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部分国家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关系的研究 |
| 范文 | 郑振宇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法，考察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部分国家政府体育职能概况，发现：这些国家的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关系存在共同点，即公共体育服务社会化；维护体育社会组织的独立性； 政府对体育社会组织以间接管理手段为主。 得出启示：1）持续推进体育体制改革是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2）要准确把握当今世界体育体制改革的总体形势； 3）要注意寻求适合国情的体育体制改革路径。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体育社会组织；关系；体育体制改革；体育事业发展；原因；管理手段 中图分类号：G 80-051 学科代码：04030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rough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ison， this paper makes investigation on the sport function of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Russia， Germany， Australia， Japan， and finds out the common points between these countries' governments and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namely the public sports service socializati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 and indirect management means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by the governments. Conclusion： 1） to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sports system is the only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2）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overall trend of the reform of the world sports system； and 3） it is of importance to seek the sports system reform path suitable . Keywords： government；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relations； sports system reform； sports development； reasons； management tools 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体育职能转变和体育社会组织发展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目前，国内对此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较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掀开了新时代体育发展的新篇章。进一步总结和借鉴其他国家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间关系构建的经验，对深化我国体育制度改革，实现我国体育强国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考察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的政府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关系状况。 1 部分国家政府体育管理职能概况 1.1 职能定位 在公共治理等理论的影响下，这些国家普遍致力于打造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在体育领域，这些国家纷纷整合和转变相关部门的体育职能，定位政府的体育管理职能主要是“掌舵”，即政府的体育管理职能主要为制定政策法规、宏观调控、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资金扶持、监督等，而把“劃桨”（提供公共体育产品）的具体任务委托给社会组织承担，并构建政府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合作模式。比较典型的国家是英国。从1997年起，英国体育发展模式从行政主导型向“政—社”合作型模式转变，政府主要把握宏观层面，把大量的执行性事务交给体育社会组织来完成。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改革体育的举国体制，把原来集中于政府的权力大量下放给体育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由它们来负责落实。在美国，“政府较少参与体育政策的制定”[1]，政府对体育的职责主要是资助修建体育设施等。日本体育管理职能分散在多个省厅，由此，体育管理中力量比较分散，近年来，借助制定《体育基本法》的契机，对多个省厅的部分体育管理职能进行整合，以此来克服这一短板。 1.2 职能机构 机构是履行政府体育职能的载体。随着这些国家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整合和转变，对相关机构也不断进行整合和改革，主要形成了如下2种职能机构形态：一是有明确体育主管部门的管理模式，即由一个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体育事务的统一管理。日本、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均是如此。日本于2015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了文部科学省的外部机构——体育厅，致力于统一制订政府体育政策。英国政府在文化、传媒和体育部（DCMS）中设立由高级公务员组成的政策司来负责体育相关政策的咨询和制订[2] 。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理后，新成立了体育、旅游和青年政策部，负责处理该国体育事务。澳大利亚把体育事务统归于文化、艺术与体育部管辖。二是无明确体育主管部门的管理模式，即赋予某社会组织行业管理权力。采用这种模式的相关国家包括美国、德国等。美国联邦政府体系中始终没有明确的体育管理部门，主要由11个部门间接管理体育事务，涉及职业体育、公众健康与身体活动教育及修建体育场地设施等方面[1]。美国奥委会负责业余体育运动的规划和管理，职业体育运动则由体育俱乐部管理。与美国相类似的国家还有德国。德国宪法中没有明确地赋予联邦政府管理体育的权力，德国体育的管理任务主要由各类体育社会组织，例如体育类协会和俱乐部来承担[3]。目前，德国体育的最高管理机构为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直接或间接管理德国其他体育社会组织。 此外，一些国家还注重通过设置跨部门机构来加强高层对体育事务的协调和咨询力度。例如美国设置了总统“体质与体育”委员会，成员来自体育与健康相关领域的专家、知名人士，职责是为总统提供体育方面的咨询建议。英国设立了一个由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DCMS）及4大行政区体育部长组成的“体育内阁”负责体育发展的宏观政策 [2]。 1.3 职能履行方式 这些国家政府履行体育职能的方式方法突出表现在2个方面。 1）注重通过契约方式来明确政府和体育社会组织间的职责关系。首先，通过立法规范各类主体的责权利关系，使之成为政府和体育社会组织履行职责的权威性法律依据和行为准则。例如日本2011年颁布的《体育基本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政府体育管理职能和体育社团的任务进行了规定，要求体育社团在发展体育、增强运营的透明度等方面履行责任。在英国，与足球密切相关的国家立法有 10 多部，涵盖运动竞赛、足球场地安全、公共秩序、足球观众、球迷骚乱、足球犯罪等各个领域，直接为足球运动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4]。例如，1998年英国政府与民间组织签订的《政府与志愿组织和社区组织关系框架协议》、加拿大的《志愿与政府部门协议》及2010年澳大利亚的“全国性协议—携手合作”等。 2）探索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其他途径。为了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减轻政府经济压力，这些国家积极探索政府向体育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途径，为此，形成了包括购买、评估、监督、追责等环节的完整制度。英国是实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比较早的国家。早在16世纪，英国在《慈善使用条例》中就有依靠慈善机构承担社会公共服务的规定[5]。20世纪70年代后，英国开始大规模实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相关制度完备，资金有保障。例如，英国为消除体育领域的性别差距，通过将“我们女孩”这一项目委托给街头运动中心（伦敦的一个体育慈善组织），每年为该组织提供230万英磅国家彩票公益金[6]。 2 部分国家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关系的共同点 2.1 公共体育服务社会化 从这些国家政府职能转变的规律来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些国家的政府职能在逐渐减弱，而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持续增长。在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与单一中心体制下“政府失灵”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积极转变自身在体育管理中的角色和职能，逐步走向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化供给体制，即政府将体育职能的重点放在政策法规制订、宏观调控和监督等职能上，而将执行的具体任务尽可能地转移给体育社会组织和市场，并以制度化形式来保障政府、市场和体育社会组织间的互补与合作。 2.2 维持体育社会组织的独立性 体育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是指体育社会组织独立自主地组织资源、开展活动的能力。体育社会组织作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主体，保证其独立性很有必要。 保障体育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是关系到政府体育管理职能转变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一些国家比较重视维持体育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例如，美国体育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很强，其人员、经费等并不受政府的控制。俄罗斯奥委会、各体育协会等也是独立机构，不属于总统办公厅或是政府管辖。德国宪法赋予体育社会组织高度的自治权，由体育社会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例如会员代表大会）民主决策本组织的重要事务，政府不得直接干预。英国的体育社会组织也依法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利，例如独立的人事任免权等。 2.3 政府对体育社会组织以间接管理为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国家逐步调整之前对体育社会组织行政命令和直接管理的刚性手段，更加注重运用经济、契约等间接手段进行治理，促进了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间的互动。突出表现在：1）签订协议的合作形式。自1998年英国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代表共同签署了《英国政府和志愿及社会部门关系的协议》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政府也紧随其后，与本国社会组织签订了类似协议。2）经济手段。一些国家政府在不能直接干预体育社会组织活动的情况下，以经济手段来引导体育社会组织去实现政府为其规定的任务和目标。例如，英国“大多数非营利性的体育俱乐部的经费剔除少量社会捐助外，主要来自政府和体育理事会的资助及会员会费”[6]。 3 启示 3.1 持续推进体育体制改革是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纵观本研究考察的这些国家，其当前形成的体育发展局面，是与他们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调整政府体育管理职能、发展体育社会组织分不开的。以体育管理部门为例，这些国家的政府根据体育功能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做出积极调整。例如，英国的体育管理部门先后由环保署、教育部、遗产部及文化、传媒与体育部担任。澳大利亚体育管理部门先后为旅游局、环保署、社区发展部，后来又调整为旅游局、环保署[1] 。俄罗斯成立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负责制订国家的体育政策和法规等。2004年改革政府机构，撤销俄罗斯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随后成立了联邦体育、运动与旅游署。2008年俄罗斯政府再次对体育职能的归属部门进行调整，新成立体育、旅游和青年政策部，延续至今。总之，本研究考察的这些国家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随着人们对体育规律认识的加深，而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的。 3.2 要准确把握当今世界体育体制改革的总体形势 随着体育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各国体育管理模式的互相学习和融合趋势越发明显。通过考察这些国家政府体育职能的转变历程，发现在体育领域打造“有限政府”、注重运用间接治理手段、以制度化形式促进政府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合作、实现公共体育服务社会化等理念和做法是符合这些国家制度的一种选择，而准确把握当今世界体育体制改革的总体形势是本国体育体制改革进行科学决策的基础。只有准确把握当今世界体育体制改革的总体形势，才能完整而清晰地认识世界体育改革的主题，有助于为我国体育体制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和经验。 3.3 要选择适合国情的体育体制改革路径 本研究中的这些国家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间的互动是由该国的政治和法治环境、体育社会组织活力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各个国家的客观因素存在诸多不同。在学习和借鉴过程中，应考虑国情和体育发展阶段差异性，秉持一种科学态度。近年来，体育社会组织虽然发展迅速，但其带有深刻的国情烙印，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的关系受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各个国家国情不同，决定了在借鉴其他国家体育发展模式时不能生搬硬套，要在把握当今世界潮流的基础上，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加强顶层设计，积极稳妥地推进，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和体育社会组织互动的体育体制改革之路。 参考文献： [1] 周兰君. 美国政府参与体育管理方式之研究[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9，26（1）：22. [2] 汤晓波.当代英国体育发展模式的转变：基于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的视角[J].体育学刊，2013，20（3）：57. [3] 刘波.德国体育体制研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体育体制的启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11）：5. [4] 宋亨国，周爱光.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含义、自治形态及我国社会体育组织的转型[J].体育学刊，2016，23（3）：19. [5] 周宝砚，吕外.英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特点及启示[J]. 中国政府采购，2014（11）：72. [6] 谢叶寿，阿英嘎.英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实践与启示[J].体育与科学，2016，37（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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