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王铎与戴明说诗书交游 |
| 范文 | 鲁建波 摘要：王铎是明末清初著名的书法家，入清后，身居高位但无实权，索性颓然自放。历史上戴明说曾以诗、书、画闻名，尤精山水画，顺治年间两人同时在朝为官，年龄相差十六岁，书信往来极为频繁，具体往来的事迹则鲜为人知。本文通过史料记载和二人现存世作品来深入剖析他们的情谊，丰富二人在历史中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王铎;戴明说;交游 中图分类号：J2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24-0009-03 一、王铎与戴明说生平经历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号篙樵、河南孟津人，明末降清，以诗书闻名。明天启中进士，崇祯十六年任东阁大学士，官至礼部尚书（未赴任），在南明弘光政权中官至大学士，清入关后降清，曾任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清顺治五年（1652年）病逝，享年61岁，溢号“文安”。 戴明说（1609-1686年），字道默，号岩荦，道号定园，晚年自号铁帚、行一。河北沧州人，天启七年（1627年）举人，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入清后，官至户部尚书。顺治元年任兵科都给事中，与王铎是至交好友，以诗、书、画闻名于世，所画墨竹得吴镇法，尤精山水。清世宗曾赐予银质巨章“米芾、画禅，烟峦如觌，明说克传，图章御赐”。 二人除同在明朝为官，随后降清的经历外，又都有另一段相似的政治经历。王铎曾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任次辅，心中确实有中兴之业，他所拟奏章非常之多，涉及到各个方面问题，但其艰辛“如哑人吞黄蘖，最苦之味，填在心区”。王铎为保全南京城民众的安危，选择投降清廷，在历史大潮流下承担起家国民生的责任，却没有得到下一任王朝的信任。 戴明说崇祯七年（1634年）在分守汝南道时，李自成攻克北京，戴明说投降，顺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败，逃出北京，戴明说回到原籍。 据《中国人名大辞典》所载：“李自成陷京师，明说从贼。”这里笔者并不认同戴明说“从贼”的说法，晚明时期世人皆知国家极其腐朽，民众涂炭。可以说，戴明说投于李自成马下、清人招降又再次入朝，都是实现自己为官之志的一种选择。二人都拥有着相似的为官经历，都曾以为在新的权力中心，会施展自己的抱复，但在现实中事已愿违。王铎六十岁时选择隐退，戴明说晚年“为忌者所劾落职”，才有归隐之意，拜孙奇逢门下潜心作画。 二、王铎与戴明说交游 顺治元年（1644年）时戴明说入清为官，据《清史列传》七十九卷砺式臣传》记载戴明说：“本朝顺治元年六月……荐起原官。”此时二人并未相见。 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十五日王铎在南京降清，同年九月，随多铎赶赴北京，十月到达北京，据翻青世祖实录》卷二十二记载：“癸巳（JIM治二年），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班师还京，……投诚诸官亦行礼分坐赐茶毕，还宫。”由此，王铎再次与戴明说同在朝中为官，但此时二人相识已有十余年。根据顺治四年（1647年），王铎为戴明说《定园诗集》所作序言内容可推断出，《定园诗集》王铎序：“道默（戴明说）与予交者十余年矣，贫见其字又见其画。”由此序得知王铎与戴明说在明朝为官时就已相识，但较为可惜的是，在顺治元年（1644年）之前并没有找到二人往来的书信诗稿，极有可能王铎在赴京上任之前，将在明朝为官时所作诗书焚烧。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王铎为戴明说作《岩荦百乳端砚铭》，在钊以山园选集》铭卷一有记载：“丙戌正月王铎铭曰：……”此时王铎刚入职不久就与戴明说有文人往来，这不禁使人猜测以前二人就交情不浅。 顺治三年（1646年）三月，王铎与戴明说往来书信渐多，内容涉及的方面也不断增多，王铎就平日所用纸张的感受与戴明说进行了分享，王铎言：“此纸酱色黯然，不发墨华，难以快不律也。求其快者，则惟宣德之洁白乎？宣德亦有数种，勿用红紫青蓝，了无纸德，譬之委骭楼背，貌亦不善也。夕，宣德纸自明代宣德年间产生以来，便成为朝中贡纸，十分名贵。此纸“非书画所需，仅可装褫耳。”王铎对宣德纸的评价，主要是为朋友作大字用纸进行推荐，通过自己用纸的经验向戴明说阐释了纸性会产生的问题，可谓是细心非常。 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王铎为戴明说作《临阁帖卷》，此卷卷尾有题跋：“丙戌夏孟雨荠，时和作诗二首，誦左传廿七页，同九舅碧云披观书史，时岩荦戴先生过我茅舍，以良纸求书，为之摩古，以见字学匪师心强回笔端也。”由落款描述的情景可知，当时正直盛夏，雨后“时和，咋诗两首，王铎又与其九舅碧云讨论《左传》观书史，雅致正浓，可见王铎并未邀请戴明说，戴不请自来，证明了两人关系极好。且戴明说是带着良纸而来，上文王铎向戴明说抱怨纸色“黯然”，这里称此纸为“良纸”，自是符合王铎的心意，二人之间已有相默契的情谊。戴明说此行正是向王铎索书学习古人笔法，在“纸墨相发”的情形下，又正值“时合气润”，自然能收获王铎精心之作《临阁帖卷》。 顺治四年（1647年）六月，王铎为戴明说《竹石图》题字，内容为“笔势棱增，殊自孤高。”仅八字简炼涵丰，自是王铎对戴明说画作艺术水平的肯定，另笔者认为这其中同样包涵王铎对戴明说内心世界的解读，二人皆为降臣，在朝中共鸣强烈，虽名节已亏，寄人篱下，但绝不作奸佞小人，坚守清白。同年八月，王铎为戴明说诗《定园诗集》作序，《定园诗集》王铎序：“道默与予交者十余年矣，贫见其字，又见其画。后居同巷，又见其诗。……吾于道默之诗大有期也，字画小道，且不精不大不尊。”E铎对其诗文评价极高，可以说二人在诗文上可互相借鉴学习，书法上王铎是戴明说的前辈。如果仅是通过上文向王铎索书不足证明的话，那么在下面王铎自述中也能得到印证。 顺治五年（1648年），王铎在《草书诗卷》中写道：“文阳有孝德，爱予书，苦，勉焉应之。”古人笔下多谦训，但通过王铎自述，戴明说“爱予书”，那么戴氏应是十分认可王铎作字，并且毫不掩饰地想向其学习笔法。那么在华无佳笔”的条件下，王铎也是慷慨赠书，只不过稍露羞赮之色。王铎在另外一封回给戴明说的信中，也提到用“极不堪之管”而作书。通过上面两则材料，更加证实了戴明说平日经常向王铎索书和学习。 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十五日，王铎又为戴明说《定园诗集》作序，序言后署邢戊子二月十五日。”这里序的内容与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内容相同，应当是一序而两用。 短短几年来，二人之间的的文字来往愈发深刻，对书画的讨论更加直抒胸臆。信札往来收录在王铎侧以山园帖》中较多，其中第八卷《题韩藩画册》写道：“画寂寂无余情，如倪云林一流，虽略有淡致，不免枯干，尩赢病夫，奄奄气息，即谓之轻秀，薄弱甚矣，大家弗然。玛之番话对画作进行了笔法、风格的批判，且先不说评价地是否到位，古代能观赏到前人画作的真迹，已实属不易，王铎没有因其稀有而违心褒扬，回信中直言自己的体会。王铎作画师法‘荆关”魄力沉雄，自然不喜欢倪瓒等绰约之姿。在待人真诚方面，戴明说与王铎无二，据陈遇尧在《前户部尚书定园戴公传今中称：“公伟略渊识，直口朴心……逮栖心濂洛，藏名丘壑，忍人所难平，……二十年来，其澡身浴德、克已讼愆者日有孳孳，毙而后已。”从陈遇尧笔下可知，戴明说学识渊博，为人交谈更遵从自已内心真实的想法。可见他也同王铎一般表里一致，二人脾气秉性相投，作事作人与德共进。王铎与戴明说交谈内容不光限于书画作品的评判，包括日常生活状态都进行了分享，在《拟山园帖》卷七中，王铎与戴明说往来信札云：“炬前含饭裁奉，急于看帖，如饮食性命。”王铎平日刻苦之状溢于言表。 顺治七年（1651年）春，王铎曾与戴明说在信中抱怨赴宴请的无趣无奈，确实王铎这年三月留有诗作《庚寅三月报国寺西院看花同同馆诸君子》，其中有诗云：“嘉才逢时有令颜，不受指拨生懊恼。”王铎由信札表达的真实想法较为可信，这句诗在此多有违心而作的嫌疑。可见迫于外界压力，书写一些宴请之作，也在情理之中。在另一封与戴明说的信札中，王铎也描述过自己的应付之作>（（行书致戴明说说札》：“俚文命誉出求教，草字蛇蚓涂注，不堪纳绎，然勉搜枯腹应求者，扣门摧声如豹，安得有古文之乎？”非知音者求书，于王铎而言更多无佳作。此札下文还写道：“知音寡耦，亦何益哉？”，王铎再次与戴明说表达佳音难觅，自己无论在朝中还是在生活中常一人“寡耕”。戴明说对“寡耦”一事，也有相同的感受，在其《定园诗集》中《同王觉斯夜坐》有诗云：“为留老友看山色，且撤残灯领月明……海棠开尽黄鹂少，不敢中原问耦耕。”已是深夜，二人彻灯看山色夜谈的举动，已超越风雅，推断交谈内容可能多为心底平日不敢言说的话。二人除却对方想再寻“祸耕竺之友，多有困难，由此可见双方感情已超越了日常文人往来，交谈内容往往吐露着内心的真实想法。 顺治八年（1651年）在王铎辞官回乡之前，两人往来都十分频繁。在王铎受命祭告华山前，作诗《喜出京》：“侥得出京甸，飘然寄远纵。”可看出王铎时下已有归隐之意。其实早在顺治二年，王铎一直都有归隐之意，在翻阅王铎顺治元年后的作品，尤其是行草书立轴与长卷作品，内容大多是与朋友往来的赠诗，并且此阶段跋古人名书字画数量较多，顺治三年一年之内跋古人书画就达十二幅，王鑨《红药坛七言律》卷五《哭觉思长兄》称：“社稷存时曾恸哭，乾坤劫后已虚无。”张彦缙在《依水园后集》卷二《王觉斯先生传今中也曾写道：“先生从军麾人都，天子拜官如旧，时年五十四矣。先生欷歔泣下曰：吾之壮也，且幽折三十年，志未明，今老矣，不能报恩。于是顾诸子勉以宣力事圣朝，自是颓然自放……”以上均印证了王铎《喜出京》中想归隐的真实想法。遂王铎临别前向戴明说急索诗与画，戴明说在《定园诗集文集》之《遥哭王觉斯尚书四首有序》中写道：祭告秦蜀之役，先生急索余画及俚诗为别，“天妒化尖惊盗寇，人从峨顶谢霜花”。由此诗中可知，二人在临别之际确实有索画之事。其中，“急”字也反映出王铎深知此次分别难于世上相见。戴明说在另一首五言律诗幻差王觉斯大宗伯祭告秦蜀之行二首》中写道：“岂远股肱去，爱崇礼乐司。雍凉连鬼分，星日护龙旗。民隐兵烽后，阴官报退思。”戴明说对王铎祭告之行，多是对其路途平安顺利的一种祈祷，此时王铎已过花甲，戴明说却刚过不惑，正值当年，自然想不到是最后一别。祭告之行途中风雨使王铎“白头返故乡”。 顺治八年（1652年）冬，王铎由蜀归家后“抱病服药”，于孟津城内魂归故里，戴明说闻讯沉痛思友，在《定园诗集》之《寄王籍茅书》言：“不佞旧奉尊大人书画教，继复以俚什见之前长安忧悄中……”又在五言律诗《新郑过友园》中写道：“昔觉斯先生曾聚饮，书大草数十幅。”至今想来，王铎酒后书写几十幅作品数量也让人吃惊。曾经王铎有“用字换官”的机会，明未灭时，魏忠贤让心腹求其字十幅，王铎介掷其绢于地”。王铎是看重朋友之人，在其眼里朋友间的情致远大于“求官”。此诗中戴明说还写道‘尚书今不见，雪夜怅良逢”也表达了他尤念以前光景，同时，也能感到他对朋友去世难以释怀，想念非常地感情，对王铎才华的陨世心中也很是痛惜。 三、王铎与戴明说书法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戴明说的大幅立轴行草书的风格与王铎十分相似，例如两人的存世作品《临家侄帖》。《家侄帖》原是唐褚遂良的行书刻帖作品，王铎于顺治五年（1648年）作《临家侄帖》，高202.5厘米，宽51.2厘米，纵向正文共三行，落款小字一行。戴明说康熙十二年（1673年）作《临家侄帖》，尺高269厘米，寬51.5厘米。 两人在风格处理上基本相同。章法上，王铎的轴线摆动较为强烈，字形取势无固定方向，使得章法烂漫丰富;字法上，单字结构开合较大，单字内笔画粗细变化大;整幅过半数字体采用草法，增强了行气上下的通畅性。对于戴明说的作品，观赏者能清楚感受到他对王铎进行了章法学习。章法上，字大小错落明显，但模仿效果不佳，轴线整体趋于平淡。笔法上，笔画通常前粗后细，且字内粗细变化明显，笔画间的连带拐点明显，较大的捺画与折画通常内掖处理，以上几点倒是与王铎谋和较多。戴明说对王铎字法的模仿，与章法、笔法的模仿作比较，会使观书者认为二人风格更加相近。原因一是字形取势幅度大，基本通篇右上取势;二是王铎经常处理的字形，基本是直搬套用，如“食”“清”“斋”“遂”等。 王铎临帖时会随其喜好节临内容，其《临家侄帖》便是从原帖中间“一时清斋”开始，后面还有省去原帖中的整句话，使文章通读性降低。戴明说的《临家侄帖》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其中不乏错字，如将“卅”写成“世”，有可能是在与王铎书信来往时受其影响。他们将文句不通的临作赠予朋友，说明本人并不看重作品的实际内容，往往侧重的是书法本身，尺幅的完整性、字形结构的美观、古人笔法的获得。 由于王铎、戴明说的贰臣身份，所以在历史中的地位并不高，尤其戴明说所存史料不多，但其书画造诣是值得肯定的，王铎曾评价他“博大奇奥，不让古人。”恢复戴明说作品在历史中的地位，还需要我们的努力。王铎的书法造诣在其存世时就已声名远播，朝中权贵宴请求字，但在乾隆时期归入“贰臣勺舀，书坛渐失王铎书法，对于书法传承和创新来说，都是一种损失。那么，通过目前有关王铎与戴明说的史料和作品，笔者总结二人诗书交流，整理分析后发现二人交流确实较频繁，且来往事件较有情感意义，可以看到两人之间的日常交往、人情往来、诗书讨论，丰富了两人的历史形象，深入挖掘王铎和戴明说交游的详细资料，对重现王铎平日生活状态，丰富历史人物形象，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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