求新的动态均衡。要实现改革的目标，贯彻新的发展理念，要着眼经济发展，重点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质量。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改善消费环境，提高技术效率，更好的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的需求。大力推进中国制造2025，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高端、智能和绿色制造业发展。在高端消费、绿色低碳环保产业和共享经济与手机支付等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坚持节能减排，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优化库存资源配置，保持供需动态平衡。 5. 改革的措施——完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改革要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同时入手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解决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秩序，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创新型国家。 （1）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每个国家或者经济体的发展都有面临“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抉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部分国家都是由于没有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导致贫富分化严重进而出现社会动乱。只重视公平不重视效率国家就会停滞不前;只重视效率不重视效率就会形成“两级分化”，破坏经济增长动力，滋生社会矛盾。我国建国后曾经出现了极端平均主义的“吃大锅饭”现象，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效率与公平问题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阶段和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去协调。改革开放后为了發展经济，解决我国供给不足的问题，提高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我国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但是如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充分不均衡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既要重视效率也要重视公平。 （2）深化经济制度改革——解决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由于政府和市场都存在失灵的领域。因此必须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既要避免政府越位或者缺位导致的寻租（腐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也要避免市场失灵造成的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都是高腐败国家，这些国家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越位问题严重。因此要发挥政府的基础性作用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政府要简政放权，避免行政权力过大造成钱权交易等行为。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深化法治改革。市场经济的核心内涵是契约经济和法治经济，要求机会均等、诚实守信。机会均等是法权的规则，契约经济需要法律来维持和保障，形成对公权的约束。诚实守信要重点从道德秩序来塑造。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共同的一点是这些国家“寻租”腐败极其普遍、严重。其根本制度原因是市场化水平不高，法制化环境恶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民主阳光也没有制度的笼子，出现市场失灵、政府集权权利滥用、民主混乱、道德无序等问题。因此为了解决新常态下的新矛盾，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一方面要从正式制度入手，深化法治改革，建设法治国家。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要从非正式制度入手，重塑道德秩序。我们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秩序。通过降低道德风险和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 六、 小结 现阶段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要解决好我国现阶段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首先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要发展经济又要重视分配公平。其次，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再次，完善法制经济建设。建设法治国家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诚实守信的道德秩序。坚持“四个全面”，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我国的创新力。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速度、结构与动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9. [4]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2）. [5] 刘伟.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依靠制度创新[J].经济研究，2013，48（2）：8-12. [6] 黄泰岩.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道路和动力[J].经济学家，2015，（5）：5-12. [7] 刘伟.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发展新策略[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2）：5-13+2. [8] 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J].经济研究，2017，52（5）：6-10. [9] 黄泰岩.在发展实践中推进经济理论创新[J].经济研究，2017，52（1）：4-12. [10] 韩庆祥.从实现强起来的历史起点上思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10）：7-11. [11] 吕玉聪，徐伟.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供给侧改革探讨[J].智库时代，2017，（11）：50-51. [12] 洪银兴，刘伟，高培勇，金碚，闫坤，高世楫，李佐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笔谈[J].中國社会科学，2018，（9）：4-73+204-205. [13] 张占斌，钱路波.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管理世界，2018，34（7）：13-25. [14] 韩庆祥，陈远章.学习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逻辑[J].理论导报，2018，（6）：1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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