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来源于生活的众生相 |
范文 | 王晓恒 【摘 要】人物是剧本的行动主体,也是故事展开的施行者,在戏剧创作中具有首要的地位和作用。吉剧剧本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经典人物形象,大致可划分为“清官”形象、英雄形象、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和各种恶势力的代表几大类。剧作家运用善恶二元对立模式塑造人物,具有反映、指导和警示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吉剧;剧本文学;人物类型 中图分类号:J825 ? ? 文献标志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19-0004-03 人物是戏剧的行动主体,典型人物的塑造是剧作家创作的着力点。经典的吉剧作品会塑造出让观众印象深刻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构成了不同的人物形象类型,对现实生活有着重要的反映、指导和警示意义。 一、缤纷多彩的人物画廊——吉剧人物主要类型 吉剧人物形象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着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组成了缤纷多彩的人物画廊。众多的吉剧人物形成了几大主要形象类型: (一)“清官”形象 “清官”是各类文艺作品竞相歌颂的对象,吉剧人物类型中也塑造了经典的“清官”形象。这类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为官清正、铁面无私、不畏权贵、不徇私情、主持公道、敢于同恶势力做斗争。 吉剧的“清官”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包公形象,经典的“包公”戏《包公赔情》塑造了一个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清官包拯的形象,热情歌颂了他不徇私情惩治了自己的侄子包勉;《包公赶驴》则塑造了深入民间、微服私访,为民申冤除害的清官包公形象。 根据田汉的话剧《谢瑶环》改编的吉剧电影《大唐女巡按》则塑造了一个唐代的刚直不阿、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女清官”谢瑶环的形象。 “清官”形象不仅存在于传统剧目中,在现代吉剧作品中也塑造了一些典型的“清官”形象,如吉剧《焦裕禄》就塑造了一心为民、两袖清风、不顾自身健康、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的人民公仆焦裕禄的形象,再现了焦裕禄为了人民甘愿奉献一切的崇高风范。 “清官”形象的塑造不但赞美歌颂了为国为民、刚正不阿、不畏权势,为民除害的“清官”精神,也符合人民群众渴望为民做主的“清官”的审美情感需求,因此这类人物很受观众欢迎。 (二)英雄形象 各类英雄形象形成了吉剧人物的一大系列,这些英雄形象既有观众熟知的江姐、杨靖宇等为了祖国和人民的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英雄,也有焦裕禄、黄大年等在祖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默默耕耘的时代楷模,还有大布苏、梅花仙子这样的为了群体的利益甘于牺牲自我的英雄形象。 吉剧《江姐》中的主人公是观众熟悉的抗日女英雄形象,全国解放前夕,地下党员江雪琴(江姐)抑制住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而投入到对敌斗争中,不幸被捕入狱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誘,江姐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慷慨高歌,英勇就义。 吉剧《山魂》再现了以杨靖宇为代表的抗联战士与东北人民在长白山区的抗战经历与生活。塑造了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联战士的英雄形象,讴歌了为民族自由、为捍卫这片土地而战的民族英雄们,唱响了一曲英雄赞歌。 吉剧《皇家鹿苑》讲述的是“皇家鹿苑”第二代掌门人赵振山为抵抗日寇抢夺梅花鹿,英明果敢,打开鹿圈,放鹿归山的抗日故事。塑造了一个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勇于牺牲自我、同日寇进行坚决斗争的抗日英雄形象。 吉剧《黄大年》根据真实的人事创作而成,生动塑造了一个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人民教师黄大年的英雄形象。 吉剧《大布苏》取材于满族的民间传说,歌颂的是九王子大布苏和梅花仙子赶走天车,还百姓泉水而献出生命的英雄主义精神。 各类英雄形象的塑造讴歌了为了人民自由、民族解放而甘愿牺牲自我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求名利、默默耕耘的奉献精神和甘于牺牲自我的集体主义精神。以艺术的形式在观众的心中树立起英雄主义的伟大形象,鼓舞人们奋进、陶冶人们情操。 (三)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 女性形象在吉剧人物形象中人数众多,性格殊异,几类典型女性形象性格鲜明、特征突出。 第一类,具有反抗性的女性形象。中国女性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束缚和压迫,其反抗性也更强。女性的反抗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不断被演绎,同时也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反抗的典型。 反抗封建权势、封建思想是女性反抗的主要内容,吉剧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反抗者大多属于这一类。反抗封建权势的压迫、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是这类女性形象的共性特征。吉剧经典《桃李梅》中就塑造了四位具有反抗性的女性形象:封氏和袁家三姐妹玉桃、玉李和玉梅。她们与以黄州府总兵方亨行为首的恶霸势力之间的斗智斗勇,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赞美了以袁玉梅为代表的袁家姐妹的聪明才智和勇敢斗争的精神。吉剧《蓝河怨》中塑造了为追求自由誓死抗争的蓝瑞莲形象。改编自曹雪芹《红楼梦》的吉剧《晴雯传》则塑造了一个“天真无邪,口角锋芒,心地质朴,聪明中包含着幼稚,不掩不藏的爆炭般的脾气和反抗精神”[1]的少女晴雯形象,她虽身处奴隶地位,但奋力抗争、追求个性自由和人的尊严,“她堂堂正正,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是要保持一个自由人的起码天性。”[2]这是一个充满强烈反抗意识的悲剧女性形象。谢瑶环则是反抗封建权贵的典型。 现代吉剧《二大妈探病》中泼辣伶俐的农村少女兰香,为追求爱情自由,反抗嫌贫爱富的母亲而装病不起。最终在热心的二大妈的帮助下说服了母亲,取得了抗争的胜利。 江姐和《雨夜送粮》中的金嫂等女性形象则是为争取民族解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典型。 第二类,心地善良、胸怀大爱的女性形象。这类女性形象是真、善、美的象征,寄予着作者对美好人情、人性的赞美。 吉剧《三放参姑娘》讲述的是淳朴善良的挖参人那瓜三次放走了即将成仙的参姑娘,参姑娘回报那瓜嫁给他为妻的浪漫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个美丽善良、知恩图报的参姑娘形象。取材于神话故事的吉剧《狼妻》塑造了一个为父报恩下嫁木阿杨的善良的狼小芳(狼神)的形象。吉剧《生母养母》通过对乡村教师方桂茹形象的塑造,诠释了母爱这一主题及在小人物身上体现出的真、善、美的美好品德。吉剧《宝贝回家》以当下百姓真实的生活为题材,赞美了主人公李宝佳的大爱和智慧,弘扬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互敬互爱的传统美德。吉剧《蒲公英》刻画了新时代医疗战线上杰出的医务工作者孟欣不计前嫌、心怀大爱救助病患的故事。体现了医务工作者的高尚医德,赞美了他们的职业操守和大爱之美。 第三类,贪慕虚荣、嫌贫爱富的女性形象。与以上两类正面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吉剧剧本中还塑造了一类爱慕虚荣、嫌贫爱富、好吃懒做的反面女性形象。这类形象的典型代表是根据二人转传统剧目改编的《新马前泼水》中的崔氏。她嫌朱买臣家境贫寒,逼他写下休书,净身出户。随后改嫁给了六十多岁有钱的盲人杨百万,后来她又勾结无业游民常二狗,败尽杨百万的家财。三年后,朱买臣得官回来,崔氏羞愧难当,退出红尘,遁迹庵堂。 (四)各种恶势力的代表 在吉剧人物中,一大批反面形象构成了各种类型的恶势力的代表。其中既有横行霸道的封建地主,如《蓝河怨》中强抢民女、逼死蓝瑞莲、魏奎元的地主周刁民、周玉景母子;也有为所欲为的贪官酷吏,如《桃李梅》中强娶袁玉李的黄州府总兵方亨行、《大唐女巡按》中无恶不作、无法无天的武三思、武宏父子;还有一批围绕着这些封建权势的帮凶们以及各种奸佞小人。 以上归纳的是吉剧人物的主要类型,此外还有一些胆小怕事但心存善念之人、由恶转善之人等的人物类型,这些人物与上文所论的这几大人物类型一起构成了缤纷多彩的吉剧人物画廊。 二、善恶二元对立的人物塑造模式:吉剧人物的塑造方法 从吉剧人物类型分析可见,吉剧人物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或好或坏,或善或恶。这种二元对立的人物类型模式的形成正是源于人物塑造的善恶二元对立模式。吉剧剧本的主题往往是惩恶扬善、弘扬真善美、充满正能量以及质朴的民间情怀的。要完成这一主题的传达,人物设置就要具有鲜明的善恶倾向。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的时空舞台上清晰明确地表达出剧作的主题思想。于是,善恶二元对立的人物塑造模式就成了吉剧人物塑造的主要方法。 以吉剧经典剧目《蓝河怨》《桃李梅》《大唐女巡按》为例,其人物塑造明显使用的是善恶二元对立模式:善(蓝瑞莲、魏奎元)VS恶(周家母子);善(封氏、袁玉梅)VS恶(方亨行、方寿);善(谢瑶环、苏鸾仙)VS恶(武三思、来俊臣等)。善恶两类形象清晰鲜明地传达出剧作家惩恶扬善的创作主旨,使观众在观赏的过程中能够形成明确的价值判断,产生强烈的情感倾向,达到祛恶扬善的艺术效果。 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在吉剧人物塑造中被广泛使用,即使一些没有设置善恶对立的作品中,也会以惩恶或扬善为创作主旨,反映某一方面的内容。如《包公赔情》赞扬的是包公铁面无私、不徇私情、为民除害的凛然正气和其嫂王凤英深明大义的宽广胸怀;《三放参姑娘》赞美的是那瓜的淳朴善良和参姑娘的知恩图报的人性美。其艺术效果仍然是让观众在真、善、美的感受中自然地产生与恶的对立心理。 三、反映现实、指导生活:吉剧人物的现实意义 艺术来源于生活,目的是反映生活,对现实生活起到指导和警示的作用。吉剧人物虽因题材限制有一部分来源于古代生活、文学作品和神话传说,但是人物塑造过程中剧作家的审美选择和价值判断却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对现实具有一定的指导和警示意义。 第一,源于现实、反映现实。这是所有文艺创作的共有特征,吉剧也不例外。同时又因戏曲艺术舞台表演的时效性,吉剧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往往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是现实生活中某类人的真实反映。如《雨夜送粮》中塑造的就是积极帮助东北抗联的抗日群众金嫂和金小明的形象;《春回大地》则通过地委王书记及其女儿王娟、女婿赵福民形象的塑造,真实地反映了“文革”结束初期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倾向。《站醒台》塑造了带领乡亲们养鹿致富的关雅梅、关雅丽姐妹形象,反映了农民创业致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宝贝回家》中的李宝佳形象则是以“宝贝回家”创建者张宝艳为原型塑造的。现代吉剧《蒲公英》根据真人真事改编,重点刻画了新时代医疗战线上杰出的医务工作者孟欣形象。《焦裕禄》《黄大年》等吉剧作品则是直接对生活中真实人物的艺术塑造。 第二,影射现实,具有指导和警示意义。吉剧人物以其鲜活生动的形象感染人、影射生活。真善美的人物類型指导人们向善向美,假恶丑的人物类型警示人们引以为戒,反省自身。这既是吉剧艺术的价值所在,也是创作者的创作目的。正如《大唐女巡按》的创作者所说:“这部作品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在于剑指腐败。”“我们希望广大的观众在看过这部电影以后,能够以史为镜、以人为镜,思考现实问题,并从中获得启迪。”[3]的确,《大唐女巡按》虽是一部古代题材的作品,但在女“清官”谢瑶环、横行霸道的武三思父子等贪官酷吏身上,却直指当下社会的社会腐败问题,对很多人具有借鉴和警示意义。 吉剧艺术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她对现实的反映、指导和警示,其中人物形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吉剧经典形象历经多年仍熠熠生辉、放射着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2]田野.风流灵巧招人怨——散论《晴雯传》的艺术思维[A].王木箫.吉剧集成·论文卷2[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474.475. [3]韩志君、韩志晨.振兴吉剧正当时——吉剧戏曲电影《大唐女巡按》编导札记[N].吉林日报,2015-07-28(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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