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古代报纸功能新论 |
| 范文 | 【内容提要】根据对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梳理，可以发现，古代报纸的产生源自执政者对政治统治的需要，其基本功能是宣扬“君权至上”的封建思想。经笔者考察，中国古代报纸在履行发布朝政信息的同时，无意间承接了儒家倡导的“公是非于天下”的“民本思想”，客观上还促进了信息的公开，为信息的知晓、监督和士大夫们的参政、议政提供了机会，形成了民间舆论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众多元能力的实现。 【关键词】多元能力理论 ?古代报纸 ?邸报 ?机会 在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能力的概念被用作一种比较性的指标，而不是规范性政治理论的基础。①那么何为能力？玛莎·C·纳斯鲍姆认为，能力回答了“一个人可以做些什么？又可以成为什么？他们能够得到哪些真实的机会？”等人最基本的问题，故而多元能力理论中的“能力”，被赋予了政治哲学的含义，是一种“实质性自由”，即一种“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其与罗尔斯等建构性论性质的正义理论不同，纳斯鲍姆通过对个人的能力运作，让多元能力理论回归人类生活的叙事语境，更加强调实践性。多元能力理论把每一个人当做目的，认为社会为其人民提供的关键物品是一组多元机会，人民在行动中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的机会，其选择权在于个人，且纳斯鲍姆把这一任务交给政府和公共政策。而由政府所主导的中国古代报纸，其创办就是源自执政者对“政治的一种需要”②。戈公振先生早在1927年在《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中也强调，“自报纸历史上言之，邸报之产生，为政治上之一种需要。”③学者黄卓明也秉持这一观点，认为“原始形态的报纸，被封建统治者阶级利用为政治宣传工作而开始出现的”④，其直接功能是宣扬“君权至上”的封建思想。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进路 中国最早的报纸雏形大致可以追溯到唐代开元年间，直至清朝末期。在该时期，大众的权利意识和概念并没有觉醒，中国古代“君权至上”的权利观念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统治者享有至高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言，“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⑤。拥有至高权力和威严的封建统治者，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掌管社会各种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汉代以后的“独尊儒术”，封建统治者大多又自上而下的推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形成了“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民水君舟”的民本思想。 既然“君权至上”和“民本思想”同时存在又相互协调，那么，中国古代的报纸在二者之间又起到怎样的协调作用？在协调过程中，大众通过古代报纸获得信息后，传播行为是否就宣告结束？从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来看，是否会产生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或者行为反馈？民间舆论场会不会因其而产生，并影响统治者的政治决策？笔者带着上述问题的思考，对中国古代报纸的功能进行了全新的审视与考察。 二、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追溯与分类 （一）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追溯 谈及我国古代报纸的源头，学者争议未曾中断。日本学者杉村广太郎秉持“周朝说”，认为“京报是官报的一类，从周朝就有”。⑥我国著名新闻学者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有言，“邸报始于汉唐”⑦，认为“各藩王与汉武帝之间关系密切，对于京师的政治情报，必定有殷切的需求，而邸报自然应运而生。”⑧方汉奇先生则根据史料记载，认为唐代的进奏院状是我国报刊发展的源头，这一观点获得了众多学者的认可，本文中国古代报纸的时间追溯亦遵循方汉奇先生的考证。 （二）中国古代报纸的分类 为方便考察，本文根据中国古代报纸的性质和类型，大致分为两大类四小种。 1.政府官报 在这个条目下，又分為官报的雏形和中央一级的政府官报。中国古代报纸的雏形即为进奏院状，进奏院状是唐朝地方长官派驻在京城的进奏官们，从朝廷时事动态信息和自行采集到的信息的集合，其主要内容围绕统治者展开，传递统治者或公或私的信息。进奏院是地方政府派驻在京城的办事机构，不受朝廷管辖。进奏院状并不是中央一级的官报，为后来所形成的中央一级官报的雏形。 官报的另一类型是宋朝开始出现的邸报。宋朝初期，朝廷对在京城的进奏院进行改组，形成了中央一级的新闻发布机构，负责邸报出版。邸报所刊载的信息需要枢密院进行审核，改变了以往进奏官各自筛选、采集新闻的惯例。邸报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在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民间报纸 民间报纸有合法与非法之分。非法民报以“小报”为代表，其肇始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小报”也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出现的民间报纸。⑨其出版发行人大多是邸吏、使臣、政府中下级官员、书肆之家的店主等。“小报”的出版和发行备受热捧，为读者提供了不少官方邸报所不载的和禁止刊载的新闻消息，成为人们阅读信息的重要补充。由于“小报”触犯了当时朝廷对出版的禁令，不断遭到政府的查禁。 合法的民间报纸为报房京报。明末随着士大夫阶级和大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增加而出现，京报的内容基本是邸报的翻版，所以没有受到政府太大的阻挠，是一种合法的民报。 三、中国古代报纸与“君权至上”的承继建构 中国古代报纸的产生源自执政者对政治统治的需要，其发行的古代报纸承继和建构强烈的“君权至上”的封建思想。如作为中国古代报纸雏形的进奏院状的发行部门——进奏院，就具有一个特殊职能，柳宗元在《邠宁进奏院》一文中描述，其“朝觐为修容之地”⑩，是地方官吏准备朝见天子修整仪容之地。在古代，朝见天子时，如若衣冠不整可是犯了“大不敬”的重罪。唐人孙樵在其所著的《经纬集》一书《读开元杂报》有载：“某日皇帝亲耕藉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11可见官报的内容以报道统治者为中心，有着浓厚的“君权至上”的价值取向。 现存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两份“敦煌进奏院状”的原件就更能说明上述问题。这两份“进奏院状”被认为是我国目前能看到的最古老的报纸，其发行于唐僖宗时期（即公元887年），距今已有1132年的历史。敦煌进奏院状为唐僖宗时期由驻地在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在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州的报纸，内容以报告张淮深其派出的官员在朝廷为自己申请旌节的进展情况为主。 四、中国古代报纸与多元能力的互释践行 纳斯鲍姆认为，多元能力理论可视为“结果主义的远亲，甚至是一种政治的、非福利主义的结果主义形式。”12我们以多元能力理论的根本权益来考察关照中国古代的报纸，惊喜的发现，中国古代报纸的发行，一方面本意地履行了其为阶级统治服务功能，另一方面，也是本文的核心要义，即中国古代报纸的发行，却并非本意地促进了社会的信息公开、言论自由表达、士大夫的批评监督、参政议政等的“不完全叙述”结果，提供给人们上述选择和行动的机会，实现了多元能力理论中的“实质性自由”。 （一）信息公开和媒介接近 邸报统一向地方官员们编发、传报朝廷信息，是当时传播朝廷政事信息的重要载体。且邸报的读者群已扩展到在京朝官、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和广大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报纸的发行周期也由不定期发行转为定期发行，登载的信息量也逐渐加大，新闻的时效性也有所加强。邸报刊载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多元，史书记载：“若朝廷之号令、政事、注拟、赏罚之类，皆付之邮传，播告天下。”13故而，中国古代报纸的出版和发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诉求。此外，顾炎武也曾谈及邸报的重要作用，“修史之难，当局者自知之矣。……窃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报为本”，14顾先生在修史的态度上秉持“信”与“实”，而其以为修史“止可以邸报为本”，足见邸报的真实性。王夫之也有对邸报的论述，认为其“题奏得旨，科抄下部，即发邸报，使中外咸知，此固以公是非得失于天下，而令知所奉行”。15可见，邸报发行的不仅“公是非于天下”的信息告知，还有“令知所奉行”。 （二）信息知晓和言论自由 宋朝尤其南宋时期朝政的风雨漂泊，仅依靠定本发行的邸报难以满足国人对信息的需求，这就为南宋时期的一种不定期刊载时事新闻和未经证实的八卦新闻的非官方报纸——“小报”，提供了成长空间。官方报纸和民间报纸的互补发行，满足了大众对信息的多元化诉求。柳宗元在《邠宁进奏院》中提到进奏院为“会计为交政之所”，即为地方长官在此讨论政事的地方。可见大众通过古代报纸满足对信息知晓的权利后，实现“言论自由”，即“言谈，谈论，发表议论或意见”16。柳宗元还说，“王宫九关而不问，辕门十舍而如近，斯乃军府之要枢，邪宁之能政也”，即在负责古代报纸进奏院状发行的地方，即使是那遥远之外的王宫和辕门，也宛如近在咫尺，可见进奏院成为各种信息集聚的中心，满足了大众对信息的知晓和言论的自由表达。 （三）监督和批评 因为邸报是各朝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封建时期有着特殊的“言路”作用。而“言路”是中国古典政治的重要组成，是政治监察责任的言官以“邸报”刊登的信息来进言。按照格奥格·耶利内克的“地位理论”观点，“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国家赋予个人一种与其他人格相关的、作为国家机关进行活动的能力”。17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也指出“出版自由”是“反对腐败政府或暴虐政府的保证之一”。18邸报的发行成为官员对公权力监督行使监督权的有力阵地。在宋朝，邸报的重要职能演变为“欲以迁授降黜示赏功罚罪，勉励天下之为吏者”。19“惩戒”和“劝勉”官吏成为邸报的职责使命。在政府的鼓励下，邸报也成为官员对统治者行使舆论监督的重要阵地，因政府的官吏任免大多会在邸报上进行公布，这就给官员们行使批评监督和言论自由表达权利提供了空间。据史料记载，官员蔡京对宋徽宗不理朝政的行为，在邸报上登载“轻车小辇，七賜临幸”20的言语。官员曹辅通过邸报知晓后，上书宋徽宗，对其进言。此外，邸报在官员行使同级监督权和议政权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如在南宋，很多高级官吏钻了荐举官员不受名额限制的漏洞而滥用荐举权，邸报对举荐名单刊载后，官员许应龙抓住了这些有失公允的“荐章”，进行激烈的批评，上书中央，请求改变高官营私舞弊的现状，对国政大事履行监督的职责。 （四）参政和议政 在信息反馈方面，官员士绅以邸报发行的内容营造民间舆论场，进而影响统治者的决策。以明代“淮抚李三才之争”案件为例，御史吴亮将顾宪成的来信“附传邸报中”，通过邸报将信息公之于众，攻击李三才的人“益哗”，乔应甲“复两疏力讦，至列其十贪五奸”21。儒家士大夫们依托邸报这一公共领域，对公共性议题政治积极参与。史料有载，在宋宁宗开禧三年，有官员注意到华亭县的百姓不堪赋税之重，其奏议刊于邸报。随后朝廷采纳这名官员的建议，减少了当地赋税，一时传为佳话。无独有偶，在南宋时期，王之望在邸报知晓浙东遭受水患，便积极出谋献策，并得到皇帝赏识。邸报在其中起到了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南宋理宗时期，太学等京城学子言辞激烈，触犯当局者，于是朝廷下令严禁对时局评说，官员姚勉从邸报得到消息后，对此事专门上书劝诫。 五、结语 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学者弗朗斯瓦·魁奈在其所著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有段关于邸报的描述：“帝国的官方公报是进行教育的另一种方式;这个公报刊载历史上的教训，介绍各种各样的例证，以此激励人们尊崇美德，热爱民主，厌恶陋习;它向人民通报各种法令、各种正义行为和政府需要加以警戒的事项。在那里可以看到被解职官吏的名单并附有他们遭此羞辱的原因……”22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报纸虽早已成为历史的印记，其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属性也无可争议，但跳出新闻史研究奉行的反封建的革命范式和叙事方式来理性考察后，可认为其在“公是非于天下”时，却客观上促进了大众多元能力的实现。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9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他者图景：埠外媒体报道中的江苏形象研究”（编号：2019SJA1569）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玛莎·C·纳斯鲍姆著、田雷译.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正义的能力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3. ②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31. ③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 ④黄卓明.中国古代报纸探渊[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2.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11. ⑥【日】杉村广太郎.新闻概论[M].上海：现代书局，1930.55. ⑦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27. ⑧贾红棉.唐进奏院狀报与中国原始报刊[J].大连大学学报，1999（10）. ⑨黄升民、丁俊杰等.中国广告图史[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90. ⑩孟萌萌.探析唐宋进奏院信息传播体系的专业化发展进程[J].东南传播，2015（04）. 1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26. 12玛莎·C·纳斯鲍姆著、田雷译.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正义的能力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67. 13孙小倩、赵彦龙.我国古代的报纸——邸报[J].科技传播，2015（04）. 14钱仲联.顾炎武文选[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98. 15郭娟娟、朱移山.尹韵公学术文集（下） [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28. 16王广辉.人权法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239. 17【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125. 18【英】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8. 19游彪.宋代邸报如何针砭政事[J].人民论坛，2018（01）. 2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23. 21南炳文、汤纲.明史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693. 22【法】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60. 作者简介：邱立楠，江苏海洋大学讲师，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编辑：王洪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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