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思想政治教育在警医联动机制中的应用 |
| 范文 | 戴晓莉 刘鸿渊 摘要：警医联动机制是现阶段国家为了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保障医务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而建立的应急机制。本文通过对政府层面、医院层面和患者层面对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警医联动机制中的作用，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找出了这三个层面上的一些具体措施。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警医联动机制;医患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在醫疗诊治的过程中，以医生、护士为主的医务人员与被诊治的病人或病人家属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我们通常称为医患关系，在医疗人际关系中医患关系处于关键地位。近年来，以“暴力伤医”“医闹”事件为主要特征的医患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仅以2018年下半年为例，国内就发生了一系列“暴力伤医”事件，例如：朝阳市中心医院急诊楼伤男护士案，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第四手术室殴打医生案，以及甘肃省人民医院红古分院的伤医案等。 为了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健康，保障医务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在充分考虑医疗机构的内部治安防控措施的基础上，优化社会警力资源的配置基础上，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和公安部办公厅在2013年10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在服务区域内，以医疗机构为主体，警务与医院加强联系，相互协调合作，互动交流、联动协作。在随后几年里，党和国家领导人、各部委都对该项工作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做出来明确指示和工作安排。2018年是警医联动机制启动的第五个年头，警医联动机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暴力伤医”“职业医闹”有明显趋缓的倾向，通过检索新闻门户网站和医学网站，大陆30个省、直辖市与自治区，2015年共有75起，2016年46起，2018年在百度检索中查到的不超过20起了。 1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 搞清楚医患纠纷产生的可能原因，是进行警医联动机制的第一步工作，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步工作，这对警医联动机制措施的选择、责任界限的明确划分与问题的根本解决都非常重要。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可以从政府层面、医院层面和患者层面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从政府层面看，我国医疗工作所存在的最根本矛盾就是人民群众对健康越来越高的需求，与医疗服务的国家供应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一直以来，政府投入都是不够的，直到2014年，卫生投入仅占GDP的4.2%，却要服务全球22%的人口，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总体资源分配不均匀，东部省份、大城市、中心城市相对集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与广大乡村则比较分散。医疗保险制度不健全，医患纠纷的处理机构、处理办法与法律体系都不完善。 从医院层面看，医院管理、医生素质与医患沟通等都存在薄弱环节，有工作不到位的情况。医院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总有违反诊疗护理操作常规、违反临床核心制度等情况存在，诊疗过程中操作粗心、查对草率，导致漏诊、误诊、误治，甚至发生医疗事故。医生素质不够首先体现在凭经验办事，有些医生不注意学习新知识、新理论，不注重理论结合实践;其次在于责任心不强，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操作常规，对医疗技术操作规范不熟悉，医疗工作中不细心、不严谨等。医患沟通方面主要表现为工作态度不端正，在诊疗过程不耐烦、不礼貌、不严谨，对病人不关心，对逝者不尊重等。 从患者层面看，社会发展导致的阶段性维权意识增强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维权工作困难，是导致医患纠纷的主要矛盾。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不断提高，对健康长寿的期望值不断增长，国家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医生与病人的传统关系渐渐被打破，患方有更多的权利意识，会质疑不对称的医疗信息。医疗成本居高不下、民众对医疗技术认知不足、诉讼维权成本高昂和“职业医闹”的推波助澜等，会把这种信息不对称性推到极致。作为医院一方有时候为了保证恢复医疗秩序、缩小社会影响，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给予患者或家属一定的人道补偿，形成了“有闹有赔、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印象。 2警医联动机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 2.1政府层面 我们注意到，在现阶段，国外政府投入高，医生素质高、收入高、比较受尊重，医疗仲裁制度健全，美国、西欧和香港医患纠纷是很少的。在中国的旧社会，尽管医生素质低下、医院数量稀少、药品稀缺与医疗器械落后，暴力伤医也鲜有报道。在“中国知网”上，能够检索到的国内的第一篇讨论医患关系的文章是1983年，讨论暴力伤医的第一篇文章是2011年，警医联动机制则出现在2013年。换句话说，警医联动机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警务部门与医院按照一定方式相互协调、合作响应，提升服务效率的一种特殊机制。警医联动机制绝不意味着单纯的依靠警力维持医院正常秩序，像2007年福建省武夷山市14家医院那样，简单地聘请当地民警担任医院综治副院长，事实上，该方式仅仅存在了几个月。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大多数发达国家与地区上百年的城市化进程，必然要暴露出一系列问题。随着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坚强，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已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世界各地的资讯并到达计划的目的地，但是政府的投入、老百姓的素质、医疗规章制度的健全、医疗仲裁机构的与医疗设施的更新换代和医务人员的培养等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过程。“到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成了百姓的口头禅，“小病大治”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使得即使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这样的全国著名的三级甲等医院中的医患关系影响因素中最突出的两项居然是“便捷程度”和“费用高”。一边是省、市、县级大医院人满为患，一边是镇、乡、村级小医院门可罗雀;一边是名医的超负荷工作，一边是基层医生养家糊口困难，这使得中国的分类分级诊治制度如同虚设。 在政府层面，除了加大投入，改善医疗环境、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和完善规章制度等外，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对警医联动机制一项重要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媒体是最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政府应该引导融合移动互联网的传统媒体变成了融合媒体后，为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在面对“利益至上”“点击率至上”的残酷竞争环境里，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本着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杜绝类似“缝肛门”事件中媒体的负面影响。“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也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自由与平等的前提必须是公正的，要法治保障的，不能靠炒作、不能违反中立原则、不能误导群众，要向沟通方向引导、要确实可信、要客观公正。 2.2医院层面 毫无疑问，医院是发生暴力伤医事件的主要场所，是可以在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生素质与强化医患沟通等环节中掌握主动性的一方。医院管理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管理人员要学会用心用情用智慧把工作做细做稳做扎实。从文献看，医患纠纷中属于医院责任的有医疗过失、管理缺陷与服务态度等问题，确实有违反诊疗护理操作常规、违反临床核心制度等情况存在，个别医務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与医院要求不匹配，缺乏敬业精神。 医院管理方面，有对外和对内两方面的工作。对外工作就是要协助政府做好分级分类工作，说清楚本单位是“大医院”还是“小医院”、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医院”，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样的程度适合去，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样的程度不适合去，医院的一些典型疾病的费用情况如“门槛费”等等，让患者在医院选择问题上有比较清晰的认识，确实做到“大病大医院、小病小医院、疗养到社区”。对内的工作比较复杂，首先是做好宣传工作，包括规章制度上墙、重要活动上报，导诊指示牌、咨询处与电子屏等清楚，恰如其分地介绍医院科室，恰如其分地在电子显示屏显示一些典型病例的治疗流程等;其次，要加强医疗安全管理和医疗核心制度的落实，教育好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医院的规章制度依法行医，严格按照流程照章办事，不能因为怕惹上麻烦把病人随意推脱给上一级医院，更不能为了利益大开检查单过度医疗;最后，要坚持按照“预防要先、发现要早、处置在小”的原则，健全医院医患纠纷预防处置机制与警医联动机制，对医患矛盾和纠纷实行分级预警。 对于医生，一是需要进一步抓好医务人员的各项诊疗护理常规的培训，在经费、精力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计划、有序地安排提高学位、进修、短训或专门训练，理论水平要提高、手术操作要精纯、医疗器械要掌握，着力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业务工作水平;二是落实各项质量与安全的规章制度，要按规范认真做好各项检查及诊疗处理，认真书写病历和妥善保管病历，该做的检查要做，该写的记录要及时，各种谈话记录内容要具体而完善，各种特殊治疗和特殊检查的沟通、签字要到位;三是要增强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与预警意识，提高其依法执业、依法行医的自觉性，对精神病患者或家属有精神病史、有吸毒史的患者要提升预防等级，提高预防差错的能力、对医疗事故的警觉性、对工作的责任感和处理医患纠纷的能力，养成预警预报的习惯。 强化医患沟通也是医务人员管理的一部分，但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静卧着爱德华-特鲁多医生（Edward Trudeau，1848-1915），其墓碑上刻着一段富有哲理的话“ToCure Sometimes 110 Relieve Often;ToComfortAlways”，常常翻译为“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与病人沟通，不但对病情会加深了解，对治疗也有好处。医务人员要高度重视语情、语境、语义，要特别讲究沟通技巧与语言艺术的配合，要注意行为肢体语言与环境相适应，要时刻保持冷静与清醒，多沟通多交流。前文提到的湖北省襄阳市的例子，医生给小女孩做完手术，非常顺利，感觉很高兴，所以给等在转运间外的女孩母亲做了一个“OK”的手势。但隔壁手术问的患者刚刚去世，在他们看来这是不合时宜的，后来发生了殴打事件。 2.3患者层面 这里的患者既包括现在的也包括了潜在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尽管引发暴力伤医的真实原因复杂多样，但直接原因除施暴人神志不清（精神障碍、喝酒、吸毒等）以外，归纳起来不外乎：认为医院过度检查、误诊延误病情、治疗效果不佳，存在后遗症;患者抢救无效后患方情绪激动;不服医学鉴定、不满医院收费、不满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加号、插队与提前就诊等要求无法满足等，其中经抢救无效后家属情绪激动与认为治疗效果不佳为最主要表现形式。在“互联网+”时代，患方在进入医院之前应该通过查阅资料、口头主动咨询等方式与医院沟通，对什么样的疾病适合到什么样的医院，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与费用和自身的承受能力做一个预判，有条件的情况下对治疗流程、辅助检查与医院人流量等情况进行了解，做到心中有数。有一部分患者，不管大病小病，都“到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专家”，这在一定客观上造就了三级医院人满为患，专家们疲惫不堪，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不好。 进入医院后，详细了解疾病情况、治疗过程、术后恢复、可能出现的后果等内容，在掌握充分、详细、准确的信息之后，主动选择持续治疗、转院治疗或终止治疗，不要把停止过度医疗的希望，单方面寄托在医院。医学技术与药品的高速发展确实提高了检查疾病的准确率、减轻了患者痛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长生命，但过度使用医疗技术与新药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甚至有“绑架”医学的趋势。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010年正式批准的一种肿瘤生物治疗药物，临床显示平均可延长病人寿命4.1个月，要付出的代价是付出约合30万元的人民币。我国也普遍存在着“人生最后一年甚至一个月，花掉一生80%医药费”的状况。所以盖博-维奇教授说“过度医疗要挑战它太难，支持它又太容易”。即使出现了医患纠纷，也应该先询问专家、律师与仲裁机构，对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医院承担怎样的责任，怎样解决，有清醒的认识，必要的时候选择主动报警。 3结束语 警医联动机制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对健康长寿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卫生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暴力伤医与医院的保守应对之间的对抗性博弈不会有赢家，而且患者肯定是最大的输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政府、医院与患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建立科学的、规范的、合理的与和谐的医患关系，在不断发展中提高医院医疗服务水平，改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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