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诗言志”视阈下诗歌对黄河文化的传播 |
| 范文 | 史月梅 【摘要】诗歌作为封建社会重要的文化载体，被赋予“诗言志”的政治与抒情功能。宋诗题材广泛，文人们于抒情达意之外，还以史诗般的笔触描述了当时黄河的生态人文、水患灾难与发生在黄河上的战争，以及其中所反映出的人水和谐、生态保护等颇具时代特色的生态理念，这些都对我们深入考察中华文化有一定的认识价值。通过解读宋代“咏黄”诗，深入研究其对黄河文化的传播，亦能够对我们传承与发展黄河文化有所裨益。 【关键词】诗言志;宋代;“咏黄”诗;黄河文化;传播 一、引言 《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1]这是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对此作了具体的解释：“歌诗合为事而作。”[2]指出诗歌的创作要反映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歌作为封建社会一种主要的文化载体，承担着政教、风教的重要功能。因此，古代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讽政救失，可与史料相互参证。另外，从诗歌的语言特征来看，它具有语言凝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的特点，易于诵读，能够口耳相传，便于普及，传播能量无疑是巨大的。 黄河是中国最好的河流，有着最美的风景与最好的资源。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至大禹治水，再历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北宋，中国的政治中心始终未脱离黄河流域。因此，北宋作为最后一个以黄河为中心的封建王朝，黄河文化便凭借着政治优势，沿袭唐、五代文化的传统模式，实现了复兴与繁荣。宋人对黄河文化的重视与倾力保护，从宋代“咏黄”诗的数量就能看得出来。笔者据《全宋诗》①统计，两宋共有352首“咏黄”诗，其中直接以“黄河”为题的有33首。作为政治文化与正统文化的承担者、传播者，宋代歌咏黄河的诗歌（“咏黄”诗）正是传播黄河文化的最佳媒介。本文期望通过对这些诗歌的深入解读，能够从中窥见“诗言志”视阈下诗歌对黄河文化传播的特点之一二。 二、顺性而适：宋代“咏黄”诗对黄河生态的诗意渲染 万物莫不有其性，所谓“诗言志”，主要的内涵之一，就是反映真实自然的物态与物性。黄河以波涛汹涌、桀骜不驯著称，本就不是温顺的涓涓溪流，故宋代“咏黄”诗虽然也表现出对黄河凶险的畏惧，但大多都对它雄壮的气势与慑人的气魄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如陈赓《平水神祠歌》云：“黄河如丝导昆仑，万里南下突禹门。支流潜行天地底，派作八道如霆奔。”范祖禹《砥柱四首》其一云：“黄河倾落九天来，砥柱三山立欲摧。崖谷吐吞成雾雨，蛟龙战门作风雷。”李复《杂诗》云：“黄河走东溟，不知几万里。奔腾鼓风雷，势欲卷厚地。百川随呼吸，浑浑失气类。”这样咆哮着的黄河令人叹为观止，而秋天的黄河收敛了春夏时的威势，变得烟波浩渺、雾气沼沼，“黄河六七月，不辨马与牛”（苏辙《席上再送》）。冬天的严寒会让黄河结上厚厚的冰，如刘子翚《四不忍》其二云：“黄河凿凿冰成路，人语寒空气成雾。”田锡《塞下曲》云：“河源冻彻底，冰面平如砥。”此时人们在黄河上行马走船，如履平地。春天黄河冰雪消融，则另有一番景象，如李廌《黄河》云：“黄河二月冻初销，万里凌澌流剑戟。西风细卷浪花催，日射寒光明瑟瑟。”欧阳修《黄河八韵寄呈圣俞》云：“坚冰驰马渡，伏浪卷沙流。树落新摧岸，湍惊忽改洲。凿龙时退鲤，涨潦不分牛。” 从以上诗歌可以看出，北宋时期的黄河几乎是在无约束的状态下，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呈现出自己应有的状态，反映出当时黄河自然生态的完整性。这一点从黄河流域的风物水产之丰富亦可以得到佐证。以黄河鲤鱼为例，一直都是备受推崇的美味，梅尧臣《设脍示坐客》一诗就形象地写出了它的色、香、味俱佳：“汴河西引黄河枝，黄流未冻鲤鱼肥。随钩出水卖都市，不惜百金持与归。我家少妇磨宝刀，破鳞奋鬵如欲飞。萧萧云叶落盘面，粟粟霜卜为缕衣。楚橙作虀香出屋，宾朋竞至排入扉。呼儿便索沃腥酒，倒肠饫腹无相讥。逡巡缾竭上马去，意气不说西山薇。”从中可以看出黄河鲤鱼肉质之鲜美、色泽之悦目，可见它生长的水质完全是原生态、无污染的。 北宋是我国封建社會经济长足发展的时期，虽然人口与垦田数量迅速增长，对黄河的开发利用也远远超过了前代，但黄河依然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人们依河而居，以河为养，形成了人水和谐相处的熙乐局面。如梅尧臣《寄题知仪州太保蒲中书斋》云：“中条插远近，黄河泻直斜。蒲坂之城在其涯，渠渠碧瓦十万家。”王安石《书任村马铺》亦云：“儿童系马黄河曲，近岸河流如可掬。”只有人水和谐的生态下，才能有这样田园牧歌式的人居环境，而这正是诗人乐于歌咏的对象，也为世人记录下了宋时黄河的诗情画意。 三、改道回河：宋代“咏黄”诗对治河方略的理性思索 “诗言志”认为诗歌要有对社会性内容的客观反映，要刺贪恶、咏美政，加之宋代政治与黄河关系的紧密性，“咏黄”诗便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围绕黄河问题所发生的政治冲突，这也是影响黄河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因素。 自西汉末年起，黄河水灾持续了六十多年未曾断绝。东汉初，汉明帝时王景主持修筑千里黄河大堤，并大力整治河道，使黄河决溢次数明显减少，并且800年不曾改道。但到了北宋，黄河突然变得暴躁起来，泛滥频繁，立国的167年间，泛滥的年份有67年，差不多每两三年就泛滥一次，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如王安石《黄河》云：“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吹沙走浪几千里，转侧屋闾无处求。”苏辙《送转运判官李公恕还朝》诗云：“黄河东注竭昆仑，钜野横流入州县。民事萧条委浊流，扁舟出入随奔电。”所到之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触目惊心的状况，正是黄河泛滥时的真实写照。 导致黄河在北宋时期变得如此狂野难驯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到了政治的强力干扰。治理黄河本是一个技术问题，却被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遂引起了不分是非的派系拉锯战。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澶州（今河南濮阳）河决横陇埽，河水改道北流，称为横陇河，于东流旧道以北注入渤海。庆历八年（1048年），河决商胡埽，河水又向北改道，由现在的天津入海。嘉祐五年（1060年），河决大名府第六埽，由笃马河向东入海。至此黄河主要分作了两股：北流与东注。因此，神宗、哲宗两朝大臣分作两派，为黄河到底要流向哪里的问题争论不休，后朝廷执行东流方案，强行引导黄河回到故道，才稍息议论。这就是著名的“回河之争”。似乎并不复杂的黄河问题，却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再加上经济、民族矛盾与党争，延误了治河时机，加之巡护不力，令黄河的河道更加紊乱，并屡次决口。还出现了三次强行回河、三次失败，酿成了很大事故的荒唐事件。《宋史·神宗纪三》载，元丰四年（1081年）夏四月“乙酉，河决澶州小吴埽”[3]，朝廷震怒，对涉事官员进行了严厉处罚。晁补之《黄河》诗记此事云：“黄河啮小吴，天汉失龟鳖。灵原潭下藕烂死，只有菖蒲不生节。白马桥边迎送胡，冀州断道无来车。”这次决口使得百姓流离失所，庄稼颗粒无收，道路断绝，可见事态之严重。 这场旷日持久的“回河之争”，在宋代“咏黄”诗中亦有着真实的反映，表现出诗人们的强烈愤慨与无能为力。石介《河决》云：“惟兹澶滑郡，河决亦云亟。常记天禧中，山东与河北。藁秸赋不充，遂及两京侧。骚然半海内，人心愁惨戚。河平未云几，堤防有穴隙。流入魏博间，高原为大泽。良田百万顷，尽充鱼鳖食。救之成劳费，不救悲隐恻。”亲眼目睹人间惨剧的切肤之痛，令诗人痛心疾首，他还提出了三种治河方略：修堤、分流或者迁徙：“若待四体肥，斯民无愁色。不然寻九河，故道皆历历。一劳而永逸，此成功无歝。……或可勿复治，顺其性所适。徙民就宽肥，注水灌戎狄。” 虽然北宋朝廷中对治河方案存在较大分歧，但仍有一些有志之士抛开个人恩怨等因素，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并不盲目施策。如梅尧臣《黄河》云：“积石导渊源，泇泇泻昆阆。龙门自吞险，鲸海终涵量。怒洑生万滑，惊流非一状。浅深殊可测，激射无时壮。常苦事堤防，何曾息波浪。”诗言黄河水系复杂、水流湍急，其下更是暗流涌动，根本无从准确测量勘探。在这种情况下，要防止黄河泛滥，用修筑河堤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欧阳修看到梅尧臣的《黄河》诗后，写了一首《黄河八韵寄呈圣俞》：“怨歌今罢筑，故道失难求。滩急风逾响，川寒雾不收。”他指出治黄工程陷入了混乱，已经没有筑坝，故道又寻不到，眼看着灾难就要发生。对于这个问题，梅尧臣还是比较乐观的，他说：“少本江南客，今为河曲游。岁时忧漾溢，日夕见奔流。啮岸侵民壤，飘槎阁雁洲。峻门波作箭，古郡铁为牛。目极高飞鸟，身轻不及舟。寒冰狐自听，源水使尝求。密树随湾转，长罾刮浪收。如何贵沈玉，川兴是诸侯。”（《依韵和欧阳永叔黄河八韵》）他说自己本是江南人，现在游历在九曲黄河边，每天都在担忧河水会上涨，冲毁堤岸、淹没民田，但看到黄河岸边治水用的“密树”“长罾”（吉冈义信认为“密树”是指把树枝捆扎成束，放在河岸作护岸用的龙尾埽，“长罾”是指装着石头的竹笼，放在岸边供护岸之用，用它减弱波浪对河岸的冲刷[4]），对治理好黄河便充满了信心。 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欧阳修去了巩县（今河南巩义），他第一次见到流经巩县的那段黄河时，写下了长诗《巩县初见黄河》，指出虽然大禹治水功德无量，但自秦汉开始黄河仍然水患不断，比如真宗末年到仁宗初年，滑州大水泛滥，虽然每天投入数以万计的柴草、石块，但因水势太猛，堤防根本无法修建。但天子以仁德之心治河，最能知道堵住决口，使黄河回归故道东流，救一方百姓于水火。这里欧阳修所说的“仁德之心”，就是既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更要尊重黄河的自然天性，水的本性就是避高就下，故不能简单粗暴地强行改变流向或一味堵塞，要决疏、引导为双管齐下：“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决疏以道之，渐敛收横澜。”（《送吴生南归》）否则，不但不能驯服黄河，反而劳民伤财，使得人祸甚于天灾。 四、金戈铁马：宋代“咏黄”诗对黄河战争的沉痛抒写 宋室南渡之前，长期与辽、西夏对峙，黄河是一道重要的军事屏障，也是三方的主战场，它见证着北宋王朝的繁华与衰落，中原民众的血泪情仇，正是“诗言志”的主要抒写对象。两宋期间，发生在黄河上的大小战争无数，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有二： 一是“澶渊之盟”。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冬，契丹南犯，宰相寇准力谏真宗亲征，至澶州督战，最终与契丹和议，定下盟约。自此宋、辽之间百年内没有大规模的战事发生，互使达三百八十次之多，“七八十年间，人不闻金革”（石介《河决》）。李复《过澶州感事》一诗高度赞扬了寇准于黄河上力屈强敌的壮举：“孙村黄河决北流，北使年年过澶州。澶州两城战格尽，七十余年废不修。昔岁契丹倾国起，欲投马箠渡河水。烽火夜夜照前殿，殿前群臣色如死。心忧社稷输至忠，殿上只有寇相公。默使敌计堕吾计，独屈黄屋亲临戎。敌惊溃奔虎北门，从此愿讲兄弟亲。平时危冠尽肉食，一旦仓猝方见人。”寇准如中流砥柱一般，在国危家难之际挺身而出，正是不屈不挠的黄河精神的象征。 二是“靖康之变”。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渡过黄河，攻入汴京，虏走徽、钦二帝，宋室被迫南迁。邓肃《靖康迎驾行》云：“女真作意厌人肝，挥鞭直视无长安。南渡黄河如履地，东有太行不能山。”面对国破家亡，南渡诗人对黄河怀有多重的复杂情感：它既是乡国之思，又是雪耻之望。但南宋朝廷的偏安之策，使得恢复中原成了泡影。陆游《对酒叹》云：“我欲北临黄河观禹功，犬羊腥膻尘漠漠。”陆文圭《送干寿道同知北上》：“馆姓茂苑正凄凉，古汴黄河复漂泊。”刘子翚《望京谣》云：“犹传故老守孤城，官军不到黄河曲。”魂牵梦绕的黄河波涛与金戈铁马，也就成为他们永不忘怀的千秋家国梦，驰马奔走冰河上，横戈披甲御强虏，亦成了热血男儿的最大梦想。陆游《胡无人》云：“丈夫出门无万里，风云之会立可乘。追奔露宿青海月，夺城夜蹋黄河冰。”《钱清夜渡》亦云：“男子志功名，徒死不容悔。坐思黄河上，横戈被重铠。”中原久堕胡尘，诗人无数次在梦中渡过黄河，披甲杀敌。因此，铁马金甲黄河上，踏冰击虏的快意恩仇，是这一时期“咏黄”诗的重要主题，而黄河也被渲染、内化成了故国家园的象征。 五、启示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亦是家国天下的象征。如何在当代及以后对黄河文化进行更好的传播，使黄河文明永续发展，选择有效的传播媒介必不可少，而且需要有价值观正确的创作理念来指导约束。本文以“诗言志”视阈下的诗歌创作态度、创作内容为依托，从宋代“咏黄”诗入手来解读诗歌对黄河文化的传播，主要目的是为我们传承与发展黄河文化提供借鉴。虽然这些诗歌在当时流传的广度、影响的深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的是诗人们都是以严肃认真、反映现实的态度来创作的，并且是经过历史洗礼留存至今的，如果我们能够善加利用，一定能够有助于更好地传播黄河文化。例如，通过细致解读宋代“咏黄”诗，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宋代黄河的生态、宋人对黄河问题的看法、治河使用的工具等，至少还可以得到如下三点启示。 一是治理黄河要尊重自然的水性。黄河之水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四季之中它的不同面貌是自然的呈现，这是不能人为去破坏的。只有深入了解其脾性，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才能把灾害的程度降到最低。如果逆河之性强行堵塞、改道，只能以失败告终。 二是治理黃河要采取谨慎的态度。治理黄河是一项十分复杂繁重的工程，牵涉到政治、经济、人事等方方面面，必须经过认真谨慎的考察论证之后才能够施行，对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产生的后果要有科学的判断。一定不能贪功冒进，否则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会加重灾情，浪费钱财，惊扰百姓。 三是治理黄河要发挥人的能动性。在治河方略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人的因素显然起着关键性作用。北宋文人士大夫极力推崇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政治态度与铁肩担道义的文化品格，但显然在对待黄河问题上有些矫枉过正，把是“北流”还是“东注”这样简单的现实问题与立身行道、门派之别联系在一起，从而失去了冷静客观的审慎态度，整个朝廷陷入到无休止的政治倾轧中去，不作为或者乱作为，致使小问题变成大祸乱，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当然，宋代“咏黄”诗中所反映出来的黄河文化等问题，并不是当时黄河问题的全部，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但它从另一个角度、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黄河文化的另一种面貌。这也给了我们如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端正态度来传播中华文化以有益的启示。 [基金项目：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李之仪文集编年笺注”（17YJC51031）阶段性成果;河南省教育厅201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宋代河南诗人群体研究”（2017-ZZJH-322）阶段性成果;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宋代河南文人群体研究”（201609）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本文中未标注出处的诗歌均引自博璇琮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参考文献： [1]王世舜.尚书译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8. [2]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962. [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304. [4]吉冈义信.宋代黄河史研究[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13：211. （作者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编校：郑 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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