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儒道释影响下的中国书法 |
| 范文 | 刘古雪 摘 要：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作为绘画类别中最抽象的一门中国艺术，融合太多难以言尽的审美精神内涵，尤其是在宗教领域。此文本欲在儒、道、释三教方面分别为线索阐述，只因在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自的发展，三教融合愈加紧密，难以将其单独而论，故只得于书法发展史为脉络作简要梳理。 关键词：儒、道、释；中国书法；艺术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21-0104-01 从汉末到隋灭陈统一，魏晋南北朝历时约四百年，这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而在此之前，儒学作为影响中国文人最早的一门宗教学说，在无形中早已融入文人的血液。总的概括，儒家追求道德人格，以修德有为、献身社会并最终成全道德人生为最高目的，因此儒家审美气象重气势，以雄浑高古苍劲为尚，代表意象如龙、如松、如山，这也是儒学一直作为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原因。 儒學弟子多为士，而士族在此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中起到关键的引领作用。孔子在传授儒教时认识到道德精神为诚，而后扩充即为“仁”。而在魏晋之前，由于统治者崇儒的影响，原儒精神于士人中已根深蒂固。孔子的“仁”及其提出的“中庸之道”对后世及整个书法发展史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孔子早有断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狂者有所不为也。”儒家对中庸的提出及对“中”的价值理想的把握和坚持，完全来源于道德主体内在良知自觉，因而拥有一种自发自由、非可摇夺的内在人格力量。在对儒学认识的基础上再看魏晋的书法审美精神发展。在原儒学思想的人性底蕴和自由精神及儒家人格气象及其涵养下的审美精神基础上我们便可以人的内在自由角度剖析传统艺术真谛。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在动荡不定的政治生涯中，生活与生命尚无保障，自然不再注重用于入仕进取的儒家经书，并且出于时代需要的举士政策，显然也使儒家那套强调德性的思想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羁绊。在这种背景下加之儒生本身修身的内在自由，从汉末士大夫藏否人物，品题高下中生发出来新的意识形态——替代了繁琐的经学，成为魏晋时代思想界的主流。随后士大夫们又以老庄思想为本的“玄学”对儒学进行改造，使“玄学”有了更广泛的“市场”。随政治局面再度发生的变化，士大夫文人中出现大批“竹林七贤”式的玄学家。玄学清淡尽管反应了当时士大夫文人逃避现实、颓废出世的倾向，但却从意识形态上对儒家的僵死教条洽予巨大的冲击，并促使人的本性得以解放。 至西晋时代，玄学进一步渗进了道家色彩，代表人物向秀和郭象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提倡“圣人虽在庙堂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这种玄学理论明显展示出儒道合璧，因而得到门阀士族中更多士大夫文人的欢迎，也恰如《晋书.向秀传》所云：“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这也应了宗白华先生对晋人书风的美学特征精辟的分析：“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 魏晋时期书法艺术在具有道教色彩的玄学影响下，到家开始正式向士族渗透，正如葛洪提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这种道儒合一的思想也为道教在士族阶层中传播打开方便之门。至东晋时代，士族信仰道教的文人剧增“书圣”王羲之一门便是其突出代表。王羲之与他的子孙这些士族中的书法家均事道教。此外如东晋著名道士杨羲，梁代著名道教代表人物茅山道士陶弘景等，却是这一时期著名书家。王羲之且留下了本身为道家经典的《乐毅论》、《道德经》、《黄庭坚》等。由于道家在智慧人格的基础上更表现为追求审美人格，以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获得个体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为最高目的，实际上成全了富于心灵想象力的审美人生，故道家的审美气象尚气韵，以冲淡朴素飘逸为高，因而在清淡玄学氛围中生活的魏晋南朝时期的书家受到道家思想影响是很自然的，由此思想影响下的书家所作书迹定是不同凡响。 在此环境下，“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最适宜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的电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潇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道家渗透的同时，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同样吸引了众多门阀士族，并开始注意以儒道解释儒家经义。东晋时王、庾等门阀士族多为佛教的支持者，如王羲之、顾恺之、许询、戴逵、谢灵运、孙绰等都曾向高僧问学，甚至执弟子礼。因而佛经的内容也渗入其中。在传播佛法中，高僧也注重利用书法弘扬佛法的作用。东晋众多高僧均善书法，其中之遁“养马放鹤，优游山水，善草隶，文翰冠世。”于道邃：“善药方，美书扎、洞谙殊俗，尤巧谈论。”昙瑶则“善《净名》、《十住》及《庄》、《老》，又工草隶。”他们俨然与道家风采相近，可窥当时儒、道、释三教的最初融合，并相见这些高僧的书风。正是随佛教的融入，以书法作佛事自此后世从未绝响，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邹县四山刻经摩崖等。 于分析魏晋南北朝三教最初融合的基础上，继续沿历史足迹探寻后世书家的书法审美精神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在儒、道、释三教不断融合并且于不同时期各占主导的相较中，碑学从帖学的反省和突破中生长出来，是书法艺术审美精神的又一次转折，并且是书法艺术发展到新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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