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国之重典 存亡续绝 |
| 范文 | 【摘要】中国“工尺谱”是世界上发明最早的乐谱之一。20世纪以前，工尺谱是中国戏曲主要记谱方式。西方乐谱大面积传播后，工尺谱地位逐渐衰微。现仅存于各地传统音乐表演团体或个人手中，且多为传抄本，工尺谱生存状态令人堪忧。2010年，为传承保护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部艺术司、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开启《中国工尺谱集成》的编撰出版工作。在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下，目前《中国工尺谱集成》已完成10卷的编撰工作，于2017年9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文章程示该书10卷目录及编者、简介各卷部分乐谱、讲述鲜为人知的编撰过程，试说明《中国工尺谱集》在保存传统音乐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关键词】《中国工尺谱集成》；工尺谱；中国音乐史；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工尺谱集成》（10卷）内容概览 2017年9月，《中国工尺谱集成》（10卷）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文化部艺术司编辑、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董伟担任组委会主任，并为本书撰写前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民族乐团原副团长张振涛任总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李玫、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齐琨、浙江音乐学院教授林林等担任编委。[1]本次出版的10卷包括：《总论》（1卷）、《北京卷》（2卷）、《河北卷》（3卷）、《陕西卷》（2卷）、《辽宁卷》（1卷）、《江苏卷》（1卷）。[2]现将各卷目录与编者信息汇集如下： 1、《工尺谱总论》主编：张振涛；责任编辑：王红；图片编辑：刘晓辉；编务：毛景娴、王春红、史婕、石莉、吴瑞卿、杨雯、赵倩、高舒、黄程宜。 目录：第一部分：工尺谱申论 第一章 工尺谱谱字解密 第一节 工尺谱字与笙管命名（一）谱字与数字、（二）制作工序与管苗命名、（三）陈旸《乐书》记载的管名、（四）管苗命名源自方笙、圆笙、（五）谱字“工”，管名“大韵管”、“著声管”、（六）谱字“尺”，管名“后韵”、“高声管”、（七）谱字“合、六”，管名“平调管”、“平调子”、（八）谱字“四”“五”，管名“第四管”、“第五子”、（九）谱字“凡”，管名“托声管”、“大托管”、（十）第三个“托声管”、（十一）“勾”字、（十二）谱字“一、乙”，管名“头子”、“第三管”、（十三）谱字“上”，管名“中音管”、“中音子”、（十四）管苗命名、小结。 第二节 工尺谱研究简述（一）乐谱寻、（二）宋代的记载、（三）“管色”辨、（四）近代的探讨、（五）“琵琶谱”概说。 第三节 俗字谱（一）正字与俗字、（二）民间谱本中的俗字类型、（三）运用俗字的知识体系、（四）“半字谱”、“俗字谱”语源、（五）官书与私刊之间的差异、（六）解读视角、小结：立足实践，解决疑案。 第二章 节奏符号与传承方式 第一节 乐谱节奏（一）钟表与时量单位、（二）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三）拍板与节奏、（四）节奏依托——打击乐器。 第二节 传承方式（一）口传心授、（二）阿口、（三）四种乐谱与分析模式、（四）“字”、“韵”、“奏”脱节、（五）知识体系的双轨制、（六）超强大脑（七）谱式“现代化”。 第三节 工尺谱的宫调（一）四宫系统、（二）寺院记录的宫调系统、（三）“大哨”、“小哨”的关系、（四）一个品种的四宫系统与不同乐种的宫调分布、（五）笛上七调、小结：难得的遗产。 第三章 工尺谱的传承与保护 第一节 民间抄本（一）冀中“音乐会”的谱本统计、（二）手抄谱本的年代、（三）谱本的抄写、湮没与恢复、（四）抄写过程 第二节 谱字（一）谱字书写方式、（二）谱字比较、（三）俗写谱字与规范谱字的变迁轨迹、（四）打击乐状声谱字比较、（五）“有文化”与“没文化”批判、余语：编辑出版意义。 参考文献 第二部分：历史文献中的工尺谱 史浩《鄮峰真隐漫录》、朱熹《琴律说》、姜白石《白石道人歌曲》、赵彦肃《风雅十二诗谱》与熊朋来《瑟谱》、陈元靓《事林广记》、张炎《词源》、《大明礼记》、《大明御制玄教乐章》、朱载堉《乐律全书》、《魏氏乐谱》、王骥德《曲律》、胡彦昇《乐律表微》“文庙礼乐”志书、徐养原《管色考》、陈澧《声律通考》、《律吕正义后编》、荣斋《弦索备考》、敦煌《琵琶谱》、华秋苹《琵琶谱》与清末民初的琵琶谱 2、《北京卷》主编：张振涛；副主编：吴凡；责任编辑：王红；图片编辑：刘晓辉；编务：毛景娴、王春红、史婕、石莉、吴瑞卿、杨雯、赵倩、高舒、黄程宜。 北京卷一：北京护国寺乐谱、成寿寺旧谱、普震雷音、北京智化寺《音乐腔谱》、咸丰三年北京某寺音乐谱 北京卷二：天仙宫京音乐谱、北京寺院影抄本合集、北京京音乐研究会演奏谱、番僧音乐?本、梁州九等器乐曲牌、音乐本、民间曲杂粹、附录：北京卷曲牌和曲名俗字与规范字对照表 3、《河北卷》。主编：张振涛；副主编：齐易、吴凡；责任主编：王红；图片编辑：刘晓辉；编务：王昌、史婕、李煞、肖文礼、肖艳平、赵倩、高舒、黄程宜。 河北卷一：廊坊市固安县礼让店屈家营音乐会谱本、廊坊市霸州市胜芳镇向阳街南音乐会谱本、廊坊市霸州市中口乡高桥村音乐会谱本，廊坊市文安县信安镇张庄音乐会谱本。 河北卷二：保定市雄县葛各庄乡葛各庄音乐会谱本、保定市易县流井乡马头村音乐会谱本，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南高洛村音乐会谱本、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北高洛村音樂会谱本。 河北卷三：定县子位村《吹歌会》谱本、杨元亨手写管乐曲调原谱、保定市雄县张岗乡里合庄音乐会谱本、保定市雄县大营乡北大阳村音乐会谱本，附录：河北卷曲牌和曲名俗字与规范字对照表。 4、《陕西卷》主编：李玫；编委：程天健、李宝杰、李恩魁、李世斌；责任编辑：王红；图片编辑：刘晓辉；编务：史婕、单蕾、宫楚涵、蔡雨燕、裴旖旎。 陕西卷一：西安城隍庙乐器社传福寿堂乐谱、西安城隍庙乐器社传福寿堂乐谱、西安城隍庙乐器社传清寿堂乐谱，西安何家营乐器社鼓乐谱。 陕西卷二：西安道派乐器社雍正九年乐谱、西安东仓乐器社古乐谱、西安东仓乐器社古乐谱、西安东仓乐器社古乐谱、西安东仓乐器社古乐谱、西安显密寺乐器社鼓乐谱，附录：陕西卷曲牌和曲名俗字与规范字对照表。 5、《辽宁卷》主编：林林；副主编：杨久盛；责任编辑：王红；图片编辑：刘晓辉；编务：王洪阁、丛海燕、宋维薇。 目录：肇毓麟谱本、刘宝善藏谱、光绪八年谱本、光绪拾年谱本（王洪阁藏谱）、王洪阁藏谱、宣统元年谱字本、龠章、醉太平，附录：辽宁卷曲牌和曲名俗字与规范字对照表。 6、《江苏卷》主编：齐琨；责任编辑：王红；图片编辑：刘晓辉；编务：史婕、肖艳平、单蕾、赵倩、高舒、黄程宜。 目录：钧天玅（妙）乐、钧天妙乐、钧天妙乐全谱、钧天清乐、笛曲、神道笛曲、醉仙喜起道曲全本、笛谱，附录：江苏卷曲牌和曲名俗字与规范字对照表。 二、各卷部分乐谱简介 乐谱是不同区域的音乐家相互联络的枢纽。只有创造出一种文化共同体认可的符号，才能供音乐家“发号施令”，知识谱系的传播和积累，才会成倍增长。统一符号不但在共时性的空间中为整个文化族群使用，而且为历时性的代际传承提供了载体。工尺谱在广大范围内被音乐家和民众认知，使音乐遗产有了历史概念。以下列举各卷部分乐谱加以说明。 （一）《总论》中的乐谱——姜白石《白石道人歌曲》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人，约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卒于宁宗嘉定十四年（1155？-1221？）。《白石道人歌曲》是宋代留下的唯一一部刊印的俗字谱词乐文献，其中收有姜白石谱写的祀神曲《越九歌》十首，旁注律吕谱；琴歌《古怨》一首，旁缀减字谱；词歌曲十七首，旁注俗字谱。十七首词乐中，《霓裳中序第一》、《醉吟商小品》是姜夔记录的古曲，《玉梅令》是宋代诗人范成大写的曲调，姜夔填词，其他十四首都是姜夔的“自度曲”。杨荫浏根据现今依然使用的山西五台山寺院乐谱和西安鼓乐谱，翻译出了十七首“自度曲”。写法上与千年前的字谱完全相同的乐谱，依然活在民间音乐的实践之中，据此使一度难以辨认的古谱恢复了声音，成为立足实践、解译古谱的典范。杨荫浏立足實践的研究，成为中国音乐学的基本方法之一，也足见收集民间乐谱的重要性。姜白石歌曲的译解成为20世纪乐律学领域的最重要成果，引领了乐谱学的发展。大量学者参与了该领域的研究，至今成果源源不断。杨荫浏翻译的《扬州慢》、《杏花天影》等词乐，已经成为当代音乐曲库的常演曲目，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据《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的出版说明（1956），白石道人歌曲的版本连抄本在内不下三十种，杨荫浏根据的主要是清人张奕枢的版本（1749），也就是清雍正十年（1732）由周耕馀根据元至正十年（1350）陶宗仪的抄本转抄，由张奕枢、黄庑堂、厉樊榭、陆恬浦等次第校勘，然后付印的版本。本书采用的就是这个保存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杨荫浏研究姜白石时使用的版本。书中不但可以看到姜白石的乐谱，还可以看到杨荫浏手批字样的版本，具有独特的价值。 （二）《北京卷》中的乐谱——智化寺《京音乐腔谱》 1952年，“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在中国佛教协会巨赞法师引导下走进智化寺采访，法广和尚在智化寺“藏经阁”，发现了祖师“永乾”抄录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音乐腔谱》，后来又发现另外两册残本，三册共收录乐曲114首。《智化寺京音乐》（一）（编为“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室采访记录第一号”，采访时间：1953年1月1-4日，采访者：杨荫浏），“乐谱”一节写到：智化寺所存的旧乐谱，有好几本，又有一些散片，据说都是从同一个时代传下来的；其中有一本的后面记着抄写的时间，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谱中所记的是工尺谱，但写法与一般流行的不同；其中将“乙”记作“、”，将“工”记作“丨”，为与宋代字谱相同，余则与宋代字谱也不同。板用“ ”，则与唐代工尺谱相同。 谱式为俗写体和规范体的混合，具有一定的地方性。智化寺《音乐腔谱》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音乐文献收集的一个重要事件，说明民间寺院道观中，隐藏了大量尚未开发、等待重见天日的宝藏。抄本由查阜西转交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保存，重新装订时，叶恭绰撰文，查阜西书序。两位文化大家，并著文墨，高度评价，足见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民间音乐资料的认识大变。 （三）《河北卷》中的乐谱——定县子位村“吹歌会”谱本 1950年5月，河北省保定市定县（现定州市）子位村“吹歌会”应邀到刚刚在天津组建的中央音乐学院演出，“研究部”的研究人员为穿着鼓鼓囊囊黑棉裤、黑棉袄的民间艺人录了音，这是中国录音史上第一批录下来的民间器乐音响。[1]随后，杨荫浏、曹安和、李元庆等，对民间乐师进行采访，记谱整理后编辑为《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1952年由万叶书店出版。[2]李元庆写下了中国音乐学史上著名论文《管子研究》。“研究部”人员万桐书，在冀中农村工作期间，把子位村“吹歌会”会头王成奎赠送的乐谱，转赠杨荫浏，后收入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杨荫浏在谱本封皮上的手书是“冀中管乐谱旧抄本”，他在扉页记下这一过程： 一九五0年冬，万桐书在冀中农村工作，当地此间艺人王成奎赠以此谱。云：系得之定县某道观中之一位道友。一九五一年，桐书弟转赠于余。汇寒假之暇，补残序次，订之成册。案：此系冀中通行管乐谱工尺，杨元亨（王成奎师）所记当系此式。释其工尺字谱如左： 写作一 六 五 一 上 尺 工 凡 “阿呀哇”代表延长前字之音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八日 杨荫浏识 这是第一本被音乐学家收集的河北省民间乐社使用的谱本，对后人了解民间音乐，开启了第一扇门。 （四）《陕西卷》中的乐谱——《西安城隍庙1》 城隍庙乐社影抄本，城隍庙乐社安来绪提供。书题《乐器本》，署名“福寿堂”，同治十二年桂月吉日立，三十三页，长方形横式线装，棉纸。封面残缺，后有倒页。《狼（浪）头》渣（札）子一曲，仅见于此抄本。曲式特异，曲尾“退鼓”与现用“退鼓”不同，主要用独鼓与木梆子演奏。抄本尾部书有：“万法皆空归性海，一尘不染澄禅心。” 学术界把西安鼓乐的传承分为“僧派”（寺院传承）、“道派”（道观传承）、“俗派”（民间传承）三种。从抄本中的一些曲目、谱字及其他特征来分析，此本乐谱疑非城隍庙“道派”乐社所原有。“福寿堂”据说是满城中的寺院，从抄本后所书语句看，当属僧派。 （五）《辽宁卷》中的乐谱——《雁儿落》 《雁儿落》由[雁头]、[雁身]、[雁尾]三个段落构成。三个段落均有慢板和流水板，慢板部分均有“打手”。该曲与其他大牌子曲不同之处在于出鼓。一种奏法是在[雁身]流水板部分加出鼓，称为《（出鼓）雁儿落》；另一种奏法是全曲没有出鼓。 （六）《江苏卷》中的乐谱——《钧天清乐》（抄本） 《钧天清乐》（抄本）的卷函上写有“同治光绪间杨梅亭抄本”，卷本封面写有“勾吴杨宝和藏”。全套曲谱分五册，分别标有“宫、商、角、徵、羽”的字样。其中“角册”封面写有“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立”，“徵”冊封面写有“光绪十九年岁次癸巳□月二十四日抄起二十六日抄完，梅亭自抄”。卷本中也屡见“杨梅亭自抄用”的字样。由此可见，此套谱本的角、徵二册为杨梅亭在1872—1893年期间抄录，宫、商二册应写于1872年以前的时间，羽册应在晚于1893年的时间中抄写。全谱收录一百多首曲牌。 学术界认为，清代延至民国初期，是继先秦、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大量学术成果的出现和概括性总结出现于此。随着印刷成本降低，刊印曲谱大量涌现，由此可见屹立于文化群峰中这座山峰的高度。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书范围的选择，典籍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却是乐律学视点中在这个方面最具代表性的。 三、成书历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十大“集成”特别是“民族民间音乐四大集成”（民歌、器乐、戏曲、曲艺）的出版，成为整个业界的兴奋点。“文化长城”把数以千万计的曲谱汇集成册，让世界仰视中国音乐的整体分量。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辑的《琴曲集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也是大规模抢救遗产的成果，可与“四大音乐集成”相提并论。 虽然音乐学界的资料整理成就骄人，但依然有许多盲点。民间乐种的工尺谱抄本就是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出版的宝藏。面对宝藏，音乐家深以为虞。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的底层文献，孤本无双，迹在沉冥，但有闪失，破镜难复。西安鼓乐乐师安来绪与河北雄县大马庄音乐会的谱本皆因天灾付之一炬。听到这类故事，音乐家的心就像给锤子撞了一下。“毁像夷庙”，“文革浩劫”，文籍被祸，风飞雨散。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199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展开“冀中京津民间音乐会普查”，自此开始全力收集民间乐谱民间抄本不像现代印刷品，没有目录（除保定市雄县的几个谱本之外），要一页页翻着抄。英国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带着十几个“柯达”彩色胶片，舍不得用于拍摄乐谱，主要拍摄演奏和仪式。即使这样也不能在中国冲洗。当时的普查者无力支付“高额”冲洗费用，只能用最原始的笨办法一首首抄录。 手录笔抄虽然慢，却让抄谱者记住了大部分大曲和曲牌名称，也在翻阅中对乐谱产生了只有抄录过一遍才有的感情。流传数个世纪的大曲，扎根民间，立足实践，故能弥历千载而独行于世。但甲村拥其上，乙村私其下，丙村抄其首，丁村录其尾。不汇集一编，便难窥全豹。乐谱中包涵地乐律学信息十分可靠，不可多得。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所长、中央民族乐团原副团长张振涛作为主要的抄谱者，后成为《中国工尺谱集成》总主编，自此便萌生了将现存工尺谱本合并的想法。 1996年，张教授受命就任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馆长，成为以收集民间音乐资料而享誉业界的“音乐图书馆”馆长。他从事冀中笙管乐普查后，知道了许多谱本和抄谱人的迷人故事，而在图书馆里却发现到处都堆着抄谱。《智化寺京音乐腔谱》《成寿寺抄谱》《钧天妙乐》《弦索十三套》，单说“西安鼓乐”的藏谱就有：西仓永丰乐器社大清顺治元年（1644）叁月元日抄本《乐器谱》，西仓永丰乐社崔世荣提供的大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抄本，西仓永丰乐社大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六月抄本《鼓段、赚、小曲本俱全》，显密寺清嘉庆十四年（1809）正月初一抄本《鼓乐谱》，东仓乐社赵庚辰提供的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菊月抄本《湛簿俱全》。一大堆从未听说过的抄谱，可见底层储藏的丰厚。触类凝想，它们都与冀中抄本一样，藏着一段段鲜为人知的迷人故事。抄谱原来如此巨量，实着让人震撼！ 从1950到1966年，短短16年间，杨荫浏一代学者纵横州县，雪抄风纂，猬集天下，藏品大进。让一向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底层文献如同“经史子集”一样进入学术大堂。然而，深藏库府，密之书楼。一方面是研究人员渴望一睹，求之不得，一方面是国家机构天高地远，深藏不露。看好藏品理所当然，如何将这些来之不易、存之不易的藏品转换为印刷品，才是保护大计，才是存续根本，也才是让乐师共有、乐社共倡、学者共享、天下共睹的大光之道。但此项花费，书生难以办到。民间谱本的命运似乎就这样被决定了——束之高阁，最终没有流传到应该流传的地方。 1997年张教授赴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老谱本付梓的事情在此期间出现了转机。香港大学音乐系叶琳女士是管理内陆研究生的负责人。1998年张振涛回京休假时，带她参观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介绍馆藏宝贝。看到手抄的《智化寺京音乐腔谱》，她颇为动容。叶琳受过良好教育，有感于国宝级文献孤本无双，但有闪失，破镜难复，她答应找钱出版。后来，叶琳捐助五万港币，且不附加任何条件。 几个月后，带着墨香的特殊开本的《北京智化寺京音乐腔谱及成寿寺旧谱》呈现在叶琳的办公桌上。叶琳慨然捐款、梓以行世的善举，得到音乐界与宗教界佳评。她的虔诚信仰并非潇洒出尘，而是积德行善，踏踏实实做一点保护宗教文化的事。想来，古代寺院的仙乐天音，不就是靠信众供养代代延续吗？ 自此张教授便认定，如获资助，就可以把图书馆以及冀中乡村的谱本统统印刷出来。2011年，文化部艺术司的一个新项目批转下来——“中国民族音乐扶持工程”。每年六百万元，一时不知怎么花，什么项目切题合适。张教授向时任艺术司副司长陶诚、音乐舞蹈处处长翟桂梅，谈了民间抄谱的隐忧，告诉了他们几则图籍烬馀的故事。两位音乐家出身的“有心人”，懂得这番话中的意义，几乎没怎么考虑就立马拍板了！于是，《中国工尺谱集成》就在当年初启的“中国民族音乐扶持工程”中顺顺当当列入计划。实在说来，书生寒素，知道国家文化事业“顾眉睫而失岱华”的事很多，一时顾不上边边角角的事。两位知音，深明大义，一若千金，即付助力。这就是今天我们能把这批宝藏“贡诸当世、行远垂后”的原因！ 四、刊印傳统曲谱的历史意义 （一）古谱翻译的实践依据 与唐宋谱字一脉相传的民间工尺谱，为音乐学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音乐史学家杨荫浏，根据山西五台山寺院乐谱，西安鼓乐乐谱，翻译了宋代诗人姜夔的“自度曲”。两个古老乐种的乐谱仍在使用，根据艺人的演唱演奏，使一度再难辨认的宋代古曲恢复了原貌，成为音乐史研究中立足实践、解译古谱的典范。有了这一经验，另一位音乐学家做了与他相反的研究，从存见器乐曲中发现古曲。音乐学家黄翔鹏提出“曲调考证”的课题，从流传于山西佛教圣地五台山青庙、黄庙音乐中，以“器、谱、律、调”四项技术为支点，考证了《望江南》、《万年欢》等曲牌，得出唐代音乐真传的结论。另一些学者，叶栋、席臻贯、何昌林、陈应时等，集中于敦煌藏经洞唐代乐谱的译解工作，成果斐然。可见乐谱为中国音乐史提供了有实践检验的活态依据，挖掘出一大批含有极高历史价值的作品。 （二）谱本流传与会社传承 谱本不但抄记了大量曲目，还在封面、扉页、封底，记下了传抄时间，有些还写有序言、曲目题解等文字，涉及宫调技术、民间信仰、乐社历史、乐师名录等，成为研究一个地区音乐状况的主要材料。许多乐师抄谱时，严格遵循着上一代师傅的体例，注明传自何人。根据这种习惯，就可以从谱本流传方面观察会社之间的师承关系。如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张岗乡里合庄、韩庄、西安各庄音乐会的三个谱本。里合庄谱本扉页有下列文字：“乾隆伍拾贰年妙音王菩萨光辉禅师传，同治十三年正月吉日王普来、胡振声重造，中华民国四年正月吉日王旭、王清苓再造，刘景辉书并校。”[1] 乐谱最早传自乾隆伍拾贰年（1787）的王光辉禅师，同治十三年（1874）由王普来、胡振声重抄，民国四年（1915年）由王旭、王清苓再抄，刘景辉校对。[2]1995年1月17日采访的刘信臣（时年70岁）就是刘景辉的儿子。韩庄谱本与里合庄相同，加进了“民国九年”（1920）韩庄传抄者姓名。西安各庄谱本，加进了1947年传抄者的名字。在这些乐谱上均写明抄谱时间，由此可见该乐谱在本地的传承脉络。清晰地展示了民间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份“家谱”。 上述两个事例，都说明了谱本的重要作用。新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依赖于资料的拓展，这些事例改写了历史记录。唱衰中国文化趋向式微的惯常腔调，对于学者来讲没什么用。不唱挽歌，拿材料说话，才是硬邦邦的文化史。杨荫浏、黄翔鹏让中国音乐史成为有谱例、有音响的历史，而不是被称为“音乐史”却没有“音乐”的“哑巴音乐史”。 五、结语 人们常以一个民族的文字符号及其表达的抽象概念和诗情画意来评定其文化品格，同样，人们也以一个文化族群创造的记谱法以及完善程度来衡量其音乐文化的品格。如果把技术指标作为一项文明成果来看，这一点无疑是衡量音乐思维的标尺之一。对音乐家来说，符号认同如同身份认同，乐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化记忆，是“文化持有人”传承技艺的坚硬凭借。 相对于西方乐谱、通俗音乐的海量出版，传统曲谱的刊印几乎为零，工尺谱出版更属末端。幸存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谱本和幸存于乡村乐社的谱本，终于以新的面貌进入新的时代了。这是让一桩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集成”时代的老故事，变为一桩轻松得不能再轻松的“非遗”时代的新故事。《中国工尺谱本集成》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继《琴曲集成》、《中国音乐文物大戏》之后又一项保存民间音乐资料的工程。 作者简介：张方（1993—），女，汉族，江苏南京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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