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宜树立国际舆论战争观 |
| 范文 | 夏庆宇 摘要：中国应当把国际舆论战争放到与国际军事战争、政治战争、经济战争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进而要制定国际舆论战争的工作规划并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开展这项工作时要避免“着相”，最好要不露痕迹，在接受宣传者如沐春风、浑然不觉的情况下实现宣传的目的。国际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要捍卫本国的舆论安全，二是要学会进行舆论战争，形成在舆论方面主动出击的意识与能力。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以及在国内、国际舆论方面的工作，在未来将大有可为。 关键词：舆论 国际舆论 和平演变 舆论战争 宣传 现代国家面临着四种战争：军事战争、政治战争、经济战争、舆论战争，其中军事战争、经济战争、舆论战争又可以归纳为政治战争的一部分。有时虽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非常友好的状态，但是国际社会真正实行的是“丛林法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相互竞争生存权、发展权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赤裸裸的军事战争、政治战争为主要形态，战争结束后取得胜利的大国往往支配着小国的命运，欧洲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凡尔赛体系等的形成过程都是如此。“二战”之后，经济战争逐渐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主要形态。有著作这样描述经济战争：“世界进入相对缓和的时代，军备竞赛和军事安全将退居第二位，而经济竞争和经济安全将上升为首位，甚至有人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经济战。现在，各国都在厉兵秣马，大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技术，并加紧进行调整和改革，以便在这场‘经济战中立于不败之地。”① 随着全球变成“地球村”，国与国之间又出现了舆论战争这一形态。本文认为：当前中国应当树立国际舆论战争观。所谓国际舆论战争，就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战争以及引导国际舆论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的战争。所谓树立国际舆论战争观，就是国家应当把国际舆论战争放到与国际军事战争、政治战争、经济战争同等重要的位置加以谋划和开展。 为什么要树立国际舆论战争观 国际舆论似乎只是口头上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并无强制性的力量。但事实上，古语有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由于生存于国际环境中，中国如果在国际舆论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则往往会在各方面受到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因为下述三方面原因，国际舆论会对一个国家产生重要的乃至致命的影响。 一、世界中的许多事物是非常复杂的，要想使多数人形成全面、理性、客观的评价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有关評价很容易受到刻意的引导。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事件、组织、制度、体制，往往是非常复杂的，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其所造成的影响很难从一个角度或几个角度就能进行全面的评估，而且世界上的人、国家所站的角度千差万别，因此对事物的评价也往往会呈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况。在评价任何一个政治主体时，首先要做到全面、客观、公正，但是在现实中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举例来说，应如何评价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如果我们将新中国成立之际的中国与当前的中国相对比，我们会认为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给予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以正面评价。但是，如果某些人认为西方的政治体制是标准的政治体制，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政治体制都是坏的政治体制，那么这些人就可能认为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不好。无疑，后一种评价并未看到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使中国发生的进步，因此其评价未做到全面、客观，其所采用的标准也是主观的、以偏概全的。如果社会媒体长期向公众宣传“西方的政治体制是标准的政治体制，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政治体制都是坏的政治体制”，那么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如现在香港、台湾地区的年轻人中的一部分人那样）就有可能受到这种宣传的影响，接受这种观点，进而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体制，从而对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产生抵触情绪。当这种抵触情绪积攒多了之后，就会严重动摇现行政治体制。 二、掌握了宣传媒介，就有可能借此影响舆论。近代之前，由于有关技术条件并未达到宣传媒体可以轻易地、频繁地影响国民的程度，因此较难以对舆论进行引导。进入近代之后，随着国民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成为大众传媒的“受体”，接受媒体的影响。例如在英国，“受教育的机会至少是学习阅读日常出版物的机会，在15、16世纪已经普及至相当广泛的社会阶级之中”。②由于教育的普及，英国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阅读政治宣传品，由此英国国民对国王的统治产生厌恶情绪，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有英国著作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一方面小册子、新闻刊物通过英国邮局的传递在英国的绅士阶层中间流传，可以使英国的精英分子获得政治信息，另一方面人数比此前多得多的贫贱公民通过订阅也能得到这些政治材料。这样一来，印满了能够引发人们的街谈巷议、坊间流言内容的材料广泛流传开来，由此有些人可以把最近发生的新闻读给乡间的旅馆、酒馆中的匠人和贩夫走卒们听，随后在友人、熟人之间进行传播，从而闹得人心惶惶。”③由此可见，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起，公民教育、印刷技术的普及以及传媒的发达使得民众很容易受到舆论的影响，进而对政权的稳定产生影响。到了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人们更频繁地接触媒体的宣传材料，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因此国家必须注意观察本国媒体上的内容，也要通过媒体引导他国国民形成对本国有利的态度。 三、舆论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果有国家刻意引导另一个国家的国内舆论，那么受到影响的后一个国家公民的思想就可能发生变化，最终有可能采取不利于本国的行动。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来说，声誉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认为本国有着光荣的历史、深厚的底蕴，值得骄傲和自豪，那么国民就会倾向于维护国家。相反，如果国民以国家为耻，那么国民自然会希望“改朝换代”。因此国民对国家的认识关系着国家的安全，而国民的有关认识必须受到良性诱导而非恶性诱导。例如，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推行所谓“新思维”的改革之后，放弃了对苏东国家的宣传系统正常管理，而后这些国家的宣传媒体不断传播关于苏东国家的负面材料，逐渐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认为现政权一无是处，认为自己好似生活在人间地狱之中，遂使人人必欲摆脱之而后快。如此一来，苏东剧变的爆发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苏东国家的悲剧，凸显了国际舆论战争的残酷性、现实性。 总之，由于当代世界各国的多数国民都能从传媒获取信息并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国与国之间不仅进行传统的军事竞争、经济竞争，还出现了舆论竞争。如果一个国家不加以防范，那么敌国就可以在该国散布对该国来说不利的舆论，而且在近代媒体日渐发达的背景下，敌国可以更容易地在一国传播自己的观点。因此，现代国家必须高度爱惜自己的声誉——声誉下降，国家危矣。 上文提到，对一个政权、政治制度的评价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一个政权做得再好，也难免存在某些不足之处，敌国就可以夸大这些不足之处并做到以偏概全、恶意引导舆论。因此，现代国家必须积极宣传自己的优点，不让外国在国际及国内舆论中放大自己的缺点。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在给外国敌对势力制造抹黑自己的机会。舆论阵地，你不去占领，自然会被别人占领。现实就是如此，无心者总会被有心人算计。 国际舆论战争观的内容 近代以来，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人口的膨胀、国际接触的频繁发生，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似乎变得比此前更小了，国际空间似乎缩小了。国与国之间隐含的斗争关系并未消失，反而增添了新的类型。国际经济往来之中存在利益之争，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外国不仅可以向一国的舆论领域渗透，大国还可以制造“国际舆论”来向没有国家话语权的国家施压。由于国内、国际舆论是有利于一国政权还是不利于一国政权将会对一国政权的生存、稳定等根本利益以及许多现实利益产生切实的影响，因此强国、大国习惯于用舆论工具来打击弱国、小国，近现代的国与国之间往往会出现舆论战争。 国际舆论战争，就是国家为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而采取争取舆论优势、从舆论上打击它国、捍卫本国的舆论安全及现实利益的交锋。由于这种交锋直接关涉到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因此可以称为舆论战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毛泽东认为，斗争无处不在；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以上观点，并不矛盾。这是因为，虽然近几十年来中国并未卷入战争，但是国际中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冷战以来，经济领域的斗争、舆论战争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的“不见硝烟的战争”的主要形式。 虽然不见硝烟，国际斗争仍然是残酷的。舆论战争不见硝烟，但其意义不亚于真正的战争。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果被故意泼污水从而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变得惨不忍睹，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权必然极度危险。国与国之间的舆论战争的主要手段，无非渲染别国的负面形象、树立本国的正面形象，無非是一种舆论上的攻防战。 如何参与国际舆论战争 从冷战中走过来的西方国家早已习惯了舆论战争。早在1943年，丘吉尔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即指出：“未来的帝国将是能够控制人民的思想的帝国。”④可见西方国家早已意识到控制人们的思想的重要性。冷战期间，“北半球在政治上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美国和苏联都试图向正在形成的第三世界展示本国社会的好的一面，将自己打扮成第三世界学习的模本，文化领域是两国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心的主战场。”⑤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和苏联都积累了开展国际舆论战争、文化战争的经验。由于其经验丰富，西方国家经常通过舆论对中国发起进攻。 反观我国，习惯于“以和为贵”“骂人不揭短”的中国人民及宣传机构往往以“防守”为主，“进攻性”明显不足。其实，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我国应当形成主动打赢国际舆论战争的意识。要打赢国际舆论战争，必须首选转变宣传工作的定位，将其定位为国家需要持续开展且不得不开展的战役。其次应把宣传工作的定位从“灭火”“事后补救”“危机处理”转变为主动进攻、主动设定议题、主动引领舆论。我国的宣传工作，至少要以从舆论上营造形成有利于本国政权的局面为近期工作目标，其次要以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舆论为远期工作目标。当前我国宣传工作的突破口至少有两个：一是在网络时代如何更好地开展宣传工作，二是如何在国际舆论界打开局面。 宣传工作的性质与许多工作不同，堪称永远无法完成的工作，如果想去做，总是有工作可做。因此宣传工作大有可为，但是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在方式上，应避免政府宣传说教式的“板着面孔”的方式。在方法上，要解放思想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方法，采取最灵活、最生动、最新颖、最“润物无声”的方法。翻开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报纸，可以发现当时的进取型宣传工作所反映出我党的上升的趋势、进取的朝气、敢于胜利的意志。这种工作朝气值得今天充分借鉴，但在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上必须勇于突破以往的某些具体做法，这样才能做到与时俱进。 一个政权在上升时期，往往也是在舆论上占据主动的时期。要占据主动，就不要被动，就要积极进攻。主动制造正面话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负面话题的影响；与其等着敌方发动舆论进攻而构筑“防火墙”，不如主动向对方丢出舆论“炮弹”。 余论 除了舆论领域应成为现代国家不可忽视的领域之外，作为曾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还应当反思两个问题： 第一，西方的文化霸权对中国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主导了世界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中国在许多方面受到了西方的话语、观念的影响。例如在世界史方面，西方人自己所写的著作就指出“在今天，历史仍然是由启蒙运动现代欧洲的政治模式、认知模式所塑造的，仍然将欧洲的历史经验普世化，将欧洲的历史经验描绘为世界其它地区的历史经验”。⑥不仅在历史领域是如此，在对世界近代发展进程和世界的样貌等的描绘方面，中国的普通民众乃至学术界深受西方的叙述方式、叙述内容的影响，而西方的相应叙述方式对西方是有利的。这是中国学术界须要反思、抗拒并进行重构的。 第二，西方国家对文化的管理经验。西方国家不仅仅管理舆论，例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马克思因为言论问题而被迫从普鲁士流亡到法国，最终流亡到英国，而且也管理看似中立的学术系统。由于学术是舆论的基础，因此国家要想营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就需要有“学术基础”作为背后的支撑。因此在西方国家中，“当前，由政府提供的资助对学术界来说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而政府提供的资助就会包括政府对学术活动的监管和控制。”⑦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政府会通过引导学术活动来为本国的舆论利益服务。 由于學术往往以“真理”“科学”的面貌出现，因此学术中存在着比舆论更加根深蒂固、不容易被一般人所觉察的傲慢与偏见。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应当认识到的，并且中国学术界应当努力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取代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一个较成功的案例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所谓“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并不是中国人的语言，而是西方人的语言，毛泽东能够用西方人的语言提出中国人的理论，进而达到影响西方人认知的目的，这个过程显示出毛泽东对西方人的语言、思维习惯是非常熟悉的。毛泽东的这个做法要比一般学术界专家提出的概念更好地影响西方人、更容易让西方人接收，这显示出了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后来人要学习这种做法并发扬光大。[基金项目： 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后期资助基金项目（项目标号：16JHQ025）]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栏目责编：邵满春 注释：①周建平，储玉坤：《调整与改革浪潮中的世界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②Richard D. Altick.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1900[M].C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16. ③Michael j. Braddick.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83. ④Marcel H. Van Herpen. Putins Wars： The Rise of Russias New Imperialism[M]. Lanham & Boulder & New York & Toronto & Plymouth：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11. ⑤Tobias Rupprecht. Soviet Internationalism after Stalin：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 USSR and Latin America during the Cold War[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 ⑥Kathleen Wilson. ed.A New Imperial History： Culture， Identity and Modernity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 1660-1840[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I. ⑦Martin Daunton. ed.The Organisation of Knowledge in Victorian Britai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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