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古典园林的先秦文化渊源 |
| 范文 | 王永康 摘 ? 要：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艺术形式，深受传统“礼乐”文化的影响，不同的地形、山水、建筑群、花木等作为载体衬托出人类社会主体的精神世界文化，古典园林的文化内涵与先秦文化有很深的渊源。 关键词： 灵台 ? 自然崇拜 ? 园林要素 一，先秦文献中关于园林或者园林雏形的记载 对于园林或园林雏形的文字记载，先秦时期已出现。《诗经·大雅·灵台》①记载：“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於牣鱼跃。”《左传》②中也有对“明堂”的表述，关于“明堂”前人有很多研究，杨宽先生在《西周史》③中将明堂解释为一种起源于原始氏族制后期村落中的大型公共建筑，可将其视为早期园林的雏形。清人阮元说：“古人无多宫室，故祭天、祭祖、军礼、学礼、布月令、行政、朝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庙、太学、灵台、灵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西周时期的“大丰礼”，指在辟雍这块水域上泛舟，是为了射擒水生动物，以便献祭祈求丰年。这里的泛舟、射擒说明此时的辟雍已经初步具备了游憩、狩猎功能，是后来秦汉时期园林的基本功能。 中国古典园林起源于先秦时期，相当于距今三四千年的殷商西周时代，有学者称作“自然时期”，从商周发展到秦汉，从“囿”发展到“苑”。原始社会时期，狩猎是基本社会活动。当人类进入奴隶制社会后，先民主要的生产活动是渔猎，后来驯养了一些野生动物，比如猪、犬、羊等;种植了一些植物，比如禾、麦、稻、获等，慢慢进化到种植定居的社会生产生活。先民针对圈养、圈种划分了一定范围的区域，在甲骨文、糟文、金文中出现了“因、眺（囿）”“鉴、翻（圃）”等字。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出现了从事农事、畜牧、手工业制作及各种杂务劳动的专业奴隶阶层，在解决了基本的生活生产需求后，奴隶主和帝王们有了足够的时间进行各种游乐嬉戏，“狩猎”活动就是其中之一。那些禽兽比较集中、物种丰富的山丘或林茂之地，或水草丛生之处，成为奴隶主们游玩娱乐的狩猎区，成为种植植株、圈养动物的“囿”。所以囿的建制与帝王的狩猎活动有直接关系。 台，即用泥土堆筑成的方形高台。台的初始功能是登高以观天象、通神明。即《白虎通義·释台》④所谓“考天人之际，查阴阳之会，揆星度之验”，具有很强的宗教神秘色彩。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上古时代，人们不可能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大自然，对许多自然物和自然现象都是抱着敬畏、崇拜的心情。山体是当时人们所见到的体量最大的自然物之一，有一种支撑天地、不可阻挡的力量，因此先民对高山有着很高的崇拜。台就是对山的敬畏、崇拜、模仿的产物。台上建制房屋称之“榭”，因此台、榭往往同时出现。周代的天子、诸侯“美宫室”“高台榭”成为一时的风尚。台的“游憩”功能逐渐增强，成为一种主要的宫苑建筑物，并结合绿化形成了以它为中心的空间。因此，台有两层含义，一是单指“台”本身个体建筑即土堆砌的高台，二是指台及周围形成的空间环境，即“苑台”，如《史记·殷本纪》⑤记载的殷纣王“广益沙丘苑台”。 园，是用来种植树木的场地。西周时期，园、圃并称，意思也互通。《周礼·地官》⑥中设“载师”“掌任土之法”“以场圃任园地”，还设置“场人”专门管理这类园圃。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果蔬加入了市场交易的行列，许多食用或药用的植物被培育成以观赏为主的花卉。开辟园圃，既是一种经济活动，又具有观赏目的。人们不仅单纯地欣赏植物的外貌形象姿态，还注意植物象征性的内在含义，如《论语》⑦中就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比喻。《论语》中还有“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这里给予了三种树木浓郁的宗教色彩和不同寻常的神圣寓意，可见植物在西周时期已经不单单是观赏的角色，而是成为上古时代礼乐文化所倡导的美德的载体。 总结来说早期的园林雏形有：囿（王室贵族圈养禽兽的地方，具有初期的狩猎功能）、台（土堆砌成的方形高台，登高以观天象、通神明，具有神秘色彩）、园（种植与观赏花卉树木的场地）等。这些场所的功能、景象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都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形成深深地打上了烙印。世界上众多民族在自己的神话传说或者宗教溯源中都有对“乐园”的描写，代表着人类有了文明之后对美好居住环境的憧憬和向往，描绘了上古先民对园林的理解。 二、先秦时期的园林四要素 中国古典园林讲究四个要素，分别是：山、水、建筑、植物。除了建筑是人为改造的外，其他三个因素都直接来源于大自然。出于远古时代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拜，大自然在先秦时期始终披着神秘宗教色彩的外衣，一切自然现象与自然物都被认作神的举动。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与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人类在接触大自然的过程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部分可被人类所支配的自然物成为人们可亲近的东西，不再具有神秘色彩。对于部分自然物如山、水逐渐从敬畏转变为欣赏，有了对美的认知。这一点在《诗经》中多处可见。对山水自然物的审美观念的萌芽，反映在人们游玩自然风景的过程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君诸侯远出游山玩水的情况已经见于文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⑧：“景公与晏了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后世将孰有此？晏子对曰：‘其田成氏乎！”这样潇洒的心态已不像他们祭祀名川大山时严肃神秘。《论语·先进》篇也记述了孔子的四位大弟子侍坐，孔子向众人询问各人的志向，最后曾点发言。孔子对曾点对暮春三月的郊游活动表示很大赞同。可见此时山、水已经不仅是具有神秘色彩的祭祀对象，还是充满观赏性的游憩目的地。 四要素中的建筑体现在前文所提的台、榭等。特别是《诗经》中可见多处园林植物配置。 从先秦时期的园林雏形开始，便讲究山、水、建筑、植物四个要素的糅合。通过不同要素之间的联结与配置，形成一个集休闲娱乐、观赏游憩、狩猎活动等功能于一体的环境区域，这便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早期典范。 三、先秦思想文化与古典园林园林意识形态 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观念决定了中国古典园林的走向。中国古典园林向着意境式、风景式发展，除了社会发展的时代性因素外，天人合一思想、君子比德思想、神仙思想等也是先秦时期出现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因素。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先秦，从先秦至明清乃至现在一直是中国哲学家的热门话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自然观”。它的内涵是，既要利用大自然赋予的可利用资源使其造福于人类，又要尊重自然、保护大自然及未来发展生态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局面。据《周礼》⑥记载，对于生态环境的制度化管理在周代便已形成：大司徒下设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凡窃木者有刑罚”;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川衡“掌巡川泽之禁令”;泽虞“掌国泽之政令”等。在先秦儒家学说中，对于维护大自然生态平衡，保护植被和野生动物已经有了初步的主张，并且明确提出了相应的行为准则。例如《荀子·王制》⑨“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孟子·梁惠王上》⑩：“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由于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需要与社会认知，“第二自然”园林便被人为地创造出来，因此中国古典园林里面的一切元素譬如山石树石、禽鸟鱼虫都处于顺乎自然的状态，与欧洲规整式园林那样理性主义的秩序表现手法大相径庭，中国古典园林“天人合一”的发展方向从先秦时期便已确定，这才有了明代造园家《园冶》中那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凸显了东方美学。 君子比德思想文化同样源于先秦，它是儒家的基本观点，要求从功利、伦理問题角度实现人与自然的联系。在儒家看来，大自然之所以代表了人的最高审美，是因为大自然的形象特征是与人类的高尚品德相匹配的，这一理论将大自然与人从外在属性和内心涵养的角度相联系。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自古以来就把“高山流水”作为中国人高尚人品的象征，“山水”一词逐渐代表大自然的风景，成为后世文人墨客钟爱的艺术形式，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士人山水情结。因此，中国古典园林从先秦时期对山与水的伦理性认识开始形成了筑山理水的基本方法。 神仙崇拜思想产生于战国末期，秦汉时期盛行。战国末期奴隶社会在新的封建制度的冲击下转型，社会动乱、战争频繁，人们不满意所处的社会现状，想从中逃离得到解脱，在这样动荡时代的辛酸中，神仙思想应运而生。神仙思想产生的基础是原始宗教中的鬼神崇拜、山岳崇拜与道家学说三者混合而成。东海仙山和昆仑山的故事流传最广，成为中国两大神话系统的渊源。东海仙山的神话内容比较丰富，园林中对神仙居住的仙境模拟实际上就是对山岳和海岛风景的再现，这种情况盛行于后来的皇家园林，因为皇家理论要求皇权，天子是上天在人间的意志表现。这一观念对中国古典园林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为“一池三山”的造园模式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园林文化是一种集建筑、植物、人文、艺术等多元素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中国古典园林在明清时期发展到最高峰，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古典园林的风景式、自然式发展方向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就已定下了基调，虽然当时还不具备完整的园林景观与园林功能，但中国古典园林与先秦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探究其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对当今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打造园林城市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③杨宽.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④班固.白虎通义[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8. ⑤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⑥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⑦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⑧王先谦，撰.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⑨王先谦，撰.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⑩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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