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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区域差异
范文

    吴艳+贾忠

    〔摘要〕 研究表明,FDI对我国东中西部产业结构优化都显示为正向促进作用,且表现为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西部地区每多引进利用外资100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将提升约4.67个百分点,而中部和东部分别为1.35和0.33个百分点。下一步应在全面深化经济发展改革,营造外商直接投资良好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利用FDI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在FDI的引进和利用中应因势利导、因地制宜。

    〔关键词〕 FDI;产业结构;地区差异;Panel Data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1.3;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6-0024-04

    一、问题的提出

    在FDI的引进和利用上,“东强西弱”的地区差异体现得十分明显,具体包括,东、中、西部引进利用外资规模的绝对差异、增长率差异、波动幅度差异、相对规模差异〔1〕,以及空间差异〔2〕,东部地区FDI主导类型为集聚垂直复合型,中部地区为受限的集聚垂直复合型,西部地区为水平型。另外,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区位选择,其聚集效应也加剧了东中西部FDI分布不平衡的格局〔3〕。

    在实证研究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国内既有文献中,空间范围上,以具体省份或者部分区域为例进行研究的较多,基于全国范围的研究较少;模型构建上,往往忽略控制变量的选择,只是将FDI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做法较为普遍,这容易造成遗漏变量回归,无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另外,国内尚无学者基于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进行相关研究,笔者选择这一研究角度故与现有文献有所不同。为尽量保证样本数据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本文选取2009-2011年数据进行研究(地级市数据目前只更新到2011年)。

    二、我国引进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一)我国引进和利用FDI的产业分布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引进和利用FDI数量逐年递增的同时,FDI利用的产业分布也发生着变化。第一产业利用FDI的水平在近十年内始终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并长时间保持小幅波动;第二产业利用FDI水平在近十年中呈现细微波动且缓慢下降态势,而第三产业在早些年一直略低于第二产业,近年来则逐渐显现出反超势头,并在2011年超越第二产业外资利用水平(图1)。出现如此情形的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方面,我国在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限制较多,导致外资进入困难,而在第二、三产业开放程度较高;二是第二产业的投资具有很大程度的惯性,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呈现出非常缓慢的状况;三是第三产业大多属于高附加值的轻型产业,在2010年全球经济开始复苏情况下,人们对服务领域和科技产品等的需求逐渐增大,给第三产业的投资环境带来了良好机遇。

    综上,外资在我国三次产业增量分布非常不均,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而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累计处于首位,第三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量则正在缓慢上升。

    (二)FDI的区域分布差异

    1.空间分布

    采用ArcGIS软件按2011年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引进和利用FDI的数量所绘制的图谱显示,其“东强西弱”的态势和产业结构几无二致,省会城市、东部沿海城市仍然是引进和利用外资的主力军(图略)。笔者以为,这跟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相对较高,政府政策支持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延续性和惯性不无关系。

    2.规模比较

    由表1来看,我国实际利用FDI的总体规模上,东部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其次是中部,最次是西部。以2011年为例,东部实际利用FDI的金额为1471.5406亿美元;中部地区为442.1545亿美元,为东部的30%;而西部只有255.01261亿美元,约为中部的57%,仅占东部的17%。从协议FDI金额的规模来看,东部依然遥遥领先,从2011年的数据来看,东部协议FDI金额为2023.1250亿美元,与实际利用FDI的情况大致相同,中部协议FDI金额仅为402.6866亿美元,约为东部的20%。西部协议FDI金额为274.7273亿美元,约为中部的68%,仅占东部的13%。从新签FDI项目数来看,东部12省市的项目数仅在2011年就达到22131个,累计项目数更是不计其数,中部得到2847个项目,约为东部的13%,而西部只有787个项目,仅为东部的4%。

    三、模型设定和回归分析

    1.变量选取和模型构建

    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借鉴Chenery 和Strout(1966)、赵红和张茜(2006)以及张红霞(2013)模型构建思想〔4〕的基础上,选用2009-201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应统计数据构建如下Panel Data模型:

    INDUSTRYit=c+αFDIit+βCAPITALit+γEMPLOYit+δCITYit+θFINANCEit+εit

    其中INDUSTRY 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并以此刻画产业结构;FDI为外商直接投资,α是我们所感兴趣的系数;CAPITAL为国内投资;EMPLOY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CITY是城镇化水平,以市区人口数占全市人口数的比例衡量;FINANCE为金融深化程度,以年末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值衡量〔5〕;εit为随机扰动项,代表所有其他的遗漏变量,并且假定E(ε)=0,下标i和t分别代表城市和时间。

    由于Panel Data模型有多种形式,其中,变截距模型只是Panel Data模型中最常见的一种,典型的面板数据是时间长度短而截面个体多的平衡面板数据,这样,面板数据模型主要集中讨论横截面的变化,即异质性(Heterogeneity)。变截距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两种,当个体数目远大于时间长度时,变截距随机效应模型最为适用〔6〕。本文的数据正是这种“宽而短”的结构,故采用变截距随机效应模型。

    2.回归结果分析

    在正式的回归分析之前,先对所选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如果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会对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产生影响。Thomas和Williams(1991)认为,如果相关系数小于0.65,表示各变量具有独立性,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7〕由表2的分析来看,笔者所选变量相关系数小于0.65,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首先,笔者对全国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从表2来看,FDI、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水平和金融深化水平均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这一点是符合预期的。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EMPLOY)为负表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并不是以廉价劳动力数量叠加实现的,即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降低并不必然导致产业结构提升,相反,技术进步、金融创新以及资本高效运作才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应行之道。当然,这不是我们这里的研究重点,我们的研究重点是比较不同区域,即东、中、西部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不同所在,但全国的数据分析可为我们的对比提供参考系。

    从回归结果来看,FDI对于东、中、西部产业结构优化都显示为促进作用,依次为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这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如果要升级产业结构,加大引资力度是必然之选。西部地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每多引进利用外资100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将提升约4.67个百分点,而中部和东部分别为1.35和0.33个百分点。

    由此,亦可以判断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于外资的依赖度将越来越低,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占比,引进和利用外资将是必由之路。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结合自身现状,创新外资引进、利用政策,对于提升产业结构水平,缩小区域产业结构水平差异具有重要作用。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造基于2009-201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统计数据的panel data模型研究了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区域差异。从回归结果来看,FDI对东、中、西部产业结构优化都显示为正向促进作用,依次为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西部地区每多引进利用外资100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将提升约4.67个百分点,而中部和东部分别为1.35和0.33个百分点。由此来看,东、中、西部对于外资的依存度是依次增强的,各地区政府在外资引进和利用上应有所区分。而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已基本摆脱对外资的依赖,更多依赖于自身金融深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等。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全面深化经济发展改革,营造外商直接投资的良好环境

    首先应继续完善国内外资利用政策。2013年11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放宽投资准入……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由此来看,第三产业一方面在有序开放,另一方面放开准入政策,无疑将大大有利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外资不断流入也助力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健康发展。因此,各级、各地政府应不断推动决定的细化落实,各地区、各行业应紧紧围绕决定精神,因地制宜,制定更加高效和更具有实践性的政策方针,以保证外商直接投资的高水平高质量引入和利用。

    其次应增强开放国内市场。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的内容可以看出,我国正在积极推进一套全面大胆、稳中求进的改革措施。公报和《决定》都已提出了一个延展性很强的改革框架,未来急需出台细化的可行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以达到削弱政府控制、增强市场力量,逐步开放市场层级和投资领域的效果,通过简化投资准入程序和利用市场力量调整资源要素价格等方式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充分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外资流入后的资源配置,利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推动外资利用产业和区域分布的优化,全面推进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可持久发展。

    再次,应积极发展和利用国际经贸关系。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在保持和平发展的同时谋求更大程度的互利共赢,在国际上取得更大范围的资源优化权限;同时在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等方面优势的同时,积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我国劳动力水平的升级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以赢得更多的国际资本投入,把握增长机会,促进经济平稳合理地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FDI的引进和利用应因势利导因地制宜

    近些年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等价格不断上升,既有优势正在日渐消退,产业结构升级的挑战日益严峻。反观日本和四小龙地区成功的经验,其产业结构的升级多由外部输入。东部地区与这些地区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因此,东部地区未来在引入外资方面,应着重于高新技术行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积极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逐步降低外资边际效用递减产业的比重。随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获批,及其在金融改革方面的尝试,对于外资企业的促进将是巨大的。放开外资金融企业准入,可以使更多的外资金融企业进入,从而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实行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可以让外资企业得到更好的融资服务;最重要的是实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大大地降低外资企业的汇率风险,使资本自由地进入和退出,这也是外资企业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

    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则应注重培养那些具有良好发展基础、资源丰富的区域中心城市,将外资引入这些地方,然后再通过“增长极” “增长极”是指某些具有主导性质的部门或具有创新性的企业集中于一些地区或大城市,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自身具有规模效应、其快速增长并能对周边地区的发展产生辐射作用的“增长极”。实现由点到面的全面增长,比如重庆、西安、成都等地都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完全有条件成为中心辐射地区。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曾提出,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当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要帮助内地发展,也要顾全这个大局。因此,中西部地区应紧密把握“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政策优势,积极便利外资投入政策,承接好国内外产业转移,丰富第三产业种类,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武剑.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2,(4).

    〔2〕何兴强,王利霞.中国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8,(11).

    〔3〕余佩,孙永平.集聚效应对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1).

    〔4〕Chenery, Hollis B. and Alan M. Strout.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6,pp.679-733;赵红,张茜.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8);张红霞.FDI对山东省三次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分析——兼谈资本与劳动投入的产出贡献〔J〕.东岳论丛,2013,(10).

    〔5〕王青松,刘加林.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2).

    〔6〕张卫东,等.中级计量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93.

    〔7〕Thomas,A.S.and Williams,G.R.. A Strategy to Provide Retirement Benefits for International Transferees in a Global Company,Benefits and Compensation International.1991,21,(3):pp.2-7.

    (责任编辑:谢 科)

    2.回归结果分析

    在正式的回归分析之前,先对所选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如果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会对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产生影响。Thomas和Williams(1991)认为,如果相关系数小于0.65,表示各变量具有独立性,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7〕由表2的分析来看,笔者所选变量相关系数小于0.65,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首先,笔者对全国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从表2来看,FDI、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水平和金融深化水平均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这一点是符合预期的。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EMPLOY)为负表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并不是以廉价劳动力数量叠加实现的,即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降低并不必然导致产业结构提升,相反,技术进步、金融创新以及资本高效运作才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应行之道。当然,这不是我们这里的研究重点,我们的研究重点是比较不同区域,即东、中、西部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不同所在,但全国的数据分析可为我们的对比提供参考系。

    从回归结果来看,FDI对于东、中、西部产业结构优化都显示为促进作用,依次为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这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如果要升级产业结构,加大引资力度是必然之选。西部地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每多引进利用外资100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将提升约4.67个百分点,而中部和东部分别为1.35和0.33个百分点。

    由此,亦可以判断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于外资的依赖度将越来越低,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占比,引进和利用外资将是必由之路。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结合自身现状,创新外资引进、利用政策,对于提升产业结构水平,缩小区域产业结构水平差异具有重要作用。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造基于2009-201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统计数据的panel data模型研究了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区域差异。从回归结果来看,FDI对东、中、西部产业结构优化都显示为正向促进作用,依次为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西部地区每多引进利用外资100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将提升约4.67个百分点,而中部和东部分别为1.35和0.33个百分点。由此来看,东、中、西部对于外资的依存度是依次增强的,各地区政府在外资引进和利用上应有所区分。而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已基本摆脱对外资的依赖,更多依赖于自身金融深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等。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全面深化经济发展改革,营造外商直接投资的良好环境

    首先应继续完善国内外资利用政策。2013年11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放宽投资准入……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由此来看,第三产业一方面在有序开放,另一方面放开准入政策,无疑将大大有利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外资不断流入也助力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健康发展。因此,各级、各地政府应不断推动决定的细化落实,各地区、各行业应紧紧围绕决定精神,因地制宜,制定更加高效和更具有实践性的政策方针,以保证外商直接投资的高水平高质量引入和利用。

    其次应增强开放国内市场。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的内容可以看出,我国正在积极推进一套全面大胆、稳中求进的改革措施。公报和《决定》都已提出了一个延展性很强的改革框架,未来急需出台细化的可行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以达到削弱政府控制、增强市场力量,逐步开放市场层级和投资领域的效果,通过简化投资准入程序和利用市场力量调整资源要素价格等方式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充分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外资流入后的资源配置,利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推动外资利用产业和区域分布的优化,全面推进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可持久发展。

    再次,应积极发展和利用国际经贸关系。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在保持和平发展的同时谋求更大程度的互利共赢,在国际上取得更大范围的资源优化权限;同时在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等方面优势的同时,积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我国劳动力水平的升级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以赢得更多的国际资本投入,把握增长机会,促进经济平稳合理地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FDI的引进和利用应因势利导因地制宜

    近些年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等价格不断上升,既有优势正在日渐消退,产业结构升级的挑战日益严峻。反观日本和四小龙地区成功的经验,其产业结构的升级多由外部输入。东部地区与这些地区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因此,东部地区未来在引入外资方面,应着重于高新技术行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积极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逐步降低外资边际效用递减产业的比重。随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获批,及其在金融改革方面的尝试,对于外资企业的促进将是巨大的。放开外资金融企业准入,可以使更多的外资金融企业进入,从而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实行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可以让外资企业得到更好的融资服务;最重要的是实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大大地降低外资企业的汇率风险,使资本自由地进入和退出,这也是外资企业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

    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则应注重培养那些具有良好发展基础、资源丰富的区域中心城市,将外资引入这些地方,然后再通过“增长极” “增长极”是指某些具有主导性质的部门或具有创新性的企业集中于一些地区或大城市,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自身具有规模效应、其快速增长并能对周边地区的发展产生辐射作用的“增长极”。实现由点到面的全面增长,比如重庆、西安、成都等地都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完全有条件成为中心辐射地区。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曾提出,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当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要帮助内地发展,也要顾全这个大局。因此,中西部地区应紧密把握“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政策优势,积极便利外资投入政策,承接好国内外产业转移,丰富第三产业种类,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武剑.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2,(4).

    〔2〕何兴强,王利霞.中国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8,(11).

    〔3〕余佩,孙永平.集聚效应对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1).

    〔4〕Chenery, Hollis B. and Alan M. Strout.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6,pp.679-733;赵红,张茜.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8);张红霞.FDI对山东省三次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分析——兼谈资本与劳动投入的产出贡献〔J〕.东岳论丛,2013,(10).

    〔5〕王青松,刘加林.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2).

    〔6〕张卫东,等.中级计量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93.

    〔7〕Thomas,A.S.and Williams,G.R.. A Strategy to Provide Retirement Benefits for International Transferees in a Global Company,Benefits and Compensation International.1991,21,(3):pp.2-7.

    (责任编辑:谢 科)

    2.回归结果分析

    在正式的回归分析之前,先对所选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如果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会对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产生影响。Thomas和Williams(1991)认为,如果相关系数小于0.65,表示各变量具有独立性,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7〕由表2的分析来看,笔者所选变量相关系数小于0.65,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首先,笔者对全国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从表2来看,FDI、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水平和金融深化水平均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这一点是符合预期的。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EMPLOY)为负表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并不是以廉价劳动力数量叠加实现的,即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降低并不必然导致产业结构提升,相反,技术进步、金融创新以及资本高效运作才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应行之道。当然,这不是我们这里的研究重点,我们的研究重点是比较不同区域,即东、中、西部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不同所在,但全国的数据分析可为我们的对比提供参考系。

    从回归结果来看,FDI对于东、中、西部产业结构优化都显示为促进作用,依次为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这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如果要升级产业结构,加大引资力度是必然之选。西部地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每多引进利用外资100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将提升约4.67个百分点,而中部和东部分别为1.35和0.33个百分点。

    由此,亦可以判断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于外资的依赖度将越来越低,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占比,引进和利用外资将是必由之路。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结合自身现状,创新外资引进、利用政策,对于提升产业结构水平,缩小区域产业结构水平差异具有重要作用。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造基于2009-201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统计数据的panel data模型研究了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区域差异。从回归结果来看,FDI对东、中、西部产业结构优化都显示为正向促进作用,依次为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西部地区每多引进利用外资100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将提升约4.67个百分点,而中部和东部分别为1.35和0.33个百分点。由此来看,东、中、西部对于外资的依存度是依次增强的,各地区政府在外资引进和利用上应有所区分。而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已基本摆脱对外资的依赖,更多依赖于自身金融深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等。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全面深化经济发展改革,营造外商直接投资的良好环境

    首先应继续完善国内外资利用政策。2013年11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放宽投资准入……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由此来看,第三产业一方面在有序开放,另一方面放开准入政策,无疑将大大有利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外资不断流入也助力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健康发展。因此,各级、各地政府应不断推动决定的细化落实,各地区、各行业应紧紧围绕决定精神,因地制宜,制定更加高效和更具有实践性的政策方针,以保证外商直接投资的高水平高质量引入和利用。

    其次应增强开放国内市场。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的内容可以看出,我国正在积极推进一套全面大胆、稳中求进的改革措施。公报和《决定》都已提出了一个延展性很强的改革框架,未来急需出台细化的可行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以达到削弱政府控制、增强市场力量,逐步开放市场层级和投资领域的效果,通过简化投资准入程序和利用市场力量调整资源要素价格等方式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充分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外资流入后的资源配置,利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推动外资利用产业和区域分布的优化,全面推进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可持久发展。

    再次,应积极发展和利用国际经贸关系。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在保持和平发展的同时谋求更大程度的互利共赢,在国际上取得更大范围的资源优化权限;同时在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等方面优势的同时,积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我国劳动力水平的升级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以赢得更多的国际资本投入,把握增长机会,促进经济平稳合理地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FDI的引进和利用应因势利导因地制宜

    近些年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等价格不断上升,既有优势正在日渐消退,产业结构升级的挑战日益严峻。反观日本和四小龙地区成功的经验,其产业结构的升级多由外部输入。东部地区与这些地区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因此,东部地区未来在引入外资方面,应着重于高新技术行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积极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逐步降低外资边际效用递减产业的比重。随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获批,及其在金融改革方面的尝试,对于外资企业的促进将是巨大的。放开外资金融企业准入,可以使更多的外资金融企业进入,从而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实行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可以让外资企业得到更好的融资服务;最重要的是实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大大地降低外资企业的汇率风险,使资本自由地进入和退出,这也是外资企业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

    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则应注重培养那些具有良好发展基础、资源丰富的区域中心城市,将外资引入这些地方,然后再通过“增长极” “增长极”是指某些具有主导性质的部门或具有创新性的企业集中于一些地区或大城市,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自身具有规模效应、其快速增长并能对周边地区的发展产生辐射作用的“增长极”。实现由点到面的全面增长,比如重庆、西安、成都等地都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完全有条件成为中心辐射地区。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曾提出,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当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要帮助内地发展,也要顾全这个大局。因此,中西部地区应紧密把握“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政策优势,积极便利外资投入政策,承接好国内外产业转移,丰富第三产业种类,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武剑.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2,(4).

    〔2〕何兴强,王利霞.中国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8,(11).

    〔3〕余佩,孙永平.集聚效应对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1).

    〔4〕Chenery, Hollis B. and Alan M. Strout.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6,pp.679-733;赵红,张茜.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8);张红霞.FDI对山东省三次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分析——兼谈资本与劳动投入的产出贡献〔J〕.东岳论丛,2013,(10).

    〔5〕王青松,刘加林.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2).

    〔6〕张卫东,等.中级计量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93.

    〔7〕Thomas,A.S.and Williams,G.R.. A Strategy to Provide Retirement Benefits for International Transferees in a Global Company,Benefits and Compensation International.1991,21,(3):pp.2-7.

    (责任编辑:谢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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