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宠儿》的身体书写与伦理诉求 |
| 范文 | 内容摘要：《宠儿》通过反复叙述“杀女”的核心事件从根本上对奴隶制发出控诉。身体是塞丝等人伦理身份的符号性说明，塞丝的身体在三重身份下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伦理危机使塞丝背弃了宠儿的身体，也引发了她本人的伦理焦虑。这种焦虑笼罩了整个黑人群体，身体不再仅是被动承受的记忆载体，它承担了指向未来的伦理诉求。 关键词：《宠儿》 伦理身份 身体书写 伦理诉求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2019）的作品《宠儿》（Beloved）围绕主人公塞丝“杀女”这一核心事件探讨了黑人在奴隶制压迫下艰难的生存处境。小说以塞丝、宠儿、丹芙等人的视角重复讲述了“杀女”的伦理悲剧。这一悲剧困扰着宠儿、丹芙。在小说之外，这也是批评者们长久的研究热点。 修树新在其专著中提出了“命重于理”[1]的观点。但我们可以看到，正如克里斯·希林指出那样，身体在社会思想中常常是“缺席在场”[2]18的。实际上，身体除了是“生物性的实体”[2]177，也是“社会性的实体”[2]177。 本文借助身体书写将“缺席在场”的身体带入到对《宠儿》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身体作为物质性的存在，具备记忆载体的功能，是伦理身份的符号性说明。在塞丝的伦理选择中，她意识到“是一个身体”与“有一个身体”的区别，但模糊的身体认知导致了她错误的伦理选择，实质上展现了整个黑人群体的伦理焦虑。黑人群体一致地追寻着身体的自由、完整、健康，以身体建构自我认同，是黑人们消除伦理焦虑的有效途径。 一.塞丝的身体与三重伦理身份 塞丝的伦理身份是多重的，她是“甜蜜之家”的奴隶，是黑尔的妻子，是宠儿和其他孩子的母亲。数个伦理身份都作用于同一身体，塞丝的身体就成了被分割看待的身体部分或某种特定功能的承载。 作为奴隶的塞丝是奴隶主眼中的虐待对象与生产力。“学校老师”的两个侄子光明正大地虐待了塞丝，“一个吮着我的乳房，另一个摁着我，他们那知书达理的老师一边看着一边做记录。”[3]82他们还鞭打塞丝的后背，在她的背上留下了“一颗苦樱桃树”[3]231样的伤疤。伤疤不可移除的特性提醒着塞丝无法磨灭的“非人”生存经历。 奴隶的身份几乎占据了塞丝大部分的身体，后背的伤疤是奴隶身份的历史印记，相对应的，他们对前胸奶水的夺取是对塞丝妻子与母亲身份的双重碾压。塞丝的妻子身份常常是被遮蔽或压抑的。塞丝选择了黑尔作为自己的丈夫，但黑尔在结婚后疲于生活，与塞丝在一起的日子少之甚少。他们偶尔相聚也大多是用性来代替沟通。而塞丝渴望的，始终是真正的夫妻关系。 同样被奴隶身份限制的，是塞丝作为母亲的身体。奴隶的高强度劳动限制了塞丝想要履行母亲的伦理义务的行动。塞丝在讲述被“学校老师”的侄子凌辱的事件时，执着于“抢走了我的奶（水）”[3]20。奶水是母亲与孩子的联结。西苏将女性身体写作称为“用白色的墨汁书写”[4]，直接指出了“奶水”与母亲这一伦理身份的直接关联。“学校老师”带着自己的侄子夺走了塞丝母亲身份的符号产物——她甘愿履行母亲的伦理责任，却不被允许这样做。 彼德·伯格提出了对身体的辩证看待：“‘人是一个身体……另一方面，‘人有一个身体。”[5]可以看出，塞丝在想要实现自己伦理身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有一个身体”的事实。在他人眼中，塞丝“是一个身体”。她只是被奴隶主利用的性功能与生育功能的载体。而塞丝的自我认同主要与母亲身份联系在一起——她想要用自己身体来维系自己和孩子的联系。当她的奶水被抢走，她感到的痛苦比被鞭打、强奸要大得很多。一旦被剥夺喂养孩子的权利，她的人生价值荡然无存。塞丝对孩子强烈的爱超过了对自己身体的爱护。她为了换取宠儿的墓碑，选择出卖自己的身体与刻石工人苟合。如果说在此之前，身体是塞丝伦理身份的符号象征，她出卖身体的选择就更多地体现了她对身体的能动掌控。 二.塞丝的伦理危机与身体背弃 出于母愛，塞丝可以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苦痛与屈辱来保护孩子的生命。然而当奴隶制的威胁出现时，她也会因此过激地戕害孩子的肉体。 当“学校老师”带着警察赶到124号时，塞丝情急之下选择了杀掉自己的孩子。根据史料，美国北方在当时不蓄奴，然而如果南方奴隶主来抓捕逃跑的奴隶，北方警察需要配合他们的抓捕。这种情况下，如果塞丝不杀自己的孩子，就意味着孩子必然要在“学校老师”的虐待下成为被玩弄的对象。由于塞丝自身的磨难都是基于肉体折磨的，她不由自主地想要以抹杀孩子肉体的方式来保护孩子。奴隶的现实处境逼迫她做出选择，这与她身为母亲的身份又是相悖的。当塞丝替自己的孩子做出放弃生命的选择，她牺牲的不仅仅是孩子的肉体，还有自己一直在保护的母亲身份。 因此，当“宠儿”占据了别人的身体回到124号后，塞丝通过发现“宠儿”脖子上的伤痕、习惯性的动作等认出了自己杀害的孩子，立刻开始了对“宠儿”的顺从。看似是母女的二人，在这一心理转换中早已倒置了身份，母亲失去了母亲的威严。塞丝日益消瘦的身体，与宠儿膨胀发胖的躯壳也暗示了这种关系的调换。 然而，这一伦理危机不是塞丝造成的，她无法独力承担也不能独自决定。她的确认识到了“有一个身体”意味身体的掌控权，但是在对过去的恐惧下，她错误地行使了这一权利。客观地回到当时的处境，塞丝是否真的只有杀女这一个选择？事实上，整个黑人社区冷眼旁观了“杀女”的发生。可以说，这一极端选择是整个奴隶制向塞丝穷追不舍的结果。奴隶制不仅仅是白人贯彻的社会制度，在漫长的奴隶历史中，它被黑人身体内化为了一种如影随行的观念。 三.黑人群体的身份焦虑与伦理诉求 “只要没有跑掉或吊死，就得被租用，被出借，被购入，被送还，被储存，被抵押，被赢被偷被掠夺。”[3]28这种悲惨的遭遇对于塞丝等人来说，是个人记忆。黑人的身体对于奴隶主来说是工具、财产，但唯独不是“人”的肉身存在。 黑人奴隶的身体碎片遍布小说，斯坦普闻到的“人皮和热血的味道”[3]215，无意间拿起的“粘着一小片头皮”[3]215的红绸带绑着的一小撮卷发都在无声地控诉着奴隶制。这些密集的身体书写常常是无声的画面，但其带来的冲击力不亚于一声声带血的嘶吼。那些无名无姓的奴隶身体把奴隶的伤痛泛化为整个奴隶群体的经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塞丝等人对奴隶制无法抑制的恐惧与随之产生的伦理焦虑显现出了必然的合理性。 他们的伦理焦虑实质上是追求自我的伦理诉求与奴隶制之间的冲突导致的。黑人们渴望成为自由的自我，但是奴隶制却潜在地控制着他们的意识。在“是一个身体”到“有一个身体”的转变过程中，即使身体获得了自由，但根深蒂固的恐惧仍然笼罩着奴隶群体。可以说，身体不仅仅是肉身存在，也承载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与难以实现的伦理诉求。 塞丝的焦虑最终导致了伦理悲剧的发生，“杀女”的手段显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将塞丝与自我认同推得更远。相比之下，贝比·萨格斯提出了一种不需要暴力来实现黑人群体伦理诉求的方式，她看到了身体在奴隶身份中所受到的屈辱与伤害，也找到了还击的方式——建構一个自爱的身体，通过爱自己的身体来找回自我。尽管她自身的肉体毁坏到了一定程度，但她仍然向聚在一起的黑人们进行演说：“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肉体;……热爱它。强烈地热爱它。……我在这里谈的是肉体。需要人爱的肉体。……”[3]105这一观念的成功之处在于，避开了与奴隶制意识的正面冲突，贝比·萨格斯选择了身体这一物质性存在作为解放自我的途径，让黑人们认识到身体归属权的可能性，她的学说将“人有一个身体”的观念系统地渗透进了黑人社区。 小说的最后，保罗·D对塞丝指出“你自己才是最珍贵的，塞丝。”[3]326而塞丝回答道：“我？我？”[3]327可见，观念的转变对塞丝来说还不能够立刻完成的。 四.结语 塞丝的经历取材于莫里森编写《黑人之书》时看到的历史材料。塞丝比起原型要幸运得多。小说结尾，黑人社群聚集在124号门前，威慑到了“宠儿”致使她消失。丹芙走出家门，寻找社区的帮助，逐渐独当一面。塞丝没能对“宠儿”履行母亲的伦理责任，也许质疑了塞丝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然而回到塞丝的经历，与丹芙和“宠儿”自出生就是自由个体不同，她的肉体始终笼罩在奴隶制的阴影下，用杀子来解决伦理危机加剧了她的伦理焦虑。塞丝在故事结尾仍然是一个身份摇摆的人物形象，母亲、妻子、奴隶的伦理身份都已经淡化了，与故事的原型人物不同，她的未来是开放式的，这符合莫里森“以积极的心态对待被奴役的历史是黑人构建家庭伦理环境和社区伦理环境的前提”[7]这一看法。 参考文献 [1]修树新.托妮·莫里森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69. [2]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托妮·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4]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6. [5]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与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2. [6]姚佩芝.改写的成因与意义——玛格丽特·加纳的故事与《宠儿》之比较[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95-98. [7]易立君.论《宠儿》的伦理诉求与建构[J].外国文学研究，2010（3）：131-137. （作者介绍：冯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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