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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生命意义感与未来取向的关系

范文

王晓娜

〔摘要〕本研究以960名高中生为研究对象，探讨高中生生命意义感和未来取向之间的相关关系，旨在探索在促进高中生未来取向发展上生命意义感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高中生对未来教育和职业的探索热情显著高于对未来家庭的探索;男生在未来家庭规划和家庭情感态度上均显著高于女生。偏相关分析得出，生命意义感两维度与未来取向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寻求生命意义与拥有生命意义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回归分析发现，寻求生命意义和拥有生命意义对未来规划和情感态度均具有显著的预测力。中介效应检验得出，拥有生命意义在寻求生命意义和未来取向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关键词〕生命意义感;未来取向;未来规划;高中生

〔中图分类号〕 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02-0017-07

一、问题提出

人的本质是面向未来的，未来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占据我们精神世界的每个角落。当被要求报告自己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分别进行了多少思考时，人们都说自己思索未来的时间最多[1]。芬兰心理学家Nurmi[2]最早提出了描述人们未来思考和行动的广泛概念——未来取向，指个体对于未来时间框架的偏好，是个体思考、规划和有意识建构未来生活并赋予其个人意义的过程。未来取向是高中生的重要发展任务之一，他们需要预测自我的未来形象并为未来发展进行储备式学习。未来取向对个体当前的认知活动具有重要的动力引导作用，促使个体当前的行为服务于未来目标。Nurmi从认知—动机角度提出的过程模型是目前比较成熟的未来取向理论模型。根据此模型，个体的未来取向包括动机（motivation）、规划（planning）和评价（evaluation）三个心理过程，即人们首先通过比较个人的需要、动机、价值观、期望以及环境中可获得的资源和机会来确定自己的目标，然后探索和投入各个目标领域，最后评价目标实现的可能性[3]。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生命意义感作为积极变量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Lent 曾在美国《咨询心理学杂志》呼吁：“要加强对诸如生命意义等幸福感变量的理解和测量，以促进来访者的成长和康复。”意义治疗大师Frankl [4]最早提出了生命意义的概念，他认为每个活着的人都要为自己的“存在”找到意义，寻求意义是人类的基本动机之一，也是人灵性的一种表达。Steger 等[5]学者则首次对生命意义感的认知和动机维度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其中认知维度为拥有意义，是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反映了意义体验的丰盈与深刻程度，强调结果;动机维度为追求意义，是指个体试图建立或增强自己生命意义时所做出的积极的、动态的努力，反映了人在追寻意义时的活动强度、活跃度与紧张度，强调过程。

已有研究普遍发现，追求意义和拥有意义两维度之间的相关并不稳定。按照Frankl 的理论，人们通过有意识的探寻去获得生命的意义，意义寻求应是生命的一个自然的、健康的部分，与意义体验应该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在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意义寻求与意义体验可能表现出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关系[6]，个体可能由于缺乏意义一直苦苦追求意义感，而对生命意义的寻求也可能会带来生命意义体验的增加。我国学者张姝玥、许燕[7]在高中生群体中进行的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发现，意义寻求与意义体验两个维度相对独立，互不影响。

关于未来取向和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苗淼、甘怡群[8]的干预研究初步验证了生命意义感在时间聚焦层面的拓展功能，拥有意义和寻求意义均能够预测未来时间聚焦，生命意义感能够通过提升个体的未来时间聚焦促进未来取向应对。张丽娟[9]的研究发现，精神性中的对生命本身意义的体验维度与未来取向总分及因子分相关最高，能较好地预测大学生的未来取向。Kim、Kang和Choi[10]研究发现，在涉及未来的规划中，个体与目的或意义相关的活动要多出34%，即个体越是关注遥远的未来，对生命意义的追求越强烈。一项研究以近400名成年人追求快乐和意义的经历为研究样本发现，快乐与现实导向的思维密切相关，而意义则与过去或者未来的思考相关，比如祖父母回忆养育孩子的经历或年轻人制定未来的人生目标[11]。由以上得知，生命意义感与未来取向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彼此依赖，很多成分存在相似和重合之处。尽管两者关系密切，但查阅已有文献，并没有发现对两者直接关系的研究。

此外，前人的研究已经证实，拥有生命意義更多与积极变量有关，生命意义体验高的个体拥有更多幸福感和积极情绪[12]。根据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积极情绪能够在短时间内拓展人们的注意范围，增强认知灵活性，帮助人们积累更多的资源等[13]。这些资源可作为个体规划未来的积极储备，帮助个体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即拥有意义感所产生的积极情绪更多促进个体的未来取向[13]。但对于寻求意义的作用机制，却存在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之分。一方面，寻求生命意义感体现出功能失调属性，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无法令个体成功地收获意义感，“求而不得”所带来的意义缺失感导致焦虑、失望、抑郁和低自尊[15]。于凤杰、陈亮、张文新[16]的追踪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焦虑可以看作是未来规划的前因变量。焦虑的核心是对未来的不可控感，这种不可控感限制了青少年规划未来的能力，即寻求意义带来的负性情绪会产生消极的心理效应，阻碍青少年未来取向的发展。另一方面，研究也发现了寻找生命意义感的积极属性，与主观幸福感、正性情绪正相关[17]。

那么，高中生拥有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具有怎样的发展特点，这两个维度会对高中生未来取向产生哪些不同影响，是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是独立的作用机制还是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未来取向的发展呢？本研究将探索高中生生命意义感与未来取向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在未来视角的框架之下，对高中生生命意义感的适应性功能进行补充，也为青少年未来生涯规划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生命与生涯教育的融合，让高中生在寻找并体验更深刻、更持久的生命意义感基础上，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规划未来的生涯。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从山东省济南市某高中抽取高一、高二和高三20个班级，共发放问卷1000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960份，有效回收率为96%。其中男生511人（53.2%），女生449人（46.8%）;高一402人（41.9%），高二368人（33.2%），高三190人（11.3%）;生源地农村为142人（14.8%），乡镇为61人（6.4%），县城为31人（3.2%），城市为726人（75.6%）;独生子女415人（43.2%），非独生子女545人（56.8%）。

（二）研究工具

1.青少年未来取向量表

本研究的未来取向问卷由Nurmi 等编制，张玲玲、张文新、纪林芹[18]修订。本研究采用未来取向量表的未来规划和情感态度两个维度共23个结构性项目。其中，未来规划包括对教育、职业、婚姻/家庭三个领域的探索和投入，所有项目均采用5 点计分;对未来目标的情感态度部分均用5 对情感词进行测量，如“在思考未来的工作和职业时，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要求被试在“恐惧1 2 3 4 5 6 7 期盼”的量尺上做出选择。在本研究中，未来规划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3，情感态度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8。

2.生命意义感量表

生命意义感量表采用的是王鑫强[19]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版（ MLQ），生命意义感量表共有 2个分量表10个条目，其中拥有意义分量表（ MLQ-P）含5个条目，如“我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该分量表的α系数为 0.766;寻求意义分量表（ MLQ-S）也含5个条目，如“我总在尝试找寻自己生活的目的”，该分量表的α系数为 0.771。问卷采用Likert7点式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问卷总分<25 分表示生命意义感较弱，总分在 25～35 分之间表示中等水平，总分>35 分表示生命意义感较强。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α系数为 0.797。

（三）施测

在统一指导语的基础上，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被试独立答题，当场收回答卷。

（四）数据处理

使用SPSS24.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的统计方法有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不同性别、年级、生源地和是否独生子女的高中生未来取向和生命意义感的特征以及差异比较

为考察高中生对个人未来发展探索和投入的领域差异，分别以对不同领域的探索和投入为被试内变量，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高中生对未来教育的探索热情显著高于对未来家庭的探索（p=0.000<0.01），对未来职业的探索热情显著高于对未来家庭的探索（p=0.000<0.01），但是未来教育探索和未来职业探索之间无显著差异（p=0.192），而高中生对未来教育的投入高于对未来职业的投入（p=0.000<0.01），对未来家庭的投入显著高于职业的投入（p=0.000<0.01），对未来教育的投入与对未来家庭的投入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77）。

为考察高中生对个人未来发展情感态度的领域差异，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发现，高中生对未来职业的情感态度比对教育和家庭更积极（p=0.000<0.01），而教育态度和家庭态度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413）。

为考察高中生對未来发展的不同领域探索和投入的人口学变量特点，以对未来教育、职业和家庭的探索和投入为因变量，以年级、性别、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为自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由表1得知，性别与年级在不同的未来取向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家庭情感这一维度上，男生的平均分M=5.36，SD=0.06，女生M=4.88，SD=0.06，p=0.000<0.01，男生平均分显著高于女生;在未来家庭规划这一维度上，男生的平均分M=3.11，SD=0.03，女生M=2.93，SD=0.03，p=0.000<0.01，男生平均分显著高于女生。

在职业情感这一维度上，高一学生的平均分M=5.38，SD=1.15，高二的平均分M=5.32，SD=1.19，高三的平均分M=5.06，SD=1.20，p=0.008<0.01，进一步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发现，高一学生的职业情感显著高于高三（p=0.007），高二学生显著高于高三（p=0.038<0.05），高一高二无显著差异。在未来教育规划这一维度上，事后多重比较发现，高三显著高于高一（p=0.001<0.01），高三显著高于高二（p=0.000<0.01），高一高二无显著差异。在未来职业规划和未来家庭规划维度上，事后多重比较发现，高三均显著高一（p=0.000<0.01），高三显著高于高二，高一高二之间无显著差异。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高中生生命意义感总分均值为25.81，处于中等水平。高中生寻求生命意义的平均值（M=27.03）显著高于拥有生命意义的平均值（M=24.60）（p=0.000<0.01）。多元方差分析发现，不同性别、年级、生源地和是否独生子女在生命意义感各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二）高中生未来取向与生命意义感的偏相关分析

以性别、年级、独生子女与否、生源地为控制变量，对数据进行偏相关统计分析。由表2得知，生命意义感两维度与未来取向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寻求生命意义与拥有生命意义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三）高中生未来取向与生命意义感的回归分析

生命意义感是否能够预测未来取向呢？首先以高中生未来规划总分为因变量，以性别、年级、生源地以及是否为独生子女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将性别、年级、生源地以及是否为独生子女放入回归模型的第一层，将生命意义感放入第二层（表3）。结果发现，性别、年级、寻求生命意义和拥有生命意义进入最后的回归模型2，R2为0.394，对未来规划具有显著的预测力。

然后，以未来情感态度为因变量进行上述步骤，结果发现（表4），性别、寻求生命意义和拥有生命意义进入最后的回归模型2，R2为0.258，对未来情感态度具有显著的预测力。

（四）拥有生命意义在寻求生命意义和未来取向之间的中介作用

由表2得知，寻求生命意义、拥有生命意义和未来取向三者之间两两正相关，我们推测拥有生命意义在寻求生命意义和未来取向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按照温忠麟、叶宝娟[20]提出的依次检验的步骤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由表5及图1得知，高中生拥有生命意义在寻求生命意义和未来取向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其中，总效应为0.433，直接效应为0.263，间接效应为0.170（即总效应减去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的效果量为0.170/0.433=0.393，即高中生寻求生命意义感有39.3%是通过拥有生命意义感起作用的。

四、讨论

（一）高中生未来取向及生命意义感的发展水平

由以上数据得出，高中生对未来教育和职业的探索热情显著高于对未来家庭的探索，这和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1]。学业发展是高中生的主要任务，他们需要掌握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为将来发展做好准备。而随着新高考改革的实行，高中生也需要提前规划自己的未来职业生涯。

性别差异问题一直是发展心理学研究重点，未来取向的发展也会受到社会期望、性别角色模式的影响。本研究发现，男生在未来家庭规划和家庭情感态度上均显著高于女生。以往研究发现，女性更重视人际关系，她们比男性更多地探索个人未来的家庭和婚姻[22]。但本研究结果和我国学者张玲玲的研究结果一致，这种不一致的性别差异模式可能与青少年身处的社会背景有关，中国快速的社会变革逐渐削弱了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弱化了男女之间的差异。近年来，生活方式多元化、婚姻开放性等理念塑造了一批被标榜的“暖男”形象，促使男性对人际领域进行更多的探索和投入。

年级上的差异发现，高三学生的未来规划（教育、职业、家庭）均显著高于高一和高二的学生，但高一和高二学生的职业情感态度均显著高于高三年级。未来取向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高中生对未来的思考和规划是以现实社会的发展条件、社会期望和自身发展需要的认知和评价为基础的。随着大脑前额叶的逐渐成熟，高三学生思考未来的能力、执行控制的能力也将增强，思考与规划呈现出“现实导向”的特征，对于未来职业不再盲目乐观，展望未来可以是“展望恐惧”，这是促使个体更加谨慎、瞻前顾后的有效策略。

高中生总体拥有中等水平的生命意义感，其寻求意义的动机显著高于拥有意义。寻求意义越高，表明个体正在努力寻找生活的目标和生命的意义，高中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尚未完全形成，正处于生命意义的探索期。有研究发现，生命意义与年龄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青少年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但是有寻找生命意义的强烈动机。

（二）高中生生命意义感与未来取向之间的关系

大量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个体通过意义寻求过程发展出稳定的生命意义感后，生命意义感将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23]。覃丽、张大均[24]的研究发现，寻求意义感与学习动机呈显著正相关，寻求意义感和拥有意义感均通过学习动机正向显著间接预测中学生的学习成绩。

本研究发现寻求生命意义对学习起到促进作用，是一种积极的动机，和拥有生命意义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寻求生命意义不僅能直接预测高中生的未来发展水平，还能够通过提升拥有意义水平进而促进青少年未来的规划和情感态度。即个体在“寻求意义”这一原始动机的作用下，积极努力实现某一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体验到意义感，实现对生命连贯和深入的理解，进而提升了个体的未来取向水平。

我们的文化更推崇努力的过程、主动进取的心态，而不仅是成功的结果。寻找生命意义是一种开放的、不断探寻的重要过程，可与拥有生命意义感持续共生[25]。因此，寻找生命意义感更可能成为高中生未来发展的促进因子。

黄天中在《生涯体验——生涯发展与规划》中提到，生涯规划中应当包含个体的生命价值观体验，个体要为生命赋予意义和价值。著名未来学家丹尼尔·平克在《全新思维》一书中提到，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意义感是概念时代决胜未来的六大能力之一。Frankl[4]说：我更愿意把意义治疗者所扮演的角色比为一位眼科医生，而不是画家;画家企图把他所看见的浮世图传给我们，而眼科医生则是要我们自己去看见真实的世界。教育者同样要扮演眼科医生的角色，激活学生对生命意义体验的寻求和感知，传授安身立命的本事，提高人生规划能力，让学生自己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所以，未来取向的发展应该以高中生的生命意义感为出发点。我们需要用高远的目标、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崇高的使命感来引导高中生对未来生涯的积极规划。

综上所述，本研究达到了预期效果，为生命教育与生涯教育的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撑，为高中生未来取向的发展找到了一个促进因子。但是，本研究的被试只是聚焦于一所学校，无法反映整个高中群体的普遍特征;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即自评方式，容易受被试主观性影响，未来可从多个角度收集数据;本研究也只采用了横断研究法，未来可开展追踪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高中生生命意义感和未来取向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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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山东省济南市第十一中学，济南，250000）

编辑/卫虹终校/张国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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