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元代东南地区华严宗的传承与寺院分布考述 |
| 范文 | 摘要：华严宗是大乘佛教的重要派别之一，在元代曾在我国东南地区广泛传播，这与该地区的地理位置、人物关系、佛教思想倾向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华严宗在东南地区的传承尤以别峰大同、古庭善学等僧人为代表的“独派”和“旁支”最有影响。这些派系的僧人多为江浙籍，主要活动在杭州、苏州辖境，他们弘法的重点寺院大致有慧因寺、崇先寺、宝林寺、大觉寺等形成以地域或寺院为中心、地域与寺院互补发展的传承特点。这种发展模式一直延续至明中后期，其影响极为深远。 关键词：元代;华严宗;东南地区;传承 中图分类号：B94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2-0107-03 华严宗自唐代开创以来，几经兴衰，其中元代是华严宗兴盛的重要时期。当时东南地区、华北地区都有不少弘扬华严学的高僧及寺院，特别是东南地区的华严学对于明清时期华严宗传承谱系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有鉴于此，本文依据现有资料，对元代华严宗的独派、旁支的传承及相关寺院略作考察。 一、元代东南地区华严宗的独派 “独派”与“旁支”是清代续法在《华严宗佛祖传》使用的一组概念，独派指华严宗（或名贤首宗）自印度至清代的嫡系单传，旁支是指独派之外且与独派人物有某种师资关系的人，既有僧人，也有居士。关于华严宗的独派传承，最早文献记载是宋濂所撰《佛心慈济妙辨大师同公塔铭》，该塔铭对宋元时期华严宗的传承有如下记载：“璇传源，二师阴搜阳阐，其宗于是乎中兴。源传冲，冲传观，观传会，会传心，心传悟。悟号竹坡，自吴来越，开法景德教寺。越之有贤首教，自悟始。悟传介，介传琼，琼传南山萃，冥承国师之旨，大能发越，受学者至千余人。萃传春谷遇，遇传今佛心慈济妙辨大师同公。上溯圭峰凡一十六代矣。”[1]610宋濂所述华严宗传承谱系是以东南地区的华严僧为主体，反映的是东南地区华严宗人的法统观念，更具体地说，是别峰大同等人的法统观念。从《华严宗佛祖传》《百丈清规证义记》等文献可知，宋元华严宗的独派传承是：长水子璇—晋水净源—神鉴希冲—道鸣妙观—玉峰师会—了心深道慧珠—观慧道悟—洁庵清介—珍林慧琼—真翠妙萃—春谷际遇—别峰大同。[2]498其中春谷际遇、别峰大同、古峰主要活动在元代。 春谷际遇，俗姓范，讳遇，号春谷，法名际遇，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县）人。十一岁出家于雷峰崇胜寺[3]30，理宗宝佑、景定年间（1253—1260）随栢堂、南山萃两位僧人学习，后嗣法于南山萃。春谷素怀有隐居于山水的志向，于成宗大德五年（1301）在查湖山南面筑一座寿塔，额书“了幻”，后经其弟子扩建，改名崇福寺。他先后在景德寺、宝林寺讲法，并于元至大四年（1311）出任宝林寺住持。 别峰大同，生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寂于明洪武三年（1370），俗姓王，讳大同，字一云，原籍浙江省上虞县。元大德九年（1305）于会稽崇胜寺出家。[4]32值春谷际遇讲经景德寺，遂往依之，获授《五教义》《玄谈》二书。又谒怀古肇师，受四种法界观，怀古肇、春谷际遇皆南山妙萃弟子，深于华严之学。据说别峰大同“天分既高，又加精进之功，凡清凉一家疏章，悉摄其会通而领其枢要，义趣消融，智光发现，识者心服之。”春谷际遇主宝林华严教院，召其曰：“子学精且博矣，恐滞于心胸，以成粗执，曷从事思惟修以铲涤之乎？”他即出钱塘，先后拜谒慧日峰的晦机元熙禅师，天目山的中峰明本禅师。中峰明本对他说：“贤首之宗日远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张大之，母久淹乎此也。”他遵从中峰明本的嘱托，回到宝林寺见春谷际遇，“命之司宾，寻升上座”，“分讲《杂华》《玄门》《会要》《统宗》，必极其所言。”别峰大同于仁宗延祐元年（1314）赴浙江萧山净土寺讲法，天历元年（1328）迁往景德寺。至元年间，经州牧及信众两次邀请，他回到清凉澄观肄业之地宝林寺，并效仿终南山草堂寺的美谈建起高斋幽舍，不久便吸引众多江浙一带精通佛法的异僧高人聚集于此。至正元年（1341），朝廷特赐其“佛心慈济妙辩大师”之号及金襽法衣。明太祖朱元璋在钟山设无遮大会，诏各地高僧，时年近八十岁的别峰大同应诏与会，朱元璋特免其行跪大礼，又于内禁中赐御筵，款待数日，返程时又赐他诸多财宝。洪武三年（1370）端坐而化，世寿八十一，僧腊六十五。弟子有大衍、若兰、仁静、明善等十三人。别峰大同著有《天柱稿》及《宝林类编》二书。宋濂对别峰大同作了很高评价：“贤首之宗，不振久矣，凛乎若九鼎一丝之悬。师独能撑支震耀，使孤宗植立于十余传之后，凡五十年。非贤者其能致是乎！”[1]611 古峰，俗姓赵，汴梁人。因其是宋朝宗室后裔，所以常常隐讳名号，刚刚出家时以“无肖男”自称，至中年又自称“天山遁人”，晚年则自号“汴梁古风长老”，又因曾跟随于希古、别峰大同参学，故以“古峰”为号，人们称“古峰老法师”。古峰年輕时曾在燕京、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各地参谒古刹名师，后发愿称：“出家所学法门天上杂华大典，一心持一偈”，秉承“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用功积久，忽然悟得”的观点。[3]30他宗承云华帝心（杜顺），密传海印，嗣法弟子为止翁栖严。 二、元代东南地区华严宗旁支 除独派外，元代东南地区还有很多高僧弘扬华严学，这些人物皆被续法等列为旁支，重要者有古庭善学、浦尚、盘谷等。 善学（1307—1370），自号古庭，俗姓马。生于儒学书香门第，幼年便离俗进入苏州大觉院学出世间法。元至治癸亥（1323）年方十七岁的他授度为大僧。起初善学师从多位华严僧人学习，均不得要领。后闻曹溪宝觉演说后便跟随他学习，渐渐理解经典要义，进而势如破竹，以往思想阻碍困顿之处都得以破解，“凡清凉大疏钞，及《圆觉》《楞严》《起信》诸部，皆能融会甚深微妙之旨。”其后，善学相继出任报恩寺典宾、光福寺首忏、报恩寺上座等职，分座讲经，在当地引起了巨大反响。后应行宣政院之请，于江苏昆山荐福寺讲经，两年后隐居东林，但不久行宣政院又命其住持阳山大慈寺。洪武三年（1370）四月二十日，善学外出途经马当山（今江西彭泽县境内）时，因疾病突发而圆寂，终年六十四岁。善学一生持戒精严，护持三业，惟恐有所染污，即使独居陋室，仍然法衣不离身。著有《法华问答》若干篇，《法华随品赞》三十篇，《辨正教门关键》等。他反对肢解教禅、相互诋毁的行为，强调融会诸宗，一扫各类门户之见。他曾说：“吾早通法华，虽累人法华三昧，然长水堵问道于琅琊觉，又从灵光敏传贤首教。灵光，天台之人也。古人为法乃尔，吾徒可专守一门乎？”[5]396 浦尚（1290—1362），族姓浦，名尚，字希古，槜李（浙江嘉兴）人，晚年自号“杂华道人”。浦尚七岁时读《孝经》便能做到过目不忘，十岁时偏爱读各类佛经，十二岁时跟随紫微山的惠力海习学佛典，不久剃发为沙弥。后前往崇德县常乐寺中参谒景岩福并跟随他学习《华严》观，深得景岩福赏识：“异日树教东南者，必尚也。”景岩福升住杭州慧因寺后的五年间，浦尚一直侍奉其左右并常代讲华严教理。天历元年（1328），浦尚奉宣政院之命出任常乐寺住持。自景岩福离开常乐寺后，寺中便日渐荒凉，浦尚任该寺住持后及时将寺庙修葺一新，引得四方学徒“不远千里而至，至无所容。”至元四年（1338），浦尚迁住杭州皋亭崇先寺，因善讲《华严经》而名闻朝廷，受賜“慈峰妙辩大师”尊号。七年后退居御溪别峰的一座小寺内。至正十年（1350），应江浙行省丞相的邀请出任杭州慧因寺住持，获赐御制金襽袈裟。张士诚定都平江后，多次派遣使者聘请，浦尚均没有做出回应。浦尚有弟子多名，如崇先寺的古海、西湖妙心寺的泽翁、秀州招提寺的安谷、青镇莲堂寺的无传、魏镇华严寺的节菴、南山法同寺的月江、西湖精进寺的云海、澉川禅悦寺的静云、常乐县的无见、范镇常乐寺的万里、嘉禾楞严寺的南山等。[6]68浦尚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九月乙卯圆寂。[6]68 盘谷，号丽水，海盐（浙江省海盐县）人。他广泛阅读经史，生性喜爱山水之乐。至元中曾在五台山、峨眉山、伏牛山、少室山等地云游，“足迹半天下，诗名满世间。”[7]903元世祖驸马高丽王子王璋听闻盘谷德高望重，便请求元廷聘请他在杭州慧因寺主讲华严精要，盘谷讲解“四无碍辩”，使众人折服，元世祖听闻后非常喜悦，盘谷因此名声大噪。晚年迁至松郡，建有一座屋舍以勤修净业，七十岁时无疾而寂，著有《游山诗集》三卷。 与慧因寺有关的还有两个重要僧人也值得提及，一个是慧福，一个是释明教，两人都担任过慧因寺的住持。根据相关文献推断，慧福就是“景岩福”。据《高丽宗主尚希古塔铭》记载，慧福曾住崇德常乐寺。[6]68皇庆二年（1313），他应高丽沈王璋之请出任杭州慧因寺住持。沈王璋称颂说：“景岩福公，讲主妙运玄枢，洞融法界。”[8]38释明教，《慧因寺志》收录的记文中有时称他为“无言教公”或“佛智灵源寂照大师”。按照元代通例，“佛智灵源寂照大师”应该是朝廷给他的赐号。释明教在延祐二年（1315）应高丽国沈王璋之请任慧因寺住持。《高丽众檀越布施增置常住田土碑》称颂他：“佛智灵源无言教宗主，悟自《华严》，空诸法界，四登宝座。”[8]38可见，慧福、释明教是当时浙江地区有德望的华严僧，很受沈王璋的推重，可惜其事迹无从详考。 三、元代东南地区华严宗道场的分布 元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一统，这一时期东南地区贸易频繁，人口流动较大，其便捷的交通位置和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造就了一批高僧云集于此。元代的文化政策一方面继承前代传统，以儒家为正统，另一方面则推行相对开放的宗教政策，其中又特别护持佛教，以政治统治的宗教。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危素曾说：“盖佛之说行乎中国，而尊崇护卫，莫盛于本朝。”[9]687华严宗就得到了朝廷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元代时，东南地区有很多寺院属于华严宗道场，其中首推慧因寺。慧因寺，初名慧因禅寺，后唐天成二年（927）吴越王钱镠所建。该寺因为华严“中兴教主”净源与高丽王子义天的交往而声名大振。宋元丰八年（1085）高丽国文宗第四子义天入宋求法，并赴杭州拜净源为师。义天回国后，在元祐二年（1087）将金书汉译《华严经》三百部捐赠给高丽寺，又捐赠银两建藏经阁。因此，慧因寺被人俗称为高丽寺，华严宗也借此机缘出现了中兴气象。元代，高丽寺仍然是弘传华严学的道场，与高丽国的交往得以延续。《慧因寺志》记载，元祐四年（1089）高丽驸马都尉沈王璋奉诏为寺院进香幡。《慧因寺志》收录的《长生天气力里》元代白话文碑记则显示出朝廷对慧因寺的眷顾。该碑立于“马儿年四月初十日”，即延祐五年（1318），大意是说，元太祖成吉思汗曾颁布圣旨，规定佛教寺院及和尚不需缴纳任何赋税或承担差役。元仁宗曾应高丽忠宣王王璋的请求发布一份诏书，强调慧因寺是以华严宗为首的寺院，提出寺僧要充分发挥所藏经书的价值，定期开办有关《华严经》的讲座，每年要举行相关的法会法事宣扬好事等。为使寺中僧人不受干扰，安心修行，严禁过往使臣在慧因寺居住。同时，还延续旧法，免除寺中各种赋税，规定慧因寺的下属寺院普门寺、法兴寺以及崇先寺的僧人都要听从慧因寺住持无言明教的安排。严禁官府或个人侵占、破坏玉岑山的土地和所属建筑。[8]40这篇碑记说明元代朝廷对慧因寺极其重视，而这又要归功于慧因寺与高丽国的特殊因缘。 除慧因寺外，崇先寺、宝林寺、大觉寺等都可以称为华严宗的道场。崇先寺全名崇先显孝禅寺，位于杭州城东北皋亭山的南面山脚，宋绍兴十九年（1149）始建，首任住持为真歇清了。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宋高宗赐名“崇先显孝禅寺”，后宋宁宗改禅为教，御书“皋亭山”三字及“崇先显孝华严教寺”八字。从前文可知，浦尚曾任崇先寺住持。该寺在元末兵乱时被毁，洪武十二年（1379）重建，二十四年（1391）归并到崇兴寺，后又倾废。明万历年间（1573-1619）由雪松再建。宝林寺，应是清凉澄观出家寺院。《清凉国师妙觉塔记》说，澄观为“越州会稽人”，“年九岁，礼本州宝林寺体真大师为师。”[10]405可见澄观既是今绍兴人，又出家于绍兴的宝林寺。但元代宝林寺的情况，史料记载不详，一说宝林寺即宋代乾符年间的应天寺。从前面可知，春谷际遇、别峰大同先后住持宝林寺。不难推断，元末明初华严宗独派传承谱系的建构与宝林寺严僧密切相关，而与慧因寺僧的关系较疏远。大觉寺，即古庭善学出家的大觉院，寺处今苏州西阳山南黄村，宋宝庆元年（1226）建，古庭善学在此寺出家。大慈寺，地处无锡阳山镇以西，元大德二年（1298）建，明洪武初归并到光福寺，民国时已废，古庭善学曾任该寺住持。 四、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不难发现，元代东南地区的华严宗发展并不是相互孤立的，无论是地域还是寺院之间都各有关联，其发展特点是在地域或寺院形成中心与周边地区或寺院形成互补发展，地域上表现为以杭州、苏州为中心，寺院上表现为以宝林寺、慧因寺等为中心。这种发展模式一直延续至明中后期左右，其影响极为深远。 参考文献： [1]宋濂.护法录（卷1）·嘉兴藏（第21册）[M].拓本. [2]仪润.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卷7下）[M]//卐续藏（第63册）.拓本. [3]续法.华严宗佛祖传（卷4）[M].拓本. [4]释心露等辑.宝通贤首传灯录（卷上）[M].拓本. [5]明河.补续高僧传（卷5）[M]//卍续藏（第77册）.拓本. [6]贝琼.贝琼集[M].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7]如惺.大明高僧传（卷1）[M]//大正藏（第50册）.拓本. [8]李翥.慧因寺志[M].杭州出版社，2002. [9]危素.说学斋稿（卷2）·扬州正胜寺记[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0]李修生.全元文（卷700）[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宋佳骏（1993—），男，回族，吉林市人，单位为吉首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方向伪伦理学、宗教学。 （责任编辑：董惠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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