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试论许廷佐的近代宁波帮精神 |
| 范文 | 胡志平 摘 ? 要： 本文论述近代宁波帮商人许廷佐的“聚财”与“散财”两种精神，发现以传统美德、创新精神、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为代表的宁波帮精神，在“散、聚财”之间，体现了更高的理想与价值。 关键词： 许廷佐 ? 聚财 ? 散财 ? 宁波帮精神 在传统与现代不断碰撞的近代中国，一大批宁波人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利用自己的智慧与现代商业法则，迎接外来资本的挑战，于一湾之隔的上海及其他地区崛起壮大，成为代著名的商帮——宁波帮。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邑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以他们活跃的时间来看，从晚清到新中国的成立，他们历经了中国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这样一段完整的历史阶段;从他们活跃的空间来看，“活动地域广阔，经营门类众多，足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并涉足中国港台及海外，留下了无数的记载、遗存与印痕”[1]（1）。宁波帮商人们并不满足于国内，他们更远大的目标是整个世界。从他们的成就来看，宁波帮留下了诸多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开拓者与先行者等称号，但是在领略与钦佩完他们的商业奇迹后，贯穿始终的宁波帮精神才是当代人应铭记与学习的。 浙江定海出身的许廷佐（1882—1941）就是这样一位宁波帮商人，与当时的许多宁波人一样，许廷佐十岁时便随母亲前往上海谋生，后逐渐受人赏识，依靠积蓄在上海百老汇路创办益利饭店，此后又开办多家“益利”系企业，事业逐渐壮大;他热心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创办学校与捐助扶贫等事业回馈家乡，促进了地方教育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开发三门湾，更是他实业救国理念的真实写照。在他逝世的时候，时人称他“创办实业，热心公益，对于国家社会，均有贡献”[1]（4）。随着2019年由孙善根、闻文老师编著的《许廷佐年谱长编（1882—1941）》的出版，其丰富而曲折又具时代性的一生呈现在我们眼前，本文试以许廷佐为中心论述其所代表的一批近代宁波帮的精神。 关于许廷佐的研究有郑雳着重对其开发三门湾展现出来的“屡仆屡起，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与实业兴邦报效国家的爱国情怀”的论述[2]。在有关近代宁波帮精神的研究中，孙善根揭示了宁波帮的“敬业精神、‘宁波人门槛精、信誉立业、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力量和智慧”組成了其商业文化精神[3];聂献忠指出宁波帮商帮文化精神是“艰苦创业、开拓进取、诚信经营、团结互助、爱国爱乡”，并着重考察其历史与现实意义[4];鲍素萍概括“近代宁波帮的企业家精神，主要表现为劳动勤俭精神、开拓创业精神、团结互帮精神、奉献履责精神”并以此四点具体阐释[5]。他们将宁波帮的精神分为多类，有些个类之间的区分度似乎并不高。笔者只以许廷佐的“聚财”与“散财”两种精神为例论述其宁波帮精神，在聚散之间即“财”的一出一进更形象更高度的概括体现，并希望以此为其他人物或商帮的精神探索提供借鉴。 一、“聚财”的精神 “聚财”意为如何赚钱，如何贩卖商品与扩大营销。个人有了金钱才能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才能为他日后各种事业的施行，各种抱负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追求财富的时候要不择手段，违背自己的良心，“生财有道”，这种“有道”正是宁波帮“聚财”精神的内在。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讲求诚信原则，引进和改进并且创新西方的管理与经营制度，为事业而艰苦奋斗与勤俭节约的精神等正是接下来所要论述的重点。 近代大部分的宁波帮或许都是从底层开始做起的，许廷佐也不例外。许廷佐来到上海后，便在一铸铁工厂当学徒，后经人介绍进入当时上海最好的西式饭店礼查西饭店做工，在最底层工作锻炼了许廷佐坚忍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由于在上海最好的西式饭店中工作，因此深受西式文化的影响。1916年，从饭店离职后，因相关的工作经验，35岁的许廷佐与他人合资创办了益利餐厅。七年后，借鉴西式饭店的形式创办了益利西饭店，并且配备全套的西式服务，这在中国人创办的饭店中属实罕见，后益利饭店紧跟时事，不断更新装饰与扩大规模，主动增加营业，在上海的餐饮界中拥有了相当的名气。但许廷佐本人并不是因为饭店餐饮业而出名，他有个更响亮的名号——“汽水大王”。 1926年3月前后，许廷佐发起创办益利汽水公司，一方面汽水作为在中国市场上一款相对新兴的饮料，开拓这片市场无疑意味着艰难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洋汽水占据中国市场的主流，汽水行业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外商所垄断。在商品宣传上，许廷佐极力宣扬喝汽水的益处，并且凸显本款汽水的特别之处，他借助当时“宣扬国货”的社会风气，积极强调这款国货汽水“实足与外货媲美”。在这里，若是以现代人的视角审之，则会误认为许廷佐过度贩卖爱国情怀，以爱国的名义“强制绑架”消费者，实则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备受列强商品倾销与强权欺凌的中国，“抵制洋货，宣扬国货”等运动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民族自救性质。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以“国货运动”的形式能够缓解国内外双重压迫下的困境，且近代民众限于知识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对于国家或民族的概念不清，“国货运动”是能使他们最快投身于支援国家或民族建设的方式。许廷佐的“宣扬国货”与后面所讲的“实业救国”理念是一致连贯的，都是他爱国精神的体现。 许廷佐特别“重视企业营销与宣传工作，大力进行广告与品牌宣传，且不断推陈出新，引人注目”[1]（5）。如1926年5月，他“邀请荷兰飞机在上海献技37天”[1]（63-64），邀请各界参观，并且提供登机飞游上海的服务，依靠飞行表演打广告，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举动，许氏本人要承担不少商业风险。益利汽水公司还在《申报》上刊登征文启事：“倘承海内文豪不吝教则，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岂特本公司之幸，抑亦国货之荣。”[1]（64）奖励十分丰厚，这为益利汽水赚足了风头与话题，此后益利汽水畅销十足。在1927年的提倡国货救国会上议决“通电各省市民一致采用益利汽水公司之汽水”[1]（72）。许廷佐又趁热打铁，创办了汽水的包装容器生产厂——益利玻璃厂，在商品的生产与包装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且其玻璃器具为新药界与化学家所乐用。许廷佐还兼营航业，组织益荪、益利两轮船局等。益利所生产的商品价廉又物美，可以说是近代民族企业中的一块金字招牌。 熊彼特提出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汽水大王”许廷佐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创新创业精神体现在他积极地吸纳西方企业的经营方式，并对这种方式进行本地化的创新，成为许廷佐公司和产品精彩的推销方式之一。许廷佐“苦干精神”，吃苦耐劳，凡事亲力亲为等亦是其成功的基础。这便是宁波帮精神中的“聚财精神”，即“聚财有方”，“聚财有道”。宁波帮的时代恰逢是东西学交融与冲突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又险恶的环境中，又是在近代上海这么一个中国近现代化最前沿的地方，如何在商界崛起且逐渐壮大，许廷佐本人给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二、“散财”的精神 “聚财精神”并不是宁波帮精神的全部，而是小部分，“散财精神”才是大部分。宁波帮人士在盈利的同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企业家与一般商人的根本区别。这种社会责任是他们主动承担的，并且绝无意于也没必要用此作秀，这种精神既可以称之为慈善精神，又可以称之为爱国精神。有人说一部“宁波帮”的成长史，也是一部“宁波帮”的爱国史，这所言非虚。这种对家乡与国家的情感使宁波帮人士在“聚财”之后马上就投入对国家与地方的建设与帮助之中。 回馈家乡是外地宁波帮人士们的常态，许廷佐在开办第一家益利餐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捐助家乡了。1921年2月，许廷佐独立创办廷佐义务学校，报道称该学校“男女兼收，学费及书籍制服等费一概免缴，并留午膳一餐”[1]（8），经费全由许廷佐一人承担。后又报道披露其创办义务学校的缘由：“以廷佐幼不读书，艰于文字，自入商战场中，常受外来抨击，每经感触，徒自伤悲。”当时中国义务教育尚未普及，大部分儿童未能受到应有的教育，教育正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许廷佐“因发愤而自誓，曰宁可毁廷佐之家，不可使童年失学”[1]（8）。该学校多次被报纸报道并称赞其办学绩效。在社会教育方面，许廷佐创办廷佐平民夜校服务失学的民众。然而这些只是教育的一面，许廷佐对于家乡定海，从创办学校到维护社会治安，从倡议并捐助编修地方志到修建桥梁铺设道路，从救灾救难到修筑灯塔，真可以说是无役不从。 在家乡以外的地方，许廷佐也充分关心慈善事业。1925年9月与各上海绅商联合创办上海残废教养院，之后不断地募捐款项并积极承担各项事务，如将益利汽水举行的飞行表演券收入捐给江湾残废教养院，在游民教养院紧急会议上主动承担多项事务，“如因院事请客可至益利西饭店，经费由我担任”[1]（70），并当场认捐洋五百元。又如1931年捐助长江水灾等捐助事例。另外，在援助爱国运动上，许廷佐为救助五卅运动中的上海罢工工人，不仅自己捐钱还积极发动所在的百老汇路各商户捐钱捐物，并在1925年6月的洋务职业协会委员会会议上，主动承担参与五卅罢工的困难会员菜资等。 作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家，许廷佐始终把“实业救国”放在自己“散财”标准上。他不断提倡要挽回“权利”，“对于振兴实业，创办工厂者，就其能力所及，莫不热心参加，而实现其提倡国货之一贯主张”[1]（238），什么有益于民生事业，他就投资什么，所以他的公司经常以“益”字冠名。浙江省的三门湾地处全国海岸的中心，是浙东的门户，是“海陆交通之要冲也”，且物产丰富。他清楚海洋开发的巨大价值与利益，认为开发三门湾地区既能“为国家开发地方富源”，“又能为民众提倡国产实业”，是一项“实业救国”的利好措施。1928年末，许廷佐致函工商部要求力促三门湾开埠。1929年8月，国民政府派专员调查，后在报告中肯定了三门湾优越的自然条件，并认为呈请人许廷佐“信用昭著，自有公论”，“立志远大，愿在实业及公益方面奋勉有为，以期挽回利权，且办事有条不紊，该呈请人愿以个人资产抵借款项，以作开辟三门湾之初步，热心毅力，实为常人所不及”[1]（119）。10月，政府批示允许许廷佐承办三门湾的开埠。然而之后的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31年末，许廷佐的益利轮船遭抢劫损失惨重，使参股三门湾开埠事业的股东要求退股。1932年设在上海的办事处受“一二八事变”的影响暂停相关事业。战后，许廷佐继续募集资金，但三门湾的开发毕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且又受时局的影响，三门湾事业不得不搁置，许廷佐本人投资近四十余万元无法收回而牵连其他益利系公司，1935年，受多时局方面影响的益利公司不得不宣布破产。虽然三门湾的开发远未达到许廷佐本人内心的高度，但初步的投资，给三门湾地区的建设与开发提供了巨大帮助。 在益利破產后，许廷佐感到“重累至好亲友，并无以对往来客户，实深愧怅”，但“事业虽失败，个人犹不以为辱”[1]（216），因他讲求节俭，只领取应有的工资，平素并不挥霍，公司资产抵押后还有剩余，在慈善事业与实业建设上他问心无愧。有“聚”才有“散”，有“散”才有“聚”，抗战时期，他发展战时航运，迎来事业上第二春，在杭州湾地区通过伪装自己的船只突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运送物资，为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商人对货币忠诚，企业家对社会和国家忠诚，宁波帮的秦润卿曾有言“我抱定宗旨两句话：即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6]（8）。许廷佐聚财之后不是将财富不断地囤积或留给自己的后人，而是急于“散财”，在发展教育、回馈家乡、“实业救国”等理念的支持下，将财富流向国家和社会有需要的地方。 三、“聚、散”之间的宁波帮精神 在聚集钱财上，毫无疑问许廷佐的方法是成功的。许廷佐在中西交汇的最前沿——上海，先饭店打工，再创立公司而发展壮大的，这里充满着机遇与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必须学习西方的市场法则，主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商业制度。相比创业的艰辛，守业更困难，在近代中国现代化浪潮中，宁波帮用创新意识和对市场的了解，建造并维护了近代商帮中的一艘巨轮。有人对此评价道：“相比晋商和徽商，宁波帮更有现代性。” 宁波帮抓住时势崛起后仍保留中华民族传统勤俭节约、以信为本等美德。他们知道安身立命的根本不完全靠商业上的推陈出新，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优秀精神并不完全与西式经营冲突，时人称许廷佐“恒谦恭自守，诚信不欺”[1]（238）。虽然他不是像张謇等人那样的读书人出身，但他的行为却远比传统的士大夫们空谈救国要实在许多。许廷佐“限于经济，读书不多”，但保持了如读书人那般的道德操守，在“聚、散财”之间他坚持由“仁义礼智信”转换而来的现代的宁波帮精神，这和当时中国国情密不可分。许廷佐横跨从晚清到民国的两个时期，虽处于近代化的浪潮里，但思想中的传统士人影响还在，表明一些跨越数千年的优秀品德具有传承性，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常穿西服”的许廷佐在“新”的一面之外，反倒保留着“旧”的一面。 传统的义利观、家族观念、乡土情结、民族大义深刻地影响着许廷佐，这决定了他为什么“散财”。他出生于旧属宁波的定海县，他为家乡“散财”，推动了家乡建设等;他是有一定财富的人，在“伤痕累累”的中国社会中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是他主动挑起来的，所以他“散财”回馈给社会各界;他是一个身处在近代中国的商人，通过从事商业，明白外国人对于中国人侵略性最大的是经济上的“权利”，通过“商战”挽回应属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是他作为商人能做到的，于是他乐于“散财”给各种实业。 以许廷佐为代表的宁波帮商人们相当完美地演绎了“聚财”与“散财”的精彩人生，他们“既带有商人的精明，又不失读书人的道德操守”，还具有强烈的国家责任感。从现实角度看，宁波帮精神更值得当代企业家们借鉴与传承。 参考文献： [1]孙善根，闻文.许廷佐年谱长编（1882—1941）[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9. [2]郑雳.近代宁波帮与区域开发——许廷佐三门湾开发研究[J].才智，2011（35）. [3]孙善根.宁波帮商业精神文化的若干分析[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6（04）. [4]聂献忠.宁波帮精神与企业家成长[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1）. [5]鲍素萍.近代“宁波帮”的企业家精神[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02）. [6]孙善根.秦润卿年谱长编（1877—1966）[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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