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丝绸之路上乐器的传入 |
| 范文 | 【摘要】在中国音乐发展的几千年里，汉民族音乐与其他外来音乐的融合是不容忽视的。现今所继续发展、创作的中国音乐，无论是从音乐形态、音乐结构来看，都已是包含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风格的音乐。丝绸之路上音乐的传入，更是融合、吸收外来音乐的重要途径。本文将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线，对传入我国的重要代表性乐器及所处区域做分析说明。 【关键词】丝绸之路;乐器 【中图分类号】J631.2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源于德国学者的著作《中国》一书中，是由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9世纪末提出。丝绸之路上各民族音乐的交流与融合，汉代以前虽已有之，但正式开始于张骞“凿空”西域以后。所谓乐器的传入，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属疆域外或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乐器，在此时传入汉民族文化区域后的传播与融合。 我国较早有争议性的传入乐器是“笛”，《史记》中有：“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谿、斩而作笛，吹作凤鸣”的相关记载，另有《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载“伶伦造律吕”的传说，据冯文慈先生《中外音乐交流史》一书中指出，“昆仑之阴”应在今甘肃南部，昆仑山一带。而《史记》所说的昆谿，有学者推断为昆仑山下的溪水边（谿，同溪），因此，两者在地域上的界定较一致。虽然记载中一说“制笛”，一说“制律管”，可无论伶伦是制笛还是律管，从当时华夏所属疆域来看，昆仑便属域外。而这一传说发生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550年左右，也说明这一区域音乐与中原音乐的交流融合早已开始。 一、传入乐器的原生区域 关于丝绸之路上传入乐器所属的原生区域，将古代与现今的地理位置作比较，得出最为频繁的三个地区，一是“佛教诞生的”古印度，二是隋唐时期拥有多个宫廷乐部的今乌兹别克斯坦地区，三是我国新疆一带。 自佛教传入以后，相关的佛教文化和音乐也随之传入。佛教的传播促进了佛教音乐与中原音乐的融合，更确切的说，佛教是外来音乐传入中国的介质之一。历史上，对“天竺”最早的记载在《史记·大宛传》里，当时称为“身毒”。《汉书》中说：“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后汉书·西域传》中也有“天竺国一名身毒”的说法，到了唐初统称为天竺。实际上西汉以来所说的身毒、天竺、信德均是梵语sindhu的音译，是确指印度河流域的辐射区，是现代尼泊尔及巴基斯坦、阿富汗的一部分区域，属于古印度统治区。 中国音乐史料中，关于古印度音乐的相关记载和融合，较具代表性的，要数乐器胡箜篌、曲项琵琶等的传入，以及隋唐时期宫廷乐部中的“天竺乐”。《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称天竺乐“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九种。”另记载，唐玄宗所作《霓裳羽衣曲》则是参照开元年间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印度《婆罗门曲》改编而成。 今乌兹别克斯坦地区，是粟特人的故乡，也是“昭武九姓”家族的原生地，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对于中原音乐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更因粟特人善于从商，推动了音乐的流变与传播。隋唐时期的宫廷乐部中，安国乐、康国乐、石国乐都来自这一地区，更进一步说明该地区音乐的独特性和它与汉民族音乐的融合性。安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一带;康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一带;石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 隋唐燕乐“大曲”《柘枝》来自石国;另大曲《凉州》《甘州》《浑脱》，但从曲名可看出它们来自西域各国。 在今新疆地区的古代音乐形式里，龟兹乐对汉民族音乐的影响最为深远。在西汉宣帝时期，与乌松国和亲的细君公主之女弟史公主，嫁给龟兹王绛宾，便开始了中原音乐与龟兹音乐的交流。龟兹乐的传入体现在乐人、乐律理论、乐器等方面，典型的要数龟兹乐人苏祗婆传入的“五旦七调”乐律理论。龟兹乐也是隋唐宫廷乐部中的一部，它的音乐形式更是渗透、影响着其他的乐部，如融入龟兹乐的“国伎”西凉乐（西凉乐是由传入的龟兹乐与汉族音乐融合而形成）、康国乐等，这也说明龟兹音乐的魅力。 隋唐乐部中除了龟兹乐，高昌乐和疏勒乐也处于这一地区。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以东一带;疏勒在今新疆喀什、疏勒一带，北魏时期，疏勒乐则开始传入我国。 二、传入的代表性乐器 丝绸之路上传入的乐器种类大致以弹拨类、吹管类、打击乐器类为主。弹拨类乐器最具代表性的是琵琶，琵琶起源于古巴比伦，从汉代开始传入我国。有三种重要的形式，秦琵琶、曲项琵琶、五弦琵琶。 秦琵琶，“大颈圆盘式琵琶”，一说是由细君公主远嫁乌松时所携带，称作“秦汉子”;另一说是参考了筝、筑、箜篌等拨弦乐器而制，后称之“阮咸”或“阮”。但冯文慈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做出论证，说明此乐器来自于西域胡人，而非源于汉民族本身。曲项琵琶源于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由波斯经现在的新疆、甘肃一带传入，也被称作“胡琵琶”。盛行在北朝时期，并于公元6世纪上半叶传到南方长江流域。“五弦”即五弦琵琶，梨形，弹奏时侧卧，原生地或谓中亚、或谓古印度、或謂龟兹，说法不一，大约在宋代失传。传入的吹管乐器，以筚篥最具代表，最早的记载在南朝何承天《篡文》中：“必栗者，羌胡乐器名也”。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中也说到：“筚篥者，本龟兹国乐也。亦名悲篥，有类于茄”，是从古代西域龟兹传入中原的簧管乐器。现今，筚篥的遗身管子，广泛流行于我国北方民间。打击乐器以鼓类乐器最为代表，它是宫廷、民间、军队不可缺少的乐器。从域外传入，较具代表性的，是流行于唐代的羯鼓、毛员鼓和答腊鼓。羯鼓可能传自月氏，南卓《羯鼓录》中说到：“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故，故曰羯鼓”。 三、传入乐器的发展状况 自乐器传入起，它除了将原有民族的音乐形态和内容注入汉族音乐外，也必将被汉族音乐融合同化。结果一般有两种，同化再发展或者直接失传。 传入后继续发展，并且在长期的历史长河里已经成为我国民族乐器的，要数琵琶、扬琴、唢呐、二胡等（后三者传入的较晚，这里便不做解释），此外筚篥发展而来的管子，也在民间音乐中发挥着不小的作用。例如由“直颈圆盘式琵琶”发展的相似乐器，有月琴和阮;由曲项琵琶发展而来的民族乐器琵琶，它虽从北方传入，但由于历史上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使它在南方发展更盛，成为民歌小曲、曲艺评弹等的伴奏，更是在独奏舞台上引领风骚，是现今我国民族乐器的重要一员。 传入后已失传的外来乐器有箜篌、五弦琵琶、羯鼓等，现如今对它的研究，只能从一些壁画、书记、篆刻和出土文物来进行。它们失传的原因，一是战乱下的文化断层，让传播和发展音乐的乐人失去了稳定的生活，从而无法继续音乐形态的延续，导致它失传;二是朝代更替及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上层建筑要求的不断变更，使得音乐形态发生变化，导致乐器失传，但无论是同化发展或失传，它们都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一员。 四、结语 有关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是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对于新的音乐形式融合的再探讨。做好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研究，就必须强调音乐的区域性特征，还应注意音乐与文化的综合性研究。切身的深入丝绸之路上所属的各个地区，将相关的音乐，包括乐论、乐器、乐人等，结合所在区域的文化特征进行考究，才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对于传入的乐器，更应结合音乐史学和音乐形态学进行探究和具体考证。 参考文献 [1]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 [2]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6. [3]芮乐伟·韩森，张湛.丝绸之路新史[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作者简介：孔令玲（1982—），女，汉族，甘肃兰州人，硕士，长治学院助教，研究方向：音乐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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