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如何融入公民生态意识培养 |
| 范文 | 方洁 摘? ? 要： 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与生态意识的内涵关系看，生态意识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为公民生态意识培育提供“原动力”。湖州市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公民生态意识培育，是一个重要问题，表现为：公民生态意识水平存在差距、意识和行为难以一致、自主性不足、配套服务不健全等。将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湖州公民生态意识培养，培育公民生态价值自觉，有利于推进新时代生态文化体系建设，全面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关键词： 生态文化? ? 公民生态意识? ? 生态环境? ? 湖州实践 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明确提出新时代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系建设，在生态文明体系中处于首位的是“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体系化逻辑突出的是价值理念引领、生态文化底蕴这一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确立生态价值观念、培养生态价值自觉是新时代公民生态意识培养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所在。如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将其有效融入公民生态意识培养、加快构建新时代生态文化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湖州是“两山”理念诞生地样板地、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全国文明城市，目前正在创建生活垃圾分类全国示范市，新时代更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重视公民生态意识培养这一时代课题。本文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公民生态意识培养、构建新时代生态文化体系的视角出发，结合湖州实践对这一时代课题做出探讨。 一、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公民生态意识培养的内在逻辑 （一）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与生态意识的内涵。 1.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 党的十九大明确将“美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建设目标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一一对应，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1]（1）。生态文化从根本上指向人类的存在方式、发展方式和社会结构，“从广义上来讲，生态文化可以理解为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从狭义上来讲，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2]（10）。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提出：“加强生态文化建设，需要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3]（48）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体现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灿若星河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找到许多优秀的生态文化资源，其所蕴含的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念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生态智慧。 2.生态意识的内涵 “生态意识”概念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生态哲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大地伦理”的理念，“没有生态意识，私利以外的义务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大到大地（自然界）”[4]（194），把生态意识纳入社会意识建构，强调人类对自然生态的伦理义务和责任。苏联哲学家Э·B基鲁索夫在《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中对生态意识下了定义：“生态意识是从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5]（31）由此我们认为，生态意识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发展的一种新的价值理念，是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自觉，是人类作为道德主体在实践中对自然负责任的精神力量。 （二）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与生态意识的关系。 1.生态意识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文化，生态意识中包含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认为“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价值理念”[3]（186）。由此可见，生态意识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核心内容。 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柯布认为，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国家是中国，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很深的生态智慧。例如，作为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主流的儒家，“天人合一”“仁爱万物”“取之有度”等思想主张，蕴含着“生态自然本体意识”“生态伦理道德意识”“生态保护法治意识”，具有丰富的科学因素和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讲话中强调：“人们应该追求热爱自然情怀，要倡导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让生态环保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要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6]（7） 2.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为公民生态意识培育提供“原动力” 在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国民综合素质尤其是生态素养有待提升的现实背景下，增强公民的生态意识是一项艰巨且根本的基础工程。因此，在增强升公民生态意识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立足长远，从传统生态文化基因中寻找和培育價值自觉和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我国古代优秀文化时曾指出，要把文化变成一种内生的原动力，把古代圣贤优秀的思想观点作为营养。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蕴含着的生态智慧能够为增强公民生态意识提供历史借鉴和“原动力”。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是历经几千年人们从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总结、归纳、抽象和升华而来的，是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历史建构，“天人合一”“仁爱万物”“取之有度”等生态思想观点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是人们培育生态意识、形成生态价值自觉的重要动力。 二、湖州公民生态意识培养现状和主要问题 增强公民生态意识对于湖州争当“两山”理念样板地模范生、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现以湖州公民日常生态行为为重点，选取与绿色生活关联度高的三个主要问题，了解湖州公民生态意识认知度、生态意识践行度、生态信息获取途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归纳如下： （一）湖州公民生态意识的现状。 1.垃圾分类 日益增长的垃圾数量及不合理的处理方式是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将垃圾分类收集、分类投放、分类处置，有利于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改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调查发现78%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是环保行为，18%的受访者对垃圾分类的态度取决于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仍有少数人表示现在没有必要或垃圾分类与我无关;大多数公民总是或经常注重垃圾分类，其余分别约有18.8%和2.7%的受访者偶尔或从来不会在家里或公众场合做到垃圾分类。 2.五水共治 浙江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提出“五水共治”，以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为主要内容，加强水治理、改善水环境。公民的支持与行动是实施“五水共治”的基础性力量和重要保证。在关于“对‘五水共治了解程度”的调查中，近95%的公民对其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仅有不到5%的人对其完全不了解;大部分人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会做到节约用水、不往河里扔垃圾，少部分受访者提及自己参加过“五水共治”的宣传与治水公益行动，极个别公民为其捐过款，只有少数人表示自己从未参与过相关活动。由此可见，大多数湖州公民在了解“五水共治”行动的同时，能为水环境保护贡献出力量。 3.绿色出行 汽车工业的发展带来快捷和方便的同时，引起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人们应尽量采用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减少污染、有益健康、兼顾效率的出行方式。在调查湖州公民对绿色出行的态度时，发现约88%的人认同绿色出行并且身体力行，约11%的人表示想法很好，但偶尔才做;关于绿色出行的习惯，35%总是、48%经常、16%偶尔会选择绿色出行。可见，绿色出行的理念已被大多数公民认可，但在践行频率上有所欠缺。 （二）湖州公民生态意识存在的问题。 1.公民之间生态意识水平存在差距 从调查结果看，由于湖州公民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生产方式等存在差异，他们的生态意识水平存在明显差距。按城乡地区分类对比，发现总体上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态意识水平比农村居民要高一些。按年龄分类对比，青少年群体由于接受生态文明教育的机会较多，生态意识水平普遍高于中老年群体。按照所受教育程度划分，高学历人群在生态意识水平和践行程度上明显高于学历层次较低的人群。按收入水平比较，收入处于中高水平的群体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环境，例如水、空气的质量，而收入水平较低的人群则关注较少。湖州公民生态意识水平受诸多因素影响，参差不齐，需要采取多样化的措施推动公民生态意识水平均衡发展。 2.公民生态意识和生态行为难以一致 湖州公民生态意识认知与生态意识实践之间并没有形成正向关系，“知”和“行”并未做到完全统一。在调查中发现，即使很多公民明白垃圾分类是环保行为，但是仍会为了个人方便等原因无法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除公民生态意识践行度不够外，公民生态实践往往带有利己性和片面性，有些公民节约用水行为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宣传“五水共治”、公益治水等这类与自身利益并非密切相关的活动公民参与度相对较低。公民生态意识践行的片面性表现在，只注重眼前的或与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环境问题，大多数公民在离自家远的地方发现污染环境的行为时并不会采取及时举报等制止措施，这些“知”“行”相悖的现象从侧面反映出湖州公民生态意识薄弱。 3.公民生态意识培养的自主性不足 调查发现，湖州公民生态意识表现为“依赖政府型”，湖州市大多数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都是由政府指导推动的，民间组织和个人参与度不够、参与积极性不高、范围有限，自我培养生态意识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不足。在调研中当受访者被问及“对于垃圾分类，您的态度如何”时，不少公民表示如果市政府出台相应政策，应该会遵守执行。由此可见，即使公民认识到个人也是垃圾分类的责任人，但仍会把更多的责任推给政府和社会，反映出湖州公民生态保护责任感、自主性相对缺乏。 4.生态意识培养的配套服务不健全 在调查和访问中发现，湖州公民获取生态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环保宣传大多是贴标语、宣传车（高音喇叭流动播放）、电视网络媒体推送等形式，没有吸引力，不接地气，无法较好地融入公民日常生活，因而效果不显著。公民生态行为缺乏正确指导和有效监督，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执行不到位等情况仍然存在，不少公民不熟悉有关法律法规，有些受访者认为环境保护法只适用于企业主体。另外，还有不少公民缺乏生态环境维权意识，都不利于规范公民行为、培养生态意识。 三、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湖州公民生态意识培养的路径思考 （一）挖掘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文化体系。 在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视域中，人与自然关系被经典地概括为“天人关系”。董仲舒云：“天人之际，合而为一。”[7]（369）“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北宋理学家程颐认为人在天地自然之间，就像鱼儿在水中，并不知道有水的存在，只有当离开了水，方知自己无法动弹。人并非游离于自然之外，更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就生活在自然之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8]（265），自然界有自身的运行规律，不会因人之生死而改变。“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9]（85）。天地萬物之间是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85），三国时王弼做批注将“法”作“以什么为法则”之意。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道取法于自然，建构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则体系。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分子，应遵循“天”“地”“道”，即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9]（53），在实践中遵循自然规律方是智举，人们若无视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生态，则会自食恶果，遭到自然的惩罚。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为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文化体系提供了扎实的哲学根基。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时，传统生态文化主张人既要尊重自然，又要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所为、有所不为，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和辩证法思想。建立生态文化体系的重点是生态价值观念成为人们内心的准则，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要求湖州充分发挥好生态这一最大优势，将生态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之后，习近平在《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一文中阐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要作为一种发展理念、一种生态文化，体现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中。”[3]（187）这些重要论述彰显了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辩证逻辑思维，为当代中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方法论。自然资源能够为我们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但并不代表着追求利益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破坏生态环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0]（12）。“两山”理念提醒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辩证的眼光看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努力实现两者“双赢”，因地制宜地构建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的地域特色生态文化。 另外，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为培育湖州公民生态意识、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文化体系提供了思想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11]（23），湖州市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以“两山”理念为统领，以争当践行“两山”理念的样板地、模范生为动力，把不断增强公民生态意识作为必然要求和重要实现路径。在调研中发现，大部分湖州公民都对“两山”理念有所了解且十分认可，期望能够湖州历史文化中自我生成的生态文化传统推进“两山”理念实践，以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文化资源增强公民生态意识，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奠定思想文化基础。湖州自古山水青远，风景秀丽，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物之邦”的美称，北倚太湖，河流纵横交错，明代有诗曰：“湖州溪水穿城郭，傍水人家起楼阁。”人们依水而居，城依水而建，古代的湖州农桑渔牧业发达，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可见当时的湖州人民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过着较为富庶的生活。如今湖州人民依旧遵循自然规律创造美好生活，将“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把优秀生态文化传统与地方生态文化体系建设有机融合起来，发展了溇港圩田、桑基鱼塘、茶文化等传统地域文化，打造了“一乡一品”“一村一韵”美丽乡村新格局。 （二）突出以文化人，发挥地域特色生态文化宣传教育作用。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倡导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道德。最早提出“仁爱万物”思想的是孔子，“仁者爱人也”，孔子的仁爱不只是简单地停留在“爱人”这一层次上，他还将“爱人”上升为“爱万物”，尊重珍爱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12]（57），君子钓鱼却不用网捕鱼，不射休憩之鸟，体现了对动物的珍惜爱护之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3]（303）“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8]（266）“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为人？”[7]（316），孟子、荀子、董仲舒都主张将人性关怀拓展到整个自然界，通过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准则约束人类行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即尊重生命、常养生命、维护生命作为人的大德。人类应当担负起尊重和保护自然界及一切生命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以仁慈之德包容与善待万物。 在调研中发现，湖州公民生态意识存在不均衡、知行不一、自主性不足等问题，主要原因之一是生态意识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够。习近平在《环境保护要靠自觉自为》一文中提到：“建设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必须建立在广大群众普遍认同和自觉自为的基础之上。因为任何目标的实现，任何规则的遵守，既需要外在的约束，又需要内在的自觉。”[3]（13）鼓励通过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缩短从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 一方面，湖州市要切实加强宣传教育，培育生態文化意识，以文化人。公民生态意识培养取决于宣传教育水平，应将市内一些优秀宣传教育实践案例推广开来，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宣传教育内容应加强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生态伦理道德元素与湖州地域特色生态文化的融合，实现地域特色生态文化育人作用。传统生态伦理道德的精髓是既要承认人的权利与价值，又要维护自然界的权利与价值，人要“仁爱万物”，尊重和保护自然万物的生命，这也是现代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是现代公民生态意识培育的重要目标。 例如，在中小学宣传教育方面，吴兴区埭溪镇上强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绿色实践活动，围绕“植绿”，建设了学生实践基地“百草园”，让学生懂得爱护树木;营造绿色课堂，将省编教材《人·自然·社会》和自编校本课程“绿色埭溪”巧妙融合，在课堂内外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在各类干部培训教育方面，2017年10月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成立，它是全国第一所专门以“生态文明”命名的干部学院。目前，学院在课程开发上以“湖州模式”为样本，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绿色发展”等不同主题的培训课程体系。在乡村宣传方面，将长兴县扬子鳄村打造成弘扬“仁爱万物”生态理念的科普教育基地，景区有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等动物共147种，每年采取悬挂横幅、制作标示标牌等宣传方式，让游客在旅游观光的过程中树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意识。在社区宣传方面，吴兴区白鱼潭社区发放《告白鱼潭社区居民的一封信》，开辟社区绿化生态园，根据四季气候特点种植不同的植被，并引用小区内湖水灌溉，培育社区居民养成绿色生活意识。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充实了现代生态伦理意识宣传教育的内容，能够促成公民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从人对自然的统治关系转变为和谐共生关系;从单纯向自然索取转变为开发利用与补偿建设同步进行;人对自然权利义务由分离转变为统一，能够培育公民对自然担负起责任的现代伦理意识，自觉遵守生态伦理道德规范，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三）传承中国生态法治文化传统，推动地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习近平总書记在论述中国古代生态法制建设时提到，“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专门设立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制定政策法令，这就是虞衡制度。《周礼》记载，设立‘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秦汉时期，虞衡制度分为林官、湖官、陂官、苑官、畴官等。虞衡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我国不少朝代都有保护自然的律令并对违令者重惩，比如，周文王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14]（1）。其中，唐代对政府官员要履行生态保护职责的规定，因失职导致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官员也要予以严惩，《唐律疏议》就有“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庄稼者，准盗论”[15]（247）。由此可见，中国自古就重视生态法治建设，传统生态法治文化作为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传统生态文化中这些环境治理的历史经验和制度规范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可以推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一是增强生态立法意识，完善健全相关法律。2015年，湖州市获得地方立法权后，确立了“1+X”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湖州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已经颁布实施，成为全国首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地方性法规。二是落实严格生态执法意识。“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令在必信，法在必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14]（10）。吴兴区东林镇为了确保执法人员严格推进温室龟鳖养殖大棚的拆除，该镇出台了《关于对东林龟鳖整治工作执行不力实行问责的办法》和《东林镇对“龟鳖整治”工作推进不力实行问责的若干规定》，对镇村干部和党员强化考核奖惩，严格生态执法意识的落实使得鱼鳖整治工作取得巨大成效。三是培育公民生态法治意识。生态治理现代化由生态治理体系和生态治理能力两部分构成，核心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构及制度遵守和执行，从社会公众、公民层面看，突出表现为制度认同、制度遵守、制度执行，融入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行为之中，增强生态法治意识，在生态法治文化建设中形成生态治理共同体。湖州市通过地方立法将8月15日确定为本市生态文明日，既是生态法治建设的重要体现，又是培养公民生态法治意识的有效途径，有效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化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03）. [2]余谋昌.生态文明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4][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5][苏]Э·B基鲁索夫，余谋昌.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J].哲学译丛，1986（4）. [6]习近平.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J].中国生态文明，2019（02）. [7]董仲舒.春秋繁露[M].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8]荀况.荀子[M].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9]老子.道德经[M].张茉，译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论语[M].于学周，曾睿，点注.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 [13]孟子.孟子[M].高高，译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14]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奋斗，2019（03）. [15]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201810347003）的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尹怀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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