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文明再造：社会转型时期的大学文化使命 |
| 范文 | 摘要：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中国近代社会剧烈转型的主线之一。胡适的“全盘西化”，实际上是通过科学理性的改造来推动文化的现代转型。要推进文化转型就必须发展文化教育，胡适坚持教育救国的理念，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学术独立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再造文明的重要手段。学术独立有赖于学校能够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促进中国学术的真正独立，担当文明再造的历史重任。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型时期的大学文化自觉就是要尊重我国传统文化和高等教育环境，实事求是，增强自信，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大学的文化使命是以文化创新为动力，大力推进文化输出。大学不仅要有世界一流的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在文化建设方面更应担当重任，自觉地以我国文化为切入点，以全球视野整合和创新多元文化，促进中国文化发展与传播。 关键词：文明再造;大学文化;胡适;大学理念;文化输出;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02;G646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20）06-0082-06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国家一般课题“大学本科教育向‘学习范式转型：国际趋势与本土探索”（BIA180172） 作者简介：吴立保，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近代中国社会剧烈转型，通过移植与模仿西方大学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大学。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成为大学发展的重要议题。从文化的视角来看，立足中国传统的文化选择形成了中国近代大学的文化精神，是发展的内在动力。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一生主要在大学中度过，1917年回国后，他就协助蔡元培校长改革北京大学，20世纪30年代辅助蒋梦麟校长推动北京大学发展，40年代亲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文化思想及大学理念在中国近代大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发展面临新的转型。大学转型发展需要新理念、新思维和新模式，胡适在社会转型期间所阐述的大学文化使命对目前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明再造：胡适的文化理想 胡适的文化观体现出社会转型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尖锐复杂的文化冲突时的矛盾心态。通过《我们对待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文化冲突》《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东西文化之比较》《答陈序经先生》及《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等文章，可以较为清楚地理解胡适思想演进的过程。胡适是一名哲学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极力批判“中体西用”的文化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用“全盘西化”的观念来批判“中体西用”的错误，因而被世人贴上“全盘西化”的标签。但是，胡适坚持的“全盘西化”只是对工具理性的运用，而不是出于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胡适的主张不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全盘西化），而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充分世界化）。胡适提出，用“充分世界化”克服当时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倡导的中国文化本位论。从形式上来看，文化保守主义强调的科学技术加上中国固有道德的“二本”论，实质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胡适明确提出：“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胡适：《胡适文集》（第5册），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9页。胡适的“‘一本之学”是他内心坚定的文化信念，即文明的再造。胡适想通过充分的世界化再造文明，核心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化，进而建立现代中国，使中国成为在现代世界里站得住脚的民族国家，这是胡适文化立国思想之体现。 阅江学刊：2020年 第 6 期 吴立保：文明再造：社会转型时期的大学文化使命 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详细阐述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文化建设思路。再造文明是胡適文化观的一条主线：一方面，再造文明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再造文明也是胡适内心的文化理想。再造文明的理想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体现出面向世界、自省自强、创造新文化的进取精神。在胡适的思想中，文明的再造是汲取西方文化、重铸中国文化的时代课题，这就是胡适所说的大方向和大趋势。文明再造就是要提倡新文化，适应大趋势，解决大问题，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文化的精华联系起来。1947年，胡适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69页。因此，胡适提倡的充分世界化所造就的新文明不仅是指中国的新文明，更是指人类的文明，新文明应当对人类思想解放和人民生活改善有所贡献。 胡适的再造文明观念建立在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在历史转型期的文化建设过程中，全盘西化只是手段，其目的是形成“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胡适心目中的理想状态和理想模式，始终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中西融合文化。王鉴平：《中西汇合与全盘西化——胡适中西文化观演变的一点分析》，《中州学刊》，1989年第1期，第111-115页。如果说，再造中国现代文化是本体论的话，从方法论来看，中西融合的思想在胡适各个阶段的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在较早的著作——《先秦名学史》中，胡适就提出了融合中西文化的设想，他肯定中华民族是一个“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那么再造文明就不是舍弃固有的文化，而是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之与固有文化保持一致，进而实现二者协调发展。胡适认为有三种解决办法：第一，拒绝承认并抵制现代文化，这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第二，一心一意地接受现代文化，这是全盘西化论的观点;第三，有选择性地采纳现代文化，这是中西文化融合的观点，是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文化选择的结果。胡适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在文化冲突中自我调整。因此，在《文化的冲突》中，胡适提出：“中国当怎样自我调整，才能使她处在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之中感到安适自在。”胡适：《胡适文集》（第11册），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关于文化冲突，胡适既不同于中国本位论者的盲目排外，也不同于全盘西化论者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坚持要从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中找到独特的文化自信。胡适用“文化惰性”的概念诠释文化自信的学理基础，他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惰性”，“文化惰性”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当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交融时，这种“惰性”是永远消解不掉的。因此，胡适坚信，在中西文化冲突中，通过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用“科学方法论”再造文明，中国民族文化不仅不会消亡，而且还会重新焕发出活力。胡适认为，传统的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美]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雷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传统文化一定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文化精神具有共通性，科学方法具有相似性，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吸收西方的学理，借助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传统文化就能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从而折中新旧、贯通东西，“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这种新文明是从中国本土中生长而成的文化，是世界文化及其精神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的结晶。 正如傅斯年对胡适所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6页。所以，即使在“全盘西化”的语境中，胡适仍受潜意识中的“中国文化情结”的制约，在具体学术实践中，他其实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李韦：《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间——以胡适为中心的探讨》，《理论学刊》，2010年第2期，第102-106页。在胡适看来，现代文化的核心是科学精神，他所倡导的“充分世界化”的内涵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进而实现文化的现代化。文化在精神层面上有相同之处，胡适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自觉地蕴含着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因此，可以通过科学理性的改造来推动新文化的现代转型，这样的“全盘西化”，其结果恰是保留了传统的价值。同时，要推进文化转型就必须发展文化教育，“文化立国”与教育救国思想应紧密联系在一起。胡适的大学理念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文化的自由与民主精神的烙印。 二、学术独立：胡适的大学理念 从北京大学教授，到中国公学校长，再到北京大学校长，三十多年的大学经历使胡适特别重视高等教育。学术独立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理性追求。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坚持兼容并包的思想和教授治校的制度，开中国近代大学学术独立之先河，甚至因学术无法独立而三辞校长。在清华大学，从周诒春、罗家伦到梅贻琦都将学术独立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西南联大更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大学的一座丰碑。胡适关于大学发展的文章并不多，但是在《非留学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等文章中，学术独立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胡适将教育视作建国之根本，坚持教育救国的理念，认为学术独立是教育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再造文明的重要手段。胡适倡导的学术独立具有两层意思：一是愿景，学术独立是民族学术发展的理想，即胡适所说的“对外的”;二是制度，学术独立建立在学术自由的基础上，独立于政治，涉及大学制度方面的内容，即“对内的”。 基于文明再造的终极目的，胡适要求的学术独立首先是相对于世界的中国学术独立。在《非留学篇》中，胡适发出“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的呐喊，这并不是说他反对留学，而是他从国家学术独立的战略高度发出的号召。在美留学期间，胡适被英文教师问及“中国有大学乎”，他无言以对，进而感慨：“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胡適：《胡适全集》（第2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7页。在《非留学篇》中，“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的论述是胡适第一次提出学术独立的要求。胡适认为，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教育中心与学术中心，通过留学输入文明只是“救急之上策，过渡之舟楫”，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本国造就新文明。因此，胡适提倡以国内教育为主，提出增设大学的计划，根据国家的需要建设一流大学，使之成为“学术文明之中心”。 1947年，胡适提出了宏大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胡适关于大学的理想。胡适强调“学术独立”，开宗明义地提出十年计划的宗旨是“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 胡适：《胡适全集》（第2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6页。学术独立不仅强调要建设中国的高水平大学以培养人才，通过科学研究解决本国的问题，同时也强调与世界各国的学人和研究机构分工合作，使我国的大学也能够承担推动人类学术进步的责任。由此可见，胡适追求的学术独立是中国学术相对于世界学术尤其是西方学术的独立性。胡适追求的国家学术独立与再造文明的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大学的学术独立促进科学研究，进而实现文明的再造。因此，胡适的大学教育十年计划，第一步就是集中国家的力量，建设一批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之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一流学术中心，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使国家走上学术独立之路。1946年7月，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建设“新北大”的办学方针，决心将争取学术独立的理念付诸实际行动，但是受当时社会及政治环境的影响，最终未能如愿。余英时指出，学术独立是胡适终身追求的中心价值。 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87页。胡适是一名民族主义者，追求学术独立是他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目标之一，为此，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胡适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发出教育独立的呼声。在中国近代大学发展史上，胡适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蔡元培教育独立的思想，同时还提出了学术独立于政治的制度要求。受西方大学理念的影响，胡适认为他所提倡的学术独立需要大学的制度建设作为保障。关于学术独立，胡适不仅停留在思想上，还把理念融入大学制度之中，比较研究中外大学制度的差异。胡适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提出，整个大学教育制度必须革新，“从这个新的‘大学观念出发，现行的大学制度应该及早彻底修正，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与责任。” 胡适：《胡适全集》（第20卷），第248页。从《非留学篇》到《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胡适的大学观一直是以西方一流大学为模板建设中国一流大学，自治中立是大学的立校前提，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研究，才能建成学科齐全的大学。当学术文化和行政文化发生冲突时，学术应独立于政治，但是，这并非要求学术绝对独立，而是希望争取相对独立自由的大学发展空间，使大学不至于沦为政治的附庸。因此，胡适强调学校是研究学问的地方，学做人做事的地方，“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研究，不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 胡适：《胡适全集》（第20卷），第216页。归根到底，学术独立有赖于学校能够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这样才能促进中国学术的真正独立，担当文明再造的历史重任。 三、文化担当：转型期间大学的文化使命 在社会剧烈转型的年代，胡适既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又是一名学者，他提出再造文明的大学文化使命，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在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会，推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升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发展时期，国家提出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战略。一流大学除了要在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具有核心竞争力以外，更应具有以一流大学理念为主导的大学文化，在文化使命方面有所担当。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内涵发展、创新发展的新常态阶段，社会的转型发展需要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以文化创新为动力，大力推进文化输出，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承担神圣的文化使命。 转型期间大学的文化使命是以文化自觉为前提的。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15-22页。“自知之明”是文化转型期自主发展能力的基础，是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开展自主文化选择的基础。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指引下，强调大学肩负着文明再造的伟大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责任与担当。胡适以“充分世界化”而非“全盘西化”来诠释这种责任与担当，“充分世界化”是在民族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文化自觉，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上与西方文化具有相通之处，用西方的科学方法进行改造就可以贡献于世界，贡献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大学的重要使命就是谋求中国学术在世界上的独立，这样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才有更高的地位。在大学文化建设方面，蔡元培主张利用外国的“科学方法”使我国文化能有“更进之发明”，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是基于文化自省的文化自觉行为。蔡元培强调：“研究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39页。因此，转型时期的大学文化自觉就是要尊重我国传统文化，适应高等教育环境，实事求是，增强自信，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自觉也是文化本土化的过程，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这是对待文化差异乃至文化冲突的理性态度。研究中国近代大学发展史的加拿大著名高等教育学者许美德教授认为，“没有这种本土化，也就不可能运用这种学术文化来解决每一个国家与民族所面临的不同的时间问题，从而也就必然使这种文化失去其生命与活力。”[加]许美德：《东西方大学与文化》，赵曙明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4页。 转型期间大学的文化使命是以文化创新为推力的。文化创新是一流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使命。在知识社会中，创新无疑是社会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瑞士教育家查尔斯·赫梅尔在《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中指出：“文化和教育是紧密相联的。它们是事物的两个方面。确定教育终于何处和文化始于何处都是不可能的。企图去分离它们是荒谬的。”[瑞士]查尔斯·赫梅尔：《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王静、赵穗生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第161页。文化创新和教育创新是紧密联系的，在知识经济时代，“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创新成为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大学文化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就是知识创新，由此引起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创新。创新精神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灵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是保持大学文化活力的源泉。“培养学生具有创新精神”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核心办学理念，也是该校文化精神的高度概括。创新大学文化和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相辅相成。麻省理工学院原校长韦斯特指出：“大学应该冲破学校藩篱，致力于推动世界变革。”[美]查尔斯·韦斯特：《一流大学 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蓝劲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大学文化创新是推进民族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罗家伦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期间，主张学术独立，强调大学要肩负起“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这是对大学担当文化创新使命的高度概括。 转型期间大学的文化使命是以文化输出为目标的。在全球化时代，大学应当以包容性发展理念为指导，发挥文化交流功能，传承优秀文化，吸纳世界文化的精髓，通过文化输出努力推动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促进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民族文化的发展都要立足于本民族，通过文化交流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从而得到新的发展。大学是学术文化的中心，汇聚学者，创新知识，促进不同文明加深理解，促进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蔡元培以學术的要求改造北京大学，他强调，大学应是学术机构，研究学问是学生的第一任务。学术研究要有“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世界学术之林”的责任意识，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第238页。在引入西方文明的同时，应“努力研究学术，格物穷理”，注意将我国固有的文明向外输出，使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充分交换。清华大学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苟日新、日日新”的创新精神的指引下，融汇中西文化，肩负起文化输出的历史使命，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学术界作出新的贡献。季羡林先生指出：“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应该成为全世界的主流文化。” 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2页。因此，在国家大力推进“双一流”建设时，大学作为一个探索知识的场所，应当对本土的知识体系进行整理与研究，使本土知识体系有机融入全人类的知识体系之中，在传播中不断创新。大学不仅要有世界一流的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在文化建设方面更应担当重任，自觉地以我国传统文化为切入点，坚守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大学应成为体现中国文化自觉的场所，整合和创新多元文化，坚持全球视野，促进中国文化发展与传播。 〔责任编辑：沈丹〕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