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 理论审视与实践反思 |
| 范文 | 高灿灿 仲彦鹏 [摘 要]高校科研活动是高校依据国家公共价值理念、社会发展诉求及高校自身学术发展需求而确立的。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高校科研活动遵从交换理论的基本原则，学术价值作为社会吸引高校科研参与社会交换的自有资本，旨在推动高校、政府与外部组织（市场）在交换活动中维持着整体关系的相对平衡。然而在事实考察中，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存在着“利己”与“利共”的内在张力冲突、认知演变中的多维科研动机、学术内涵窄化下的二元对立等问题。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应包括：配合国家科研事业，践行公共价值理念;契合时代发展，回归科研本质;彰显学术内涵，引领时代发展。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高校教师科研动机着重强调其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定位，坚守科研价值的取向，实现高校科研应有的公共价值。 [关键词]高等教育;科研动机;社会交换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0）02-0093-07 知识经济时代，高校的常态化科研探索、符合市场需求的科研创新及政府公共服务委托下的科研合作，使高校科研活动与社会需求、市场利益等外部因素密切关联，科研成果逐渐成为了一种特殊性质的“商品”，而高校、外部组织（市场）乃至政府都竞相为之“买单”。科研活动与科研动机息息相关，高校的科研职能、市场利益诉求与政府公共服务目标等持续影响着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而且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关涉科研活动的公共性价值。本文尝试对高校教师科研动机进行研究，基于社会学视角探讨关于高校教师科研动机理论的认知与现实问题。 一、逻辑定义：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 “动机”研究源于心理学。当前学界对“科研动机”的探讨较少，大多集中于科研动机的结构研究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有学者认为，科研动机是“驱动科研人员积极参与科研活动的心理动力，对科研行为具有激活、维持和调节作用[1]。而经济学的主流观点是将科研动机与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直接挂钩，认为科研动机就是满足科研主体利益的功利化行为。可以看出，这些解释多从个体微观的心理需求出发，指出了科研动机对科研行为、态度等方面的单向传导作用，但“科研动机”概念并未得到诠释，也未能较好地体现科研动机与宏观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科研动机”的研究如果不能更加详实，那么通过它解释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就难以实现。基于此，如何解释科学研究、科研动机和外部社会因素之间关系，就显得颇为重要了。 （一）科研动机 最初，心理学家认为动机是“能引起、维持一个人的活动，并将该活动导向某一目标，以满足个体某种需要的念头、愿望、理想等”[2]。动机是科研动机的上位概念，后者具有前者的一般性特征，即引导性和指向性。科研动机的产生同样需要有一定的刺激源，这种刺激可以是社会荣誉、社会地位、物质利益等诱因，也可以是科研主体的自身兴趣等需求。科研动机不是一个闭塞的个体心理活动，而是源于科研主體内、外部的交互式刺激，内化为科研动机，外显为与之相对应的科研行为。进言之，与其说科研动机是一种倾向心理学的名词，不如说它是一种类比心理学的社会学概念。正如“成就动机”等概念，意在借用心理学术语来阐释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复杂关系。动机作为一个引发人的社会行为的内在“燃动装置”，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力量，在它得以产生和激发行为的场域中存在和产生作用。因此，动机是“由一种目标或对象引导、激发和维持个体活动的内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3]，科研动机同样具有隐蔽性和导向性的特征。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科研动机根植于社会关系中，附带社会身份属性，受社会交往对象的影响。 （二）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 在将科研动机与其它相似性概念进行区分时，最关键的是理清科研动机和其它紧密联系概念的认知，特别是“科研动机”和“科研经济动机”。一般看来，这两个概念间具有相似性和模糊性，人们往往将科研动机直接等同于科研经济动机，而实际并非如此。科研经济动机虽然在字面上带有一定的经济学色彩，但这不意味着它就是传统的狭隘功利主义，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定位。这种定位只针对于活动主体，而非他人或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社会学视野中的科研动机，是在心理学基础上的宏观建构，既有经济动机也有非经济动机。基于高校的公共性质，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是指推动高校科研学者积极参与科研活动的心理动力，这种动力可源于高校外部的社会刺激，也可以源于学者自身的科研兴趣、社会责任及科学理想，其对教师科学研究活动具有激发、维持和调节的作用。置身于社会学视野中，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研究是一种动态研究，区别于心理学的个体心理还原论，是将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置于宏观社会结构中参与社会交换，以及注重高校教师科研动机与社会结构互动关系构建的研究。 二、理论审视：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高校教师科研动机 （一）社会交换理论概述 社会交换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霍曼斯、彼得·布劳、埃默森等。布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概述了简单交换行为过程到复杂社会结构特征的某些突生力量，其注重从结构而非文化、心理角度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模式（或结构）。因此，本文理论基础主要采纳了彼得·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 一般社会交换是指“人们期望从别人那里得到并且一般来说确实也从别人那里得到了回报而受到激励的自愿行动”[4]。布劳认为，社会交换双方都期望从对方那里得到回报，交换关系的成立基于互惠性报酬。这一点也反映了布劳受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交换双方秉持理性选择，力求实现交换收益。理性主义促使交换双方做出能力范围内的最好选择，或者是行动者最偏好的方案。社会交换过程包括吸引、竞争、分化、整合与冲突。 首先，社会交换行为源于吸引。吸引是诱导人们主动建立社会交往的力量，交往范围和强度取决于相互吸引的程度。这种吸引基于交换双方的性质、作用及双方需求的满足程度。其次，社会交换是通过竞争实现的。竞争的结果是具有优势资源或资本的一方获得权力优势，缺乏有效竞争资本的一方则处于不利地位，进而陷入服从境地。通过竞争，交换双方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平衡和不平衡两种状态;平衡状态下交换双方保持依赖共存关系，不平衡状态容易导致地位和权力的分化。最后，权力分化导致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维持平衡的稳固局面;另一种倾向表现为对抗性冲突。区别于微观社会交换，从宏观结构中的共同价值规范与制度角度出发，布劳认为，社会共同价值和规范可作为社会生活的媒介及在社会交易中起媒介作用的联结物[5]，而制度化是将共同价值规范进一步合法化。共同价值规范与制度为简单直接交换向间接复杂交换的转变提供了中介机制。通过共同价值与制度，布劳将微观交换与宏观交换紧密联系起来。 （二）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 知识是大学发展的最核心动力，大学是知识发展的天然温床和发生器。在知识社会背景下，知识已经由原本的认知价值发展到认知价值与其交换价值并存的状态[6]。高校科研工作以知识为对象和核心，其科研动机应符合高校学术组织的身份定位。知识经济时代，高校科研作为一种有力的社会竞争资本，从社会边缘位置走上舞台中心。从场域的角度来看，良好的科学研究活动离不开高校的内部稳定与外部社会协调，这种关系的建立需要确保高校生存发展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动态平衡。其实质是高校快速发展的同时兼顾公共服务价值。社会互动是个人、组织及群体的最基本活动方式，布劳将这种社会互动形式称为社会交换。迈入现代社会，高校科研制度、文化与合作环境更加复杂，基于学术组织发展需求与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交换理论对高校教师科研动机的阐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吸引是交换的起点。首先，现代社会对高校科研的认知与共识，促使高校科研的学术话语权扩大，这种学术话语权的提升不仅来自于社会认可，也是一种作为知识竞争资本而形成的科研学术权威。科研与国家全局发展及社会先进技术创新休戚相关，高校作为社会科研机构的先锋与主力，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科研作为一项准公共事业，公共财政资金的投入难以紧跟高校快速发展的脚步。为寻求更多外部资源，高校与外部社会的主动交往为科研发展提供了更多有利的条件。这是高校科研参与社会交换的正常诉求，也是对科层制度下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补充方式。然而，高校科研参与社会交换时发生与预设目标相背离的不虞效应，对高校科研动机造成了潜在威胁。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可知，竞争是社会交换的必然。在科研资源有限的背景下，无论是高校教师群体之间基于科研资金的争取，还是高校学术本位取向与外部组织利益为先的理念都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对抗。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机制是对高校科研的高要求，同时也是对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学术规范的严格审视。这种竞争对高校科研内部组织来说既是机遇，也是一种精神考验。权力的分化贯穿于社会竞争的过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外部组织力量之间的平衡与抗衡都间接地作用到高校科研。若高校科研组织学术空间受到强烈挤压，高校教师的学术信念被消解，使其科研动机屈从于个体利益，学术价值遭受危机。高校学术组织身份的坚守与科研动机的把控，需要“软硬兼施”。基于学术共同价值规范，高校教师应秉承学术研究理念，坚守科研初心。同时，制度化将进一步保障政府、外部组织与高校科研的正规化、程序化。 三、事实考察：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高校教师科研动机的现实表征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進步，高校科学研究活动发生变化，表现为高校教师科研动机层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层次的多样性体现在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不仅是个人志趣，也是高校教师的身份象征，现代高校倡导科研动机的利他性及公共服务的价值取向。大科学时代教师科研动机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利己”与“利共”的内在张力冲突、认知演变中的多维科研动机、学术内涵窄化下的二元对立等方面，具体如下。 （一）“利己”与“利共”的内在张力冲突 “利己”与“利共”两者是矛盾而统一的关系，前者以实现个人利益为主，后者则是以维护共同利益为先。公共利益作为个人利益的有机总和，摒弃了个人利益中的任意性、偶然性和特殊性等因素，同时又综合并放大了其中的合理性、必然性和普遍性的成分，使某种普遍合理的利益得以生成和延续[7]。从组织属性来说，学术属性与行政属性并存的高校，在坚守学术组织身份的同时，无法完全摆脱其所依赖的财政资金、研究设备等基础性物质条件。同时，作为一个组织，高校良好运转与其合理的组织结构相关。高校教师在参与社会交换过程中秉持着理性的原则，无论是在科研动机定位阶段，还是在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都力求实现其预设的科研目标。然而，群体的组织理性不等于个体理性。部分高校教师仍然存在着狭隘的“利己”主义，错把理性的利己思想当做个人的自私自利，导致其科研动机存在偏差，进而阻碍其科学研究的进步。就大学组织属性而言，“大学属于主观为社会的组织，所以只能是生产公共产品为社会服务的组织，而不是以谋求私利为目的”[8]。这就意味着，大学虽以探索知识与真理而存在，但其根本利益应当与民族利益保持一致。大学应当具有使命感，承担社会责任，守护公共利益。 从长远角度看，高校科研追求高深知识、探索科学真理，与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一致。高校科研不仅是高校学术组织发展的关键，同时也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创新和发展。高校科研本着理性的原则，以知识探索为基本，兼顾公共服务使命。然而，现实中的高校科研教师却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9]。功利化与社会发展需求不契合，高校科研出现盲目迎合外部组织需求，丧失科学研究初心的现象，最终呈现为“利己”与“利共”内在张力的冲突。这类现象不仅不利于高校科研的常态发展，更是对高校社会公共职责的懈怠，同时也违背了高校科研发展的原则。大学学术理性是人们基于大学本质及其现象和科学活动的认识，进而对大学本质及大学办学治校规律的准确把握，是对大学组织属性及其价值判断的选择和守护 [10]。高校科学研究活动中存在的部分学术不端与过度功利化行为，是视高校使命而不顾，视公共利益而不闻的狭隘自私主义。这种自私主义也不应当用“利己”观去遮羞，真正“利己”与“利共”不总是表现为对抗性冲突，当“利己”行为得到社会赞同就具备“利共”性质。高校科研遵守学术共同价值观念，坚守学术求知、承担社会职责，其本质就践行了高校科研的“利共”使命。 （二）认知演变中的多维科研动机 高校科学研究自中世纪开始萌芽，及至近现代确立了其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高校科学研究伴随着高校职能与社会发展的变化，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特征。由中世纪时期作为知识分子的纯粹科学求知，到近代高校科研世俗性的初显，再至现代高校科研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纠缠纷争。在关于科学研究的认知理念转变过程中，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中世纪时期由知识分子构成的行会组织是真正意义上大学的开端。以思想与知识传播为主的职业教师从事着独立自主的精神活动。学术至上的中世纪大学充满着对知识和世界的好奇，逐渐显露出对城市声望及社会繁荣的推动作用;教会试图通过控制大学精神活动以达到巩固教权目的。然而，中世纪大学自由独立意识突出，大学渴望自由探索知识，学者们遵从个人志趣，努力摆脱教会与外部社会的束缚。作为学术行会组织，大学行会组织保证从事知识研究群体的利益。所以，中世紀大学时期教师科研动机体现出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方面是渴望自由思考而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是特立独行远离社会的清高孤傲[11]。两个发展趋势都显示出中世纪时期的大学与外部互动的回避性，教师参与社会交换的动机甚微。总之，中世纪大学科研动机主要源于高校内部学者的爱好和兴趣，外部社会对高校科研活动的影响不大。 近代高校科学研究职能的正式确立，科学及科学精神的迅速蔓延使人们开始了理性主义的思考。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对工业技术创新人才需求的氛围充斥着近代社会，近代高校科研出现向世俗靠拢的趋势。19世纪，洪堡大学倡导高校教师应当从事纯粹的科学研究，高校科研应是一种知识探索的精神活动，不应局限于职业和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按照洪堡观点，国家不应指望大学与社会利益直接挂钩，大学应当完成其真正的使命，且高校与政府之间应保持适当的距离，为高校独立与纯粹科研提供空间。近代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相较于中世纪教师的学术兴趣，高校科研与外部的互动性明显加强。一方面是由于高校科研的社会吸引增强，科研强弱与国家影响力挂钩;另一方面，高校规模扩大，组织运营成本需要得到政府及外部社会的支持。近代高校科研基于社会交换的需求初显了主动式社会交换行为。 二战后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互动状态。一方面，高等教育越来越依赖政府、企业、资金和个人等外来的经济资助;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科技的进步。社会服务职能在高校教学与科研职能之后成为现代大学的标志。与其说社会服务职能是高校的第三职能，不如说是教学与科研的延展性功能。知识的专业性及社会服务性加强，现代高校与外部社会界限削减。高校科研财政资金的分配及投入是对科研工作的一种肯定，然而这种回报反作用到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却滋生出学术功利的现象。科研成果是对高校科研工作者的回报，而以物质作为回报的理念将使教师的科研动机失去学术的本真和理想。对比中世纪和近代大学，现代高校科研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与考验，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下，高校参与社会交换的意愿强烈。这种主动式参与具有强烈的利己主义。 （三）学术内涵窄化下的二元对立 学术内涵式发展主要体现在学术自由内涵、学术理念内涵、学术评价内涵3个方面。学术内涵窄化是指对学术自由的狭隘解读、对学术本真理念的遮蔽、对学术评价的粗糙应用，表现在高校科研中就是工具理念和价值理念的冲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二元对立。从当前高校学术组织场域来看，高校科研的工具理性正在逐步消解科研的价值理性。高校科研动机从最初的知识兴趣探索至当下市场倡导的竞争效益观，大学的价值理性被挤占，进而引发学术资源的无序竞争和产品的粗制滥造，催生了学术生产数量繁荣背后的种种危机[12]。高校科研的学术探究异化为学术论作的生产，学术内涵被窄化为论文、专著、科研奖励和专利等“被各类机构承认”的显性成果[13]。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二元对立体现为，高校科研范畴将高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置于两种分立的状态，最终导致基础研究得不到突破，应用研究流于表面形式。学术内涵窄化不仅是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分离，更是对高校科研整体价值理念的解构。高校学术理念应是具备坚守高校学术组织身份，恪守科研价值规范，承担社会使命的责任观。虽然避免学术内涵窄化的关键在于对学术组织身份的坚守，但科研评价制度与外部组织诱因却在无形之中施压于高校科研，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呈现出人为的对立假象。 社会对于高校科研的认同与重视，也体现在其强化了对科研工作的管控力度，因矫枉过正而造成科研管理过于细致，进而引起评价体系僵化。基础研究因其科研周期长、投资大等因素，与应用研究可量化科研成果相比不具备同等评价的优势。高校的资源配置主要依据绩效成绩等量化方式判定。体系化管理的本意是通过学术制度发挥学术价值，但却引发学术内涵窄化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分立。这种分立是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基于交换目的显露出的“权力”服从，其中的妥协与让步不仅是对学术权威的削减，同时也是一种不正当的投机行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实质上并非是“二元对立”的，高校相关科研者正是对学术内涵窄化的推手。学术锦标赛下高校科研指向课题数量、结题速度及课题“变现”能力，高校科研者寄望于在最短时间内为学校争取最大的学术利益[14]。市场功利主义对高校科研价值理念的冲击体现了高校科研对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抉择，科研人员呈现出其学术理想与个人生存的冲突，使高校应用研究形成繁荣的景象，使基础研究被蒙上一层“无用枯燥”的外衣。 四、实践反思：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高校教师科研动机的应然选择 （一）张力调适：配合国家科研事业，践行公共价值理念 高校科研导向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为社会经济、政治需求服务，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社会导向;另一种是以增进人类科学文化知识，进行高深学术研究为首务的学术导向[15]。从大学发展的使命来看，高校经历了由最初的知识学习探索真理求知观，到倡导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再到服务社会的新理念。高校职能不断地扩展，科学的进步是大学理念不竭的源泉，时代的前进是造就大学理念的根本[16]。因此，科研作为高校基本职能之一，高校教师回应时代发展的公共利益取向是高校教师科研动机的应然选择。高校具有人才资本与科研创新的独特优势，科研作为高校服务社会的基本方式，应主动担负起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使命。公共利益是国家民族的集体权益，对公共利益的漠视是对公共理念的践踏。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高校科研具有天然的优势，高校科研对公共职责的不作为等于背离公共价值理念，同时也有违大学的发展理念。 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来看，科研组织狭隘的“利己”行为更是违背了社会交换的互惠性原则。政府是社会公共权利的代表者，是高校科研资金的主要供给方，无论高校科研工作者是主动无偿性研发还是委托合作性研究，高校科研都与社会公众之间存在着交往的关系。首先，当高校科研获得组织生存的基本条件，获取研发资源，满足科研偏好及求得高校利益后，社会的公共服务诉求也应当得到回应。其次，高校作为社会组织的子系统，是生产公共产品为社会服务的组织。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高校组织的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保持一致，只有當公共利益得到保障，高校的外部组织环境才能优化改善。最后，公共利益与高校科研组织权益之间并不是零和博弈（即一方所得等于另一方所失），高校科研应坚守学术组织定位，配合国家科研事业，践行公共价值理念，最终实现协同前进。 （二）认知复归：契合时代发展，回归科研本质 高校是国家创新人才和科技的孵化器，时代发展需要高校科研做出回应。中世纪高校自治虽然是西方学术自由的初始，但学术自由的思想却不自觉地、混沌地蕴含在大学理念之中[17]。中世纪大学的学术自由是无意识且不充分的。19世纪后，政府作为世俗力量的代表加强了对高校科研的监管，高校科研的社会吸引促使社会交换行为的产生，其源于高校科研与民族最终利益的一致。近代高校科研应当保持其学术自由，国家政治目标不应强行赋予高校学术目标。现代大学市场化本意是为解决高校资源浪费与配置低下的问题，但市场力量的深化逐步成为影响高校科研的主导力量，工具性理念和功利主义成为影响高校科研动机的诱因。现代高校社会服务职能应是一种高级的服务，而急功近利、舍本逐末的行为不仅不利于高校科研的发展，更难以真正地实现社会服务[18]。 以社会交换理论视角看高校科研，中世纪高校科研价值未外显化，不具备参与社会交换的吸引力。近代高校科研作为国家事业的一部分，为高校提供研究资金与保护。因高校科研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耦合，社会交换中的竞争所带来的破坏力被消解。当下市场强势力量的介入，改变了高校科研与社会其他组织及高校内部科研人员的关系。高校、政府和市场之间产生了一种权力的制衡，政府与高校委托合作的双向平衡关系因市场的介入产生不平衡局面。从历史角度看，市场介入高校是一种必然。市场力量是高校科研寻求更多外部资本的结果，现代高校不能抹除市场对高校科研的推动作用。权力不平衡引起的冲突根本在于高校科研本质迷失，科研动机摇摆。现代高校科研活动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高校应契合时代发展，寻求与政府和外部组织之间的平衡，坚定科研学术探索动机，回归科研的知识服务本质。 （三）规划引导：彰显学术内涵，引领时代发展 在社会交换视角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在高校科研资源分配过程中存在着竞争关系，竞争结局是占有优势资源的成为优胜者。当前存在的不合理高校排名和学科排名助长了轻视社会科学的现象[19]，高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鸿沟加大。目前，高校存在的“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是因学术内涵窄化引起的科研评价的僵化。“五唯”问题成为了现代高校科研评价的顽疾。从高校科研评价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五项指标在衡量知识、尊重知识、保护知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下个人过度功利主义与高校绩效考核体系将这五项指标的作用推向了极端。这种片面化的评价方式容易导致学术精神式微，高校科研气氛淡薄，科研风气浮躁，从而背离科研的初衷。 高校科研关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争论在历史上已存在着。洪堡时期强调纯粹科学的基础研究，二战后加强了应用研究，两种研究始终没有处于平衡的两端，一个是照亮精神世界的一轮明月;一个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轮。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价值不应当用简单的“功用”来判断和衡量，更不应当在两者之间做出比较与取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当基础研究经受了应用研究的检验，才具有科学性与普适性价值。同时，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都是高校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做出调整是高校科研的应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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