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嘉纳治五郎对柔道教育化改造的关键思路及启示 |
| 范文 | 王晓晨等 摘要：日本武技的教育化改造是其近现代转型的主要方向之一，嘉纳治五郎对柔道的教育化改造是一个成功典型。梳理发现：嘉纳对柔术技术体系基于教育目的的体育化；传统规训手段的具体化；柔道哲学理念的社会化；学习激励措施的科学化是其对柔道教育化成功改造的关键思路，思路的实施让柔道成为了教育性十足的教育手段。基于启示，认为武术的体育化以及学校武术的内容构建上存在教育性不足；事关礼仪和道德培养的武术传统规训手段亟待重构；武术教育激励措施的制定与实施要考虑到文化哲学的强大张力；挖掘与光大武术思想为武术教育的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认同，以期为学校武术教育体系的重构提供借鉴。 关键词：嘉纳治五郎；柔道；教育化改造 中图分类号：8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2-0107-07 Abstract：The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martial arts is one of the main directions in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Jigoro Kano's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judo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It is concluded that Kano's judo technological system is based on the physic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aim， the materi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discipline method， the socialization of judo' philosophical idea； the scientification of study stimulus methods is the key road to success of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judo， the implementation of which will make judo the most educational method In view of thi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re are deficiencies in the physicalization of martial ar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tial arts contents at school； manners and moral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discipline need to be reestablished；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centive system of martial arts education should take account of the strong force of cultural philosophy； explo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martial arts thought are about to create good social identity for carrying out martial arts education， which is used as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ation of school martial arts educational system Key words：Jigoro Kano； judo；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BTY071），玉林师范学院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4YJZD06），玉林师范学院教改项目（项目编号：15XJJG38）。 作者简介：[王晓晨（1980-），男，河南周口人，在读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学。 作者单位：[1玉林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广西 玉林537000；2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上海200438；3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Yulin Normal College， Yulin 537000， Guangxi， China； 2 School of Wush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3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Shandong， China 嘉纳治五郎（1860-1938），凭其学贯东西的家庭教育、东京大学的精英教育、12次的国外成功考察与交流的阅历而成为日本当时具有开阔视野的优秀知识人；凭其柔道的创始人与缔造者、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身份而成为日本近代体育之父；凭其日本文部省官员、贵族院议员、27年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50多年的政府“教员审定委员会委员”的地位而成为引领日本当时教育改革的引领者。综观其蕙心纨质、名垂青史的一生有两个中心点：一个是柔道，一个是教育。然而正是围绕这两点而展开的柔道的教育化改造，不但促成了当时柔道与教育重大发展的双赢格局，而且成就了今天世人对柔道是享誉全球教育手段的定位。抚今忆昔，梳理这位历史上纵跨庆应、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时代，文化上深谙东西生活范式底奥，哲学上高扬儒道主张的日本智者对柔道的教育化改造思路发现，其设计向度隐喻着高屋建瓴与睿智前瞻，至今熠熠生辉而具有历久弥新的借鉴价值。 1技术体系的体育化 明治初期，日本“脱亚入欧”的社会思潮使得说洋话、吃牛肉、撑洋伞、拄文明棍成为时尚，而包括柔术在内的传统武技则被视如草芥。及至1876年“废刀令”的颁布更是给基本瓦解的武家社会以雪上加霜。可因个头矮、力气小而先后跟随福田八之助、矶正智、饭久保恒年习柔术以御辱的嘉纳治五郎发现，两年的柔术练习不仅身体强壮、精神畅快、自制力明显增强，且感受到柔术对抗中领悟到的原理可以拓展到人生事业中。“没有比这更好的修养方法了，这样贵重的传统文化不该自己独享，要让更多的国民受益”[1]，嘉纳以己之躬行实践发现了柔术强大的教育作用，并在立己达人的儒家情怀下产生了将柔术教育化改造的伟大动机。可传统柔术因技术体系更多是残酷的生死决斗形式而在教育化上不具有普适性，这在当时“通过在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已具有英国特点的体育运动观”[2]的嘉纳看来，为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革，须以国外体育（教育、平等）为范式、以西方文明的实质（民主、竞争）为指导[3]，可将东方文化下的柔术改造成具有西方文化游戏特点和教育性质的胜负竞赛体育。嘉纳根据柔术的技术基础和对西方体育的理解将改造后的柔道教育目的整理为“体育、胜负、修心”，也正基于此，嘉纳对柔道技术进行了大刀阔斧地由博归约、博采众长的体育化改造。 1.1兼顾人身安全 体育，即育体。其教育旨求是要“肌肉适当的发达，身体健壮，让肢体能够自由自在地活动”，即作为健身教育手段的柔道，其技术体系必须祛除一切对身体有伤害危险的动作和提升装备进而保证安全。嘉纳与其弟子山下义韶、永冈秀一、三船久藏等先是立足熟知的“天神真杨流”“起倒流”进而在统摄其余170多个流派技术时，剔除了在“作”“崩”“挂”“投”“固”等关键技术环节中的掰手指、身体挤压等伤害动作，稍有危险的仅保留在“形”中练习，杜绝在“乱取”中使用；同时借鉴了西服的设计，改善了柔道服，不仅保护了肘膝、便于组织攻防，还提升了品味。即嘉纳团队在对传统柔术技术整理时，提取有效摔倒与有效控制的动作，尽量舍弃危险的伤害技术而满足体育教育中人身安全的需求。 1.2学练有章可循 嘉纳将传统的柔术技术精简优化为三大类：投技、固技、当身技。其中投技分为立投和舍身投两种；固技分为抑技、绞技和关节技；当身技分为手技和足技。在技术体系上从摔法到倒地后的控制对手以及中间过程的踢、打动作都条分缕析，从而在技术模块上为柔道的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思路。而在教学程序上，即教学内容的主次先后也有明确安排。譬如在“形”的教学中，作为前人总结出的短小精确的格斗动作组合，让学习者按部就班、一招一式地演练，其过程要经历“守、破、离”的三层递进式习练体悟，不仅反复模仿先人的技击动作而且不断琢磨其技击理念，进而追求突破、逐步形成个体的技击风格。且“形”分为投之形、固之形、柔之形等8类，根据练习目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形”。而在“乱取”的教学中确立了以投技为主，固技为辅的技术发展方向，“千招会不如一招熟”的思维下强调形成“得意技”，且比赛时鼓励最能体现东方文化的投技的使用。然这些都强调从基本姿势“自然体”开始，即在技术体系的整理以及技术教学的安排上都比较具体详细，看得见摸得着，有章可循，这种技术与教学体育化的高清晰度为教育的展开保障了循序渐进的操作性。 1.3切中项目本质 尽管嘉纳将柔道作为青年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途径，被包括普京在内的名人等看成一种安身立命的哲学；但柔道首先是一种徒手的格斗术，也就是说体育化过程中必须遵守其技术核心依然围绕技击传统这一基本圭臬，否则实战中没有实力就不能说服人，也不能吸引人。嘉纳及其团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将其教学体系打造成以乱取为主体。也正是如此切题的处理使得其创立的讲道馆在警视厅的武术大会比赛中脱颖而出、声名鹊起，并在众多流派中树立了一直独领风骚的坚实地位。其实这种对技击传统的扬弃实现了武道体育化过程中对传统与现代的珠联璧合，即从柔道的技术体系上看，嘉纳不是一个伟大的技术创新者，柔道绝大部分技术都来自传统柔术，但嘉纳的开创性也正是基于体育的运动特点确立了以投技为主、固技为辅的自由对摔的训练范式。让习练者在对抗中体验竞技的乐趣，直接体验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后悔；培养控制自己情绪的“克己心”的同时也培养果敢挑战的品质，这种“有节制的对抗”大大提高习练者的身心素质，契合了柔术传统，博得了时人的文化认同。 1.4实现由技进道 嘉纳认为柔道是以有效的使用肉体和精神的力量为目标，透过攻守实现精神和肉体的训练以明白生命的意义，实现个体的社会化或培养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意识。但这种教化正是以柔道中的“道”的发现和践行为途径。因此，“我以时势为鉴，充实以道德教育，让青年练习，作为心身锻炼之方法。将‘柔术改称‘柔道，是因为‘柔术为力与力的相争，由技术来决定胜负的，我所提倡的‘柔道则是探究何以胜之，何以败之，探讨原因，发现原理，从原理再指导技术，作为修养心智之法。”[5]故嘉纳一改往昔师父福田八之助只摔不讲的作风，为克服其弊端在教学环节中单独开辟了“讲义”与“问答”环节，即柔道练习中集中一段时间，就技术使用的成败用柔道的原理进行分析，特别是从柔道练习中领悟到的最有效使用心身之力的原理，并将该原理如何应用到现实社会生活中；教师要对学生就在学习中的疑问进行答疑。整体上柔道不仅通过技术习练让学习者体悟其中之道，还要将悟得的道表达出来，遇到不明白的又有教师的补充。滴水不漏的环环相扣不但使柔道的体育化在形式上做到了由术至道，而且在教育实效上也达到了术道并重，身心一如。易言之，嘉纳在对柔术体育化的过程中在各个方面都尽量做到由技进道的华丽转身。 2规训手段的具体化 规训，借用福柯的理解，就是指对人进行生产、规格化和标准化的权利技术。虽对规训有些后现代的揶揄意味，但规训手段的使用对于教育效果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绝不是可有可无。这些权利技术承载了柔道关乎武德培养、精神教育乃至人格塑造的教育目的，嘉纳对柔道的教育化改造也包括了这些规训手段的具体化设置，这一点至关重要。柔道的这些规训手段主要包括入门登录、修行者须知、每年的开镜式、月次比赛、红白比赛、寒稽古、署中稽古等，这些手段精细、步步相连的具体化设计就像一套严谨的教化程序，让习练者从入门到学成，再到后续的柔道生活化都有着细致入微的合理安排。譬如入门登录，即首先要求入门者必须向干事提交申请书与履历书。并遵守五条基本的誓约：不能随意终止柔道学习；不能给道场抹黑；未经许可，本门秘技不能外流；未许可不许外授柔道；严格遵守以上规则。入门后，须在这个誓约后，记录入门的年月日、籍贯、现住址、出生年月，并签名，盖上本人印章。这些细节的具体化不但让学习者产生一种对柔道的皈依，而且使得练习柔道成为一种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责任。再如修行者须知中，首先明确修练柔道的目的：锻炼身体，提高修养，成为对国家、对人类有用的人才；通过柔道的修行，培养诚实之心，崇尚道义、谨慎言行、注意卫生、努力工作、尽职尽责，可谓为数不多的意境高远而又宏观的两项。而其余的“进道场或退出道场时，须向师范席敬礼”“进入道场必须听从老师、管理员、学长的指挥”等，这些更细微的修行须知对习练者大到参加一次比赛，聚会；小到一举一动的是否合乎规范、是否合乎礼仪，都有规定。柔道中“心”的锻炼更胜于技巧磨练的修炼目的也使得其非常强调这些规定的执行力度。如此，具体的规训手段，通过习练者反反复复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内化为习练者的行为习惯，打造了习练者的柔道身体。因此，规训手段在学习者身上的生活化，使得其一举一动都彰显了柔道风格：规范的礼仪、优雅的姿态，知大知小的秩序感都为柔道良好的教育效果留下了抹不去的口碑。且每年的开镜式、月次比赛、红白比赛、寒稽古、署中稽古都很详细地规范了习练者的行为举止，不仅提升了习练者的实战水平还砥砺了习练者的强力意志。总之，嘉纳及其团队对柔道中规训手段集中起来的具体化，使得培养学员敦厚有礼的举止、规矩勤奋的惯习、直面艰难的勇毅之目的变得触手可及，是柔道教育化改造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3哲学理念的社会化 日本传统武技作为生杀予夺的搏击术在长期的实践和反思中形成了“凡立足生死的文化，肯定要在哲学中探索原理”的文化传统，即对实战格斗进行了形而上的思索，沿着格斗就有胜负，胜负就有生死的逻辑，使技击上升到了生死的高度。诚然，铸就东亚文化圈的儒道释成为了这种哲学原理的文化指引。然随着武技在江户时期对当时较为繁荣的和歌、茶道、能乐等的艺术营养的融摄以及明治时期西方文化的氤氲，以至于对传统武技中哲学原理的探索也出现了现代化的转型。嘉纳治五郎对柔道中哲学理念的提升基本符合此逻辑。 深谙儒道的嘉纳在将柔术体育化的过程中，基于对道家元典《老子》中“以柔克刚”的理解，通过技术上的不相撞性对抗、顺势化力、借力打力的巧妙实现了效果上的“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但投技的这些原则在固技和绞技中明显不奏效，嘉纳通过实践找到了能够说明应付所有攻击技术的原理：最有效使用身心之力量；对抗的同时也要求兼顾“完善自己之时，也要让对手共同进步，共同受益”，此过程完成了“以柔克刚”到“精力善用”再到“自他共荣”的由术至道的哲学升华。基于此，在1915年将柔道阐释为“柔道是最有效地使用心身之力之道，通过练习攻击防御，锻炼身体、修养精神，掌握真谛，完善自己，补益世间，这是柔道修行的最高目的。”[6]但以“为人谋益，为世界谋和平”为人生座右铭的嘉纳，其过人之处是并没有把这种哲学理念仅局限到柔道的教育中，正如其将柔道分为三种境界：上等为把柔道的胜负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中等为通过练习达到精神修养的目的，能够自如地调整自己的身心；下等则为反复练习攻击和防御技术一样，当他看到一战后的日本国内外一片混乱下国民的好逸恶劳、奢侈之风与国内资源贫乏带来的危机时，这位以挽救国家危难为己任的明治知识人提出柔道对抗中“最有效使用心身之力量”的原则应该延伸到社会生活和各行各业的工作中，实现国民也“最善使用自己的精力”的旨归。1920年的欧美考察，使他看到日本在当时国际中的孤立地位以及国内各阶级之间与日俱增的相互倾轧造成社会秩序紊乱与危机四伏的状态时，这位心系天下苍生的儒家精英认为柔道中的“自他共荣”应该拓展到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实现其“共荣”。即意味着充分满足人精神方面的欲望，避免无谓冲突，为避免消耗无用的精力，互相理解、谦让、协调，让人类社会继续生存。在减少或避免冲突的相助相让之中，求得双方的最大利益。柔道的精神就是真正利己、为自己谋求幸福的同时，也必须为社会谋求幸福。最大的自利是伴随着自他开始的[1]。嘉纳勤俭节约、立己达人的儒家夙愿在这里一览无余，且成为其一生都在实践的最高理想。也正如他刻在讲道馆的人生观念一样：“人之生，斯世不可枉费精力，宜本天性、随境遇、察国情以就崇高之业，此之谓立志。志既立矣，然当其行之，苟有害人祸国者，则反不如不行之为胜也。故行之，贵必得其正，此之谓择法。志立法得而怠于行之，亦难成功，宜自强不息以遂所期，此之谓竭力。是三者治已处世之要件，为人者不可顷刻忘之。”当产生于柔道的哲学理念升腾为社会教化的精神要素时，柔道的教育已经走出了道馆，走出了学校，走向了社会，走向了世界，在世人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教育形象。 4激励措施的科学化 激励是在基于一定的社会学和行为学理论基础上，对被激励者的行为变化规律和热情变化规律做出深刻的认知后得出来的，能对个体的思想与行为做出科学的指导。而激励措施作为引领者的激励手段或激励因素对激发者所做的所有工作的总和必须就有科学化的设置才能切实起到激励效果。嘉纳在柔道教育中吸取段位制度作为激励措施，并不断改进，使其极尽科学合理之能事，真正实现了激励效果。历史上最早使用段位制度是日本的围棋和将棋。江户时期，先是剑术将段位引入级别的划分，一些流派的柔术也紧跟其后，根据学习水平的高低，将段位分为“目录、免许、皆传”或者“初传、中传、奥传”等。但柔道的修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做到坚持不懈需要更有效的激励措施。三段式的资格提升太慢，无法经常对习练者的情况进行评价。于是，嘉纳为了指导门下的学生和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就设立了更多的等级，使学生有更多的升级机会。并将修炼者分为有段者与无段者，无段位者又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现改为五个等级）；有段位者分为从初段到十二段（现改为十个段位），无段位加有段位总共十五个等级，且不同的级别与段位可以通过不同标志的腰带来明显区分。嘉纳的这一举措看似平凡，却切中堂奥。因为当时人们对柔术的需求明显降低以及其他项目的多元竞争，使得这种原本是手段的升级考段成为练习的目的，深度契合了练习柔道之心理。直至现在，这种段位制程序设计成为世界上其他武技段位制设置的逻辑原点。嘉纳还规定初段可以系黑带，作为一种技术与人格修养的象征，极大地激发学生的上进心。如在警视厅比武大会上，讲道馆队员的黑带标志成为赛场醒目的风景，收到良好效果。总之，道场上柔道“以礼始，以礼终”的段位制传统强化了人与人交往中那种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伦理观念，高段位者一定处处受到尊重；再如至六段可以授予的师范资格，至十段可授予技术精通、精神通晓的榜样资格，这些激励措施的设置对要求晋升者来说都有着莫大吸引力，行为上也就更加勤学苦练。且在晋升的考核中其标准和要求相当严格，不仅包括申请者的品德修养、对柔道精神的把握、对柔道的理解、柔道技术的水平、还有对柔道普及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修习柔道的年限等，是一个综合的考评，且规定品行不良者，出现有悖于柔道精神的言行者，不论其他方面如何优秀，都不能授予段位。如此，段位的获得不仅是对柔道水平的肯定，更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人被社会认可程度的反映，所以这些货真价实的激励措施科学地激发了练习者的内源性动力，为柔道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可小觑的保障。 5启示 嘉纳首先对柔道技术主体的安全、清晰、恰当、明理的体育化改造为柔道可作为教育手段打下了物质基础；对应规训体系的具体化不仅增强柔道教育效果还增强了柔道教育的可持续性；哲学理念的社会化扩大了教育受众，宣传了柔道的普世价值，为柔道教育赢得了广泛的口碑和认同；激励措施的科学化激发了习练者有力的学习热情，保障了基于兴趣的柔道教育在自愿和自觉中开展。这些对柔道教育化改造思路的实施使得柔道超越了原始的攻战杀伐的工具、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的层次而成为优化、提升人的生命存在价值，促进人“更是人”的现代教育手段。时至今日，柔道以其良好的教育效果，在国内惠泽国民、在异域作为文化输出的载体和名片而享誉全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反观中国武术在近现代尤其是建国后在学校的教育化改造历程及效果，不禁令人有种“奔逸绝尘而瞠乎其后”之慨。回溯历史，汉唐以降中日武技交流频繁，互为镜鉴；至近现代面对西方体育的强势冲击，虽为一衣带水的邻邦[7]，终因各自承担的历史角色不同以及各自国民的文化自信与自觉的差异而效果迥异。然就嘉纳对柔道教育化的成功改造，今天的武术仍有着深入考察对方以求史鉴之必要。 5.1似一实二：技术的体育化没有兼顾教育差异 近现代以来，百年的中西文化论争中武术一直是被遮蔽真正身份的工具。近代的“土洋体育之争”是中西文化之争在体育领域的反映，武术作为东方身体文化与西方体育相博弈。至现代，武术又成为政治的工具，意识形态的较量使得武术削尖了脑袋欲进入奥运平台，试图争金夺银，为了最终凸显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而对武术本身来说，失去自我的体育化难以兼顾其学科正常发展的基本规律，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极左思想下的“去技击化”异化行为更是改变了武术固有的“打练结合”的固有传统。政治以其野蛮的强硬实现了对武术的学科干涉，成就了武术作为工具的历史角色。结果是被冠以国家规定的样板竞赛套路几乎成为武术的全部。顺理成章，学校武术教育内容近乎是对竞赛套路的难度降低化移植，这种生硬的操作模糊已忽略了竞技与教育区别，学校武术在对竞技武术的教育化改造上基本处于缺失状态。不同的价值取向使得教育与竞技的差异无法兼顾，正所谓“事功主于经世，功利主于自私，二者似一而实二。”套路的审美竞艺性，加之学校生源的零基础使得武术教育效果不伦不类，生硬苦闷。换言之，与柔道的体育化而言，武术的体育化过程中没有兼顾教育化的考虑：仅是套路展示固然保证了练习的安全，但套路中易于量化的难度动作的揉入以及各种艺术造型的牵强附会其中使得武术教育的技术体系失去了传统的纯正魅力。在教育内容的技术体系范式上，学校武术的只“舞”不“击”违背了武术能击善舞的运动特征，抛弃了武术本质。技击的体现仅仅靠套路动作攻防含义的那种预设式的阐释，不禁让练习者尤其是拥有技击需求动机的练习者哑然失笑，改学他者。在悟道上，学校武术在体育的裹挟下不仅过滤了武术文化也过滤了武术教师的文化传授意识，博大精深的武术原本应在教育领域内大有作为，可现在因变得窄小粗浅而无所适从，英雄气短。 5.2矫枉过正：科学理性绳律下传统规训的遗弃 在“谈玄授道，贵乎择人”的传统武术看来，择徒后的教育也要有一定程序的规训手段来辅助，如皈依门派的的拜师仪式、学习考察一段时间之后的入门仪式、入室仪式；以及归属门派后要严格恪守的道德炯戒与门规律令等，试图达到“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的培养律令。这些由仪式、礼仪、门规、戒条组成的规训手段是基于非科学型的传统文化而产生，对参与其中者施以非理性的教育。然正是在这种浓郁的近乎宗教氛围内强烈的感情体验下完成其思想教育，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受教育者全身心地激动和兴奋，终生不忘，并在今后的行动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这些规训手段持久的影响。然近代以来随着科技发展带来的中西各领域的实力差距大大降低了国人的文化自信，妄自菲薄的心态下基于传统文化的规训手段被弃如破履，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文化鲁莽。因为附着于科技的理性像一张无形的过滤网，其标准犹如西方哲学将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严格分开，就像“认为真理的领域仅仅在超感性世界”一样，这就令植根于重意重模糊的文化传统的规训手段不太适应。因为中国哲学也虽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其传统是道器不分，中国的“道”依然是不离人伦日用。故以西方体育标准绳律东方武术，令基于现代武术的规训手段在内容上基本褪尽非理性的色彩，即“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魅”[8]，祛魅的发生也就使得附魅于像仪式、门规等这种带有神秘力量的原装教育系统生态遭到破坏，是一种没有兼顾文化差异下的野蛮的破坏。现代武术虽有简洁明了的抱拳礼，并且赋予了丰富含义，但也仅仅是一简单的举动，传统规训体系中真切的过程教育仅靠一个抱拳礼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国学勃兴、文化回归之际，回应十八大“完善传统文化教育体系”的号召，在时代精神的指导下重构学校武术教育的传统规训体系已势在必行。 5.3实用理性：激励措施落实绕不开的国民智慧 《兵迹》曰：“民物相攫而有武矣”，隐喻着崇尚武力是先民争夺生存资料中的第一要义， 不可置否，武术是滥觞于此类冲突中的实用工具；先秦及秦汉，“吾国之士，皆武士也”[9]武术因具有攻战杀伐的功能而被军事所青睐；“凭借个人技勇为人效命、以武技谋生或寻求进身之道”[10]尤以唐朝武举制的出现，更是让世人有了凭借武勇实现“修齐治平”之儒家夙愿的机会；又由于朝廷的禁武，“武术又以一种职业技能的形式进入民间，主要以保镖、看家护院、打场子卖艺”[11]，此时的武术又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与军事技能并行不悖且相得益彰；明清火器的出现改变了以弧矢定天下的传统，彰显武术的冷兵器背景的消失使得武术弱化了技击，成为健身修心的手段；至建国武术在体育的裹挟下近乎彻底变为卫生之方、教育手段。察史以明鉴，武术在历史的长河里峰回路转，百般调适以契合时代的需要而使自己生存下来，但换个角度看，也正是时代基于实用的目的对武术的多元功能进行开发和撷取。这种实用的态度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之一，这种基于农耕文明的实用理性使得中国人的心智和语言长期沉溺在人事经验、现实成败的具体关系的思考和伦理上，不能创造出理论上抽象的逻辑演绎系统和归纳方法[12]。这种实用性使得价值取向表现为功利性，即判断事物的价值总是以“有用与否”为标准，这种判断的优点是关注现实，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而缺乏对未来的把握。实用理性以其强大的文化张力影响着世代国人的思维与行动而无法消解，因此只有清楚这种国民智慧，利用这种文化特质，在武术教育中落实激励措施才能真正起到激励作用，这也是武术激励措施科学化实施的关键所在。譬如中老年之所以接受武术并有着持之以恒的坚持，是因为他们实实地感受到了武术的健身修心的妙处；而对充斥浮躁心态的青少年在接受武术教育的过程中，其激励措施的使用，除了激发个体兴趣之外，还必须考虑应试教育这一大环境的影响，要基于升学评价的实用价值来调适激励手段。如中国武协制定并实施的全面评价习武者武术水平的武术段位制，如果引入中小学，虽然有助于规范中小学武术教学内容，是能促进中小学武术教育发展的有效措施，能为困境中的中小学武术教育找到破解难题的良方[13]，但如没有事关升学评优的国家政策出台来保驾护航，实用理性也会使其最终执行呈现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的效果。 5.4立己达人：武术思想的延伸应实施“走出去”战略 战国典籍《吴越春秋》中就出现“剑道”一词；《汉书·艺文志》更著录《剑道》38篇；射箭也形成了体现伦理与精神修炼为特征的射学，它“不仅包括制作、礼仪、训练、施放等一系列技术，而且产生了许多相关的艺道理论和著述，形成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相比的射学体系”[14]，这些展示“术者近乎道也”的民族体育表征记录了中国古人对身体活动由术至道的思维升华与哲学提升。武术作为中国文化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浓郁的传统文化长期浸润下，融摄了其深厚而又多元的普世思想。譬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兼济天下推己及人的儒家风骨；天人合一独善其身、守柔处雌心斋坐忘的道家气象；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由色入空清心放下的佛家指引，以及伦理、兵学、美学、中医、书法等门类的形而上精髓，整体上宛若灿烂星空，空灵而又丰实。正所谓“拳虽小技，其道存焉”，这些都林林总总地构成了武术思想的辉煌图景。然时至今日，这些武术思想就像一个未开采的宝库，或者说这些武术思想仅仅低层次地徘徊在武术的藩篱之内，而缺乏一种更高层次的提升与凝练来契合其他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的前沿理念，来引领社会潮流、教化世人，从而改变形象、赢得认同。譬如在文化方面，武术始终纠缠于肢体行为之中不能自拔，看到的武术依然是以肢体行为为主体的运动，使用的器械依然是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缺少超越肢体行为的文化表现。”[15]即武术在提升自身文化，成为人体文化并超越肢体而成为其他领域文化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因此，武术必须克服内源性障碍，超越肢体层次的传统桎梏，将这些宝贵的思想视作是中国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其效用的延伸应拓展到其他领域。从而凭借武术良好的文化基因与多元的哲学思想，结合时代需求，与其他领域的思想相融合形成新型的思想形态来引领相关领域的思潮，实现武术的“大教育观”。 6结语 嘉纳对柔道教育化改造成功的关键所在并不排除与当时处于变革时代、其雄踞有话语权的地位、个人的极力宣传鼓动、善于动用人力物力为柔道发展营造空间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嘉纳基于自己全面的知识结构、对时代需求敏锐正确的嗅觉、躬身习练柔道的经历、对教育规律的科学把握而实现对柔道在教育领域内的合理改造这一内部因素。这种改造让柔道在其教育性上练足了“内功”，达到了不用便罢，一旦采用柔道作为教育手段就能实现“通过以武技为手段的心身锻炼来磨练人格，提高识见，培养有作为之人才”（《武道宪章》第一条）的教育目的的水平，而这一点正是武术所缺少的。正如首届全国学校体育武术项目联盟主席赵光圣教授所言，“我们的武术课自身存在问题，孩子们心目中的武术，在武术课上找不到，他只能去其他方面寻找寄托，比如武打小说和电影”[16]。一句话，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前学校武术教育体系的亟待重构。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强，武术的工具身份也逐渐淡化，史上那种挟意识形态以壮声色而对武术横加干涉的时代也已潮退汐逝，武术已进入全面恢复真正身份，在尊重学科规律下重构教育体系的时代。是让武术课满足“不仅是体质健康，还能养成一个人的健全人格，让人正确面对人生的坎坷、输赢，处理与对手和同伴的关系”[17]的教育效果的时候了。因此，作为武术人在面对武术教育传承的巨大失落时，绝不能再陷入集体性失语，即要一改往昔面对域外体育的强势流行与武术的边缘落魄时却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的局面和既定思维；要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式的一反常态的改革勇气。实干起来，不仅需要来自相关学科的广大精英的积极参与与推进，更需要像嘉纳治五郎那种领袖式的具有学识渊博、高瞻远瞩、洞察秋毫，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权威专家或学者来勾画蓝图。 参考文献：[HT5"SS] [1]加藤仁平嘉纳治五郎——在世界体育史上闪耀[M]东京：逍遥书院，1964：28，178[LL] [HJ18mm][2]大熊广明学者笔下的日本近代体育史[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0，26（1）：11-13 [3]余建华嘉纳治五郎与日本柔道的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4，（7）：60-61 入江康平武道文化的探求[M]东京：不昧堂，2003：117 [5]嘉纳先生传记编撰会嘉纳治五郎[M]大阪：布井书房，1964：536 [6]山田奖治日本教育中的武道[M]东京：明治图书，2005：225 [7]王晓晨，吉灿忠日本武道近现代转型中对技击的处理及启示[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4，30（1）：64 [8]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9 [9]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A]史林杂识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3：235 [10]陈山中国武侠史[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11 [11]邱丕相中国武术文化散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40 [1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320-323 [13]洪浩武术段位制引入中小学教学必要性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3（7）：115 [14]马明达“武学”浅论[J]体育文化导刊，2003（8）：23-26 [15]陈青武术学科面临的内源性障碍与发展途径[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40（4）：35 [16]陈竹武术课如何摆脱叫好不叫座[N]中国青年报，3013-10-21（3） [17]孙科学校体育，路在何方？——专访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J]体育与科学，2013，34（2）：2 [18]郑旭旭，袁镇谰从术至道：近现代日本武术发展轨迹[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66-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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