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好莱坞明星制度下的中国明星：美国电影产业的全球化霸权与文化逻辑 |
| 范文 | 罗艺 【摘 要】作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美国，试图通过好莱坞电影对中国进行后殖民主义文化入侵的企图已是昭然若揭。好莱坞通过对其传统明星制度的重新建构，在影片中加入越来越多的中国明星，以期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价值观渗透，并最终实现其电影产业的全球制霸。面对这一事实，华语电影也应做出相应改变，使中国电影产业在与好莱坞的竞争中获得商业与艺术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电影；好莱坞；霸权；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4-0096-02 自21世纪以来，各国在经济、贸易、政治、文化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快。在电影产业、电影文化的语境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似乎成为了全球化战略中的主宰，我们可以看到，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而其他国家的影片却很难进入美国电影市场，或是在美国电影市场获得较大成功。在华语电影与好莱坞影片的维度内进行比较（暂且抛开像李安这样少数华人导演成功进入好莱坞的个例不谈），我们看到的是，在美国电影市场中，华语电影长久以来从无斩获，甚至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华语电影也难以做到与好莱坞电影平起平坐。尽管好莱坞电影进驻中国市场受到了种种政策上的限制，但也并未阻止其俘获无数中国狂热影迷。 好莱坞电影在中国所获得的成功对其而言是一件“一箭双雕”的事情，不仅在中国电影市场捞取了大量票房，同时对于其本国文化在中国的植入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美国试图通过电影产业在全球的制霸来进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输出战略，其为此而制定的战略与政策种类繁多，本文主要在好莱坞明星制度与中国明星的维度内进行简要分析。 近年来，在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影片中，出现了许多中国人熟悉的东方面孔，在由众多西方明星所组成的好莱坞豪华影片阵容中，中国明星的加入，似乎给中国观众带来更多的观影、审美期待。明星制度在好莱坞的电影传统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在有着更多目标追求与文化企图的今天，美国似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重构了这一传统。 一、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明星制度的延承与嬗变 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始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明星制度已然发展成为一个完整、成熟的制度体系。在早期的美国电影工业中，明星的存在，于消费结构的语境中更多为一种经济现象而非文化现象。自美国电影制片厂发现明星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后，便变本加厉加大对好莱坞演员（明星）的资本主义压榨，以及对明星的挖掘与培养，直至20世纪50年代明星制度发生变革，明星纷纷解除与制片厂的协定而成为自由人。 然而，无论明星制度发生怎样的变革，我们管窥到的是美国人对于电影产业的商业化运作。明星通过自身的娱乐特性吸引观众，观众出于对明星的关注买票来到电影院观影，“观众们熟悉的是好莱坞的明星，明星们光彩照人的公众生活为观众们瞥见梦工厂魔幻般的世界提供了途径。”[1]可以说，明星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同时来源于电影本身的内在需求和观众的社会需求。明星出演电影，既可以满足各类观众对于异于现实世界的审美和猎奇需求，又可以将制片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商品紧跟着电影，明星则是向导，教他的影迷们如何使用新产品。” [2]而对于明星而言，在好莱坞扬名则可以名利双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心怀明星梦的普通人，还是来自其他国家小有名气的演员，都来到好莱坞片场附近的酒吧、饭馆打工，一方面是维持生计；另一方面，以期某天能获得猎星公司的发现而一夜成名。 因此，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平衡”了电影公司、明星本身、观众三方之间的需求，才使得其能够一直延续至今。不论是大片场时代的秀兰·邓波儿、克拉克·盖博，还是当代的安妮·海瑟薇、汤姆·克鲁斯，好莱坞所制造的大批明星利用其自身对观众的吸引力，为美国电影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上个世纪，中国影星李小龙、成龙等人征战好莱坞，好莱坞生产了一批如《唐山大兄》《A计划》等影片。作为东方功夫的代表，二人在好莱坞的闯荡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这样的现象并非长久，很快便消失在好莱坞漫长且繁杂的明星长河中。好莱坞所拍摄的中国功夫片着实为他们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然而动机始于此，结局也始于此。当好莱坞榨干了“双龙”所能够带来的商业价值后，二人只能黯然离去。 事实上，好莱坞对于中国功夫明星的接纳，仅仅局限于对他们所具备的商业潜力的接纳，而他们作为一种代表东方文化的“符号”，想要在美国获得长期生存发展的土壤，是很难做到的。“虽然跨文化、杂态共生、本土化可能会带来不同文化的彼此转变，但这种转变常常包括相互作用的文化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实力关系。” [3] 进入21世纪，安定、和平的世界大环境催生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美国借以电影将文化的触角伸及至其他国家。因此，明星制度则可看作经济与文化的双重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好莱坞频繁在影片中加入中国明星、中国元素，院线中上映的好莱坞影片不再是清一色的美国本土影星，中国观众在满是英文对白的影片中看到熟知的中国明星，获得了一种新奇、兴奋的观影体验。 二、文化与政治的同谋：明星制度的重构 纵观近年来中国明星参演的好莱坞影片，不难发现，中国明星在影片中往往扮演着配角或者无关剧情主线的龙套角色，有些甚至是在一晃而过的摇镜头中露个脸。我们不禁要发问：中国明星的出演是否出于剧情的需要？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好莱坞此举是在讨好中国观众。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在好莱坞看来，这里有着巨大的捞金机会，在影片中加入中国明星，或者说中国元素，可以调动中国观众对于好莱坞影片的观看期待与乐趣，吸引观众来消费好莱坞电影，从而促进自身的商业收益。 在美国尚未成为全球经济、文化中心之时，好莱坞的电影产业尚未有像现在这样称霸全球的能力，他们無法接受中国文化以电影的方式在美国传播，同时他们也暂且无力将美国文化以电影的方式强力输出给中国，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几乎很难在好莱坞的明星体制下看到中国明星的长期存在。 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大与美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在其经济已经称霸全球的情况下，美国自然企图将自身的文化与价值体系包裹在本就实力强大的电影产业中，对中国进行文化入侵。“新闻和娱乐与美国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世界范围的军事、工业、交通和技术联合起来，创造并维持能保持其国家利益的现状。所有更发达的国家（‘核心国家）有运用现代传媒技术来控制生意并在全球范围内代表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观。”[4]这样一来，好莱坞电影中中国明星的频繁加入，以及其明星制度的改变，便在此语境下帮助美国对中国进行后殖民主义入侵。 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我们总是可以看到美国种族、制度优越感的体现，在有中国明星参演的影片中，好莱坞完全没有因为中国明星的参演而改变影片自身的文化价值体系内核，基本沿袭了高概念电影的创作模式，即善恶对立的二元结构与“美国人拯救世界”的故事模板。如此，我们便可看出美国电影将中国明星列入好莱坞明星制度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逻辑，即通过中国明星参与的美国文化中心论的电影，吸引更多的中国观众来影院观影，在观影过程中将美国人的价值体系潜移默化传递给中国观众，以此来实现自己文化霸權的企图。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文化逻辑中，好莱坞明星制度得以重构。 三、中国电影产业：困境中的反思与求变 全球化的趋势自然不可阻挡，面对美国借由好莱坞电影对中国进行文化入侵的事实，中国电影必然要做出积极与理智的反思与回应。尽管国家相关机构出台的政策对引入好莱坞电影进行了限制，诸如“以后每年发行进口影片的数量取决于上一年度发行放映国产影片，尤其是推荐国产影片的发行业绩，要认真贯彻执行进口影片与国产影片按比例发行的规定，积极支持国产影片的生产发行和放映。”[5]但是，进口好莱坞影片依旧对中国电影产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如今的华语电影也形成了中国的明星制度，我们看到，类似于《小时代》《何以笙箫默》这样明星云集的电影越来越多，并在中国电影市场获得了极高的票房。明星效应对电影票房的影响举足轻重，短时间内我们无法对这样的影片做出全面评判，然而，华语电影若只能起到单纯的消费、商业功用，这必然不是中国电影产业的初始目的与最终出路。 面对好莱坞文化霸权的后殖民主义企图，我们更应该提升华语电影的品质，将电影的商业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加强华语电影的国民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功用。明星制度在电影票房中的作用无需多言，电影公司在拍摄影片时选用大量明星的行为也无可厚非，然而中国电影产业若想获得长远且多向的发展，不应只将眼光放在眼前的商业利益上，而是在与好莱坞的竞争中，寻求华语电影的独特优势，形成适用于中国的明星与电影制度体系。 四、结语 在拥有着多样化选择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成为了我们不愿却也不得不接受的事实。面对包括好莱坞在内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每一个中国电影人，每一个中国观众都不应坐以待毙。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像《老炮儿》《湄公河行动》这样既叫好又叫座的优秀电影。中国明星并非要在好莱坞明星制度下才能发光发亮，中国电影文化也并非靠排挤外国电影才可获得发展。 参考文献： [1][2]理查德·麦特白.好莱坞电影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129+135. [3][4]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 一个全球性的途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42+66. [5]何春耕.中国电影产业与政策发展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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