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 |
| 范文 | 林闻凯 摘要：教育扶贫是大学服务社会的重要形式，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教育扶贫应该以大学自身特色和优势为基础，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应秉承“顶天立地”的服务理念，突出“师范”特色，借助资源优势，在教育扶贫中承担重要角色。 关键词：大学；师范院校；责任；社会服务；教育扶贫 服务社会是大学的功能之一，大学理应承担起服务社会的重任。这里大学服务社会职能，主要是指大学直接承担服务社会的责任。大学服务社会职能是大学三大职能之中增加最晚、争议最大的职能。争议的焦点在于服务社会职能是否会对大学的基本原则即自由、中立精神造成侵蚀。反对者们认为，服务社会职能会使大学受到外部社会需求的压力和推力。在国家和市场的“诱使”或“迫使”下，大学不加思考地介入社会，不加选择地适应社会需求、提供社会服务，在“服务”过程中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中立原则。但反对者们似乎夸大了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弊端。德里克·博克（Derek Bok）认为二战以来，多元化大学的学者们与实际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且社会科学家们也在尝试结合基础研究解决当务之急的实际问题。[1]自20世纪初威斯康星思想出现后，大学承担直接的服务社会职能已经被广为接受。由于大学对某些类型的资源（例如学位）的垄断性、教学研究能力的不可替代性及其对政府和社会资源（如资金）的依赖性，使得大学应该被赋予“类公共部门”的属性，有责任利用他们的特殊资源服务于社会。 教育扶贫是大学服务社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教育扶贫旨在提升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目的是人的发展，核心手段是教育，关键是智力资源。大学除了集中大量优质智力资源，还具有丰富的基础设施、网络和文化等资源，拥有开展教育扶贫的先天资源优势。《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意见的通知》明确要求提高高等教育服务能力，提高片区高等教育质量、加大高等学校招生倾斜力度、开展高等学校定点扶贫工作，发挥高等学校在人才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贫、信息扶贫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央部（委）属高校主要参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定点扶贫工作，省属高校根据省级人民政府统一安排参加本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定点扶贫工作。可见，教育扶贫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一、社会责任视野中大学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 当前，高校教育扶贫进行得如火如荼。高校扶贫的方式主要是定点扶贫为主，通过发达地区高校派遣老师或学生到欠发达地区进行义务活动或为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和学生捐款捐物等手段进行。这种方式在实践中存在动力不足、成本过高、效果不佳、范围有限等问题。一些高校“挑软弃硬”，只追求一些周期短、显“政绩”的教育扶贫手段，使得教育扶贫流于形式，背离了教育扶贫工作的主旨。因此，走出“象牙塔”融入“社会”之后的高校，需要认真思考自己在教育扶贫中的角色。正如德里克·博克所说：“如果大学想充分认识自己在当今社会中的真正作用和目的，那它就必须审视自己的社会责任。”[2]在承担教育扶贫责任时，高校应该反思自己能做什么，能做好什么。 如今，传统“大学”的概念已经发生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层次分明的大学体系，其中有“高端”的“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中端”的一般本科院校以及“低端”的职业技术学院等。虽然人们仍然习惯用“大学”来泛指高等教育机构，但它们的规模、实力参差不齐，培养目标、特色各异，学生和教师的才干兴趣、能力水平差异甚大。如果教育扶贫不考虑高校的特色和能力，就可能出现“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现象，高校扶贫工作的实质成效会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科学分类，让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承担差异化的教育扶贫责任。研究型大学应强化对口支援和科技扶贫责任，其他普通大学则应该根据自己的特色和专长开展教育扶贫工作，如普通师范院校应着重支持欠发达地区的教改、课改以及师资培养和培训工作，金融类院校应以金融人才的业务培训工作为重点等。只有这样，才能使高校扶贫工作与自身发展相结合，抑制教育扶贫中的功利倾向，形成一种良性的长效扶贫机制。 二、师范院校教育扶贫的特色建设 当代的师范院校不仅担负着培养高水平师资的使命，还承担着培养新型综合性人才的重任，更被寄予了引领和传承优秀精神文化的殷切期望。经过百年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以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为主、综合性高校办师范为辅的开放式师范教育体系。当前共有一百多所高等师范院校，其中师范大学37所，师范学院73所以上，还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师专。 与高校层次划分相应，全国师范院校也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及教育部直属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第二层次为各省属重点高等师范院校及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院；第三层次为各省市属普通高等师范院校；第四层次为各地师范专科学校（如图1所示）。 不同类型的师范院校都需要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能力，努力在教育扶贫中突出“师范”特色。本文认为，师范院校应该在教育扶贫中做到“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面向教育扶贫的重大理论和技术问题，在相关领域取得重大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立地”就是“接地气”，即面向广大的扶贫实践问题，高度重视“身边责任”，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深入参与到教育扶贫实践中去。 （一）“顶天”战略：以协同创新拉动教育扶贫 强国必有强校，强校要靠创新。2013年9月，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公布全球大学排名榜，排名前100位中，G7国家（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七国）共有70所，其中美国高校占了46所[3]，几乎占据半壁江山。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实力，来源于其创新能力。以排名第一的加州理工学院为例，加州理工学院只有50.18公顷土地面积，且仅培育了22000余名学生，却有31人32次获得诺贝尔奖，平均每一千个毕业学生中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比例雄踞世界大学之冠。2012年3月，多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强调高校应利用多学科、多功能的综合优势，联合国内外各类创新力量，建立一批协同创新平台，形成“多元、融合、动态、持续”的协同创新模式与机制，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逐步成为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学术高地、行业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基地和区域创新发展的引领阵地，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师范院校而言，协同创新不仅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也是彰显教育扶贫特色的重要举措，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前沿理论研究，形成政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的技术转移模式。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扶贫的一种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云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兴起，“智慧教育”概念趋于流行。师范院校应该依托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技术学等优势学科，与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有组织的创新，建立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同、多技术集成的“智慧教育”研发与应用平台。 第二，建立教育扶贫协同创新平台，形成协同创新机制。以教育扶贫需求为牵引，以机制体制改革为核心，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以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为保障，提升高校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突破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大力推进高校与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外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探索适应于不同需求的协同创新模式，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的环境和氛围。例如，中国教育科学院的教育实验区就是教育扶贫协同创新中心一种形式。 第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夯实教育扶贫的基础。教育扶贫是一项长期工程，一个优秀教育家，就可能带出一所好学校，培养出一批好学生。这是最本质的教育扶贫。师范院校的人才培养要着重考虑本土特色和学校类型。研究型的师范院校应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应用型的师范院校应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不仅要使师范生成为合格教师、名师，还要使其成为“教育家”。不是只有出新成果、新技术才叫创新，变革人才培养模式也是创新。 （二）“立地”为本：确立责任导向的教育扶贫机制 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能力，除了跟其创新能力有关之外，还跟责任意识密切相关。虽然国家对高校参与教育扶贫有要求，但比较模糊。换句话说，高校参加教育扶贫到什么程度，主要还是由高校的责任意识决定。高校不但需要创新强校理念，更需要树立强校为民的理念，也就是说不仅要“顶天”，还应“立地”，承担起“身边责任”，具体来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提升校长和教师素质，加强教育扶贫的实效。师范院校最大的特色在于校长和教师的培养与培训。教育均等发展关键在于师资力量的均衡发展，地方师范院校往往具有完善的校长和教师培训网络。因此，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应该以校长和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升为突破口，通过贫困地区的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来提升当地的教育水平，从而实现贫困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达到教育扶贫的实效。具体的做法有开设校长、教师高端培训班，搭建后备校长培养基地等等。 第二，培养师生的社会服务意识，建立教育扶贫的长效机制。师范院校应该建立定期定点的扶贫机制，如大学师生的暑期“三下乡”活动，利用师范院校的智力优势和文化优势，解决一些教育扶贫中的迫切问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服务社会内化为大学师生的内在品德。 第三，项目推动，特色扶贫。利用师范院校的特色专业和资源，进行有特色的专项扶贫工作。如心理学专业师生可开展心理健康辅导专项活动，法学专业师生可开展普法和法律咨询专项活动等等。 三、师范院校教育扶贫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尝试 近年来，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工作进展迅速，社会各界反响热烈，效果明显，但是，仍然存在协同不畅、发展不均、可持续性不强等现象。纵观过往的实践进程，不难发现，教育扶贫的开展绝不是任何一间大学、任何一所师范院校能够独立完成的，必然有赖于社会各界的协力，通过整合多种资源、争取政策支持才能得以推进。本文基于某师范大学的实证材料，结合一些学者的观点，将当前师范院校教育扶贫的支持类型、路径选择、影响层面进行归纳，并给出项目示例，详见表1。 更具体地说，合作性支持的获得，所依靠的是社会各界的协同与投入，高校的路径选择是开发、汇聚并拓展多元化的社会资本，能够迅速提升社会参与度并进一步强化合作性支持。工具性支持的获取，主要体现在教学、传播手段的优化中，高校的路径选择是对包括互联网、自媒体等新兴科技的高效使用，能够极大地扩展受众的惠及率。政策性支持的获取，则主要体现在对政策议程的影响、对政策法规的解读与实施中，高校的路径选择是善用法规政策的推动机制，从而更好地确保项目的合法性与持续性。 某师范院校在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中，高度注重“智力扶贫”，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和发挥学校教师教育资源优势与品牌优势，参与省内的定点扶贫工作，为广东省的教育扶贫工作做出新的努力与尝试。这些尝试主要体现在基金计划的设立、社会协同机制的完善、专项工作的开展中。 设立教育帮扶基金计划，扩大受益面。学校从竞争性扶贫资金中拨款50万元作为教育帮扶专项启动基金。同时发动社会爱心人士以及广大师生向基金会捐款，共计25万元。教育帮扶基金主要用于支付边远山区高考学生的奖学金、在校困难大学生助学金、师资培训交流经费以及在校大学生支教经费，详见表2。 完善社会协同机制，提升贫困地区学校效能及教师素质。学校通过其附中、附小与边远山区学校“结对子”方式，为边远山区学校传授办学经验和管理理念，整体改进边远山区学校效能，推进边远山区基础 教育均衡发展。学校还利用强大的师资培训力量、丰富的培训经验和完善的培训网络，以提升边远山区、革命老区的教师素质、优化人才结构为宗旨，针对性地开展边远山区有关中小学校长、中层干部、教育行政领导干部、中小学骨干教师、班主任等一系列基础教育的职后培训计划。同时，组织高校专家、名校长、名师组成的“讲师团”深入边远山区进行巡回讲座，让无法置换出来参加培训的边远山区基础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校长、教师、教育行政领导干部能够有机会了解最前沿的基础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学校还利用各种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实践密切相关的应用性教育研究项目，促进研究成果在教育实践中的转化，发挥对边远山区基础教育的科研引领和辐射功能；利用远程教育提供的技术、资源、管理和支持服务，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边远山区的基础教育。依靠网络教育学院的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平台，开展边远山区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远程高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岗位培训、实用技术培训等专业培训，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西部行”活动，致力于对农村贫困山区、边远山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远程教育帮扶。目前已在江西、云南等地建立了校外学习中心，为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和人才支持。学院还招收了一批残疾人学员，利用远程技术手段提供一系列特殊的支持服务，满足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目前网络学院有残疾学员300余人，包括肢残、聋哑和盲人学员。在大学参与教育扶贫方面，某大学在省内率先试行顶岗实习置换教师培训工作，为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缩小与发达地区教师的差距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推行顶岗实习工作的同时，学校注重师范生在边远山区各个学校的常规实习工作，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大学生到边远山区农村去，为提升边远山区的基础教育水平作出贡献。 在专项教育扶贫方面，定期开展大学生“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计划。学校各学院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和边远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广泛开展社会调查、 理论宣讲、教育帮扶、医疗服务、科技支农、信息兴农、文艺演出和法律援助等活动，引导学生以课题调研、支教助教、志愿服务等方式积极参加边远山区的社会实践活动。如以某师范大学“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为依托，发挥学校心理学科优势，为边远山区中小学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结合农村留守农民工子女的现实需求，开展大学生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活动；利用自身培养国防生的优势，开展边远山区中小学生军事化训练和普法教育计划；法学院派出相关的法律专家，连同公检法系统相关执法人员，到边远山区进行普法宣传， 增强民众法制观念，等等。此外，还积极参与边远山区的基层党建计划，以“大学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教育实践基地”为依托，利用农闲季节对边远山区的县镇级干部、各村党支部书记及村委会主任等进行集中培训，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业务素质。 教育扶贫，归根结底是要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而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关键是靠师资水平。师范院校不仅担负着培养未来优秀教师的重任，也担负着欠发达地区师资培训和人才培训的重任。因此，必须进一步提升师范院校办学水平、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的能力，采取有效路径，寻求更充分的社会资本、科技、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充分发挥师范院校的特长，切实提升教育扶贫的社会参与度、受众惠及率与项目持续性，为广东省创建教育强省、争当教育现代化先进区、打造南方教育高地、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徐小洲. 博克论大学的社会责任[J].比较教育研究，2002（8）：22-26. [2][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1. [3]2013-2014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前200强[EB/OL].http：//www.idp.cn/temps/2013-2014/. （责任编辑 陈志萍） 第一，加强前沿理论研究，形成政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的技术转移模式。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扶贫的一种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云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兴起，“智慧教育”概念趋于流行。师范院校应该依托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技术学等优势学科，与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有组织的创新，建立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同、多技术集成的“智慧教育”研发与应用平台。 第二，建立教育扶贫协同创新平台，形成协同创新机制。以教育扶贫需求为牵引，以机制体制改革为核心，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以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为保障，提升高校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突破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大力推进高校与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外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探索适应于不同需求的协同创新模式，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的环境和氛围。例如，中国教育科学院的教育实验区就是教育扶贫协同创新中心一种形式。 第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夯实教育扶贫的基础。教育扶贫是一项长期工程，一个优秀教育家，就可能带出一所好学校，培养出一批好学生。这是最本质的教育扶贫。师范院校的人才培养要着重考虑本土特色和学校类型。研究型的师范院校应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应用型的师范院校应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不仅要使师范生成为合格教师、名师，还要使其成为“教育家”。不是只有出新成果、新技术才叫创新，变革人才培养模式也是创新。 （二）“立地”为本：确立责任导向的教育扶贫机制 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能力，除了跟其创新能力有关之外，还跟责任意识密切相关。虽然国家对高校参与教育扶贫有要求，但比较模糊。换句话说，高校参加教育扶贫到什么程度，主要还是由高校的责任意识决定。高校不但需要创新强校理念，更需要树立强校为民的理念，也就是说不仅要“顶天”，还应“立地”，承担起“身边责任”，具体来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提升校长和教师素质，加强教育扶贫的实效。师范院校最大的特色在于校长和教师的培养与培训。教育均等发展关键在于师资力量的均衡发展，地方师范院校往往具有完善的校长和教师培训网络。因此，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应该以校长和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升为突破口，通过贫困地区的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来提升当地的教育水平，从而实现贫困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达到教育扶贫的实效。具体的做法有开设校长、教师高端培训班，搭建后备校长培养基地等等。 第二，培养师生的社会服务意识，建立教育扶贫的长效机制。师范院校应该建立定期定点的扶贫机制，如大学师生的暑期“三下乡”活动，利用师范院校的智力优势和文化优势，解决一些教育扶贫中的迫切问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服务社会内化为大学师生的内在品德。 第三，项目推动，特色扶贫。利用师范院校的特色专业和资源，进行有特色的专项扶贫工作。如心理学专业师生可开展心理健康辅导专项活动，法学专业师生可开展普法和法律咨询专项活动等等。 三、师范院校教育扶贫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尝试 近年来，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工作进展迅速，社会各界反响热烈，效果明显，但是，仍然存在协同不畅、发展不均、可持续性不强等现象。纵观过往的实践进程，不难发现，教育扶贫的开展绝不是任何一间大学、任何一所师范院校能够独立完成的，必然有赖于社会各界的协力，通过整合多种资源、争取政策支持才能得以推进。本文基于某师范大学的实证材料，结合一些学者的观点，将当前师范院校教育扶贫的支持类型、路径选择、影响层面进行归纳，并给出项目示例，详见表1。 更具体地说，合作性支持的获得，所依靠的是社会各界的协同与投入，高校的路径选择是开发、汇聚并拓展多元化的社会资本，能够迅速提升社会参与度并进一步强化合作性支持。工具性支持的获取，主要体现在教学、传播手段的优化中，高校的路径选择是对包括互联网、自媒体等新兴科技的高效使用，能够极大地扩展受众的惠及率。政策性支持的获取，则主要体现在对政策议程的影响、对政策法规的解读与实施中，高校的路径选择是善用法规政策的推动机制，从而更好地确保项目的合法性与持续性。 某师范院校在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中，高度注重“智力扶贫”，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和发挥学校教师教育资源优势与品牌优势，参与省内的定点扶贫工作，为广东省的教育扶贫工作做出新的努力与尝试。这些尝试主要体现在基金计划的设立、社会协同机制的完善、专项工作的开展中。 设立教育帮扶基金计划，扩大受益面。学校从竞争性扶贫资金中拨款50万元作为教育帮扶专项启动基金。同时发动社会爱心人士以及广大师生向基金会捐款，共计25万元。教育帮扶基金主要用于支付边远山区高考学生的奖学金、在校困难大学生助学金、师资培训交流经费以及在校大学生支教经费，详见表2。 完善社会协同机制，提升贫困地区学校效能及教师素质。学校通过其附中、附小与边远山区学校“结对子”方式，为边远山区学校传授办学经验和管理理念，整体改进边远山区学校效能，推进边远山区基础 教育均衡发展。学校还利用强大的师资培训力量、丰富的培训经验和完善的培训网络，以提升边远山区、革命老区的教师素质、优化人才结构为宗旨，针对性地开展边远山区有关中小学校长、中层干部、教育行政领导干部、中小学骨干教师、班主任等一系列基础教育的职后培训计划。同时，组织高校专家、名校长、名师组成的“讲师团”深入边远山区进行巡回讲座，让无法置换出来参加培训的边远山区基础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校长、教师、教育行政领导干部能够有机会了解最前沿的基础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学校还利用各种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实践密切相关的应用性教育研究项目，促进研究成果在教育实践中的转化，发挥对边远山区基础教育的科研引领和辐射功能；利用远程教育提供的技术、资源、管理和支持服务，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边远山区的基础教育。依靠网络教育学院的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平台，开展边远山区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远程高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岗位培训、实用技术培训等专业培训，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西部行”活动，致力于对农村贫困山区、边远山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远程教育帮扶。目前已在江西、云南等地建立了校外学习中心，为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和人才支持。学院还招收了一批残疾人学员，利用远程技术手段提供一系列特殊的支持服务，满足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目前网络学院有残疾学员300余人，包括肢残、聋哑和盲人学员。在大学参与教育扶贫方面，某大学在省内率先试行顶岗实习置换教师培训工作，为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缩小与发达地区教师的差距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推行顶岗实习工作的同时，学校注重师范生在边远山区各个学校的常规实习工作，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大学生到边远山区农村去，为提升边远山区的基础教育水平作出贡献。 在专项教育扶贫方面，定期开展大学生“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计划。学校各学院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和边远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广泛开展社会调查、 理论宣讲、教育帮扶、医疗服务、科技支农、信息兴农、文艺演出和法律援助等活动，引导学生以课题调研、支教助教、志愿服务等方式积极参加边远山区的社会实践活动。如以某师范大学“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为依托，发挥学校心理学科优势，为边远山区中小学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结合农村留守农民工子女的现实需求，开展大学生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活动；利用自身培养国防生的优势，开展边远山区中小学生军事化训练和普法教育计划；法学院派出相关的法律专家，连同公检法系统相关执法人员，到边远山区进行普法宣传， 增强民众法制观念，等等。此外，还积极参与边远山区的基层党建计划，以“大学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教育实践基地”为依托，利用农闲季节对边远山区的县镇级干部、各村党支部书记及村委会主任等进行集中培训，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业务素质。 教育扶贫，归根结底是要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而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关键是靠师资水平。师范院校不仅担负着培养未来优秀教师的重任，也担负着欠发达地区师资培训和人才培训的重任。因此，必须进一步提升师范院校办学水平、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的能力，采取有效路径，寻求更充分的社会资本、科技、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充分发挥师范院校的特长，切实提升教育扶贫的社会参与度、受众惠及率与项目持续性，为广东省创建教育强省、争当教育现代化先进区、打造南方教育高地、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徐小洲. 博克论大学的社会责任[J].比较教育研究，2002（8）：22-26. [2][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1. [3]2013-2014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前200强[EB/OL].http：//www.idp.cn/temps/2013-2014/. （责任编辑 陈志萍） 第一，加强前沿理论研究，形成政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的技术转移模式。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扶贫的一种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云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兴起，“智慧教育”概念趋于流行。师范院校应该依托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技术学等优势学科，与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有组织的创新，建立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同、多技术集成的“智慧教育”研发与应用平台。 第二，建立教育扶贫协同创新平台，形成协同创新机制。以教育扶贫需求为牵引，以机制体制改革为核心，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以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为保障，提升高校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突破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大力推进高校与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外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探索适应于不同需求的协同创新模式，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的环境和氛围。例如，中国教育科学院的教育实验区就是教育扶贫协同创新中心一种形式。 第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夯实教育扶贫的基础。教育扶贫是一项长期工程，一个优秀教育家，就可能带出一所好学校，培养出一批好学生。这是最本质的教育扶贫。师范院校的人才培养要着重考虑本土特色和学校类型。研究型的师范院校应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应用型的师范院校应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不仅要使师范生成为合格教师、名师，还要使其成为“教育家”。不是只有出新成果、新技术才叫创新，变革人才培养模式也是创新。 （二）“立地”为本：确立责任导向的教育扶贫机制 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能力，除了跟其创新能力有关之外，还跟责任意识密切相关。虽然国家对高校参与教育扶贫有要求，但比较模糊。换句话说，高校参加教育扶贫到什么程度，主要还是由高校的责任意识决定。高校不但需要创新强校理念，更需要树立强校为民的理念，也就是说不仅要“顶天”，还应“立地”，承担起“身边责任”，具体来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提升校长和教师素质，加强教育扶贫的实效。师范院校最大的特色在于校长和教师的培养与培训。教育均等发展关键在于师资力量的均衡发展，地方师范院校往往具有完善的校长和教师培训网络。因此，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应该以校长和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升为突破口，通过贫困地区的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来提升当地的教育水平，从而实现贫困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达到教育扶贫的实效。具体的做法有开设校长、教师高端培训班，搭建后备校长培养基地等等。 第二，培养师生的社会服务意识，建立教育扶贫的长效机制。师范院校应该建立定期定点的扶贫机制，如大学师生的暑期“三下乡”活动，利用师范院校的智力优势和文化优势，解决一些教育扶贫中的迫切问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服务社会内化为大学师生的内在品德。 第三，项目推动，特色扶贫。利用师范院校的特色专业和资源，进行有特色的专项扶贫工作。如心理学专业师生可开展心理健康辅导专项活动，法学专业师生可开展普法和法律咨询专项活动等等。 三、师范院校教育扶贫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尝试 近年来，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工作进展迅速，社会各界反响热烈，效果明显，但是，仍然存在协同不畅、发展不均、可持续性不强等现象。纵观过往的实践进程，不难发现，教育扶贫的开展绝不是任何一间大学、任何一所师范院校能够独立完成的，必然有赖于社会各界的协力，通过整合多种资源、争取政策支持才能得以推进。本文基于某师范大学的实证材料，结合一些学者的观点，将当前师范院校教育扶贫的支持类型、路径选择、影响层面进行归纳，并给出项目示例，详见表1。 更具体地说，合作性支持的获得，所依靠的是社会各界的协同与投入，高校的路径选择是开发、汇聚并拓展多元化的社会资本，能够迅速提升社会参与度并进一步强化合作性支持。工具性支持的获取，主要体现在教学、传播手段的优化中，高校的路径选择是对包括互联网、自媒体等新兴科技的高效使用，能够极大地扩展受众的惠及率。政策性支持的获取，则主要体现在对政策议程的影响、对政策法规的解读与实施中，高校的路径选择是善用法规政策的推动机制，从而更好地确保项目的合法性与持续性。 某师范院校在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中，高度注重“智力扶贫”，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和发挥学校教师教育资源优势与品牌优势，参与省内的定点扶贫工作，为广东省的教育扶贫工作做出新的努力与尝试。这些尝试主要体现在基金计划的设立、社会协同机制的完善、专项工作的开展中。 设立教育帮扶基金计划，扩大受益面。学校从竞争性扶贫资金中拨款50万元作为教育帮扶专项启动基金。同时发动社会爱心人士以及广大师生向基金会捐款，共计25万元。教育帮扶基金主要用于支付边远山区高考学生的奖学金、在校困难大学生助学金、师资培训交流经费以及在校大学生支教经费，详见表2。 完善社会协同机制，提升贫困地区学校效能及教师素质。学校通过其附中、附小与边远山区学校“结对子”方式，为边远山区学校传授办学经验和管理理念，整体改进边远山区学校效能，推进边远山区基础 教育均衡发展。学校还利用强大的师资培训力量、丰富的培训经验和完善的培训网络，以提升边远山区、革命老区的教师素质、优化人才结构为宗旨，针对性地开展边远山区有关中小学校长、中层干部、教育行政领导干部、中小学骨干教师、班主任等一系列基础教育的职后培训计划。同时，组织高校专家、名校长、名师组成的“讲师团”深入边远山区进行巡回讲座，让无法置换出来参加培训的边远山区基础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校长、教师、教育行政领导干部能够有机会了解最前沿的基础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学校还利用各种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实践密切相关的应用性教育研究项目，促进研究成果在教育实践中的转化，发挥对边远山区基础教育的科研引领和辐射功能；利用远程教育提供的技术、资源、管理和支持服务，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边远山区的基础教育。依靠网络教育学院的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平台，开展边远山区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远程高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岗位培训、实用技术培训等专业培训，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西部行”活动，致力于对农村贫困山区、边远山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远程教育帮扶。目前已在江西、云南等地建立了校外学习中心，为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和人才支持。学院还招收了一批残疾人学员，利用远程技术手段提供一系列特殊的支持服务，满足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目前网络学院有残疾学员300余人，包括肢残、聋哑和盲人学员。在大学参与教育扶贫方面，某大学在省内率先试行顶岗实习置换教师培训工作，为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缩小与发达地区教师的差距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推行顶岗实习工作的同时，学校注重师范生在边远山区各个学校的常规实习工作，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大学生到边远山区农村去，为提升边远山区的基础教育水平作出贡献。 在专项教育扶贫方面，定期开展大学生“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计划。学校各学院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和边远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广泛开展社会调查、 理论宣讲、教育帮扶、医疗服务、科技支农、信息兴农、文艺演出和法律援助等活动，引导学生以课题调研、支教助教、志愿服务等方式积极参加边远山区的社会实践活动。如以某师范大学“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为依托，发挥学校心理学科优势，为边远山区中小学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结合农村留守农民工子女的现实需求，开展大学生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活动；利用自身培养国防生的优势，开展边远山区中小学生军事化训练和普法教育计划；法学院派出相关的法律专家，连同公检法系统相关执法人员，到边远山区进行普法宣传， 增强民众法制观念，等等。此外，还积极参与边远山区的基层党建计划，以“大学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教育实践基地”为依托，利用农闲季节对边远山区的县镇级干部、各村党支部书记及村委会主任等进行集中培训，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业务素质。 教育扶贫，归根结底是要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而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关键是靠师资水平。师范院校不仅担负着培养未来优秀教师的重任，也担负着欠发达地区师资培训和人才培训的重任。因此，必须进一步提升师范院校办学水平、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的能力，采取有效路径，寻求更充分的社会资本、科技、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充分发挥师范院校的特长，切实提升教育扶贫的社会参与度、受众惠及率与项目持续性，为广东省创建教育强省、争当教育现代化先进区、打造南方教育高地、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徐小洲. 博克论大学的社会责任[J].比较教育研究，2002（8）：22-26. [2][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1. [3]2013-2014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前200强[EB/OL].http：//www.idp.cn/temps/2013-2014/. （责任编辑 陈志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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