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大学文化生态及其优化 |
| 范文 | 范玉鹏 余小波 摘要： 大学文化生态是指大学文化系统中诸要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所形成和显示出来的动态关系。大学文化生态具有育人性、学术性、批判性、开放性等特征，由教学文化生态、学术文化生态和管理文化生态组成。囿于大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和生态环境的种种影响，大学文化生态建设中存在着教学精神遮蔽化、学术取向功利化、管理体制行政化等失衡倾向。整治大学文化生态失衡，需从优化文化生态环境、健全文化生态机制、重塑文化生态个性、提升主体文化自觉上着力。 关键词：大学文化；文化生态；内涵；失衡；优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6-0013-06 收稿日期：2018-0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管办评分离背景下大学社会评价体系和机制研究”（16BGL172）。 作者简介：范玉鹏（1989-），男，河南新乡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余小波，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410082。 大学不仅是一个组织实体，更是一种文化存在。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组织特性的标志，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然而，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人们在获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表现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和我国今日的大学[1]，导致我国大学文化生态出现失衡态势，从而诱发了大学的本体危机。因此，对大学文化生态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大学文化生态的内涵及其构成 大学文化生态实质上是生态学视野下的大学文化，或者说是对大学文化的一种生态考量、生态审视和生态思考，是大学文化生存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一种环境企求、一种制度渴望。为进一步厘清大学文化生态，有必要对其内涵、特征及其构成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一）大学文化生态的内涵及特征 生态一词肇始于古希腊字Oikos，通常是指生物在自然界的生存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或生活习性。随着生态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不断深入，生态定义也随时代发展而变化。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在其著作《普通生物形态学》中将生态定义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关系的科学”。事实上，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既可用于生物等相关研究，也可应用于人类相关的各项实践活动。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剧增、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问题的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研究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拓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大学文化生态就是借用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来分析大学文化的問题，研究的是大学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规律，探求的是大学文化与其内外部环境的最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所谓大学文化生态，是指大学文化系统中诸要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所形成和显示出来的动态关系。其内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文化生态中诸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组成大学文化生态的各要素相互协调、动态关联，共同形成具有一定张力且保持相对平衡的状态。二是大学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系统与其外部环境间的动态耦合。大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外部环境，正是这种环境为其生成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大学文化生态作为大学一种新的生存智慧、生存方式，既具有文化生态的一般特点，也具有自身秉性的特征。具体如下：其一，育人性。育人是大学文化生态的本体功能[2]。大学自他诞生之日起就把传授知识和立德树人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能。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史，大学的功能虽然在不断拓展，但是“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或核心功能始终没有变。我们所谓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和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其二，学术性。大学是社会的学术组织，学术性是大学文化生态的生命表征。大学文化生态离不开学术，学术性是贯穿大学组织活动的始终并决定和支配大学一切活动进程的根本。大学的所有活动均是围绕学术逻辑而开展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无不以大学的学术活动为基础，并为其提供条件和服务。其三，批判性。大学文化生态本质上是文化积淀的产物，负有选择、批判和传承人类文化的职能，批判性是其固有性格和内在属性[3]。自中世纪以来，大学就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治和批判的权力，这使得大学可以超越国家、社会等外在力量的束缚，对其所处的环境进行审视、省察和引导。其四，开放性。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是开放系统，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从而维持系统的有序运转。大学文化生态作为一个层次丰富和要素多样的开放系统，与外界文化环境时刻进行着物质的、信息的和能量的交流与交换，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做出积极的调整。 （二）大学文化生态的构成 就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来看，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所以，生态主体与生态环境是生态学研究的基本视角，这对于研究大学文化生态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就生态主体视角来看，生态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生态认识和生态实践活动的人。同理，大学文化生态主体也必须是从事大学文化生态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主要由教师、学生和管理者组成。教师、学生和管理者通过教学、科研、教育、指导、管理、服务等关系形式联结起来，共同形成大学文化生态的“命运共同体”。同时，经大学“人”（教师、学生、管理者）、“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外部生态环境的进一步融合和演化，大学文化生态可分解为大学教学文化生态、学术文化生态、管理文化生态。 教学文化生态。教学是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教学的目标就是培养人才，人才培养是大学最本质的属性、最鲜明的特征和最重要的职能。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之日起，大学便肩负起人才培养的任务，教学文化也就如影随着大学成长。大学教学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生态的“本”，是大学师生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产生的集体价值取向，以及在师师之间、师生之间、师管之间产生的一种相互作用的环境氛围[4]。大学教学文化生态不等同于课堂教学文化，它还包括课堂以外与教学相关的显性文化与隐形文化，例如教学精神文化、教学制度文化、教学行为文化和教学环境文化等。优质的大学教学文化是一种文化积淀，不仅具有传授知识、学问、技能的功能，还承担着培养人、塑造人的重要职责。以育人为目标的教学文化生态如若呈现失衡态势，势必会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教师的专业成长，同时也会影响大学的教学质量和社会的名声声誉，致使大学教育质量的提升失去根基、血脉和力量。 学术文化生态。大学之“大”源于学术，学术是大学的生命支柱。大学作为“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机构[5]，是探究高深学问的文化殿堂，是以学术作为其逻辑起点的。学术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生态的根，是由“学术-学者-环境”构成，为达到学术传承和创新目的而进行复杂学问研究的动态系统，具体由学术心态文化、学术制度文化、学术行为文化以及学术物态文化组成。学术文化生态一旦形成，就会融入到学术成员的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和科研情感中，并且深刻影响学术成员的学术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可以说，一个好的学术文化生态能够形成良好的学风、研风和学术习惯，关系着大师的诞生、人才的培养和科研成果的产出；一个充盈歪风邪气和潜规则的学术文化生态必然带来学术功利与浮躁，诱导学术人对实际利益的过分追求，导致学术成为攫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因此，大学必须致力于建构良好的学术文化生态，无论是群体生态还是个体生态，都应该秉持学术至上的信念，使各种学术生命与环境共生共荣、相互作用。 管理文化生态。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皮特·德鲁克认为，管理不只是一门学问，还应该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生态的魂，是大学管理者基于大学文化组织运行的内在特性，以生态规律协调大学内部管理关系的动态系统。管理文化生态首先应该是一种民主管理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制度优先、科学民主、独立开放的管理理念，对教学文化生态和学术文化生态起积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同时，管理文化生态也是一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通过管理互动生成的行为文化，对大学师生具有正面导向、凝聚激励、约束规范、同化辐射等作用。管理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大学管理文化生态运转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科学研究的效率和社会服务的水平。因此，大学要建设生态化的大学管理文化，用生态的管理理念经营大学并改革内部管理模式与机制，使之既具有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又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氛围，从而激发大学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学习中去。 二、大学文化生态的失衡及其原因 当前，囿于大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和生态环境的种种影响，大学不再是一块“净土”，校园也不再是一座“象牙塔”：教学精神遮蔽化、学术取向功利化、管理体制行政化等文化生态失衡现象正在贬低着大学的神圣与旗帜，消解着大学的品格与力量，吞噬着大学的努力与奋斗。 （一）教学精神遮蔽化 教学精神是指教师和学生在长期教与学的互动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教学精神不同于其他精神，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引导大学生“学会做人”，对人之生存、发展的意义有所理解和体现，防止教育上的“单向度”倾向。但受文化市场化大潮的浸染与裹挟，大学教学精神逐渐被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所遮蔽，导致大学教育逐渐蜕变为“人力的教育”和“制器的教育”。具體表现在：一是教学内容方面，重实用轻修养。就现今的大学教育而言，实用性专业课程所占比重过大，人文课程和通识课程比重较小，普遍存在重技术传授、轻人文熏陶，重知识灌输、轻人品培养等现象，忽略了从意义和价值层面引导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忘却了教学精神的根本目的是“全面培植人性”，这既违背教育的本质规律，又违背人才培养的规律。二是教学评价方面，“评”的工具性价值功能被不断强化，“教”的价值或被遮蔽或被异化。当前大学教学评价偏重于显性的定量评价，加之高校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不良风气，导致投入周期长、见效慢，难以量化的教学和教学建设成果难以得到应有重视，教学始终游走于评价的“边缘”[6]。三是教学效果方面，所培养的大学生容易出现人文知识欠缺、人文素养缺失的现象[7]。受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驱使，大学生更容易形成急功近利的求学态度，对实用知识与实用学术的获取更为执著，导致大学越来越像“职业培训所”，丢失了其“精神城堡”的英姿。 （二）学术取向功利化 学术取向功利化是指大学文化生态主体把学术研究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紧密结合，把学术研究当做谋取利益、沽名钓誉的手段，极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当代社会由于受到工具理性主义和技术实用主义的冲击，大学学术生态日益呈现出技术化和非教养化的功利倾向，致使大学成为多种实利的探求场所[8]。这既损害了大学的崇高形象和学术研究环境，又阻碍了学术与科学的健康发展。具体表现如下：其一，学术动机功利化。“大学人”愈来愈急功近利，做学问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知，致使科研变成工具、学术变成数字。部分大学教师的学术动机仅是评职称、获头衔、享待遇；部分博硕士的学术动机仅是拿文凭、美简历、找工作；部分管理者的学术动机仅是追排名、扩影响、获荣誉。其二，学术手段功利化。学界部分集体和个人为谋求团体和个人私利，在课题申报、科研、学术出版等活动中采取种种非理性和不规范的行为表现，例如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用权钱捞取学术职称、学术评审腐败等，致使学术失范严重，学术不端行为频频发生。其三，学术评价功利化。当前，学术界或是缺乏或是没有坚持科学的学术评价标准，导致学者们过于重视论文、著作、专利的数量，甚至为此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学术评价中互相吹捧、歌功颂德、认人不认材料等，从而使严肃、单纯的学术活动复杂化。 （三）管理体制行政化 所谓管理体制行政化，是指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被泛化或滥用，即不顾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完全依靠行政权力，按照行政手段、行政方式来管理大学和组织学术事务[9]。管理体制行政化表现为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两个方面，前者涉及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后者关乎大学的内部治理问题。首先，就管理体制外部行政化来看，政府以管理行政部门的手段和思维，将大学作为自己的附属部门加以管理控制，管办不分。具体表现在：管理职能上，政府通常忽视大学独立法人的地位，存在定位不准、缺位、越位等现象；管理方式上，政府过于依赖行政命令手段管理大学，对各类大学事务均采用行政化的硬性管理方式，忽视了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殊性及其自身的逻辑性；管理作风上，存在官僚化、表面化、简单化等倾向，个别政府及其教育管理部门人员官僚风气明显[10]。其次，就管理体制内部行政化来看，行政化主要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界限不清、关系失衡乃至对立。具体表现在：一是大学组织结构生态科层化。组织机构的设置过于强调层级管理职权的区分，往往注重管理层级间的有序性和对称性，却忽略大学组织所特有的无序性。二是大学学术管理生态行政化。行政权力通过资源的配置、干部的任命、绩效的考核等方式对学术权力进行事实上的干预和控制[11]。三是大学管理决策生态集权化。大学的管理和决策依然遵循科层化与官本位糅合的管理逻辑，大学虽然设有学术委员会等，但大多形同虚设并不能发挥实际作用。 大学文化生态所呈现的失衡态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又受高校内部因素的制约。就社会外部因素来看，经济市场化的侵蚀、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信息网络化的驱使以及高等教育过度大众化的裹挟等，都是影响大学文化生态失衡的外部诱因。首先是经济市场化的侵蚀。市场经济天生具有无序性、盲目性、逐利性、垄断性等弊端，极易给大学文化生态带来不利的影响，例如无序性对大学独立地位的动摇；盲目性对大学就业生态的冲击；逐利性对大学学术精神的蚕食；垄断性对大学官本位思想的强化等。其次是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作为长期浸润在社会文化生态中的一种亚文化，大学文化生态时常受制于社会文化生态内部各种文化价值取向、思维模式的博弈，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冲突和矛盾。例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等。这些冲突和矛盾会促使部分大学人陷入价值选择的迷茫和困惑，在思想与行为方面做出错误判断。再次是信息网络化的驱使。隨着信息资源的广泛开发和网络技术的推陈出新，网络在给大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信息的无限蔓延和监督存在困难，使得色情、腐朽、敌对等思想通过网络迅速渗透到大学生群体之中，给原本单纯、健康的大学文化生态带来不可避免的冲击，弱化了大学文化的精神整合作用。最后是高等教育过度大众化的裹挟。高等教育大众化改变了以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升学现状，满足了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和需求，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纵深推进，许多问题也呈现井喷状态，例如教学质量的下降、教育公平问题的凸显、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等等。 就高校内部因素来看，行政本位的强化、工具理性的膨胀、政府依附性的固化以及大学定位的模糊仍是影响大学文化生态失衡的内部诱因。首先是行政本位的强化。当前，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下，我国对高等教育管理仍是采取以行政命令与指导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以效率和绩效为主的行政本位仍主导着大学文化生态，致使学术权力被弱化[12]。其次是工具理性的膨胀。随着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和演化，我国高等教育正在表现出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倾向，导致人文学科在社会文化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技术科学和实用科学所取代，致使大学成了人力工厂，成了职业培训所，成了现代人追逐名利的竞技场。再次是政府依附性的固化。大学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组织，既具有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传统，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但受制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大学资源配置模式，大学没有经受住考验，开始成为政府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品，忘却了大学的使命和宗旨，丢弃了大学之为大学的“精神气质”。最后是大学定位的模糊。定位问题关系到一所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但受制于功利本位和行政本位影响，许多大学在发展定位上明显越位、错位和失位，例如在办学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学科发展定位上“贪多求全”；在办学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等等。 三、大学文化生态的整治与优化 面对当下大学文化生态的种种问题和失衡态势，必须大力进行文化生态的整治与优化。整治和优化大学文化生态需从优化文化生态环境、健全文化生态机制、重塑文化生态个性、提升主体文化自觉上着力。 （一）优化文化生态环境 任何文化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不能脱离环境而独立存在。大学文化生态也是如此，不能脱离政府、社会、高校等内外部环境因素而独立存在。它同这些内外部环境因素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以保持大学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优化大学文化生态环境，需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方面双管齐下、协同发力。就外部环境看，有必要理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促使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把原来属于大学、而被政府占有的权力毫无保留地归还给大学，从而规避大学对政府权力的“制度性依赖”，最终形成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还要理顺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一直以来，社会文化环境对大学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广大师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都产生着深远影响。但这种影响利弊兼有，需要大学文化在固守已有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善于理性分析和借鉴其他文化的精华为己所用，以促进自身生态的健康发展。 就内部环境看，大学文化生态环境的营造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予以支撑和维系，以确保大学文化系统与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之间能够和谐发展。一是深化大学自治制度，改革现行权力生态分配结构，强化大学运行中的学术权力生态，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动态平衡与协同一致，避免出现“人治”替代“法治”、“行政”决定“学术”的生态错位倾向。二是落实教授治校制度，通过健全完善的机制增强制度规范的强制性和约束性，对教授治校进行引导、规范、保障，充分发挥教授在课堂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三是强化民主管理制度，逐渐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学生代表大会制度等。 （二）健全文化生态机制 在任何一个生态系统中，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大学文化生态机制是保证大学文化生态活动有效进行，使其功能得以实现的构造及其运行原理。根据机制构成的一般规律和大学文化生态的自身规律，大学文化生态机制主要由运行机制、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组成[13]。当前，囿于大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和生态环境的种种影响，大学文化生态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运行不畅、动力不足以及约束乏力。健全大学文化生态机制，需要运行、动力与约束三个子机制相互配合、协同发力。 在运行机制方面，要强化组织保障，通过建立相关规章制度来确保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职能有序运转；要完善舆情监控机制，借用现代化的信息媒体手段对大学文化生态的基本走向、相关内容等进行及时有效监督，以便能够准确判断生态舆情并提出有效的对应方案。在动力机制方面，要给予大学文化建设一定的经费支持和保证，例如在教学方面，应以“教学工作坊”等平台为契机，帮助教师发展教学技能，提供相互学习、互相借鉴的机会；在科研方面，应加强科研经费的投入力度，激发科研工作的学术热情，在经费和平台方面予以保障；在管理方面，应遵循教育规律，坚持人本思想和民主管理相结合，促进广大师生的广泛参与，提高其制度自觉意识。在约束机制方面，要加强生态主体的自我规范，教师应自觉摒弃功利文化，遵守学术规范、践行学术道德；学生应自觉抵制庸俗文化，专心学习，掌握知识；管理者应自觉抵制官本位文化，践行服务意识，做好相关服务。 （三）重塑文化生态个性 大学文化个性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是一所大学的优势所在[14]。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史，从九百多年前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到七八百年前的英国牛津大学，再到十九世纪的德国洪堡大学和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无不以其独特的文化个性在大学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大学要想重塑文化生态个性，形成独树一帜的品牌效应和影响力就必须从大学定位、学科特色和学者个人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坚持大学定位特色。大学定位就像生物在食物链中寻找自己的“生态位”一样，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大学既要遵循大学办学的普遍规律又要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准学校在高等教育生态中的个性定位，扬长避短，办出自己的特色。例如，研究型大学要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科技创新方面“独领风骚”；教學型大学要办出教学特色。其二，坚持学科定位特色。学科特色是一所大学最核心的办学特色，大学必须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按照一流大学、一般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所处的生态位，不断凝练和强化原有学科优势，积极推进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学科群建设。其三，坚持学者个体特色。“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即大学教师的佼佼者，是塑造大学文化个性的关键生态因子，在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充当着创造者、实践者和传承者的角色。可以说，大学文化生态个性从某种意义上体现着教师队伍的个性和特质。 （四）提升主体文化自觉 大学文化生态的优化是大学文化生态主体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双向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态主体是起支配、决定、主导作用的因素。大学文化使命与理念的确立、传播、执行和最终完成，均是由生态主体去实现的。因此，生态主体的文化自觉必然成为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建设的关键所在。 就大学教师的文化自觉来看，一是要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神圣职责。这个职责之所以神圣就在于，教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还要自觉当好正确方向的引导者和高尚心灵的塑造者；二是要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无论在课堂还是课外，教师都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己良好的言行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做学生的表率；三是要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自觉保障学术活动的有序、有效进行。 就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来看，一方面，大学生要自觉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通过课内课外等多种途径，强化自身的文化觉悟意识、文化责任意识以及文化自信意识；另一方面，大学生要自觉增强文化鉴别能力，在多元的文化冲突中，坚持正确的文化批判原则和批判价值观念，绝不盲目跟随和从众，理性对各类文化进行恰当的、包容的审视。例如，大学生要理性辩证看待西方文化，自觉剔除西方文化的腐朽成分，以宽大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 就以校长为首的大学管理者的文化自觉来看，其治校理念决定着大学文化生态及其特色的兴衰存废，其人格操守关联着大学文化生态的精神风骨，其专业修养影响着大学文化生态的学术质地与含量。因此，以校长为首的管理者应自觉践行正确的治校理念，以自己的理念和人格力量来引领和影响大学文化生态，并由单纯的行政管理者向文化领导者转变，不断加强学校组织文化的建设、明晰自身角色的定位、提升自身理论素养。 参考文献 [1] 王冀生.大学文化哲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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