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以农哺工：斯大林时期的“贡赋” |
| 范文 | 薛自立 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提出“贡赋”论，以向农民征收“额外税”，进而发展工业。本文拟从“贡赋”论提出的目的、党内反应、征收组织形式及成效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还原史事，进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斯大林模式下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方针。 一、“贡赋”论的提出及党内的反对声音 1928年夏，为解决工业发展的资金问题，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提出“贡赋”论。斯大林说：“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依靠掠夺殖民地取得工业发展资金，没有可能也不愿意举借奴役性的外债，而只能依靠内部积累。”如何内部积累？途径之一就是向农民征收“额外税”。 1929年2月，苏共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联席会议上通过关于“剪刀差”问题的决议。会议重点指出，苏联农民除了要向国家缴纳直接税和间接税这些普通税费外，还需要在购买工业品时缴纳超额税，但出售农产品的价格却低很多。即，国家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向农民出售工业产品，也就是农民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国家的工业化交纳贡赋。斯大林认为这是目前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然而是暂时的一种手段，其目的便是为了推进工业的发展，改变落后状态。 斯大林为了发展工业，提出“贡赋”，这等于掏农民的裤兜，因此，遭到布哈林的激烈反对。其认为，贡赋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势必对农业和工业发展造成严重后果。 二、集体化的组织保证 只有联系到“贡赋”论，后人才能从深层认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思路。斯大林当时认为，其时苏联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至100年，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武力威胁之下，苏维埃政权必须加速实行工业化，而农业集体化也难以避免。 1930年，苏共中央在斯大林的要求下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要求苏联在一定的时限内，实现农业全部集体化。为了响应中央的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大多采用了强制行政手段，迫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斯大林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被胜利冲昏头脑》，批评了当前政府的过激行为，用以缓和当前激烈的形势。但是当年秋季，却又重新开展农村集体化运动。至1932年底“一五”计划完成时，苏联已建立20多万个集体农庄。 三、“贡赋”模式的得与失 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农业集体化顺利实现，亚麻纤维、燕麦和小麦等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皮棉产量居世界第三。这一方面为工业化提供所需的商品粮，另一方面还为城市每年提供1500万—2000万劳动力，使苏联工人数量由900万激增至2400万。因此，农业集体化成为加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因素。 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增长速度是西欧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1928至1938年，苏联钢铁产量增长3倍，煤产量增长2.5倍。1938年，苏联成为农用拖拉机和火车头的最大制造国。 列宁逝世前曾经遗憾地说：“纵观资本主义经济史，我发现国家要发展重工业，需有大笔长期借款资金。我们曾经没有这样长期借款，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借到资金。”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仍然没有借到什么款，却实现了工业的腾飞，其凭借的便是内部积累，主导即是“贡赋”。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工业化的陪嫁，“贡赋”为国家快速工业化提供了现实途径，但却导致了农民的悲惨境况。从1933年开始，义务交售农副产品制度在苏联开始正式实行，且国家付给集体农庄的购粮款，低于有些地区的生产成本。不仅农民的收入被剥削得所剩无几，基本自由也不能完全拥有。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实行了身份证制度，要求农民不得随意迁徙流动，农民也没有选举权利，地位低于国家其他公民，是实质上的二等公民。集体农庄制度不仅盘剥农民的经济收入，也限制农民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 斯大林時期“贡赋”论的提出及其实践，以农业哺育工业，推动了苏联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却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苏维埃制度下的农民不是不知道“剪刀差”，但又只能用血汗滋养工业这个火车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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