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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反贫困作用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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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

摘要：在旅游反贫困效应中，贫困人群感知最为明显的是经济效应。在经济效应方面，大部分研究成果认为旅游发展可以反贫困，经济效应较为显著，但经济效应较为集中于宏观经济，在微观的贫困人群获益上，效应不显著或处于难以测度阶段。在环境效应方面，旅游发展既可以保护和保持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态，但也会造成生态退化，掉入自然资源脆弱下的“贫困陷阱”，甚至危及当地贫困人群生计。在社会文化效应方面，原生态社会文化的保有是贫困地区的旅游資源，但贫困人口对于发展现代文化的渴求，又使之成为难解的矛盾体;同时，旅游开发带来的阶层化、压力性事件等，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旅游反贫困的正面效应。在旅游反贫困对象方面，国内外都指向了贫困地区、贫困人群，均认同核心目标应瞄准贫困人口，但对于贫困人群参与旅游的态度、能力、行为等，政府、专家、贫困人群则各有忧虑;关于贫困人口在参与旅游的态度、期盼效益，不同特征下的人群也有不同考虑和相应行为。

关键词：旅游扶贫;反贫困;经济效应;社会文化效应;贫困人口;脱贫

中图分类号： F590;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0）23-0006-07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贫困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位列诸多问题之首[1]。贫困问题的概念最早在经济学中被提出，经济学家将其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社会学家则将贫困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伦理问题;此外，人口学、政策学、教育学等学科分别对贫困进行了诠释。在研究视角上，从关注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等3个方面分别衍生出经济、能力、社会视角[2]，并且各学科对贫困的认知与解构，形成了一系列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观点。

20世纪60—70年代，国外研究者最早提出，旅游业发展能够促进减贫，认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旅游业是重要的经济部门[3]。然而这些研究并非将旅游反贫困问题作为出发点，而是研究旅游经济影响的副效应，如旅游促进宏观经济、促进区域就业等[4-6]。直至1999年，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提出的扶贫旅游（pro-poor tourism，简称PPT）概念首次直接将旅游与反贫困联系起来，是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之后，PPT战略得到了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国际和双边援助机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从业者的广泛支持。在推进PPT的过程中，既有学者质疑和批评旅游扶贫的影响[7]，也有学者不断搜集旅游业在反贫困中有作用的证据[8]。

1 旅游与反贫困问题研究的历史演进过程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旅游反贫困的认识尚未统一，还没有达成共识的普遍定义，但仍较为一致地认为，在各类反贫困措施中，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重要的反贫困举措和战略。2001年，Ashley等通过对南非、纳米比亚、乌干达、圣卢西亚、厄瓜多尔和尼泊尔等的PPT干预案例进行研究，发布了一份PPT战略报告，报告解决了PPT的如下4个核心问题：什么策略可以促使贫困人群从旅游业中获益、这样的策略将对贫困人群有何效应、影响策略成效的因素有哪些、对预备实施PPT战略的启示和建议[9]。2005年，在DFID发布的年度回顾[10]中，权威解释了PPT的含义，详细列出了PPT的基本原理，并提出PPT不是一种具体的旅游形式或业态，而是一种区域旅游业发展和管理方式，其实施结果重在贫困人口获益，而非旅游业本身的发展;PPT的实施对象明确定位于贫困人口，实施目标在于保证贫困人口从旅游业发展中获得综合净收益和发展机会。2008年，Harrison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和各类旅游反贫困组织参与编写的各种工作文件进行总结，进一步深入分析PPT的本质特征，并对PPT的本质特征进行经典归纳[11]，详见表1。

随着PPT战略得到了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国际和双边援助机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从业者的广泛支持。但相对而言，PPT战略疏远了旅游管理人员、投资者和旅游者等利益相关群体的关系，因此，2002年，UNWTO开始实施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模式（ST-EP）。ST-EP和PPT都注重旅游的反贫困作用，但ST-EP不仅关注贫困人群问题，更侧重于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发展可持续旅游，但从PPT角度看，环境问题只是影响贫困人口的一个因素[12]，例如非洲ST-EP项目是以强化地区野生动物保护为目的的，进而成为贫困人群从旅游中获利的保障。

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影响作用，我国的旅游与反贫困研究也成为国内学者的重要研究方向。1991年全国旅游局长会议中提出旅游扶贫政策后，国内学者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可以分为3类：（1）关注旅游业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13-25];（2）关注旅游业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内贫困人群获益[26-37];（3）关注旅游业促进贫困地区贫困人群获益[38-49]。

国内有学者主张，PPT与我国的旅游扶贫极其相似，是最贴近的理念，是一种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新型旅游扶贫理念[50]。还有研究者指出，PPT与我国的旅游扶贫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旅游扶贫强调的是通常说的社区参与，而PPT强调的则是贫困人口参与旅游规划与开发;PPT切中了我国旅游扶贫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旅游扶贫中扶贫系统识别机制失灵或者“瞄不准”的问题[51]。PPT与旅游扶贫的主要差异详见表2。

2 旅游反贫困的经济效应之争

旅游反贫困的效应应当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各方面，但是对于贫困人群而言，经济效应是最重要和最期盼的方面[52]。分析已有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关于“旅游发展可以反贫困”观点的看法并非一致，而是形成了以下3种不同观点。

（1）旅游发展可以反贫困，经济效应较为显著，形成了“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假说”[53]，已经成为消除经济贫困的良药[54]。这是理论和实践的主流观点，也是国内外减贫政策和机构实践的理论基础。根据该观点，旅游发展应当与贫困地区或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贫困水平成反比，如Croes等的研究证实，旅游发展确实具有经济减贫作用，这种减贫效应可以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动态效应等不同形式发挥作用，可以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55-64]。基于此，有学者提出要提高贫困地区旅游投资效率，扩大乘数效应，以增加当地财政收入、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和贫困人群受益[56]，同时提出，传统方法只能跟踪到区域一级，对贫困人群的实际收益只能作出模糊估计，宜采用产业链跟踪法对旅游扶贫效应进行微观分析验证[57-58]。

（2）旅游发展可能会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旅游业收益大多被投资者或非贫困群体攫取，贫困人群的实际收益小，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贫困加剧，并且非经济效应的负面影响加剧，间接致贫。经过研究发现，旅游漏损、低收入、技能机会、季节性等问题均会影响旅游扶贫效益，参与旅游业的贫困人群收入甚至低于人均平均水平，并且由于受到季节性的影响，旅游业的反贫困作用不显著[59]，更严重的是还可能加剧贫困地区的社会分层，旅游发展不但不能有效增加贫困人群的收益，反而会使贫困人群的贫困程度加深[60-61]。秘鲁PPT项目的旅游利益分配极度不均，大部分流向了精英群体，包含贫困人群在内的其他人群丧失了直接经济收益、决策参与权和公共资源控制权，也导致贫富差距扩大[62]。旅游发展本身并不表现出亲贫性，赤贫人口在获得旅游从业岗位、从旅游业直接获取收入方面不占优势，净利益甚至可能为负数[63-64]。在旅游衰退期，收入减少的大多是贫困的生产者和仅依赖于旅游业收入的低收入者，持有大量资本的市场销售技术的人不受影响，反而会从中获利[65]。旅游反贫困的持续性效应较差，在短期内仅有少量获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获益将逐渐减少直至消失[66]。因此可见，由于贫困人群利益受损，导致旅游反贫困效益难以持续[67]。

（3）旅游发展对反贫困无直接作用或部分无作用。由于贫困地区经济基础差，旅游漏损严重，贫困地区经济受益有限[68]。南非地区旅游发展对当地增税效果显著，但赤贫人口的收入却极少来自旅游业[69]。旅游休闲业对美国农村10年贫困率变化的作用很小，空间变化不明显，而且旅游反贫困的溢出效应（增加岗位、促进就业）也并不明显，反而导致贫困人口被边缘至低薪岗位[70]。在我国农村，乡村旅游的发展也展示出了天然的亲富式增长倾向，并不能自发地起到减缓农村贫困的作用[71]。由于贫困人群缺乏资本、技能、发言权等，有学者认为旅游发展并非理想的减贫手段[72]，选择土地出租或一次性出售等不同路径的利用方式也可能导致旅游减贫或反贫困的相反作用[73]。当然，还有部分学者质疑由于旅游业反贫困策略受制于诸多因素，使得旅游反贫困的效应大打折扣[74]，如地理区位条件[75-77]、政策与管理问题[78-80]等，旅游开发需要有适应性条件，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并非都能达到脱贫致富的效果[81]。鉴于发展的门槛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特征、旅游资源禀赋的三重门槛特征、交通便利程度的单一门槛特征的变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及重合条件下，在贫困减缓方面，旅游发展的实质贡献并不能在每个案例中得以重现[82]。另外，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产业的程度、方式、规模并不静止，而是一个随着旅游发展阶段、规模、方式而变化的动态系统，旅游反贫困初期带来的机会收益反而可能会因各类旅游条件的完善而丧失[83]。因此有学者认为，研究旅游反贫困效应不应忽略旅游业以外的诸多因素，否则旅游业只是旅游反贫困效应不相关、负效应超出正效应等问题的“替罪羊”[84]。

3 旅游反贫困的环境效应之争

旅游开发对贫困地区或贫困人群的周边环境的影响表现为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既可能是正面效应也有可能是负面效应。大多数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对交通、教育、医疗设施的改善有积极影响[85];在生态经济脆弱区，相比于其他经济发展方式，旅游开发可以显著达到经济目的且减轻对自然环境的压力，成为有效解决区域生态脆弱劣势及其产生的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86]。还有学者提出，在实现脱贫的同时，要提升旅游扶贫的生态效率，不断降低资源能耗成本、减少环境影响[87-88]。在斯里兰卡发生海啸后，旅游业在灾后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旅游发展占据了居民土地，耗费了自然资源等，旅游业被当地居民称为“第二次海啸”[89]。因此，旅游扶贫开发要克服只注重短期经济利益而无视其社会、环境、生态利益的弊端，要用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行旅游扶贫开发[90]。

贫困地区与环境生态脆弱区具有天然的高度耦合性，不适当的旅游开发也是造成生态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产生了要经济还是要生态环境的争论[91]。由于旅游开发，原住民从旅游发展中的获益不足以抵消或弥补占据基本农田、消耗或污染水资源、森林退化导致无薪柴可用等负面效应，并直接威胁原住民的生存基础[92-93]，这种效应被命名为“旅游生态贫困”[94-95]。有学者已经注意到，旅游扶贫必须建立相适应的生态支撑体系，进行生态环境价值补偿[96]，通过生态旅游，可以扭转贫困地区人口生存依靠掠夺土地的状况，保护原生态、原文化，打破“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链条[97]。在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由贫穷和欠发达造成的，这与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源于消费、生产的过度化有关的情况截然不同[98]。因此，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根本在于发展经济、维持或提高当地居民生计，从而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4 旅游反贫困的社会文化效应之争

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当地的文化修复，这种修复并不是以往保守要义的理念，而是一种基于东道主和游客共同愿景的当地文化发展修复观[99]。目前的研究者较为认同这种积极的观点，但更为关注旅游开发对旅游地（尤其是传统文化浓厚的贫困农村地区）的社会文化消解、社会秩序紊乱等问题，这也是社会文化效应研究的热点。

旅游扶贫存在重经济效益倾向，这种倾向促进当地群众重视实际收益，但在文化资源收益权、文化参与权、文化尊重权、文化创造权、文化话语权保护等方面却面临着困难[100]。可以进行法律赋权，对天然属于原住民所有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财产制度、法律机制等进行法律界定，以改变原住民的地位弱势、收益偏低和参与“无话语权”的现状，提升原住民的所屬感、财产性收益[101-103]。要加强对原住民文化主体性的保护，想方设法为其增权，为当地原住民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和选择空间[104]。有学者建议建立文化保护区（特区），既能开发旅游资源，又能保护当地文化[105];但文化保护区不像自然保护区一样可以进行建立，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开发的主体应是当地居民，外部推动建立所谓的“文化保护区”与当地居民主动提出对本身文化的保护性质完全不同，归根究底，旅游开发要认清当地居民是当地文化的主人[106]。

當地民风民俗对游客的吸引，当地居民摈弃或改造传统风俗、拥抱现代生活的向往，使得当地民风民俗挣扎在生死存亡边缘，事实性地成为一对复杂的矛盾[107]。通过博弈，社区居民的习俗惯例随着旅游开发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变迁和优化[108]。旅游开发与社区的参与，使贫困人群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注意到旅游扶贫是当地最大的压力性事件[109]，处理不好，民族旅游地可能出现社会分化、演变为“风险社会”[110]。旅游开发可能缓解矛盾，但已经存在的当地族群间的偏见、歧视并没有实质性地完全得到消解[111]。在东南亚地区甚至可能出现导致儿童走上性犯罪道路的危险[112]。在欠发达地区，要注重旅游开发的反贫困和保遗产的战略双重性，在减贫的同时要对自然与人文、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这也是具有约束性的价值基准和评价依据[113]。

旅游扶贫还会以当地的传统文化、民风民俗、建筑、遗产等作为旅游吸引物。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并不冲突，旅游发展可以使文化、建筑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但通常只保护了其物质载体，却破坏了文化本身的灵魂[114];有名无实、长期缺位的文化遗产管理，使部分民族村寨文化遗产遭遇“漏损”“过滤”，甚至“失忆”[115]。在典型的古镇开发案例——乌镇模式中，旅游开发活化和风貌保护就存在矛盾，以古镇风貌和游客的地方感牺牲为代价，换取了旅游功能的完善[116]。因此，在村寨旅游资源规划方面，应当按照特色文化划区，保留和提升村寨文化内涵，建立相应的村寨文化资源保护机制[117]。但是也应注意，旅游开发仅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旅游产品的难度较大，容易扭曲变形并丧失文化的本真性，不能盲目开发[118]。

5 结论与展望

目前，国外旅游扶贫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尤其是PPT理论，为旅游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内旅游扶贫理论既借鉴和吸收了国外已有理论，同时又相应地开始塑造旅游精准扶贫的系统理论和实践，这是未来我国旅游业在反贫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贡献。国内外都将旅游反贫困的对象指向了贫困地区、贫困人群，均认同核心目标应瞄准贫困人口，但是对于贫困人群参与旅游的态度、能力、行为，政府、专家、贫困人群则各自有忧虑。在贫困人口参与旅游的态度、期盼效益方面，不同特征的人群也有不同的考虑和相应的行为。

在旅游反贫困效应中，贫困人群感知最为明显的是经济效应。在经济效应方面，大部分研究成果认为，旅游发展可以反贫困，经济效应较为显著，但是经济效应较为集中在宏观经济，在微观贫困人群获益上，效应不显著或处于难以测度的阶段。在环境效应方面，旅游发展既可以保护和保持当地自然环境生态，也会造成生态退化，掉入自然资源脆弱下的贫困陷阱，甚至危及当地贫困人群的生计。在社会文化效应方面，原生态社会文化的保有是贫困地区的旅游资源，但贫困人口对于发展现代文化的渴求，又使之成为难解的矛盾体，同时，旅游开发带来的阶层化、压力性事件等，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旅游反贫困的正面效应。

国内外测度旅游扶贫影响多限制在宏观经济方面，研究方法也以宏观的定性和定量研究为主。这是限于贫困具有多维性，相关数据的缺失及其搜集的复杂性、可靠性，均导致旅游扶贫较难测度。研究案例呈现地理集中性，国外较为集中研究非洲、亚洲、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内则较为集中研究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

今后应加强精准旅游扶贫及我国旅游扶贫案例的研究。贫困人口是旅游扶贫的目标，旅游扶贫要瞄准贫困人口，因此旅游扶贫促进贫困人口获益的微观效果研究应当是精准施策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国旅游扶贫的国际化研究还很不足，我国旅游扶贫典型案例、扶贫组织与实施策略、效果评估、贫困人口受益机制与方式、扶贫经验国际化推广与共享将是重点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Hannay L. UN high level panel report on threats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a more secure world：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J]. International Law Forum，2005，7（2）：75-83.

[2]刘敏. 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兼论其政策意义[J]. 甘肃社会科学，2009（5）：235-237.

[3]Mitchell J，Ashley C. Tourism and poverty reduction：pathways to prosperity[M]. London：Routledge，2009：33-43.

[4]Peters M. International tourism：the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t trade[M]. London：Hutchinson Radius，1969：1-12.

[5]Bennett O，Ashley C，Roe D.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poverty elimination study[R]. New York：Deloitee & Touche，1999：2-3.

[6]Kadt E D. Tourism：passport to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ffects of touris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34-39.

[7]Sharpley R，Telfer D J. Tourism and development：concepts and issues[M]. Bristol，UK：Channel View Pulications，2002：1-4.

[8]Jiang M，Delacy T，Mkiramweni N P，et al. Some evidence for tourism alleviating povert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1，38（3）：1181-1184.

[9]Ashley C，Roe D，Goodwin H. Pro-poor tourism strategies：making tourism work for the poor[R].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2001.

[10]Asheley C，Goodwin H，Roe D. Pro-poor tourism annual register 2005[Z]. Pro-Poor Tourism Partnership，2005.

[11]Harrison D. Pro-poor tourism：a critique[J]. Third World Quarterly，2008（5）：851-868.

[12]李梅，王铁. 以贫困人口受益为核心：PPT的识别与启示[J]. 青海社会科学，2011（6）：38-42.

[13]谭芳，黄林华. 广西百色市的旅游扶贫[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增刊1）：68-69.

[14]李永文，陈玉英. 旅游扶贫及其对策研究[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4）：74-76.

[15]陳景辉，成艳彬.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的比较分析及创新思考[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1）：98-100.

[16]唐建兵. 旅游扶贫效应研究[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71-75.

[17]李佳，钟林生，成升魁. 中国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3）：156-162.

[18]向延平.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扶贫绩效模糊评价[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6）：5-7.

[19]周伟，黄祥芳. 武陵山片区经济贫困调查与扶贫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2013（3）：118-124.

[20]吴倩. 系统工程思想下新型城镇旅游综合体发展路径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11）：74-80.

[21]文连阳，吕勇. 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社会效益估算：湖南湘西州的案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125-129.

[22]李晓琴，何成军. 四川秦巴山区旅游扶贫适宜性评价研究[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8，35（2）：66-82.

[23]徐虹，王彩彩. 包容性发展视域下乡村旅游脱贫致富机制研究——陕西省袁家村的案例启示[J]. 经济问题探索，2019（6）：59-70.

[24]何琼峰，宁志中. 旅游精准扶贫助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思考[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9（5）：721-727.

[25]陈龙. 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效应评价[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7）：246-250.

[26]吴忠军. 论旅游扶贫[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18-21.

[27]高舜礼. 旅游开发扶贫的经验、问题及对策[J]. 旅游学刊，1997（4）：9-10.

[28]丁焕峰. 国内旅游扶贫研究述评[J]. 旅游学刊，2004，19（3）：32-36.

[29]谷丽萍，方天堃. 旅游扶贫开发新论[J].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3）：94-95.

[30]黎克双. 湘西自治州旅游扶贫开发探讨[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9（6）：112-115.

[31]陈丽华，董恒年. 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社区参与乡村旅游[J]. 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1）：76-79.

[32]李志发. 发展旅游产业促进扶贫开发[J]. 老区建设，2012（15）：45-47.

[33]邱新艳，朱黎明，冯茹，等.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优势分析[J]. 商业经济，2013（2）：67-68.

[34]何誉杰. 基于旅游扶贫角度的体验型生态农业旅游研究[J]. 农业经济，2014（6）：92-93.

[35]林淼. 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机遇与出路[J]. 银行家，2014（11）：61-63.

[36]安强. 南疆地区旅游富民模式与保障机制研究[D]. 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2016.

[37]徐少癸，方世巧，甘永萍. 精准扶贫视角下陕西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J]. 生态经济，2019（5）：140-145.

[38]郭清霞. 旅游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经济地理，2003（4）：558-560.

[39]刘益，陈烈. 旅游扶贫及其开发模式研究[J]. 热带地理，2004（4）：396-400.

[40]王永莉. 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的受益机制研究——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J]. 经济体制改革，2007（4）：92-96.

[41]王维胜，张红. 山西省平顺县旅游扶贫开发研究[J]. 经济师，2010（11）：274-275.

[42]陈友莲. 基于民族关系视角的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绩效感知调查与分析——以湖南省吉首市德夯苗寨为例[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11（12）：63-64.

[43]万剑敏.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县域经济旅游扶贫研究——以鄱阳县为例[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4）：111-116.

[44]刘长运，刘哲. 景区依附型旅游小企业“社区型”发展模式探讨——以重渡沟景区为例[J]. 经济地理，2013（10）：188-192.

[45]齐子鹏，胡柳. 乡村旅游经济增长与我国农村减贫——基于亲贫困增长的视角[J]. 商业时代，2014（2）：128-130.

[46]蒋莉，黄静波. 罗霄山区旅游扶贫效应的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以湖南汝城国家森林公园九龙江地区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4）：99-104.

[47]杨洋. 基于包容性增长视角的乡村旅游发展对策研究[J]. 农业经济，2016（1）：78-79.

[48]林丹，李丹.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中贫困人口的受益机制研究[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1）：50-56.

[49]陈超群，胡伏湘.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森林公园边缘型乡村旅游扶贫绩效研究——以张家界武陵源区为例[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3（4）：46-52.

[50]毛焱，梁滨. PPT战略：基于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貧观[J]. 求索，2009（6）：65-67.

[51]周歆红. 关注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J]. 旅游学刊，2002，17（1）：17-21.

[52]王兆峰.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9.

[53]Hatemi J A，Gunduz L. Is the 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 valid for Turkey？[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5，12（8）：499-504.

[54]高吉喜. 可持续发展理论探索：生态承载力理论、方法与应用[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3-6.

[55]Croes R，Vanegas M. Tourism and poverty alleviation：a co-integration analysi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2008，47（1）：94-103.

[56]贾芳. 对旅游扶贫的再思考[J]. 甘肃社会科学，2000（2）：82-83.

[57]郭舒. 基于产业链视角的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方法[J]. 旅游学刊，2015，30（11）：31-39.

[58]邓小海，曾亮，肖洪磊. 我国扶贫旅游产业链优化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2015（3）：167-175.

[59]Ferguson L. Interrogating ‘gender in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ractice[J].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2010，12（1）：3-24

[60]Manyara G，Jones E. Community-based tourism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in Kenya：an exploration of their potential as avenues of poverty reduction[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2007，15（6）：628-644.

[61]Sharpley R. Tourism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the case of the Gambia[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2009，12（4）：337-358.

[62]Gascón J. Pro-poor tourism as a strategy to fight rural poverty：a critique[J].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2015，15（4）：499-518.

[63]Blake A，Arbache J S，Sinclair M T. Tourism and poverty relief[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35（1）：107-126.

[64]André C，Melchor F. Tourism and income distribution：evidence from a developed regional economy[J]. Tourism Management，2015（48）：11-20.

[65]Kareithi S. Coping with declining tourism，examples from communities in Kenya[Z]. PPT Working Paper No 14，2003.

[66]张伟，张建春，魏鸿雁. 基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效应评估——以安徽省铜锣寨风景区为例[J]. 旅游学刊，2005，20（5）：43-49.

[67]李刚，徐虹. 影响我国可持续旅游扶贫效益的因子分析[J]. 旅游学刊，2006，21（9）：66-71.

[68]Walpole M，Goodwin H. Local economic impacts of dragon tourism in Indonesi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0，27（3）：559-576.

[69]Muchapondwa E，Stage J.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tourism in Botswana，Namibia and South Africa：is poverty subsiding？[J]. Natural Resources Forum，2013，37（2）：80-89.

[70]Deller S. Rural poverty，tourism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0，37（1）：180-205.

[71]齊子鹏，胡柳. 乡村旅游经济增长与我国农村减贫——基于亲贫困增长的视角[J]. 商业时代，2014（2）：128-130.

[72]Ashley C. Luang Prabang tourism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poor：a value chain appraisal[R]. London：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2006：15.

[73]罗鲜荣，王玉强，保继刚. 旅游减贫与旅游再贫困：旅游发展中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贫困人口的影响[J]. 人文地理，2017，32（4）：121-128.

[74]Gartner C，Cukier J. Is tourism employment a sufficient mechanism for poverty reduction？ A case study from Nkhata Bay，Malawi[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2012，15（6）：545-562.

[75]Muganda M，Sahli M，Smith K A，et al. Tourisms contribu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a community perspective from Tanzania[J].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2010，27（5）：629-646.

[76]Erskine L M，Meyer D. Influenced and influential：the role of tour operators and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s in tourism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Ecuador[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2012，20（3）：339-357.

[77]Donaldson J A. Tourism，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Guizhou and Yunnan[J]. The China Quarterly，2007，190：333-351.

[78]Holden A，Sonne J，Novelli M. Tourism and poverty reduction：an interpretation by the poor of Elmina，Ghana[J]. Tourism Planning & Development，2011，8（3）：317-334.

[79]Trau A. Beyond pro-poor tourism：（re）interpreting tourism-based approaches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Vanuatu[J]. Touris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2012，9（2）：149-164.

[80]胡强，沈晖. 旅游扶贫如何更精准[J]. 人民论坛，2016（25）：92-93.

[81]毛勇. 农村旅游扶贫的适应性条件及应注意的问题[J]. 农村经济，2002（10）：63-65.

[82]郭鲁芳，李如友. 旅游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16（6）：81-91.

[83]Shah K，Gupta V. Tourism，the poor and other stakeholders：experience in Asia[R]. ODI Fair-Trade in Tourism Paper. London：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2000：27-31.

[84]Scheyvens R.Tourism and poverty[M]. London：Routledge，2011：73.

[85]张伟，张建春. 国外旅游与消除贫困问题研究评述[J]. 旅游学刊，2005，20（1）：89-95.

[86]常慧丽. 生态经济脆弱区旅游开发扶贫效应感知分析——以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21（10）：125-130.

[87]吴铮争，杨新军，冯小杰. 西部旅游扶贫与生态环境建设关系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4（1）：106-109.

[88]杨德进，白长虹. 我国旅游扶贫生态效率的提升路径[J]. 旅游学刊，2016，31（9）：12-14.

[89]Rice A，Haynes K. Post-tsunami reconstruction and tourism：a second disaster？[R]. London：Tourism Concern，2005.

[90]朱京曼. 略论西南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与可持续发展[J]. 管理世界，2003（9）：139-140.

[91]荣金凤，闵庆文，郑林. 贫困地区的生态旅游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探讨[J]. 资源科学，2007，29（1）：112-117.

[92]Wall G. Perspectives on tourism in selected Balinese villag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6，23（1）：123-137.

[93]Gurung H B.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mountain tourism in Nepal[R]//Report on Study Conducted for Economic Social Commission for the Asia and the Pacific. Bangkok，New York：United Nations（ST/ESCAP/959），1991.

[94]唐善茂，鮑青青，王瑛. 旅游生态贫困研究[J]. 资源与产业，2009（6）：96-98.

[95]唐善茂，鲍青青. 桂林漓江风景区旅游生态贫困问题的调查分析[J]. 资源与产业，2010（1）：50-54.

[96]吴铮争，杨新军. 论西部旅游扶贫与生态环境建设[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4（1）：31-35.

[97]蔡运龙. 生态旅游：西南喀斯特山区摆脱“贫困陷阱”之路[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1）：113-116.

[98]Ahmad J. Environment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C]//Studies in Int Environ Economics;Symposium on Int Economic Dimensions Environ Management. New York：Wiley，1976：225-240.

[99]孙九霞. 旅游循环凝视与乡村文化修复[J]. 旅游学刊，2019，34（6）：1-4.

[100]卢世菊. 旅游扶贫中少数民族文化权益保护研究[J]. 学习与实践，2019（3）：20-26.

[101]唐兵，惠红. 民族地区原住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法律赋权研究——兼与左冰、保继刚商榷[J]. 旅游学刊，2014，29（7）：39-46.

[102]卢丽娟，曹务坤，辛纪元.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开发的财产制度瓶颈与破解[J]. 贵州民族研究，2014（5）：122-125.

[103]曹务坤，辛纪元，吴大华.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法律机制完善[J]. 云南社会科学，2014（6）：136-139.

[104]蒋萍. 旅游扶贫与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保护——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旅游与旅游扶贫为例[J]. 社会科学家，2016（10）：95-99.

[105]吕一飞，郭颖. 论泸沽湖摩梭人文化保护区的建立[J]. 旅游学刊，2001，16（1）：62-66.

[106]刘晖. “摩梭人文化保护区”质疑——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J]. 旅游学刊，2001，16（5）：26-29.

[107]Oakes T. Tourism and modernity in China[M]. London：Routledge，1998：1-20.

[108]饶勇，黄福才，魏敏. 旅游扶贫、社区参与和习俗惯例的变迁——博弈论视角下的可持续旅游扶贫模式研究[J]. 社会科学家，2008（3）：88-92.

[109]李燕琴. 旅游扶贫村寨社区压力应对的ABCD-X模式——以中俄边境村落室韦为例[J]. 旅游学刊，2015，30（11）：40-50.

[110]唐晓云. 繁荣遮盖下的旅游地社会分化——兼论民族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J]. 旅游学刊，2014，29（4）：11-12.

[111]陈刚. 多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对当地族群关系的影响——以川滇泸沽湖地区为例[J]. 旅游学刊，2012，27（5）：96-104.

[112]Nicholson T. Culture，tourism and local strategies towards development：case studie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R]. ESCOR，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7.

[113]李志勇. 欠发达地区旅游扶贫战略的双重性与模式创新[J]. 现代经济探讨，2013（2）：37-41.

[114]Sreedhar R. Tourism for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a report on case studies in Kinnaur district HP and the Badrinath tourist zone[R].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Academy of Mountain Environics，1995.

[115]黄萍. 尴尬与出路：旅游扶贫视角下西南民族村寨文化遗产管理研究[J]. 青海民族研究，2015（1）：14-19.

[116]董雪旺，徐宁宁，陈觉，等. 基于游客地方感的水乡古镇开发模式——兼论乌镇模式的可复制性[J]. 经济地理，2018（6）：187-192.

[117]宋才发，刘廷兰. 村寨文化旅游业发展创新的法治问题探讨——以贵州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业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2015（12）：30-34.

[118]孙九霞. 旅游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选择[J]. 旅游学刊，2010，25（5）：12-13.褚玉杰，王思雨，周嫚. 旅游扶贫开发之于乡村空心化：机遇还是挑战？[J]. 江苏农业科学，2020，48（23）：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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