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大学逻辑教育中的中国名辩学 |
范文 | 郭桥
摘??要:名辩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名、辞、说、辩的理论总结,大致对应于西方的逻辑、印度的因明。我国当代大学逻辑教育的主体内容是西方逻辑。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名辩学的有关内容成为讲述西方逻辑的辅助工具。中国名辩的教学应该成为新时期大学逻辑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内容的讲授,有利于受教育者在思维方法层面了解和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体悟中西文化在认知世界、阐述思想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关键词:逻辑教育;西方逻辑;名辩学;存在方式;教学重建 一、问题的提出 名辩学或称“名学”、“辩学”,在我国近代时期曾被学术界用来指称西方逻辑,例如严复的译著《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王国维的译著《辩学》。但是,名辩学的原始含义是指中国古代学者基于对推理、论证的研究而形成的一门学问。从学科归类而言,名辩学不属于西学的范畴,是国学的一个构成部分,体现着中华先哲对思维方法的研究。可以说,名辩学反映着在推理、论证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体现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个性。在逻辑教育中重视对名辩学(本文对“中国名辩”和“中国逻辑”这两个术语不做严格区分)的讲授,这一主题伴随着教育部在2014年对《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公布而进一步成为大学逻辑教育中面临的一个主题。《纲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1] 二、大学逻辑教育中名辩学的三种存在方式 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在我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了10余年,基本廓清了关于形式逻辑的一些错误看法,对当代中国逻辑教学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诚如《逻辑学大辞典》一书的编者所言:“这一切都为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期逻辑学在中国的大普及和大发展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2]在国内高校开展逻辑教学的过程中,作为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之一的中国名辩学也加入其列。这一时期名辩学在大学逻辑教学中所处的位置,大致分为以下三种情形:附带式、夹带式、省略式。 1.?附带式 所谓对中国名辩学的附带式介绍,是指没有把中国名辩学的有关内容作为教材正文的主要内容之一进行编写,而是作为正文的附带形式即附录格式进行介绍。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写的《形式逻辑》是这种模式的典型。 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2005年,该书被收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库》再次印行;2006年,该书由人民出版社重版印刷。《形式逻辑》的初稿完成于1963年,1965年周礼全先生对初稿作了总的修改。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该书在出版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对我国高校逻辑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该书作者之一,诸葛殷同先生在25年后谈到该书时这样说道:“从这本书的写作可以看出: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抱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人民服务的无比热情,带着自身的种种弱点和局限,坚忍不拔地、乃至委曲求全地做着科学的逻辑知识的普及工作。”[3]《形式逻辑》一书总共7章,另加1个附录《逻辑史资料》。附录共计5节,在第1节“引言”中对中国名辩学有这样一个总的说明:“中国古代在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时产生了逻辑学。这方面的研究和当时关于名词(名)与其所代表的事物(实)的关系(即所谓‘名实关系)问题的讨论有关。通称为名家的惠施、公孙龙等人和墨翟一派(或称后期墨家)以及先秦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况等人都对于逻辑问题作过比较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后期墨家提出了更加完整的理论。魏晋玄学中有些问题的讨论,如言意之辨,也是与逻辑学的深入研究有关的。”[4]这是1949年以后国内出版的大学逻辑教材中比较早的论述西方逻辑和中国古代名辩的关系,这一观点基本上确定了其后国内同类逻辑教材对二者关系的主流论调。在该书附录的第5节,作者分“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荀况的逻辑思想”以及“汉以后逻辑思想的发展”四个专题,对中国古代的名辩学进行了介绍。需要指出,这里对中国名辩的介绍采取了纵向介绍的模式,其介绍是“中国逻辑思想从汉代到清末两千年间的发展的一个极其简单的轮廓”。[5] 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写的《形式逻辑》(修订本)出版发行。和1980年出版的《形式逻辑》初版相比,新版教材增加了一个附录,题目是“逻辑简史”。关于新增的逻辑简史部分,在该书《修订说明》中有这样的解释:“为了扩大读者的逻辑知识,加深对于形式逻辑的理解”[6]。在附录《逻辑简史》的开头部分,有这样的说明:“逻辑学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科学。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开始,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和希腊,都逐渐地发生和发展了本质相同而形态各异的逻辑学说。”[7]这一说明,可以说是关于世界三大逻辑传统的比较早的表述。和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附录中对中国名辩学的介绍相比,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写的《形式逻辑》附录对中国名辩学的介绍在内容方面更加丰富。后者共计5节:第1节“小引”,第2节“邓析、惠施、公孙龙的逻辑思想”,第3节“荀况的概念逻辑学”,第4节“墨家的逻辑学体系”,第5节“其他”。在第5节,有这样一段文字可以被视为作者对大学逻辑教学中引入中国古代名辩学的一个合理性解释:“由于先贤们的努力,使得中国古代逻辑学、印度逻辑学和西方逻辑学这三支逻辑学说,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深刻的作用和影响,使之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为这三支逻辑学说的比较和综合研究,提供了历史的前提与资料的基础。”[8] 需要指出,在1995年出版的上述形式逻辑教材修订版中,有关中国名辩学的内容消失了[9]。到2002年,人民大学版形式逻辑教材再一次修订发行,新版教材的内容仍然没有包括有关中国名辩学的内容[10],但是在2003年出版的2002年版《逻辑学》的教学用书中,则包括了中国名辩学的有关内容,并且这一次中国名辩学的内容不是以附录的形式出现,而是放到了有关正文内容的讲授当中。 在《<逻辑学>教学用书》的第1章“绪论”所列的“相关资料”中,包括了对“中国古代逻辑”的介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明确阐述中国名辩学和逻辑的关系:“中国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辩论的热烈场面。各家为了论证己说,诘难论敌,无不讲求争鸣的技巧,辩论的方术,于是产生了中国古代的传统逻辑形态,即所谓名辩之学。《荀子·正名篇》和《墨经》的逻辑思想,是值得重视的。”[11]在《<逻辑学>教学用书》的第6章“逻辑基本规律”所列的“相关资料”中,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1)《墨经》的思维规律论,(2)“自相矛盾”等成语的来历,(3)“模棱两可”的来历。在第9章“证明与反驳”所列的有关资料中,包括“《墨经》的论证学说”。在第10章“谬误”所列的有关资料中,包括“中国古代的几个谬误论证”、“荀子的谬误论”。 2.?夹带式 所谓对中国名辩学的夹带式介绍,是指没有把中国名辩学的有关内容作为独立的内容进行编写,而是在逻辑学教材的某一个章节中作为整体内容之一进行介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逻辑》是这种模式的典型。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吴家国等人编写的《普通逻辑》自从1979年发行第1版后,该书先后于1982年、1986年、1993年进行修订再版。该书是“文革”后具有广泛影响的高校普通逻辑(形式逻辑)教材,“普通逻辑”的概念由此深入人心。该书在对形式逻辑基础知识进行讲解的过程中,对中国名辩学的知识有极其有限的介绍。以1986年版和1993年版为例。在1986年版的《普通逻辑》中,在第1章“引论”的第5节“逻辑简史”中,有这样的观点:“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伴随着生产实践、自然科学和思想论战的发展,以思维和论辩的方法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学就在中国、印度、希腊逐步产生了。”“古代中国是逻辑学的发源地之一。春秋战国时期,有不少学派、学者研究过属于逻辑学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惠施、公孙龙、墨翟和后期墨家、荀况、韩非等人的著作和言论中。其中,以《墨经》对逻辑学的贡献最为卓著。”[12]在1993年版的《普通逻辑》中,第1章“引论”的第1节“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谈到传统逻辑的产生时有这样的观点:“逻辑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从它产生到如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逻辑的发源地有三个,这就是古代的中国、印度和希腊。”“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逻辑思想就有很大发展,随之产生逻辑学说,史称‘名辩之学。主要内容表现在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荀况、韩非等人的著述中。其中,以《墨经》和《正名篇》对逻辑学的贡献最为卓著。”[13]不难看出,两个不同时期出版的《普通逻辑》均肯定了古代中国是逻辑学的发源地之一,尤其是1993年版的《普通逻辑》明确提出古代中国是传统逻辑的三大发祥地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的逻辑思想称之为“名辩之学”。可以说,随着《普通逻辑》教材在高等院校的广泛使用,中国古代逻辑是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之一的观念逐渐深入到愈来愈多的大学生和其他读者之中。但是,和中国逻辑是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之一的观念不大吻合的地方在于:在《普通逻辑》教材中,关于中国名辩学的介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两个版本的《普通逻辑》均使用了一个段落,不到310个字。 3.?省略式 所谓对中国名辩学的省略式介绍,是指对中国名辩学的内容以极其简单的方式介绍,没有涉及具体内容。在何向东教授主编的《逻辑学教程》(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有“逻辑学的发展简史”一节,其中对中国名辩的介绍只有概括性的两句话:“中国逻辑、印度逻辑和古希腊逻辑并称为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中国古代逻辑与印度逻辑虽然都各自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毕竟还处在向研究抽象形式的方向发展之中,是还未达到发达程度的形式逻辑。”[14]这里,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中国逻辑的三大逻辑传统之一这一地位,认为“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又从“研究抽象形式”的角度对中国逻辑的特点进行了判定,把中国逻辑归类到“未发达程度的形式逻辑”之中,进而也就在客观上给出了该书对中国逻辑采取省略式介绍的理由。需要指出,该书对中国逻辑特点的认识,立足点是“研究抽象形式”,这样的观察角度早在近代时期已经为当时的学人所采纳,只是后者得出的结论似乎更前进了一步。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就曾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墨家的名学在世界名学史上,应该占一个重要的位置。法式的(Formal)一方面,自然远不如印度的因明和欧洲的逻辑”。“墨家的名学虽然不重法式,却能把推论的一切根本观念,如‘故的观念,‘法的观念,‘类的观念,‘辩的方法,都说得很明白透彻。有学理的根本,却没有法式的累赘。”[15] 在黄华新、胡龙彪两位教授编著的《逻辑学教程》中,有“逻辑发展简史”一节,其中对中国名辩学有如下简短的介绍:“中国逻辑、印度逻辑和古希腊逻辑并称为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传统。我国古代和近代学者曾用‘形名之学、‘名学、‘辩学、‘名理、‘理则学、‘论理学等表示逻辑。”“中国古代逻辑与印度逻辑虽然均有特色和成就,但与系统研究理性思维抽象形式的西方逻辑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性。”[16]正是基于对中西逻辑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性”的认识,作者在该书中仅就西方逻辑学的历史演进进行了简要介绍。在张学立教授主编的《大学逻辑》(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成果)中,有一个关于逻辑学发展阶段的简略介绍,关于中国名辩,其中有如下的说明:“逻辑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从产生到今天,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代的中国、印度、希腊是逻辑学的三大源头,它们向后人展示了人类探索思维形式结构的不同发展道路。”[17]这里首先肯定了中国名辩学的三大逻辑源头之一的地位,接着指出中国名辩学和其他两大逻辑源头的差异:在探索思维形式结构方面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在南开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编著的《逻辑学基础教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南开大学教材建设基础课重点资助项目)中,有“逻辑学的发展及其文化背景”一节。在该节中,有两段文字谈到中国逻辑,一段谈论中国逻辑本身,一段谈论和亚里士多德逻辑相比中国逻辑的特点。关于中国逻辑本身,作者指出:“我国古代文化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突出的发展,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时期。当时的思想界十分活跃,学术论辩之风盛行。各派思想家在论辩中十分注重论辩方法的探讨,其中包含丰富的逻辑思想,形成了中国逻辑传统。中国古代逻辑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后期墨家及荀子。他们讨论了相当于概念、判断以及推理、论证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学说。”[18]这里,明确提出了“中国逻辑传统”的概念;概括了中国逻辑研究的问题域:相当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概念、判断以及推理、论证的问题;肯定了中国古代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自己的学说”,也就是肯定了中国逻辑的独立性。
三、重建大学逻辑教育中的中国名辩学 1.?理论准备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名辩学和西方逻辑的关系成为众多学者思考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之前,学术界关于二者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名辩学是西方逻辑的中国表现形式,中国古代的学者和亚里士多德等西方逻辑学者一样,对逻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一个世纪以来的西方逻辑传播以及中国名辩学研究的过程中,学术界关于名辩和逻辑之间的差异性认识逐步深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逻辑内容的表述方式之差异方面。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关于中国名辩学自身体系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为新时期大学逻辑教育中中国名辩学的系统讲授提供了理论支撑。 1992年,刘培育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哲学精华》出版。该书的《内容简介》指出:“哲学是智慧学,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精华》是关于中国古代智慧的百科全书。”[19]该书包括6个专题:天道篇、知识篇、名辩篇、伦理篇、美学篇、宗教篇,以专题的方式阐述了“中国古代智慧”的六个方面。其中在“名辩篇”,作者分别讨论了名、辞、说、辩四个主题,提出了研究名辩史的任务和方法[20]。1996年,周云之教授的《名辩学论》出版。该书设两编阐述“正名学(名学)”和“论辩学(辩学)”。前者包括:正名哲学总论;制名之枢要——正名的基本原则;破三惑——违反正名原则之乱名及制止办法。?后者包括:论辩哲学总论,以辞抒意——命题学说,以说出故——推理学说;以辩争彼——论证学说;论辩中的逻辑规律和规则。[21]1997年,崔清田教授主编的《名学与辩学》出版。此书的特点是按照“名学篇”和“辩学篇”分别讲述。“名学篇”以人物或者著作为单元,讲述以下人物或者著作单元的名学思想:孔丘、荀况;韩非;《老子》、庄周;宋鈃、尹文、惠施、公孙龙;墨翟及其后学。“辩学篇”也是以人物或者著作为单元,讲述以下人物或者著作单元的辩学思想:孔丘、荀况;韩非;《老子》、庄周;邓析、惠施、公孙龙;墨翟及其后学。[22]1998年,董志铁教授的《名辩艺术与思维逻辑》出版;2007年,该书修订版发行。在该书中,作者阐述了名辩思想的发端、名辩思想的发展、辩学的建立、名学的建立等内容。和其他同类著作相比,《名辩艺术与思维逻辑》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名辩学和西方逻辑学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比较。[23]2000年,林铭钧、曾祥云教授合著的《名辩学新探》出版。该书首先对名学和辩学进行概论式阐述,然后分别阐述“中国名学”和“中国辩学”。对“中国名学”的阐述包括:名学的发端、《尹文子》和《管子》的名学、公孙龙的名学、《墨经》的名学、《荀子的名学》。对“中国辩学”的阐述包括:辩学的发端、《墨经》的辩学、战国末期的辩学思想、汉魏时期的辩学思想。[24] 2.?基本内容 (1)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名辩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建构的一门学问,发轫于先秦,秦汉以后得到继续发展。后期墨家的《小取》篇、荀子的《正名》篇,第一次对名辩学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研究。立足于说理、论证的方法来阐述名、辞、说、辨,这是后期墨家和荀子的共同之处。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古代名辩学的研究对象是名、辞、说、辨,该门学问具有方法论的性质。 (2)理论结构。作为中国古代有关名、辞、说、辨的学术探讨和总结,名辩学的理论结构主要涵盖四部分内容。名:主要包括名的界说、种类、功用;有关名的谬误,正名的方法;名、辞、说、辩的关系。辞:主要包括辞的界说、种类;辞、象、意的关系;辞的使用和理解,有关辞的谬误;历史上的一些著名“诡辞”及其影响。说:主要包括说的作用、界说,说的原则、要求,说的具体类型,有关说的谬误。辩:主要包括辩的界说,辩的目的和作用,辩的类型,辩的原则,辩论术;辩的动态性考察;有关辩的谬误。 (3)中国名辩和西方逻辑的比较。这种比较,建立在中国古代名辩学的整体理论结构之上,着力于名辩学的整体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逻辑思想和西方逻辑的比较。这种研究,既关注中国名辩和西方逻辑之间的共同性,又关注二者之间的差异性。相应地,这种比较既体现了中西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一致性,又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个性和特殊性。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Z].?教社科[2014]3号. [2]?彭漪涟,马钦荣主编.?逻辑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56. [3][4][5]?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56,310,357. [6][7][8]?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形式逻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修订说明,383,401. [9]?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逻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10]?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逻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1]?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逻辑学》教学用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2]《普通逻辑》编写组.?普通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4. [13]《普通逻辑》编写组.?普通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 [14]?何向东主编.?普通逻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6. [15]?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98. [16]?黄华新,胡龙彪.?逻辑学教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15. [17]?张学立主编.?大学逻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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