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谢飞电影风格与社会文化背景分析 |
| 范文 | 李婷 摘要：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谢飞第一次独立执导的知青上山下乡题材影片《我们的田野》（1983年）公映。七年后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谢飞着眼于新时代背景下迷茫的一代，拍摄出以城市青年为主的电影作品《本命年》（1990年）。从关注与时代同呼吸、共存亡的人物群像，转眼于描绘底层小人物的悲惨宿命，本文就两部电影在选材、人物形象和主题指向所受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进行论述。 关键词：谢飞影片；特殊时期；社会风貌；第五代导演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11-0126-01 一、电影选材与中国社会特殊时期的特定背景 《我们的田野》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知青上山下乡的故事，刻画了五个性格迥异的青年形象，用他们的经历为同样拥有十年浩劫与知青运动情节的人重拾回忆。影片将这群青年人的理想、挣扎、执着与选择全部寄情于北大荒的壮丽景色之中，这片土地承载了知青们的青春记忆，是上山下乡参与者精神世界的物化体现与精神象征，是对知青运动那段历史的证明，也是谢飞导演为丰富影片内容有意营造的视觉形象，对影片叙事与立意表达起到一种侧面烘托作用。 据统计，1966-1978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一次倒退期。文化大革命导致了经济建设的倒退，同时也阻碍了城市化进程。这一时期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大量的城镇人口流向农村，一系列违反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做法中断了城市化进程，1978年城市化水平由1957年的15.4%下降到12.5%。所以影片《我们的田野》的题材选择与影片中关于北大荒自然风光的镜头表述，不乏是导演对于刚刚过去的知青运动的回顾和留恋，也是对城市化发展的反思。 而影片《本命年》讲述了改革开放后城市青年李慧泉刑满释放回归社会生活的故事，李慧泉出狱后的遭遇，都在城市环境中一一呈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大大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与心理状态得到电影人的关注。在影片《本命年》中，导演将真实的城市场景搬上荧幕——白天的街道人流熙攘，小商小贩如雨后春笋塞满了整条街道：午夜时分，放映着外国情色片的影院上空弥漫着浓烈的欲望气息……而正当年的李慧泉却顶着罪犯、孤儿的头衔，在这个城市中显得格格不入。他试图带着满满的善意重新建立他者认知与自我塑造，却仍在冰冷的冬夜被这城市的无尽黑暗所吞噬。影片里的“城市”，被塑造成李慧泉的对立面，就像影片中所有在有意或无意中将李慧泉“抛弃”的角色一样，“城市”是一个被赋予了残酷、冰冷与欲念的存在，“在《本命年》中，城市已不再仅仅作为环境和背景，而是作为一个影像化的，包含着哲学意组和语义张力的角色出现在影片之中。 从《我们的田野》中对作为叙事背景的北大荒自然风光的单纯表述，到《本命年》中对于城市形象的着重刻画，这种转变似乎不只是导演个人喜好的选择，还显现出处于中国社会特殊时期的特定背景下的现实生活对于电影导演题材选择的影响与限制。 二、人物形象与社会风貌的转变 在《我们的田野》中，导演刻画了五个性格鲜明迥异的青年人形象，他们响应国家号召，从北京来到黑龙江垦荒兵团参加上山下乡运动。五人虽然偶发矛盾，但彼此扶持鼓励，共同参与了这一场大规模的知青运动。知青运动是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之一，据统计全国有1700万余人参与了这场运动，所以对于一代人来说，知青运动是群体性的集体记忆。影片的副导演兼编剧潘渊亮曾说，这个剧本就起源于他对北大荒兵团生活的回忆，当剧本的设想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潘渊亮当过知青的同学的讨论，而这个剧本就诞生在他们宿舍里每晚的“神聊”中。有研究者将知青群体的集体记忆主题总结为“苦难、光荣、反思”三个方面，而导演拍摄《我们的田野》，就是对知青集体记忆的呈现和记录，也有自身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情怀使然。谢飞表示，“在银幕上最大限度地、逼真地再现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与人物风貌，是我们创作的主要追求”。 电影《本命年》同样是刻画城市青年形象，李慧泉却是繁华城市中形单影只的一人。他生性善良仗义，出狱后努力融入社会生活却一次又一次被现实“抛弃”，他骨子里的倔强最终也没能抗争得过宿命。李慧泉代表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在改革开放后站在社会发展进程的节点上举步维艰，导致对于某种人物或精神的盲目崇拜。谢飞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在1987年他从美国访学归国后发现国内变化很大，道德水准下降，价值观念滑坡，社会上出现了种种怪现象。他认为是十年文革摧毁了民众的信仰和价值标准，又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新旧体制交替带来了矛盾，必然会出现民众精神层面的迷惘与空虚。所以他秉持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将以李慧泉为代表的中国“迷茫的一代”通过影像进行书写，表达了对“重建理想，重建全新的富有凝聚力的名族精神的呼唤”。 综上所述，两部影片均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一群体或者个人影像化的表述。区别在于，《我们的田野》是谢飞导演对于知青集体记忆的书写，是一种带有主观意识的、个人情怀的记录；而《本命年》则抒发了导演对于现实社会的焦虑，是对社会发展的反思。 三、主题指向与第五代导演的兴起 《我们的田野》的价值选择主要体现在主人公陈希南重返北大荒的决定中。“‘文革之后，尽管他们意识到蒙昧受骗，并遭遇人生惨痛，但是，他们仍然深怀着对新中国的执著信念和美好情感，没有丢弃童年时代就深扎在他们心中的美好理想”。知青们怀念北大荒生活给予自己的荣誉感与使命感，但同时也惧怕再次经历背井离乡的苦楚，李希南重返北大荒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在精神层面上对于“共和国情怀”共同的价值追求。 作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同样经历了知青运动的谢飞将其强烈的主体意识与社会责任感融入到影片中，而这种“以‘情绪而不是以‘事件或‘理念来结构影片，已经作为一代导演的标志，为电影观众和第四代导演自身所认识”。 《本命年》的价值选择，则体现在李慧泉最终死于非命的结局中。李慧泉的死，给社会变革中“迷惘”一代青年以怜悯与警示，并通過李慧泉之死激发社会对于现阶段发展的反思。影片拍摄期间正是第五代导演兴起之时，他们的作品大多着眼于对冷酷人生的反思，对人性的深刻解构，寓意性强烈，被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真正叛逆的一代。而《本命年》改编自刘恒的小说《黑的雪》，据谢飞回忆，当时刘恒的年纪与第五代导演的年纪相当，所以曾有报道将《本命年》称之为“极具‘第五代风格的‘第四代作品”。而谢飞本人也表示“各代有各代的优势和弱点，每一代都应该清醒地认识自身，在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基础上，虚心学习他人所长，弥补自己的不足”，重视自我更新。这也就充分证明了影片《本命年》的创作与价值取向深受第五代导演的影响。 四、结语 以《我们的田野》、《本命年》两部电影为例，将谢飞导演的电影风格与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分析，试图寻找二者的相关性，有利于探究社会文化背景对于电影创作的影像，同时也对导演创作意图的挖掘与展开提供素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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