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协商民主：破解能人治村困境的路径选择 |
| 范文 | 张妍 刘建明 摘要：从现有的经典案例和学界研究来看，能人治村不失为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有效路径，然而从更广范围的乡村治理实践来看，能人治村极易导致威权式的人治治理，先富能人能否促进村庄经济持久发展还是未知数。本文将泾阳县龙源村作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探究了乡村私营企业主型能人转型为村庄政治领袖的过程及其治理绩效，进而分析能人的村治逻辑及其衍生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村治模式的对比和反思，由此得出必须推动能人治村走向协商民主才能解决能人治村的现存问题、推动村庄实现善治这一结论。 关键词：能人治村;农村私营企业主;村治逻辑;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1相关概念界定 实施“能人治村”战略是农村发展实践的必然结果，是农民群众的自主选择，是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要，其核心和重点是发展经济、脱贫致富。不同的人对于“能人”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徐勇、卢福营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背景之下，能人应该指的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超凡能力并卓有成就的人士。本文中所提到的能人与此观点一致，能人较于常人其思想和视野更为开阔，目光更具前瞻性，具有超凡的经济组织和管理能力，能人基本等同于经济能人。农村的“经济能人”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农村私营企业主（含雇工型个体工商大户）;乡镇集体企业管理者;农业专业大户。本文研究的是“农村私营企业主”这一类经济能人，将泾阳县龙源村私营企业主这一特定经济能人作为研究对象。 基层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持续推进的渠道之一。新时代条件下，习总书记强调“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同群众进行协商。”因此，兼顾多元利益诉求成为协商的关键。本文认为，当前行政村一级还不具备实现广泛的群众直接协商议事的条件，协商民主应当是村庄治理的过程中依托各种村民自发成立的村级自治组织，发挥道德模范、文化能人等多元主体的作用，实现治理型精英和非治理型精英的協商合作治村。 2能人的转型及其治理绩效 2.1由能人到能人治村 经济能人刘书记，现任龙源村党支部书记、龙泉公社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原是一所中学的老师，在得知家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之后，发现了其潜在的价值，试图通过自身努力带动家乡发展。他多方筹措资金，流转上万亩的荒山土地进行荒山治理，为后续的发展打好生态基础;他积极动员村上的贫困户以及闲散人员，将他们组织起来绿化荒山并给予一定报酬;龙泉山庄也即后来的龙泉公社在刘书记的经营之下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人在村庄中的身份和地位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村民获得了一定的收益，能人凭借自身的能力与魅力获得了群众的认可;能人强大的经济实力在精准扶贫、农业发展等村庄公共事务的解决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对村庄公共权力运行和基层社会管理的影响不断加深;能人在村庄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基层政府也意识到并肯定了他在推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来自上级与民众的双重认可使得能人成功“上位”成为村党支部书记，由经济能人成为村庄政治领袖并带动村庄发展，完成了由能人到能人治村的转变。 2.2能人治村的绩效 龙源村是由原先的四个行政村合并而成，共辖9个自然村，15个村民小组，耕地面积4443亩，人口3385人，属泾阳县旱腰带扶贫开发重点村。村庄经济能人刘书记成为党支部书记后，首先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全村的用水问题，强化了群众对自己的认可。为带领群众致富，他依靠前期积累的资金，依托小流域治理成果，依山依沟规划，投资3.5亿元，建成现代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园。园区从2015年“五一”开园至年终，累计接待游客260万人次，营业额达2亿元。后将原龙泉山庄改建更名为龙泉公社，以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发展乡村经济。截至目前，龙源村龙泉公社共完成小流域治理面15000余亩，林木及其他不动产总值达10亿元之多。龙源村龙泉公社自开园以来，经济产业不断发展，乡村旅游收入达1750万元，年接待游客超过500万人次。龙源村（龙泉公社）也因此获2016年度“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称号。 3能人的村治逻辑及其衍生问题 能人治村的“能人”必须具有双重身份，一是经济能人，二是政治领袖，自能人通过正当程序成为“村官”的那一刻起，他的双重身份便得以确立，行为也具有了公共色彩。他利用自己现有的经济实力来带领群众致富便成了一种法定的和公认的义务，在此基础之上其私营企业所承载的职能也具有了一定的公共性，他的村治逻辑会决定村庄的发展走向。 3.1能人村治的逻辑 经济能人成为政治领袖之初首要的便是巩固和强化自己的领导地位，加深村民对自己的认同，解决用水问题便是刘书记的“第一把火”;能人从一开始就承载了来自基层政府和村庄群众的双重期待，期待他在村庄经济发展上做出贡献，因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成为他最为主要和重要的目的，也是他获得持久认同、实现抱负的源泉，而能帮助他达成目标的便是自己的企业。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人治村的整体逻辑并不复杂，带领群众致富是其最终目的，以实体经济（公司）为依托促进经济发展、带动村民就业是其实现途径，尤其是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成绩的情况下，能人会更加强化这种逻辑和思路。 3.2逻辑产生的原因 村庄的现状。龙源村面临着诸如农民增收、农业转型、农村发展等普遍性的“三农”问题。此外，其特殊之处在于目前的龙源村是由四个行政村合并而来，以远远不同于经济能人初任村支书时的村情实际，整个村庄的原子化状态更加明显。新合并来的村民面临着对新的集体和领袖的认同问题，经济能人也急需通过自己的有效作为为这一新的更大的集体做出实质上的贡献来强化自己的领导地位，因而基于这两点他会更注重利用企业进行发展，以此来构建和强化现有的村治逻辑。 能人的性质。在开篇已经指出，本文研究的这一个案是经济能人中农村私营企业主这一特定主体。私营企业的首要目的是获取利润，虽然能人具有村庄政治领袖的身份，但其角色定位最先应是经济人，他不会使其个人成本总是大于社会成本以取得正的外部效应，他的作为很大程度上会服务于企业的发展。在这种状况之下，生发出前文所述的村治逻辑是必然的。 3.3治理逻辑的衍生问题 第一，尽管龙泉公社与龙源村在地域上处于相邻状态，但公社风景如画商业繁荣，而村庄面貌与普通村庄并无二致，村民的整体收入和贫富差距与周边村庄也相差无几，作为一个带有私营企业家性质的村庄领袖加之在其治理逻辑的指导之下，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公司发展上，将矛盾的解决寄托于企业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创造上，并没有在村庄治理的其他维度做出过多贡献。 第二，经济能人过分看重经济，他充分利用自己所获取的权力调动一切资源服务于企业发展，尤其在村民看来，这是一种以公谋私的不正当行为，能人专注于个人事业的发展在治理村务上缺乏作为也很容易招致村民的不满。 第三，出于职业惯性，他们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在企业中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模式运用到乡村治理中，而忽略了如何去实际有效地推动乡土民主政治的发展，逐渐使村民甚至其他村干部在乡村权力结构中边缘化，呈现一种威权式的人治治理，村民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实现政治权利、表达政治诉求，这一村庄政治系统并没有进行有效的输入与输出。更为重要的是，多数村民的文化素质不高，在参与公社经营过程中不注重质量、卫生，服务理念落后，因而只能从事起点较低、收入低微的工作。公社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推动自身的快速发展便不得不向社会招聘专业的商户和工作人员，而不再花费更多的成本去培育村庄的内生力量。这就背离了能人通过经济发展来带动村民就业、脱贫致富的初衷。企业发展遵循的是市场逻辑，是以企业自身的利益为导向的，而村庄的发展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当村庄自身的条件不能满足企业的市场逻辑时，即企业利益与村庄利益无法实现整合时，所带来的只能是二者的分离。 村庄在能人的治理逻辑之下的确产生了一些良好绩效，但这绩效更大程度上是企业的成就，而并非村庄整体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能人的双重身份和企业自身所承担的双重职能内在的隐含了一种张力和冲突，当村庄公共利益与企业自身利益不能实现有效整合时，张力的作用就会凸显。尤其在异化了的逻辑之下，村庄治理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能人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4模式对比及村治反思 龙源村在目前的治理模式之下发展的并不充分，还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因而我们需要进行模式的对比来反思现存的问题，在比较和借鉴中谋求更好的方法。 4.1东岭与龙源模式对比 以寶鸡市东岭村为例。东岭村东岭集团是一个村办集体企业，其最初的构成主体是经济能人李黑记带领下的东岭村民，是一种村庄内生型企业，经济能人、村民、企业三者是利益攸关方。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下，村民对集体和企业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因而经济能人能较高程度地整合乡村资源和社会资源。而私营企业是一种外生型企业，并非村民集体合作的产物，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经济能人特别是其中的私营企业主因其特殊的社会属性和身份，在中国社会中时常招致争议，因而村民对其产生认同危机具有必然性。集体经济的领路人进行的是集体行动，而私营企业主进行的却是具有一定公共色彩的个体行动，集体行动为集体经济领路人给予经济发展之外的公共事务以更多的关注和作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行动的必然性。在紧密的经济联系的基础之上，东岭村充分发挥村级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以“老年协会”“妇女协会”等为依托，充分发挥村庄非治理型精英（如文化能人、道德模范等）的带动作用，聚合广大村民;进而完善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协商制度，满足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诉求，积极推动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东岭村的善治正是建立在村庄治理型精英和非治理型精英协商合作治村的基础之上，并进而调动了全体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 4.2能人治村到协商民主治村 能人治村即使能够给村庄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但这只是村庄治理的基础，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善治和良治，必须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实现协商民主治村。现代村庄原子化状态空前严重，村民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多元复杂，因而村庄治理的过程中主导者应由领导个人向领导集体转变，即由经济能人一元主导向经济能人、政治能人、文化能人、模范人物多元协商领导转变，由多元主体塑造一个理性客观公正的领导集体。 第一，协商民主建构过程中的村庄作为。东岭村的经济能人在治村之初就打造了一个开放的企业——集体企业，从企业最初发展直至走向壮大，始终做到了村民参与、村民共建、村民共享，村民是村庄的主人更是企业的主人，对企业具有天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对能人既服从又监督，村庄能人极易实现村庄内部的整合，而其本人自然也不会超出村庄的“控制”。因而以龙源村为代表的私营企业主治村型的村庄要想破解发展困境，能人必须推动企业的转型，将私营企业改制为集体企业，结合当下“三变”改革，推动村民变股东，将村民由原来的私营企业的雇工变为集体企业的主人。蓝田县董岭村党支部书记李田利在“三变”改革中将私人注册的公司改制为了村集体性质的股份有限公司，带动入股，取得了良好效果。真正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能人及企业在村治实践中会破解“公”与“私”的两难境地，在村庄资源整合和利用方面将会更加便利，行为更具合法性。经济方面的开放无疑会促进村庄政治权力的开放，首先带来的是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因为每一项村庄重大决策的做出都会和企业有关、与自身息息相关;再进一步，村民之中会涌现出各类精英，他们会代表村民进入村庄权力结构顶端，塑造一个民主协商的集体。 协商民主模式的建构过程是以村庄经济基础变化为动力的，它是深刻意义上的村庄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的转变，不再是单个能人的集权治理，而是群贤主导之下的协商民主依法治理。 第二，开展协商民主的政府作为。能人治村模式之下，能人具有强烈的威权主义色调，公权力理念较弱，因而过分依赖自身能力，不注重挖掘村庄的内生力量，难以形成良好的“精英群众”互动。因而政府必须适当地介入，采取措施助力破解当下私营企业主治村模式之下出现的尴尬局面。协商民主意味着多元主体的参与，必须破除当下经济能人“专权”的一元权力结构。一方面，可以引入以往处在乡村权力边缘的非治理型精英，非治理型精英包括宗派势力、道德声望高的乡贤、先锋模范等，政府可以引导这部分人有计划、有步骤第成立各类由其领导之下的自治组织，如宗族协会、老年人协会、经济合作社等，以此调动各方积极性，增强村庄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结合当下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各级党委政府向乡村派驻“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组，这两类“外来人”具有“上级”的性质而更具权威性，且与村庄本身无太多利益牵扯，可以有效地改变村庄一元权力结构，推动村庄治理型精英内部的民主协商。在政府推动之下，引入的多元主体可以有效地监督经济能人，实现协商民主。由能人治村到协商民主治村，不仅仅是多元主体的参与，更是乡村一元权力结构的改变，是村庄民主监督和群众参与制度上的完善。 参考文献： [1]徐勇.由能人到法治：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4）：1-8. [2]刘炳香，韩宏亮.能人治村：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选择[J].理论学刊，2007（8）：34-36，43. [3]卢福营.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J].学术月刊，2011（10）：23-29. [4]王翠翠.习近平关于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多维论述[J]，天水行政学院报，2019（l）：7-11. [5]印珺.“华西村”崛起背后的权威类型分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2（11）：53-55. [6]王军，于静，杨月华.嬗变之路蓝田县董岭村“三变”改革的调查与思考[N].陕西日报，2017-8-l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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