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三全育人”视阈下“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建构 |
| 范文 | 周学智 摘? 要：“三全育人”是推进高校育人实效的重要方法。在育人过程中教育主体间、教育主客体间和校园内外环境等存在话语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已然制约了高校人才的培养质量，需要教育工作者在“三全育人”理念下系统构建育人共同体及其话语体系，不断完善育人主体能力，丰富育人话语内涵，融合育人话语载体，提升育人话语实效，切实发挥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的价值引领作用。 关键词：三全育人;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系统性;立德树人 中图分类号：G641? ? ? ?文献标志码：A? ? ? ? ?文章编号：2096-000X（2020）27-0069-04 Abstract： "Three-al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education.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ng people， there are discourse differences among educational subjects， between educational subjects and objects， and within and outside campus environment.These differences have already restricted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for educators to systematically build an education community and its discourse system under the concept of "three-all education"， constantly improve the main ability of education， enrich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and integrate education. The discourse carrier enhan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ducation discourse， and effectively exerts the value leading role of the education community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s： three-wide education; education community; discourse system; systematicness; to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一、育人共同體话语体系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一）教育主体间育人话语体系存在着差异 高校育人共同体的教育主体主要包括专任教师（本文主要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能部处的管理人员和辅导员。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不同的教育主体有着不同的责任、分工和目标。他们在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管理形式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教育主体工作时的话语风格反映出了这种差异性。一定边界范围内的差异性可以增强教育语言的多样性。但如不能实现教育语言的系统化管理，一旦超出临界范围，反而适得其反，造成教育客体思维上的混乱，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 思政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承载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办好思政课的关键在于教师。思政课教师的话语体系优势在于政治性、学理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统一。他们的优势在于对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方法等系统研究。短板在于对大学生的特点把握不足，难以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形式上与内容上的有机统一。他们擅长课本知识的讲授，但在推动学生将课本知识与社会实践实现相互观照上缺乏实战经验。 管理人员主要承担着学校具体的日常工作，推动工作的落实和计划的实现。他们的话语风格更倾向于管理式和命令式，存在着僵硬、不变通、居高临下的话语特点。学校机关职能部门之所以在学生群体中评价相对较低，与他们的话语风格有着必然的联系。 辅导员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引领者和知心朋友。他们兼有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双重身份，但又不同于思政课教师或管理人员。辅导员的话语风格兼具思政课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双重特点。与思政课教师相比，在学理上和学术上相对较弱;与管理人员相比，其语言更加柔性，管理性语言相对较少。总的来说，辅导员的话语体系有其特殊性。 从分工来看，思政课教师、管理人员和辅导员都与学生关系密切。但三者之间交流却相对较少。即使有交集，也局限在某一具体工作在操作层面的分工与协调，并无深层次地对育人共同体问题的系统研讨和思考。因此，现阶段的全员育人共同体仅是偶然的“物理性的简单结合”，而非必然的“化学性的有机耦合”。 系统理论强调要把握事物发展的整体性，充分发挥每一元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最终实现1+1>2的目标。但现阶段育人主体工作出发点仍着眼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尚未形成统一的“全员育人”思维图式。教育主体间只有按照相关的话语规范、程序、要素、传播方式来建构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才能从深层次影响三个教育主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才能用系统性思维解决现实存在的思想政治工作难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大育人主体自说自话的尴尬局面，使育人主体同频共振、同向同行。 （二）教育主客体间话语体系存在差异 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反之亦然，“权力即话语”。拥有不同的权力即拥有不同的话语权。[1]教育水平、社会经历等客观现实使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在话语权力上存在差异。教育主体必须依靠话语权才能将概念、观念、知识、价值、意义、规范等嵌入主导性的话语体系中，从而对客体的价值观念、思想行为等加以引导和规范，以便培养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国家进步、民族复兴所期待的人。 一方面，教育主体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教育客体。教育的最终目标在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但主要观点包括“具有真善美统一的完美人格，或是完善的人，或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或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这些关键词最终指向的都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身就蕴含着教育客体向教育主体的功能性、现实性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教育客体参与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另一方面，教育客体只有认识到自我学习教育管理的重要性，并为之付出具体行动时，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自我成长”。当前教育实践过程中虽没有忽视了教育客体向教育主体转变的可能。但在育人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不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将“学生”纳入其中，从而忽视了学生自我成长的主动性。 系统化建构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必须将“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来看待。要让学生参与到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了解学生的言语形态和言语特征，消除话语隔阂，促进教育主客体间地有效沟通，形成教育主客体能完全参与融合的、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 （三）校内外育人话语体系存在差异 系统建构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需要弥合校内外育人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世界因互联网而更多彩，生活因互联网而更丰富。互联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发展活力的领域，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2]智能手机的大规模覆盖进一步增强了学生对网络的高度依赖。网络的高渗透性日益成为“育人”过程中的最大变量。 网络将原来自上而下的话语线性传播变成了以由点到点的量子传播，具有速度快影响广且不易把控等特点。网络传播体系削弱了传统媒介（报纸、电视）的话语权，形成了新的话语权力中心。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调查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增强了他们作为地球村村民的意识，这有利于他们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中生存。另一方面，与这种‘一体化意识相伴的是种族、民族意识的弱化，民族认同感减弱，民族身份逐渐消解。在某种意义上不利于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3]这就意味着信息来源的多元化改变着原有的一元价值观，分解了现存的话语权力，增加了学生的话语权力和民主意识。网络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中最大变量的症结在于当前网络产品吸引力不强并落后时代发展的脚步。现有的话语体系对网络上出现的一些新事物解释不够深入，教育主客体间难以形成共鸣和认同。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就是要将最大变量转变成为最大增量。教育主体需要将多样性网络语言与传统的育人话语体系相结合，将“二次元的新词”“快播”“抖音”这些新鲜事物，纳入高校“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提升话语风格与学生兴趣的契合度，不断改变网络的娱乐化、碎片化等不良倾向，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二、建构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基本原则 （一）建构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中国头上，用它们来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进行格式化，用国外的理论来裁剪中国的实践，那就非常荒谬了。”[4]由于受近现代东西方发展的巨大差距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学术话语体系中，受西方概念、话语、方法的影响巨大，引用西方的一些概念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学术话语塑造着学人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文化新观察和新建设。[5]基于西方概念、理论来思考中国问题、分析世界大势必然会失去自己的主体性，失去自我表达的、提出新见解的意识和能力。这对高校的人才培养也将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以经济学科为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成就显著，举世瞩目。“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成为了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经济学科”本应成为推动学科话语打破在西方学科话语垄断的排头兵。但无论是非中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基本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解读中国问题。似乎无论是国外还是中国的经济问题，都只能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才能说明，而采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好像不能说明问题。[6]这种现象非经济学独有，思想政治教育学也是如此。要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发展的现状，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话语变革当前的研究风气，厘清育人话语中的错误理论和概念，消解育人主体固有的错误观点和方法，建构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 （二）建构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必须坚持价值导向 在国际范围之内，谁拥有学术话语权，谁就拥有将自己的价值贯穿、传播到相关学术领域及学术活动内外的主导权，谁就拥有潜移默化地引导相应价值观念发展变化的影响力。[7]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学科，需要在实践中定位自身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将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作为自身发展的方向。建构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就是要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统一育人主体思想，凝聚育人主体共识，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建构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本质要求就是要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追求意义的实践活动。因为对于教育来说，精神建构更为根本的，而教育之所以能够促进精神的建构和精神的运动，就在于教育是一种意义生成活动，即在教育中发生着意义交流。[8]教育工作者在明确建构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的价值导向基础上，在教育实践中进一步发挥其价值属性。只有将价值导向作为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的一项重要原则，才能引导育人主体在与学生教育、交流、指导过程中，推动教育内容的知识性与价值性的相互融合。 （三）建构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中国各学科发展中大致都经历了三个转向即从“引进式”转向“原创性发展”、从“哲学性演绎”转向“扎根性研究”、从“依附性寄居”转向“独立性存在”。[9]这种转变是学科自身发展随社会变化而变化的结果。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世界马克思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够准确回答新时代命题，解决新时代问题。从时间的维度来说，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独特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是要解决当前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中遇到的新问题。从空间的维度来说，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不同于西方任何其他国家的育人体系，它有着自己的育人目标、内涵、理论、概念、方法，它是扎根中国大地，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我国大学生自身特点和高校育人环境所形成自我完备的话语体系。从实践的维度来说，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它既借鉴了其他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成果，也继承了我国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传统，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规律，做到了兼容并包，既不西化也不独化。 三、建构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的主要路径 （一）推进育人共同体话语主体能力的完备 主体要素解决的是“谁来讲”的问题。谁来讲直接关系到讲什么、如何讲、讲的效果如何等一系列后续问题。教育主体作为能动性要素，直接关系到整个话语体系系统建构的科学性、可行性、可持续性以及实现的范围、效果。思政课教师、行政人员、辅导员作为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的主体，他们在育人过程中将扮演建构者、实施者、承担者、传播者、监督者、反馈者等多重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育主体的综合能力也就成为了建构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是否成功的关键要素。一个优秀的教育主体需要具备基本的素质和能力，既需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也要做到“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 虽然这些要求是习总书记在特殊场合针对教师中的某一群体提出的，但在育人共同体话语体系视阈下，应对所有育人主体都具有普适性。这也应成为教育主体能力建设的目标与方向。只有具备了上述的品格和素质，才能在具体实践中将自己的工作同党的教育方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生的成长成才等多种因素考虑进去，而不再只是从自己单一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和解决问题，从而在话语议题设置、话语交流中有更多的换位思考，有效提升学生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最终实现“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实现立德树人目标。 （二）推进育人共同体话语内涵的丰富 内涵要素解决的是“讲什么”的问题。教育主体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成为优秀的产品供给者，要用“供给侧改革的思维”为教育客体提供内容丰富、价值导向强的产品。总的来说，一要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理应成为每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公民应知、能懂并且会用的思想武器。这也是当代大学生首先必须掌握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 二要讲好中国故事。“现在，国际上理性客观看待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为中国点赞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走的是正路、行的是大道，这是主流媒体的历史机遇，必须增强底气、鼓起士气，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10]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能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发展现状，也能让中国人深刻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只有讲好中国故事，才能让学生科学的“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才能在人生道路上“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 （三）推进育人共同体话语载体的融合 载体要素解决的是“如何讲”的问题。在基本素材已经明确的大背景下，如何在保留素材营养价值的前提下实现色香味俱全，考验的是教育主体对传播载体的把控能力。话语传播载体是推动教育内容得以呈现的手段，是连接内容和效果的桥梁。现阶段话语传播过程中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话语传播形式上滞后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和要求。二是话语传播视阈上主客体之间话语共识域缺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仍未突破原有的形式，尤其是理论课话语体系的主体依然是政治话语、文件话语、权力话语等等，甚至从教材上呈现的文本到教师课堂讲授的语言都是用以上对下的姿态来传达党和国家对受教者的要求和规定的。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学生发展的需求。而其他商业主体在提供的产品娱乐化、多元化更加容易满足学生的好奇心。马克思曾说：“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11]这就需要教育主体基于现实发展阶段为教育客体创造适合其发展的话语环境。话语环境已然成为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大环境因素。只有掌握了最佳的传播方式，才能引起教育客体的共鸣，进行反思，形成价值判断，最终实现教育目标，取得教育实效。 （四）推进育人共同体话语效果的提升 效果要素解决的是“讲的怎么样”的问题。“认识并不发端与主体（因为如果没有来自客体的作用，主体就没有认识的对象），也不发端于客体（因为如果没有对客体有作用的主体的机能，客体就不能进入主体，也就不会有认识的发生），而是发端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活动的建构。”[12]因此效果源自主客体的互动过程中。判断主客体互动效果应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教育客体的认知阶段。这一阶段反映的是教育客体对输入信息的接收、理解、输出的程度，体现了教育客体知识消化能力。二是教育客体的情感阶段。教育客体在这一阶段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特殊性，并逐渐产生了价值认同和归属感，逐步形成独立意识，并实现向自为主体转变。三是教育客体的实践阶段。这一阶段解决了教育客体知情意行统一的问题。只有将科学认知、积极情感和坚定意志转化为现实的、具体的行动，才是对信仰的真正的认同。[13]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培养的学生都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也就取得了根本性的成功。 参考文献： [1]郑元景.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及其提升策略[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8（5）：11. [2]引领网信事业发展的思想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重要论述[J].保密工作，2018（12）：4. [3]中國社会科学院.互联网对新时期青年与青年工作的影响[Z].课题执笔人：张冠梓.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5-19（01）. [5]沈壮海，等.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理与路——一项分科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2. [6]沈壮海，等.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理与路——一项分科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04. [7]沈壮海，等.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理与路——一项分科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03. [8]金生鈜.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115. [9]王枬，王昊宁.浅析“生命·实践”教育学的中国元素[J].教育学报，2011，07（5）：3. [10]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新湘评论，2019（09）：4.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5. [12]李恒威.“生活世界”复杂性及其认知动力模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67. [13]吴潜涛，姜苏容.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07）：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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