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媒体生态理论下体育赛事负面信息成因与管控 |
| 范文 | 崔国文 姚健 摘 要：新媒体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传统传媒的生态结构，然而，大量的体育负面信息却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对大型赛事、媒体自身和社会舆论环境产生极大冲击。采用文献法、专家访谈法对2016年男足世预赛过程中新媒体出现的若干负面信息、报道进行分析，指出当前新传媒具有及时性、轰动性、随意性、主观性以及“把关人”缺位等特点。这些特征带来的负面影响给国家队备战、媒体自身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大环境都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提出应疏导管控结合，一方面加强疏导，打造良性互动的新媒体生态结构；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体育媒介负面报道的管控。 关键词：生态学；体育赛事；负面信息；世预赛；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8）03-0052-06 Abstract：The emergence of new media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he ecological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media. However， large amounts of negative information in sports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large events， the media itself and the social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in an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The author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 to analyze the negative information and reports appearing in new media during 2016 FIFA World Cup qualification. It points out that the new medi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liness， sensation， randomness， subjectivity and absence of the "gatekeeper". These characteristics bring great negative impact to the national team in preparation for the Game， the media itself and the whole social environment. It puts forwar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hould be exerted， first of all， to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to create a new media ecological structure of benign interaction； secondl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the negative reports of sports media. Key words：ecology； sports events； negative information； FIFA World Cup qualification 體育媒介是当代竞技体育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媒介对于提高赛事影响、引导舆论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各类竞技赛事也为各类传媒提供了丰富素材和巨大的广告市场。对于体育赛事与传媒业而言，两者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相关体——负面信息过多，增加运动员的竞赛压力，运动项目水平下降，导致关注度降低，关注度降低反过来又会影响媒体受众数量，反之亦然。传统媒介系统中，新闻媒体带有一定的垄断性，对于负面消息可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制，但是今天的体育媒体在数字、网络技术的裹挟下，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所有数据中只有7%是存储在报纸、书籍、图片等媒介上的模拟数据，其余全部是数字数据；而2013年非数字数据只占到不足2%。截至2014年6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5.27亿，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手机成为第一大新闻信息传播媒介[1]。这些新型传媒工具的诞生，使得原有的传媒生态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的传播由精英传播向平民化发展，以往单一的传播模式变为多维模式，这些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吸纳、加工信息的方式，而信息特别是负面信息的蔓延逐渐成为当前影响竞技体育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新媒体时代，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大型赛事中负面信息产生、传播、蔓延与危害，对构建健康的舆论环境，创造优良的竞赛氛围有着重要意义。 1 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与发展 1.1 传统媒介生态系统构成 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指生物群落总是通过能量和物质的交换与其生存的环境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共同形成一种统一的整体，这样的整体就是生态系统[2]。在这一系统内，各个元素都需借助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而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从而形成具有自调节功能和自组织的复合体[3]。这一理论被嫁接至社会学中，并运用于众多方面，如企业生态系统、人类生态学系统、商业生态系统、政治生态系统等等，并逐渐将生态学中食物链、食物网以及营养结构等相关概念嫁接其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传媒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之间相互联系、信号传播行为、过程及其内在社会关系的学科，其发生、发展也受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与影响，也是大的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传统的传媒业主流由报纸、电视与广播组成，与外界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等因素共同构成传统的生态结构（见图1）。 1.2 新媒体生态系统的形成 随着技术环境的改变，特别是互联网、自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消费者与分解者由单向的信息接受者变为信息的加工、消化甚至成为信息生产者。这一变化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媒介生态环境：第一，以往的精英传播转变为今天的大众传播。传统媒介中，信息的采集与加工主要由记者、作家、导演等专业精英制作发行、传播。信息时代任何手持智能手机、电脑的个体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大众传播成为一种常态。第二，传统媒介中信息稀缺现象彻底改变，而注意力稀缺则成了互联网媒体时代的主要问题。海量的信息分散了读者资源，信息受众成为各类媒体争夺的稀缺资源。当前媒体竞争由“抢新闻”变成了“抢读者”。第三，打破了以往信息传递方式，让信息更加及时顺畅，如果说电视等媒介方式需要经过新闻收集、整理、处理、传播等过程，而自媒体时代则直接省略了中间过程，真正做到及时、通畅。第四，整个生态结构中，受众数量变得极其庞大，并由单向的变为开放式、立体模式（见图2）。以往传媒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阅读习惯、空闲时间或经济实力，而今天的互联网无疑将这些门槛降到极低，极大地扩充了受众数量。从整个生态构建而言，新媒体生态系统打破了传统生态结构相对封闭的架构，变成一个完全开放式的、立体的、受体和传者界限模糊的系统，这一新的形式打破了以往相对独立的格局，与社会舆论信息环境充分融合，使得信息管控愈加复杂。 2 新媒体生态结构变异下体育赛事负面报道表征 随着新媒体的介入和对传统媒介系统的冲击，体育赛事的负面报道为吸人眼球、提高曝光度采用了大量的侮辱式、捏造式、割裂式、表演式、篡改式、抹黑式、讽喻式以及碰瓷式的报道，用词追求轰动，速度追求同步，态度追求个性，忽略了对新闻真实、准确的本质把控。 2.1 及时性 直播平台等形式的发展让一些公众人物、知名记者和大V可以将信息（事件、赛事、现象）进行同步解读，信息以数字的形式以光速被受众所接受，其及时性远超传统媒介。以2016年男足世界杯预选赛为例，孙继海、郝海东等（前）知名运动员都以直播看球的形式，向众多观众直播了其个人看法与观点，这种及时性的特性完全改变了以往报道的形式和速度。 目前，体育赛事负面报告更将这种及时性体现得淋漓尽致。2016年男足世界杯预选赛中中国与叙利亚比赛刚结束，当天媒体上立即刊登了大量负面报道：“壮哉！孙继海绝望之际欲曝猛料，前申花老总加入称将公布录音”、“杜威是球霸？北京国安和广州恒大上海申花某些球员才是真大佬”、“孙继海在直播中开炮直指蔡局长！敢说实话才是中国足球的希望”、“4场比赛4个‘卧底 叫国足怎么赢？”、“范志毅：我愿意接手国足球员差带谁都难”……。这类负面报道几乎与事件本身的发生同步，然后借助现代传媒技术呈现于各大网站、媒体，在吸引眼球的同时，加速发酵了事件自身的负面效应。 2.2 随意性、主观性 当前的体育负面报道呈现随意性、主观性的特征。国足0∶ 2负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的同时，孙继海在中国版TPT“秒嗨”中直言“杜威的失误让我回国家队重燃希望”。这种暗讽立即招致其他队员的反击，李毅、杜威等人即刻做出回应。并由此引起郝海东的关注：“别再爆什么料了，再爆又有人要进监狱了。”甚至前申花投资人朱骏也积极发言“要公布录音”。这种随意性的网络直播与微信留言并非单纯私人之间的交流。无论是作为创业平台的“秒嗨”还是他们个人的微博，都带有明顯的导向性。作为社会公众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其新闻价值不亚于一些报纸、电视直播所产生的效果，但是缺乏管制使得由这些形式传播的负面新闻带有极大的主观性、随意性。 2.3 轰动性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各类媒介工具将原先单向、一维的传播方式转变成为开放式的、多向互动性交流。新媒体系统中，已经没有了单纯受众的概念，开放的系统使得每个个体既是信息接受者，同时有可能成为信息的制造、传播者。他们享有绝对的主动，可以凭其爱好接收信息类型、传播时间、主要内容，还可以随时把个人见闻、思想、观点通过各类媒介传播出去。由此，整个传媒系统也由信息稀缺变为注意力稀缺。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很多负面的体育报道“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以臆测、造谣等形式追求曝光率。以2016年男足世界杯预选赛为例，兵败叙利亚之后，大量模糊不定、主观臆测甚至刻意造谣的报道充斥在各个新闻客户端：“曝中国足协选帅有内幕！或已有内定人选”“国足名宿疯狂撕逼，若爆料高洪波、李毅恐面临牢狱之灾？”“高洪波让蔡振华的如意算盘落空，强势甩锅，难题留给足协”“蔡振华为何突赴塔什干督战？原来是让高洪波辞职去的”“高洪波是不是国足罪人？圈内人爆料中间人帮三停人员成国脚”这类不负责任的、追求轰动效应的消息给整个足球行业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严重冲击了整个体育行业的诚信体系和价值观，甚至阻碍了中国足球事业的健康发展。 2.4 虚拟性 区别于传统传媒技术，以网络为主要载体工具的现代传媒技术人们多是以虚拟角色存在，虚拟角色具有鲜明的理想化、虚假性和傀儡化特征。人们可以借助这一“假面”肆意发表自己的言论，而无需或者降低社会责任带来的负罪感。在此次世预赛中屡屡发文的作者署名多以第十二人、绯色聊球、英华之梦等形式出现，带有极强的虚拟性。尽管我国新修订的刑法中对于刻意造谣等行为明确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4]，然而现实网络中，限于起诉主体模糊、取证难度较大等现实状况，“因言获罪”先例极少。 2.5 新媒体系统“把关人”缺位 “把关人”是传播学奠基者之一库尔特·卢因（美）提出的传媒专业词汇之一。他认为，传媒体系中，传播主体作为信息的源头，决定了传播质量的高低和数量的多少，是信息选择、加工和传播的人，是传媒系统的“把关人”。然而这一概念随着各客户端、自媒体的发展变得可有可无，形同虚设。在新传媒生态系统中已经没有了纯粹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信息已经没有了单纯的控制与被控制。由图2可以看出，受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让“把关人”失去了存在的基本条件，使得传媒变得更加开放和民主，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传媒的管制难度。当然，不少网站、客户端为提高关注度刻意追求信息的及时性有意降低把关的力度也是“把关人”缺位的重要原因。总之，新媒介生态系统中“把关人”的效应已大打折扣。 如此次男足世预赛中，孙继海为了推广自己的“秒嗨”APP，不惜在直播国足比赛之后声称爆料内幕，随着事件的升级，又与杜威、李毅以及郝海东等人在各自的微博上隔空“开撕”。对于崇尚自由、个性与前卫的自媒体而言，显然难有监督可言，即使贴吧、APP等传媒平台也很难对这些负面舆论进行严格管制——管理太严就会造成会员（潜在顾客）的大量流失，进而损失网站自身利益。 3 生态视域下新媒体体育负面报道的危害 3.1 破环整个体育传媒系统的诚信体系 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性、正确性和及时性。目前，互联网将及时性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很多时候却往往以牺牲真实性和正确性为代价。很多网络媒体为提高读者数量，将道听途说、擅自臆测的消息发布到网上，混淆视听，误导公众，让整个传媒诚信环境受到损害，当新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实为谣言的话，整个舆论体系的诚信必然受到受众的质疑，最终受伤的是媒体自身。 以此次男足世预赛换帅为例，进军12强之前，高洪波临危受命，带领国足进入12强。媒体一边倒地赞扬高洪波，俨然将其看作中国足球的救世主，而在12强赛事过程中，随着成绩的下滑直到高主动辞职，各种报道立即掉转矛头，将高洪波说得一无是处，缺乏严谨的推理和考证，更没有从专业角度去评议这几场的得失：“高洪波曾为做教练向足协领导送礼 如今下课无人理”“揭秘高洪波下课内幕：临时工，早知要下课”“范志毅曾痛批前国足队长，怒斥：中国足球脸都不要了”“名宿相继开炮，中国足球的内幕究竟还有多少？”“郝海东说要进监狱的那个人是谁？为什么没人敢说出来！”这类负面报道以博人眼球為主要目的，甚至不惜侵犯个人隐私，使得整个体育传媒系统的诚信体系受到冲击，随着事情趋于明朗，那些“猛料”证实为谣言，而最受伤害的无疑是体育传媒本身。 3.2 恶化国家队竞赛环境 运动员竞赛成绩会受到多方面的干扰，尤其是心理作用会直接影响运动员的发挥。以足球为例，所谓的“恐韩症”正是在大赛中屡次不胜，加上舆论的反复强化从而形成的一种对我国足球运动员的心理暗示。过分渲染、主观臆测、随意判断等原本口口相传的消息在传统媒介中对运动员影响较小，教练和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沟通主流媒体、预防恶意诋毁的方式予以控制。但是在自媒体的今天，运动员不得不直面社会舆论，一旦竞赛成绩不理想就要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这种压力必然会影响到运动员的临场发挥，导致国家队竞赛的舆论环境恶化。以此次男足世预赛为例，赛后很多球迷、爱好者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的不满，甚至到球员的微博上留言、抱怨。“4场比赛4个‘卧底叫国足怎么赢？”“武磊微博怒斥某些球迷不想让国足变好，下面评论一片求打脸声”更有甚者，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竟利用网络平台对一些内部训练进行直播。11月8日，国足与武汉卓尔的教学赛被国内两家直播平台直播，中国足协即刻发文进行谴责。这类直播平台貌似违反相关规定仅为吸引点击率，但事情恐怕并不是那么简单[5]。这些新闻媒体为提高关注度罔顾道德底线、法制法规，对代表国家参赛的队员进行恶意中伤、攻击，加大了运动员的心理负担，破坏了健康的竞赛环境。 3.3 消解政府舆论引导，加速危机信息的传播 大量体育负面报道必然会引起“塔西佗陷阱”的产生，“塔西佗陷阱”意指一旦失去公众信任，那么无论政府（管理机构）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对的还是错的，说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公众都将之默认为坏事、错的、假的。大量的体育负面报道有意回避当前国足的真实状况、所处位置以及努力程度，回避足协在改革进程中的进步与发展，回避改革发展中存在的必然规律和足球发展过程中的整体成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足球进行肆意攻击，破坏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认同，让管理机构的工作被广大网民所误解。由此可见，这种大量的、长期的负面报道会引导群众在潜意识里形成负面思维的习惯，导致“塔西佗陷阱”，消解了政府舆论的引导，如不能加以管控可能会加大负面信息的传递与影响，严重的可能会引起社会危机。 对于此次世界杯，中国国足以第12名的成绩晋级12强赛。客观地说，这支队伍原本就不被看好，这批球员成长于中国足球的变革期，在人才储备严重匮乏、技战术全面落后于世界水平的时刻，从官方舆论到民间民意都没对国足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出应有的水平，打出漂亮的比赛就可以了。这也是中国足协对本次世界杯的基本定位。为了达到这一要求，足协等行业主管部门对外宣传过程中也遵循了这一基本思路。然而，新媒体让大众（球迷）完成了自我议程设置，民众话题由客观、理性定位被国足失败所彻底改变，各种不满倾泄于国足群体上，严重影响了教练员临场指挥和运动员的水平发挥，最终导致高洪波的引咎辞职。 由此可见，新媒体生态结构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生态系统，大型体育赛事新闻传媒也面临着新的、更为艰巨的挑战，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否则会带来新闻系统、体育行业以及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更为甚者可能引起社会危机。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合理疏导与管控。 4 新媒体时代体育赛事负面报道的管制与疏导 4.1 加强疏导，打造良性互动的新媒体生态结构 新媒体手段丰富多样，更新换代极为快速，手机报、互联网、短信、QQ、流动电视、博客、RSS、微博等逐渐成长为第五代主流媒体。政府及主管部门在特殊时期单纯依赖政治权力控制媒体信息传播，采用“封”“截”“堵”的方式，用被动延迟、官话套话的形式传播消息的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今的新媒体环境了，还有可能影响整个行业形象、降低现代管理能力[6]。因此要建立畅通的、定期的、互动的发布平台、沟通平台。 4.1.1 沟通渠道畅通可以有效抵制谣言的产生与传播 防止负面报道的发生、蔓延要依靠积极主动的沟通，让记者、民众拥有畅通的信息渠道。现代传媒的丰富性、及时性让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工作压力大，外界环境差，在无法得到权威话语与一手资料时，为了完成网站（杂志社）任务被迫参与到谣言的制造与传播过程中来。对此，著名足球评论人颜强曾表示，此次世界杯预选赛国家队无异于在打一场联赛，时间太长。在公共信息传播方面，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媒体关系，而是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我们应该清楚谁在看，谁在关心，谁在传播着？谁把声音放大了。这不是兴风作浪，是公众媒体忽略了受众和声音表达。公共关系维护其实就是应付各种关系。当前的足球信息发布往往处于被动状态，语言过于行政化，可读性差。因此，主管部门对待公众媒体不应总使用官方的“公关通稿”，要主动进行信息传播，让官媒处于主动地位，通过“说人话”的稿子让广大网民了解事情真相，第一时间扼断谣言的传播与蔓延。在足球运动发达的欧洲各国，历次足球媒体会同相关部门总会提供大量的新闻简报、赛场花絮等，让记者有料可报，有事可写，国家队与媒体融洽的互动关系可以有效预防负面报道的产生。 4.1.2 应通过多种方式定期进行各类情况的通报 除了通过各大媒体的宣传之外，行业主管部门应该设立多种形式的官方媒体机构，对外通报官方的各项事宜。足球记者郭强曾从自身体会出发提到：“应增加权威发布平台，且官网应该同步发展，适应社会多元化。如中国之队微信公众号、网站等，现在官方信息传达太狭窄。从目前来看，中国足协官网十几年未改版，且信息发布极为滞后，丧失了应有的功能。”相比之下，中国女足主教练布鲁诺做得较为成功，他每次比赛、训练都安排固定的采访时间，并公布于众，让所有關注女足的新闻媒体和观众可以准确地了解女足情况，定期的新闻采访让球迷充分体会到被尊重和被理解，借此化解了可能存在的矛盾。这也是女足无论成败非议极少的原因之一。 4.1.3 信息公布应采取互动形式，建立和谐、相互尊重的舆论生态环境 媒体与竞赛队伍（国家队）是一对利益相关体，双方相互理解与尊重是打造良好舆论环境的前提。信息公布平台要建成互动的场所，让球迷了解国家队，从人员选拔、赛场花絮、队伍组成等只要是不涉密的都可以公布出来，以供媒体发布。目前，我国中国足协的官方微博依然只具备传统的、单一信息发布的功能。曾几何时，国足遭遇失败时，在官微上发了“对不起”的字样，但此次国足世界杯预选赛，连续输球却仅报道一个结果，让球迷深为不满。对此，搜狐的足球记者徐江曾提到德国队应对媒体采访的方式：“他们一般在40～60分钟，开放式，任何问题可以谈，不方便发布的就不回答。也有一种面对面的去聊。（中国国家队一般规定为15分钟，时间短，形式较为官方）德国队大概2～3个小时，把所有媒体集中起来，分两个组，各取所需。队员都坐在花园。这样可以满足大家，同时避免打扰队员。比尔霍夫会跟主帅座谈，喝咖啡，包括对外发布。”这种彼此尊重、相互沟通的交流方式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新闻媒体与国家队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负面报道的产生与蔓延。 4.2 生态学视域下体育媒介负面报道的管控 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功能，以确保整个结构相对稳定与均衡，但其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媒体生态结构同样如此，一旦某项机能失衡必然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失衡、退化。特别是在体育传媒系统中，竞技运动相对的封闭性与新闻媒体的开放性是一对永远的矛盾体。把希望寄托于“传媒自律”，希图以道德良知来抑制利润追求最大化，其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因此除了构建开放的、互动的、良性的沟通渠道之外，必须进行适当管制，以保障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健康的发展。 4.2.1 从“食物链”源头抓起，设立“把门人” 任何生态系统的存在与发展都与食物链源头的质量和数量息息相关。竞技赛事中同样如此，为塑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同时保障信息的权威性，必须加强源头信息的公布与处理。首先，要设立对外发言人制度，以此次国家队备战过程中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为例，效仿国际赛事中的规定，由主教练全权负责，同时可由其指派一名队员，定期对队伍情况进行通报和回答，预防不同声音的传出。女足教练布鲁诺先生在国足新闻媒体调研会中曾明确指出：“对外口径必须强调团结，声音统一，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以往内乱不断，国家队尽管都是职业球员，但位置不同，有替补，也有沟通。肯定会有不同声音，导致运动员思想不稳定。一个目标，无论几率大小，但必须为争取最好成绩。”队伍发出不同的声音必然会导致舆论的猜疑和谣言的产生。其次，通过行政立法的法制手段对网络传播进行把关：通过立法保障网民的个人隐私不受侵犯[8]。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新闻法”和与之配套的新闻法制约束体系，从而也导致对体育记者和体育媒体的制约力不够。最后，主管部门（足协新闻部）要提高新媒体方面的业务素质对信息进行合理把关，并常设“黑名单”制度，将制度公布于众，一旦触犯立即将记者（个人或者转播平台）列入黑名单，禁止采访和参与任何形式的新闻播报，并将其在新闻广电总局备案，随时追究其责任，提高负面新闻的把关能力。此次，国家队将两个违规转播的平台列入“黑名单”的行为应该进行官方宣传并解释相关规定，让广大信息传播者引以为戒，强化其“把门人”的职责。 4.2.2 成立危机公关部门 竞技体育胜负都很正常，特别是足球项目，具有更大的偶然性。然而，当前社会球迷对整个足球的理解与承受能力亟待提升，一旦成绩不尽如人意，就有可能引起大量的负面信息。针对新媒体生态所具备的轰动性和及时性等特点，国家队应成立危机公关机构。诚如著名足球记者肖良志所言：“让大家知道真相，并采取合理手段予以应对。以往足协对待负面新闻的态度是消极处理，置之不理。例如1999年舒畅和蕾蕾冲突事件；2004年国足对阵科威特中，主教练与助理教练争议事件；2013年球员夜归事件以及2015年佩兰泡吧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固然有其特定的背景，但却深深地伤害中国足球，使得国家队形象不断地遭到质疑和诟病。由此应即刻成立危机公关机构，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公关机构针对大型赛事，如世界杯预选赛应该提前做好多手准备，胜、负、平三种预案以及球场出现的球迷管理、队员犯规等情况进行提前准备，一个完善的公关机构可以及时、准确地平息危机的产生，同时对塑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有着积极意义。 4.2.3 加强现代技术运用，塑造具有时代特征的媒介生态系统 利益最大化驱动下，赛事传媒内容越来越煽情化、刺激化、低俗化，严重危害了社会道德规范[9]。对一些法律边缘、不好界定的负面报道，主管部门应该加紧研制、运用具有专项特征的过滤软件，建造自动识别、筛选的智能防火墙系统，将带有明显恶意的负面信息、谣言进行自动识别，净化新媒体生态圈。另外，针对运动员个体，应加强教育，统一口径，凡是与赛事相关的言论（即使是微博等个人行为）都要经过软件识别，防止出现“隔空对骂”事例发生，如遇诋毁、污蔑等行为应交由官方相关部门进行处理，轻则谴责、屏蔽，重则追求其法律责任。 5 结束语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了原有的生态系统，并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以自媒体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严重危及到传媒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危及到了竞技体育发展。国足作为弱势项目，更是受害极深，管控结合，加强沟通，塑造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适时调控负面报道，已经成为包括国足在内的国字号队伍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周甲禄.传媒业生态系统裂变与媒体融合发展[J].新闻前哨，2015（4）：10. [2]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编写组.生命科学导论[J].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23. [3]尚玉昌，蔡晓明.普通生态学（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18. [5]心理战！卡塔尔在作秀 反常举动国足能否击破中国国家队[N].体坛周报，2016-11-14. [6]李小宁.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 [7]王文科.传媒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76. [8]付玉杰.网络新闻传播的负面效应及把关途径[D].成都：四川大学，2006. [9]吴飞.传媒批判力[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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