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城市社区治理中资源何以转化为社会资本 |
| 范文 |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 ?资源? ?社会资本? ?转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单位制的解体和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新型的商品房小区在我国各大城市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系列关于商品房小区公共事务的治理问题亦随之而来。人们普遍认为，“陌生人社会”的商品房小区已经取代了原有的传统共同体和单位制下的“熟人社会”，它们往往缺乏社会资本，具有如社区联系松散、信任程度低和社区归属感不足等一系列的特征。尽管许多商品房小区的住户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较高，这些小区的社会资本却似乎并未与它们丰富的资源成正比。在这样的社区土壤中，资源如何在社区治理过程实现向社会资本的转化，是本文通过对比两则社区治理个案，希望能加以探讨的议题。一、资源与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争议颇多的概念，随着时代变迁和出于不同研究视角的考虑，学界对它历来没有统一的界定和解读。 布迪厄将社会资本视作“与行动者拥有的持久性网络相关联的现实的和潜在的资源之集合。”科尔曼根据社会资本的功能提出其定义，强调它的结构性质和公共产品性质。普特南则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依赖的规范”。与前面三位学者坚持在团体活动或集体关系中考察社会资本的视角不同，林南兼顾个体选择行为和社会结构因素，主张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虽然这些经典研究角度不一，观点也存在分歧，但他们都达成了共识：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关系中的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因此，本文对社会资本的生产逻辑的讨论，就转变为如何使商品房社区所蕴含的资源顺利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议题。二、个案选取与个案描述 （一）基本概况 本文主要采用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两则个案A小区和B小区均位于佛山市南海桂城，它们建成于20世纪90年代，曾是当地中高档商业楼盘，二者相距不足1公里。其中A小区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共有楼宇20栋，住户485户，约计1600余人;B小区占地总面积约1.9万平方米，共有楼宇22栋，住户545户，约计1800余人。 （二）两个社区的治理过程 1.A小区的治理过程 2015年底，A小区6号楼的H业主以“楼层太高，老人行动不便”为由，向该楼其他业主发起了为6号楼加盖电梯的动员，征得该楼三分之二业主同意后，向佛山市国土规划局申请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准备动工。工程开始动工时，此举遭到小区其他业主强烈反对。 他们反对加建电梯出于多方面原因：第一，本来并不宽敞的道路将被电梯占去大部分路段;第二，电梯的加建还占用了消防通道，给小区带来严重的消防隐患;第三，加建电梯“未经全体业主同意”，而且相关材料仅隐蔽地公示在该栋楼道，大部分业主毫不知情。 关于加建电梯的目的，支持和反对双方各执一词，6号楼的业主认为该栋老人多，没有电梯出入不方便;反对加建的业主们则声称该栋没有行动不便的老人，认为6号楼业主损人利己。 争执发生后，相关公示文件才被贴到小区宣传栏，联名反对建电梯的业主超过230户，甚至有业主将国土规划局告上法庭，要求撤销该局颁发的许可证，最终法院判决撤销许可证，加建计划以失败告终。 2.B小区的治理过程 B小区与A小区同是楼龄近二十年的旧小区，因为小区里老人较多，小区的设施又陈旧，在2016年初，加建电梯的计划被热心的业主提上了议程。 由于B小区近五年没有引入物业公司，小区里三位退休老人因为看不惯日益严重的卫生问题而自发清理小区垃圾，并在2014年成立了自治小组，自此小区的各项公共事务都由自治小组管理。为了方便管理，小区每栋楼宇还选出了楼长。为了这一次加建电梯的计划，自治小组和楼长们常常召集业主们开会沟通，解决了不少加建电梯的难题，3台新建电梯最终全部顺利投入使用。三、社会资本：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由于A小区和B小区的建成时间、地理位置和人口数量相近，又都曾经属于中高档商品房社区，可以认为这些业主的财富、权力以及声望在总体上趋于一致，资源较为丰富。但在上述治理过程中，这些资源却并未使这两个小区在社会资本上获益。 和大多数商品房社区一样，本文所涉及的两个小区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由于业主们本来互不相识，许多人工作早出晚归，加上每家每户相互独立，在时空的双重阻隔之下，邻里间互动交流更少，难以形成紧密的社会网络。 这种冷漠更体现在这两个社区的业主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上。2006年前后，A小区由于原物业公司管理不善，业主曾集体拒交物业费。B小区同样发生过大批业主拖欠、拒交物业费的事件，两任物业公司因此相继撤场，此后再没有引入物业公司。在自治小组成立前，该小区的保洁和治安问题严重，业主们对此不闻不问。 尽管两个小区都是高资源的社区，但严重的社區治理问题反映出其社会资本的匮乏，业主之间由于缺少交往，没有形成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资源也难以嵌入到社区的社会网络中，社区的公共事务无人问津。四、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生产逻辑 （一）普遍互惠与克里斯玛型领袖 对比两个小区加建电梯的案例可以发现，动员发起人的出现往往是社会治理最初得以开展的契机。B小区自治小组几位老人在访谈中提到，“我们都没有工资……我们本身是业主，是义务的。我又是党员，想用共产党给我的福利回报社会。” 这种强烈的普遍互惠特质是动员发起人身为领导者最大的魅力，因为他们不但无法在短期内带来任何私人的收益，而且还需为此投入大量成本，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使他们赢得社区成员的最初信任。 出于这种信任，一种克里斯玛型的领导形式开始建立起来。和传统型领袖和法理型领袖不同，他们的权力既不是社区原有传统所赋予的——因为社区的“陌生人社会”性质和过去严重的治理问题体现出它一贯缺乏公共参与的传统;也不是来自制度和规范的规定——社区物业和业委会的缺位导致小区的日常管理并没有固定的承担者和程序规范。因此老人们几乎完全是凭借自身普遍互惠特质所带来的魅力来赢得业主们的广泛认可，“很多人还很不理解，质问我们有没有授权，合不合法。我们就是自发起来的，哪有什么授权不授权呢？……就是用行动感动居民的心。” 尽管获得社区成员认同的过程十分曲折，但克里斯玛型领袖与其他两种领导类型相比，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往往更容易激起社区成员的情感共鸣。这是由于克里斯玛型领袖的统治团体是一种感情共同体，领导者的任免并非取决于毫无交往基础和情感关联的规章制度，社区成员对他们的服从也不是出于传统的威慑，而是情感上的认同。 （二）信息桥的搭建 动员发起人的克里斯玛型领导一旦建立起来，他们在动员的过程中就承担起了搭建桥梁的作用，在社区里形成以他们为核心的行动网络，与他们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行动者的资源就通过这条桥梁不断地嵌入到社会治理的行动网络中。 动员发起者在传递信息和联系其他行动者时所采取的动员策略和动员范围成为结成社会网的关键，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网络的性质如密度、范围和资源的流动方向等，不但影响着资源向社会资本的转化过程，而且关系到动员结果的成败以及在这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因此信息桥的搭建对社区资本转化过程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在A小区的案例中，6号楼的业主和非6号楼的业主对加建电梯起因的说法大相径庭。6号楼的业主表示本栋楼“老人很多”，有加建电梯的必要;相反，非6号楼的业主则一致认为该楼“没有老年人”，只是“想升值”，对其“占用小区公共资源”的做法持谴责态度。有限的动员范围和缺乏共识的动员策略直接导致了6号楼业主与其他业主在信息获取上的不对称，更引起其他业主对加建动机的误解。 相比之下，B小区的社区治理是一次成功地将资源转化为社区资本的过程。B小区的自治小组通过按楼栋选出楼长、再由楼长与业主沟通的方式发展社会联系，将加建电梯的信息层层传递到每一位业主。他们还不定期召开讨论会，邀请相关楼栋的业主出席讨论，增进了彼此的信任程度，又有效地传递了信息。因此，尽管两个小区占有资源的程度相当，动员结果却截然相反。 可见，业主们所拥有的资源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才能作为所在社区的社会资源而存在，动员发起人在其中所搭建的信息桥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采取的动员方式和策略是否得当决定了能否充分地实现社会资本的生产和转化。 （三）信任与共同规范的生产和维持 信息桥的成功搭建，一方面可以使社区成员便捷而直接地获取到关于社区治理的相关信息，他们也得以将自身的意见反馈给组织者，信息透明度通过这一过程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信息的透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换取社区成员的信任;另一方面，随着社区社会网络的形成和资源的嵌入，业主之间的情感纽带和依赖关系得到了强化，信任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产物之一。 A小区的加建电梯动员未能最终实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动员发起者的做法不符合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在未经小区大多数业主同意就占用消防通道和公共道路。业主们认为加建电梯是6栋业主的自私之举，引起普遍的反感和阻拦。 对于加建电梯，B小区的业主也并非毫无异议，有业主就提到自己的家庭对加建电梯的需求不大，在被征求意见时也投过反对票，但由于是全体业主共同投票，公开的投票结果显示大部分业主同意加建，加上多方协商制定的加建方案维护了共同利益和秩序，因此即使他们一开始不愿意参与加建电梯，但考虑到电梯能够给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提供便利，也信服于动员者对社区整体状况多番考察后设计的加建方案，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妥协。 伴随着资源的嵌入和社会资本的生成，社区往往发展出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规范，这些规范在动员实践中逐渐成为全小区所共同认可、共同遵守的原则。以B小区为例，自治小组和楼长们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召集业主召开了许多次专题研讨会和联席会议，在会议上对电梯修建和使用过程的各种细节问题和注意事项都进行了规定，对于自治小组的安排，业主们大多也愿意自觉地配合，以至于在成功加建电梯之后，小区各种重大公共事务也必须经过所有业主共同开会协商才能决定，这种新的规范得以在小区里确立并得到维持。通过这种方式，社会资本部分地以规范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成为社区社会结构的重要构成。五、结语 从对案例的分析可以得知，在集体治理动员发生前，A小区和B小区都属于高资源、低社会资本的社区，社会交往的缺乏使资源无法嵌入到社区的社会网络，导致这两个社区社会资本的稀缺。 本文通过两个小区不同的社区治理运作，分析了资源向社会资本的转化过程。动员发起人的普遍互惠特质使他们充当起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这种特质有可能使他们赢得来自社区成员的最初信任，由此他们可以成为主导社区治理的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他们通过一定的动员方式和策略来承担起搭建桥梁的作用。信息桥的搭建使社区范围的行动网络得以形成，与动员发起人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行动者的资源就通过这条桥梁不断地嵌入到社会治理的行动网络当中，转化为社区的社会资本。随之产生的还有社区成员间的相互信任以及一系列共同规范，它们在社会治理中被逐渐固定下来，共同构成了该社区的社会资本。 参考文献： [1]Bourdieu.The Forms of Capital：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M].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86：241-258. [2]Coleman，Jame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 [3]Putnam，RobertD.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2001. [4]林南.社會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刘少杰.以行动与结构互动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研究——评林南社会资本理论的方法原则和理论视野[J].国外社会科学，2004，（02）：21-28. [6]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二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邓雯文，女，中共佛山市委党校教师，研究方向：基层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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