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农村经济分化与阶层关系探析 |
| 范文 | 雷烨 [摘 要]本文以关中桃村为例，从经济生活、仪式生活和政治生活三个角度探讨了村庄的阶层关系，发现在市场化冲击下，村庄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分化，但尚未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阶层间的关系仍然保持着以价值理性为主的关系模式。 [关键词]经济分化；阶层分化；农村阶层关系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农村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了解放，劳动力开始从农村大量流向城市，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职业多样化、收入差距拉大化，打破了以往的均质化社会结构，经济分化和阶层关系愈来愈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学现象，农村阶层分化现象突出，农民群体是改革以来分化最显著的一个利益群体，农民、农业劳动者阶层还是中国现在最大的弱势群体，有关农村、农民的阶层研究也就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因此，笔者希望借村庄的公私逻辑探讨村庄团结、分化背后的阶层关系建构的逻辑，从村民的经济生活和仪式生活中了解村庄成员是否有阶层形态？如果有，它对村庄和村民的生活、行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丰富有关农村社会性质和阶层结构的研究。 2 文献回顾 关于农村阶层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实体论和关系论。前者的理论基础是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以职业为基础的权力、财富、声望三位一体的划分标准。回顾现有的关于阶层的研究主要采用结构主义或实体论的视角，它生硬地将农民群体划归到某一阶层内，却没有考察农民的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意识，也没有明确区分阶层界线或阶层区隔。关系论的研究认为，与阶层分化伴随的是阶层关系的产生，有学者认为农村阶层关系逐渐超越其他关系成为农村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从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与状况可以透视农村阶层结构、社会结构的整合程度，仇立平就极力主张阶层研究要实现从“实体论”向“关系论”转向，他认为阶层关系研究是探究深层社会结构的路径。实体论视角下的阶层研究缺少对农村阶层关系的微观经验研究，以阶层为描述对象和分析实体，只能陷入空谈，落入到阶层研究中的结构视角的静态和描述的范式中，无法对阶层关系形成的整个过程和机制进行呈现。 杨华从关系形式、关系类型和关系的紧张程度三个维度对农村阶层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合作、竞争与对立三种阶层关系，并着重分析了农村社会中间阶层对村庄治理的重要性。此外，陈柏峰等从土地流转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全国农业型村庄的社会阶层分化与土地流转有密切的联系。位于村庄阶层结构中间位置的中农阶层具有独特的社会禀赋而成为村庄社会秩序维系和村级治理中的中间阶层。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阶层分化比较明显伴随着“富人治村”农村基层治理的新特点。 以上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笔者选取了以村庄为视域的研究单位，以期从村庄内部的社会性机制把握农村阶层关系，分析载体为村庄中的具体个人，只有透过村民的生活观察他们的行为方式或策略才能理解农村社会具体的阶层关系，进而理解其行动的逻辑。 3 案例呈现与分析 2016年7月，笔者在关中桃村近一个月的驻村调查，采用无结构访谈法，访谈了包括村干部、村民累计40人左右，调查涉及村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宗教等方面。 3.1 村庄简介 桃村属关中宝鸡市眉县下辖的一个自然村，由6个村民小组组成。村庄共有耕地2700亩，1806口人。桃村目前产业结构以猕猴桃种植为主，80%～90%村民以种植猕猴桃为主要收入来源，每户平均种植面积5～6亩，最大农户种植面积11～12亩，因种植规模不同，村民间经济收入也有差异。 猕猴桃精细种植的特点决定了村庄成员依靠土地生存的传统没有改变，土地的高附加值收入使得桃村人尤其重视土地，也促进了村庄外部打工群体的回流，村庄呈现出中年人在村的特征，而不像别的地区出现村庄“空心化”，成员流动少，仅有部分20～30岁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同时，村庄外来户较少，形成了以村民小组为边界的集体认同，可以说，桃村是一个村庄面向内、相对封闭的、种植经济发达的村庄。 3.2 村庄阶层分化与互动 3.2.1 經济生活的分化 桃村均质化的种植规模和结构，保证了村民在猕猴桃种植收入上差距不大，加上小农家庭灵活的劳动力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由经济作物种植可能引发的经济分化。伴随猕猴桃规模种植产生了农村经纪人职业，笔者关注到了以职业划分的阶层分化。据调查，这些经纪人如果善于钻营，每年的收入可以有几十万元。通过对村民收入统计，笔者根据年收入将桃村成员划分为三个阶层：10万以上的划分为上层，主要是以经纪人为代表的收入群体；3～5万为中间阶层，3万元以下的则是村庄底层，主要是家庭劳动力结构不完整或者家庭负担较重的农户。其中，上层群体占全村人口的10%—15%，中间阶层群体占到70%—80%，底层占15%—20%。可以说，种植规模和经纪人职业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分化，但是并没有形成明显的阶层或者社会排斥。 案例1：ZQS，猕猴桃冷库经营者，也是我们所说的经纪人。在采访他时，正好遇见别的组人找他帮忙收猕猴桃，但是桃子质量不符合平时收购的要求，ZQS还是同意帮忙，并且主动联系了收购商。 案例2：ZSQ，和妻子两个人种20亩猕猴桃。由于家庭劳力不足，猕猴桃花期只有4天，时间紧迫，必须请帮工。访谈时，他说“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谁家没个难处，一叫就来了，大家都很热心，帮忙也很积极，不会消极怠工的”。这种帮工往往通过还工的方式偿还，而非货币。同时，在当地人看来，帮工体现的是“你有没有人气”，人气旺了，大家才会来帮你，“经济条件再好，人气不旺，也没人来帮忙”。 从上述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桃村日常生活的缩影，不同经济收入群体间交往仍然保持着熟人社会的关系特征，以血缘地缘为联结的价值理性发挥很大作用，虽然经济上有分化，但是并没有出现阶层分化。 3.2.2 仪式生活的团结 仪式生活与日常生活不同在于它是在特定的场景下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展演，通过仪式这一特定场景来观察村庄成员间是否存在因经济分化而产生阶层间分化，如江汉平原富人、穷人间的面子竞争问题，不同群体间是否会形成不同的行动逻辑。 农村社会最重要的大事有建房、娶亲、丧礼。同样，在桃村，红白事主要以户族为域、五服为范围举办，小组内互相帮忙，形成小组为主、全村出力的局面。在访谈中，村民指出“尤其白事，是全村的事，不是谁一个人的，必须把事过好”。案例3：WNA，据他回忆，“从打墓、送葬到待客准备宴席，村庄的老少男女都行动起来了，老人和妇女负责宴席菜品、男人负责接迎客人、送葬等环节，条件好的、不好的都尽心把事过好；而且白事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功能，“以前有矛盾的，白事上给主家帮忙、行情，两家的矛盾也就化解了”。在问道酒席、随人情时，他说“不论家庭条件好与坏，基本上都是300-500元/桌的标准，不存在攀比，也没有人愿意攀比，条件好的稍微办得好些，太出风头了，大家背后也会议论，基本都是一个样……人情嘛，就是条件好的多随一点，条件不好的少出一点”。 可以说，在桃村，仪式生活中并没有表现出因经济收入不同的群体分化现象，反而体现出很强的集体合作、行动能力，同时也不存在面子竞争、攀比及对底层的排斥，真正是为了“集中力量把事过好”。这和浙江等发达地区就形成非常显著的差别，在浙江，家庭收入的高低与办酒席的档次呈现显著相关，而且，很多条件相对差的家庭为了赶得上条件好的家庭，在办酒席上面即使借钱也要办的排场些，面子竞争严重。所以，笔者以为经济上的分化也并没有产生村庄的阶层分化。 3.2.3 政治生活的联盟 前文从日常生活和仪式生活两个角度对村庄的集体行动进行了呈现，也得出了村庄不存在阶层分化的认知，下文笔者打算从政治参与、政治生活的角度来理解村庄经济分化下，村民是否有阶层分化的意识，是否有不同行动的策略。笔者调研期间，适逢桃村要选举新的村主任、2组要选新组长，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来考察政治生活中的村民行动逻辑。 案例4：2组小组长WQA，要提名村主任，所以一方面他要进行村委班子的选举，另一方面他要為小组寻找一个合适的组长。他是2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早年在西安跑长途车，后来作为桃村最早苗木的人也赚了很多钱，属于全村的上层收入群体。在参与村主任选举时，他直言“我不愿意当村主任，但没办法，村里欠我钱，还得我拿村干部身份去给村里拉钱、拉项目，把我的账抹了”；在对新的小组长人选上，他这样说，“肯定得选个有公益心的，能为大家跑腿的，我看我组那个ZSQ就挺好的，自家地多，跟媳妇两个人一年到头都在地里，组里有个事也能给大家通知到”。 在桃村，6个村民小组长的差异是很显著，1组组长具有混混的特质，是大家口中的“狠人”；2组组长则是强人（“歪人”），不仅自家经济条件比较好，而且还能够带领组员争取外部资金，是6个小组中治理最有效的组长；3组组长体现出一种“消极无作为”的特征；4组组长是村民口中的“老好人”；5组组长作为村里的文化精英对传统风俗、仪式的具有垄断性权威，村干部和村民都需仰仗其；6组组长常年不在村，却凭借经济优势管理小组。从村主任和各组组长特点来说，不同于浙北农村富人治村的局面，桃村的村民组长有经济条件好的、有种植大户，也有文化精英，还有“歪人”“狠人”，各个阶层都能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再加上，以猕猴桃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桃村，土地仍然是最主要的资源，稳定的调地规则保证了村民拥有平等的土地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生活中也没有出现上层对底层的排斥。 通过三个维度的分析，笔者认为桃村村民集体行动逻辑与村庄社会基础具有一致性。首先，从村庄特点上来说，桃村延续集体时期的小组单位，小组是地缘、血缘和资源于一身的行动和认同单位，小组边界明晰能够形成集体意识；其次，在经济分化下，村民通过经济生活、仪式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参与消解了经济分化的影响，整个村庄呈现出扁平化的结构，有利于集体行动的达成。 4 总结与讨论 在打工经济的影响下，农村社会在经济和劳动力结构方面都出现了分化，传统的小农结构被重塑。在桃村，以猕猴桃为主的种植经济，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猕猴桃种植大户和农村经纪人，成为村庄的富裕阶层，与大多数村民拉开了经济差距，使得村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分化。但村庄熟人社会中血缘、地缘关系的存在，形成了农村社会的“去阶层分化机制”，从而消解了阶层的形成，因此在村庄，我们发现农民在社会交往、闲暇方式、社会活动、人情往来、价值观念、行为逻辑等诸多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别，更称不上阶层区隔。 同时，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既是农民阶层分化的表现，又构成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的社会机制。相较于浙北农村，桃村的区隔化虽然也是市场化的社会后果，但主要表现为经济区隔，权力区隔和文化区隔并不显著。在浙北农村，由于富人和权力的结合，乡村利益共同体快速瓦解，村庄开始涌现出大量无法进行有效治理的上访户和钉子户，村庄公共品无法有效供给、村庄纠纷大量上移、村庄公共建设陷入困境；而桃村则相反，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分化，但村庄的社会分化并不显著，更不存在社会排斥，村庄舆论体系和社会基础仍然较为完整，区隔在公共事件上具有限度，在全村范围仍旧能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场面。 通过对桃村经济生活、仪式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关注，笔者认为在市场和种植结构共同作用下，关中农村的经济分化并没有带来明显的阶层分化，个人和集体行动的逻辑还是遵从传统农村的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村庄呈现均质化结构，桃村更类似于传统型农业化村庄，一方面村庄本身的生计模式以务农为主，另一方面由于打工经济不普遍，所以村庄被市场因素打破的较少，村庄内部的经济差别虽然存在，但显著的阶层分化还未出现。 [参考文献] [1] 陆学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 [2] 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J].社会，2006（04）. [3] 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J].社会科学，2011（03）. [4] 仇立平，顾辉.社会结构与阶级的生产：结构紧张与分层研究的阶级转向[J].社会，2007（02）. [5] 杨华.农村阶层研究的范式论纲[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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