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现代新儒学与新时代文化建设 |
| 范文 | 关键词：文化建设? ?新時代? ?现代新儒学? ?内圣外王? ?人本主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迈进中国特色社会新时代，尤其需要文化软实力的强力支撑与推动。中华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历史途程中，曾经创造了独特而丰厚的文化遗存，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本文着重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代表——现代新儒学的文化道德史观，以期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恪尽赞言赞力之效。 方克立、李锦全指出：“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 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它主要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也包含着社会政治的内容。”[1]这是迄今为止对现代新儒学所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定义。现代新儒学以创造性地重建传统的方式对中华民族在近现化历程中遭遇的危机与挑战做出积极的回应，以期解决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关系问题，谋求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出路，创造性地构建出“中国特色”的哲学文化体系。一、现代新儒学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 现代新儒学所持的 “保守”并非通常所谓的泥古不化、规行矩步、不思变通的意思。韦政通的说法是“批判地继承，创造地发展”[2]，这是现代新儒学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心态。他们把近代以来中国之民族危机了解为一种文化危机，一种意义的危机，认为民族精神之重振和民族复兴之路在于重建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又以儒家为正统，所以用“同情”和“敬意”的方式了解传统儒家，重建儒家道德的形而上学，护住中华民族“内在而超越”的文化慧命，乃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题中之义。 （一）文化的民族性 在历史观基础上，现代新儒学把民族的发展了解为一部文化的历史，历史文化是民族之客观精神实体的贯彻与生命的实现，因此民族的命运就是文化的命运，文化生命的消亡就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的消亡。在新儒学看来，强调文化的民族性是建构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必要前提。 现代新儒学认为，现代化不是一个超越民族历史文化的抽象物，而是综合的、多元的和具体的。民族文化固然需要现代转化，然而其转化的可能性既存在于民族之内在的文化生命中，也存在于现代化本身的多元性格中，因为现代化从来就是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所以有其民族性的一面。现代新儒学在现代化的问题上坚持了文化历史观的立场，使自己区别于其他各种文化思想派别。在西方学者和中国的西化派论者看来，现代文化首先源起于十七世纪的西欧和北美，所以现代化便是接受西方的基本价值，就意味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必须效法欧美，走欧美的路，对于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而言，现代化只能是西化，这种“西化”取向在今天的一切“与国际接轨”的运动中还可看出些痕迹。“梁漱溟认为：‘假使中国的东西仅只同西方化一样便算可贵，则仍不及人家，毫无可贵！中国化如有可贵，必有其特别之处，必须有特别之点才能见长！这一‘特别之点，就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它不仅是中国的‘国粹中最优秀的东西，而且，还具有全人类普遍的价值意义。” [3] （二）文化的世界性 所谓世界性，也就是具有超地域、超民族的普遍意义。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有其久长的生命力，在于其立足于民族立场，同时又不绝对排斥西学，其针对西学而起，不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通过融合中西文化进而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在现代新儒学看来，任何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价值系统，不能仅仅只从“本土”的意义上理解，而要同时看到其永恒价值，永恒的东西具有普遍意义，必定能走向世界，特立独行而不凋，放之四海而皆准，梁漱溟称此为“民族自觉”，他说，“吾民族实负有开辟世界未来文化之使命，亦为历史所决定。所谓民族自觉者，觉此也。”[4]现代新儒学很少只是因为传统的延续或成长即认为传统是对的，而是从理论上以普遍的方式为传统辩护。他们不再认同于传统的全部，而是选择其特殊的部分作为他们所捍卫的对象，认此一部分是构成传统的不可分的要素，是传统真正不变的精华所在，可以在现时代价值重估的呼声中得以延存，并且也蕴含了某些普遍的要素，是构成理想文化的典型，不仅为中国文化群体里的成员所特有，也是人类全体所共有。这种理论上普遍的方式，在新儒学却是用特殊的方式取得的，即是“道德的形而上学”。[5]二、现代新儒学的传统文化观 现代新儒学并不是一般地谈论哲学形而上学、历史和文化，而是落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上展开自己的学思进路。他们认为，儒家思想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地位，儒学是心性之学，是道德的形而上学，也就是“内圣外王”之学。 （一）“内圣外王”与“内圣开出新外王” 现代新儒学十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认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程朱陆王有着一脉相承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的人文主义，心性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和核心，而这一心性之学即是所谓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外王”一词源于《庄子·天下篇》，现代新儒学认为它更适合于表述儒家的理想。刘述先认为，《大学》里的“三纲”、”八条目”就宣说了这种“内圣外王”的理想：“‘三纲是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的意思是要把自己内在所有的‘明德阐发出来，这是‘内圣的功夫。而‘亲民，或依朱熹解作‘新民则是推己及人，这是外王的事业。‘止于至善讲的是理想的实现与完成。“‘八条目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又可分为两类：前五项属内，后三项属外。换句话说，前面的五个条目的目的是教育个人做内圣的功夫，而后面的三个条目的目的是推己及人，成就外王的事业。”[6] 牟宗三认为传统儒家哲学在道德内圣的层面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它在外王的实践方面有不足之处，即“内圣强而外王弱”，由此他提出了“保内圣，开外王”、“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也就是“内圣开出新外王”。[7] “返本”就是重建传统儒家的意义结构、价值信念，或称之为“伦理精神象征”、“孔孟之真精神”，恢复儒家的“形上智慧”。“开新”则是要把儒家的道德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上去，此所谓“外王”是指科学与民主，这是为传统儒学所缺乏的，所以又叫“新外王”。牟宗三、蔡仁厚等人俱用前述之“三统说”：“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8]（P6）“开新”何以需要“返本”？在熊十力看来，“创新必依据其所本有，否则空不能创”。[9]现代新儒学主张通过民族文化的自我调整，从民族文化内部足以开出以前所未开出的东西。历史上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只是“超越”的不能，所以现代化不是就“内圣”一面讲的，而只是就“新外王”一面。“返本重建”说明他们是新儒学，“开新”说明他们的现代性格，这样就成就了完整的“现代新儒学”。 （二）道德人本主义的超越观 现代新儒学以接续孔孟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的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在现代新儒学看来，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儒学传统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只有恢复儒家的“形上智慧”，才能从根本上重新确立儒家的人生理想和价值系统，而儒家的形而上学，就是道德的形而上学，也就是儒家的“心性之学、内圣之学”。[10]“道德”是“内在”的，形而上是“超越的”，现代新儒学认为有两种超越：一种是如西方宗教中的外在而超越，一种是如中国儒教中的内在而超越。中国传统儒学之“道德形而上学”即是内在超越之学。在现代新儒学看来，正是由于西方文化不由内在的“仁心”本体而是由一个外在的“上帝”生发出来，所以在发生学上就埋下了真正的危机源头。中国文化自本自根、自我创生，自然具备一种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意，所以虽有危机也不是致命的，因为她有发生学上的优越性。“内在超越性”最初由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所创，他们对“内在超越”的表述除了“无限智心”外还有很多，不过最后必伸延到“仁心”、“本心”、“良知”、“道德”一类的概念上，表露了一种“道德至上论”的倾向性，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伦理精神。三、现代新儒学与新时代文化建设 现代新儒学站在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化的历史和时代的双重高度上，借鉴西方哲学的方法，融汇传统文化之精神内涵，重建了儒家道德的心性之学，提出了“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现代化策略和教育的民族性思想以及道德人本主义的教育理想，表达了他们对民族文化发展的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着丰赡的“和谐”思想资源。同时现代新儒学也反映了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对此，我们必须加以批判地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新儒学并不反对科学与民主，只是认为科学与民主并不是现代化尤其是文化的全部;新儒学也不主张复古，只是认为传统儒家思想中有不为时空所限的“常道常理”值得今天继续发扬。 今天，我们在一片后现代主义的呼声中，又遭遇了新生的经济主义权威。伴随着历史的剧变，人们难免会对旧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产生厌倦、怀疑、甚至嘲笑，有些人不再认为对社会的发展负有责任，宁愿将个人生活置于随心所欲、纷乱无序的状态中，全然取消精神衡量指标和存在维度，淡化文化认同，消解民族意识和历史意识。在这种背景下，现代新儒学作为一场追求文化认同、谋取民族现代化的思想运动，其倡导的文化意識、民族意识和历史意识尤为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一种思想性的东西，它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揭示了多少真理，而更在于它向我们提供了某些趋向真理的方法，并且最重要的是鼓起了我们追求真理的意志和激情。试想，如果人们连追求真理的激情都没有了的话，恐怕就不仅是失文化之所本，而是要失人性之所本，失社会和谐之基石。因此，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弘扬会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发掘与诠释儒学的优秀传统，促进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建设。 参考文献： [1]方克立，李锦全.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丛书主编的话）[M].沈阳：辽宁出版社，1991. [2]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出版社，1990. [3]葛新斌，郭齐家.关于中国教育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04）. [4]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精装，影印民国版）[M].上海：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4编014），1992. [5]郑家栋.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6]刘述先.儒家思想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7]崔树芝.牟宗三“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中科学的地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04）. [8]郭齐勇.牟宗三先生“三统并建”说及其现代意义——以“开出民主政治”说为中心[J].现代新儒家研究，2016，（01）. [9]张学智.熊十力与牟宗三关于《大学》释义的辩争[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06）. [10]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张家璇，南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级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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