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陕西人与丝绸之路 |
| 范文 | 黄留珠 摘要：陕人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陕人班超、班勇父子再次打通丝路。确保其畅通；陕人耿恭、耿秉兄弟抗击匈奴，为维护丝路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唐代平定突厥、经营丝路的著名人物亦多为陕人，像李靖、李大亮、张俭、侯君集、王孝杰、唐休璟、李嗣业、高叡、程千里等等。如此一种现象，再加上长期以来陕西一直都是丝路起点的事实，明显昭示我们，丝路与陕西不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也存在一种天然的、特有的“缘分”。可以说陕西与丝路犹如一对孪生兄弟难解难分，陕西命里注定就有强大的丝路“基因”。非常有趣的是，当今倡导重建丝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恰好也是陕西籍。看来，冥冥之中陕人与丝路真是有那么一种无法剪断的情缘。基于此，长期居丝路起点的陕人，也就责无旁贷地必须走在今天建设“一带一路”、弘扬丝路精神的最前列。 关键词：陕人；丝路；情缘 近期以来，丝绸之路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新热点。可以说，人们动用了一切手段和方法，重新认识丝路，大力宣传丝路——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弘扬丝路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作为历史文化大省的陕西，因历史上长期居于丝绸之路的起点，故而在当今的“丝路热”中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和独特的优势。不过这里应当看到，陕西除了曾是丝路起点之外，对丝路还有着另一种相当巨大的资源，那就是历史上陕西人与丝绸之路结下的极为特别的关系和极其特殊的情缘。而这种关系和情缘表明，陕西人身上似乎天然地具 一、 陕人张骞“凿空”通西域 今天人们所说的“丝绸之路”，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一书中提出的。这是一条沟通世界东方和西方的陆路大通道。通过它，东、西两大文明实现了有效的交流。特别是东方中国的丝绸经由这条通道输送到遥远的西方，意义更为重大，所以才有了“丝绸之路”的称谓。而这样一条在中西交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丝路的开辟者，正是一位陕西人，他的名字叫做张骞。 大家知道，中西交流的历史起始甚早。《山海经》里“夸父追日”的故事，很可能反映了原始社会一次溯河、渭而上，朝西北方向的大规模交通活动。《穆天子传》中关于周穆王乘八骏之车，溯黄河、登昆仑，会见西王母的传说，则生动反映了古代人们进行中西交往的愿望。该书中有关西方风物的记述，表现出当时人们对于西部地区所具有的丰富知识。当然，这些记述尽管有着不少令人可以驰骋想象的内涵，但毕竟带有太多的神话或传说的色彩。 至秦汉时期，中西交流已经既非神话，也非传说，而是活脱脱的现实。当时把今新疆、中亚及更远的西方泛称为“西域”，而狭义的西域则仅指天山南北一带的地方。西汉初，西域共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那时活动在北方一带的匈奴族经常侵扰汉边境，成为严重的边患。为了有效地抵御北方匈奴的侵扰，汉武帝从一个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便立即决定募使前往寻求与国，以实现其“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武帝的募召，得到了时为皇帝卫队成员的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人张骞的积极响应。当时，从汉到西域须经匈奴人控制的河西地区，前进的道路异常艰难。公元前138年，张骞率众百余人持汉节从都城长安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人俘获，拘留了十一年，逃脱后继续仗故节西行抵大月氏。由于大月氏在中亚阿姆河流域农耕定居已久，“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1]2688，结果张骞扑了个空。尽管张骞未能完成结交与国的使命，但他终于在公元前126年生还长安，给西汉王朝带回了关于西域的最新消息。这更加激发了汉武帝西进的热情，此后遂开始了一系列广求西域通道的活动。自公元前12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大败匈奴收复河西之后，通往西域的道路终告畅通。 史学家司马迁把张骞的西域之行，称之为“凿空”[2]3169。对于“凿空”一词，古人曾有多种解释。或曰“凿，开；空，通也。（张）骞开通西域道。”[2]或曰“谓西域险厄，车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2]现代史家范文澜在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将“凿空”解释作“探险”，显然超越了古人，更为准确。张骞“凿空”的行动，意义重大。由此而开拓的西域通道，即日后被以“丝绸”命名的“丝绸之路”，对中西文化经济交流起了巨大作用，谱写了世界文明史上绚丽的一页。 虽然迄今关于丝路开辟的时间，学术界仍有不同的看法，但不论怎么说，经河西、新疆、中亚直到西方的商路，开始成为正式通衢大道，并见诸史籍明确记载者，张骞“凿空”通西域无疑是一个里程碑；作为丝路开辟者，陕人张骞当之无愧。从汉武帝朝开始，直到西汉结束乃至其后一些相当长的时间，长安始终都是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无可争辩的起点。① 二、陕人班超等立功西域维护丝路畅通 张骞出使西域，丝路正式开辟。不过，这条沟通中西的道路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恶劣，尤其是北方匈奴政权的存在，更使之不时受到威胁甚至被中断，因此保持该通道正常的运作秩序、维护它的畅通便成为很重要也很特别的事情。如公元前36年（汉元帝建昭三年），西域都护副校尉陈汤矫诏调发屯田兵士和西域各国军队4万人征伐匈奴郅支单于，胁迫上司西域都护府校尉甘延寿服从其事，攻克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斩杀郅支单于，即典型实例。 东汉建立之初，无力顾及西域，但随着国力不断增加，亦开始有所作为。公元73年（明帝永平十六年），窦固等大败北匈奴，东汉着手恢复与西域诸国的政治关系。在这一背景下，遂出现了班超经营西域再次打通丝路的壮阔一幕。 超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父彪、兄固，皆著名史学家。家贫，佣书养母，后投笔从戎，随窦固击匈奴。当汉军获胜、肃清了匈奴在车师前后王国一带的势力之后，班超奉命率36吏士出使西域。超等攻杀匈奴派驻鄯善、于阗的使者，废亲附匈奴的疏勒王，巩固了汉的统治。汉明帝死，亲匈奴的龟兹等国乘大丧之机攻汉都护，进行反扑。汉廷征班超还朝，疏勒等国极力挽留。班超遂在西域坚守，并初步稳定了局势。后得到汉章帝派来的援军，联合当地力量，开始全面反击。从公元87年（章帝章和元年）到94年（和帝永元六年），陆续平定莎车、龟兹、焉耆等地叛乱，击退月氏入侵，保护了西域各族的安全，使中断了的丝绸之路得以重新畅通。由于班超在西域所做的贡献，东汉政府于公元91年（永元三年）即任命他为西域都护，后又封定远侯。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元97年（永元九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这件事。虽然当甘英抵条支西海（今波斯湾②）后，被当地人谎称海路艰险欺骗而返，但此举却在客观上将丝路向西大大延伸到欧洲。《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国，一名犁轩，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延熹九年为公元166年。这就是说，当甘英出使大秦未果69年之后，大秦的使者终于来到东汉都城洛阳。有文字记载的东、西方两大帝国的交往，此为首见。这或可视为班超遣使出使大秦所结出的带有某种必然性的文明交往成果。 班超之子班勇，也是为维护丝路安全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人物。勇字且僚，少年时就颇有父风。安帝初，任军司马，出敦煌迎西域都护及甲卒而还。元初年间，廷议西域问题，他力主复置西域副校尉，为安帝采纳。公元123年（安帝延光二年），任西域长史。时匈奴多次攻扰西域，他率兵士500人出屯柳中，复与龟兹合兵击走匈奴伊蠡王，开通了车师前王庭。公元125年（延光四年），他调发汉兵6000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大破车师后部，斩其王军就，献首京师。次年（顺帝永建元年），在全部平定车师六国的基础上，他领导西域各族大破北匈奴呼衍王，进一步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确保了丝路的通畅。他将自己的西域见闻，著《西域记》一书。今传世的《后汉书·西域传》，即据此写成。 上述班氏父子皆陕籍人士。其实，当时勇敢抗击匈奴维护丝路安全的陕西人还有不少。例如耿恭、耿秉兄弟的事迹，亦相当感人。 耿恭字伯宗，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境）人，东汉开国功臣耿弇弟耿广之子。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将帅才。明帝末，任戊已校尉，屯驻车师后王庭金蒲城。不久，遭北匈奴进攻，他以毒药箭击退之。后引兵据疏勒城，北匈奴复来进攻，并断绝城下涧水。他团结吏士，甚至饮用压榨出的马粪汁，终于打井成功，使匈奴退兵。及明帝去世，北匈奴趁机反扑，车师也背叛。在粮尽矢绝的情况下，煮铠弩食其筋革，与部众坚守不屈。公元76年（建初元年），章帝派出援军，攻交河城，迫使车师投降，耿恭等得救，只剩26人。及回师玉门，仅余13人。时人称其节过苏武。 耿秉字伯初，耿弇弟耿国之子，与耿恭为叔伯兄弟。体格雄伟，腰带八围。博通书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以父任为郎，数次上言兵事，认为边患专在匈奴，必须以战去战。明帝末，迁官驸马都尉，与窦固等大破北匈奴，并攻破车师。章帝时，历拜征西将军、度辽将军、执金吾。公元89年（和帝永元元年），与窦宪一起击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封美阳侯。性勇壮而简易，军行常自披甲在前，深受士卒爱戴。他对于匈奴，不只使用武力，更重恩信；所以匈奴闻其死讯，举国嚎哭，或至割面流血。 耿氏兄弟抗击匈奴的斗争，应该说亦为维护丝路的畅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唐代丝绸之路经营者多陕人 唐代，丝绸之路步入其最繁荣的时期。而丝路的这种发展繁荣，是与唐帝国对丝路的经营密不可分的。 唐的丝路经营，总体上来看，是与整个国家的治理同步并行的。具体言之，则是随着帝国对丝路沿途地区统治权的建立或强化——换句话说，即随着唐接纳毗邻北部和西部边境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归附、将其领地改变为唐的行政辖区的过程来实现的。 这里，唐王朝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对手，便是横亘于帝国北方及西方的突厥汗国。 史称突厥是匈奴的别种③。公元552年，突厥汗国建立，很快就成了威服塞外的强国。隋朝时，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隋末中原丧乱，突厥再度崛起。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唐乘东突厥内部分裂派兵出击，次年灭之，于是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一带，设置顺、祐、长、化四个都督府；又在突厥统辖的今内蒙地区，东面置定襄都督府，西面置云中都督府，下设六个州。虽然唐在这里是任用突厥酋长为地方官进行管理，但这些地方已变为唐的政区却是毋庸置疑的。 特别是唐灭西突厥、完全掌控西域，对丝路的经营意义更为重大。 西突厥在隋末唐初迅速扩张，隔绝了中原地区与西域的联系。因此，唐灭东突厥之后，开始同西突厥展开争夺西域的斗争。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占据伊吾（今新疆哈密）等七城的胡人归附唐朝，唐以其地为西伊州（后改称伊州），作为进军西域的据点。公元635年（贞观九年），唐降服据有今青海及新疆东南部的吐谷浑，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唐攻取高昌国，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雅尔和卓）；又占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设庭州。公元642-648年（贞观十六至二十二年）唐连续打败西突厥，攻取焉耆、龟兹等地，天山南路各小国纷纷摆脱西突厥控制，归附唐朝。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领龟兹、焉耆、于田、疏勒四镇，称“安西四镇”。四镇为唐经营西域的军事基地，对西域的统一起重要的保障作用。 公元657年（唐高宗显庆二年），唐灭西突厥，控制了整个西域地区，于是在中亚碎叶川以东置昆陵都护府，以西置濛池都护府，皆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碎叶川南岸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靠近西突厥牙地千泉，正值中亚交通要冲，商业繁盛，唐遂以碎叶替代焉耆，划入安西四镇（碎叶、龟兹、于田、疏勒），作为经略中亚的重要基地。此时原来役属于西突厥的中亚各国也都归附唐朝，唐在于田以西、波斯以东的十六国之地，在乌浒河（阿姆河）以北的昭武九姓国之地（今乌兹别克境内），也划置了许多都督府和州，称作“羁縻州”。公元702年（武周长安二年），武则天又在天山以北设置北庭都护府，与原有的安西都护府同为设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安西都护府负责管理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楚河以南的广大中亚地区，北庭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游牧地区。 上述将近一个世纪唐在北方、西方将突厥掌控地区改变为帝国辖区的行动，实际上也就是对丝绸之路最大的一种经营。此举有力地保障了丝路的畅通与有效。鼎盛时期唐帝国的西部疆域，达到咸海西岸，包括了中亚大部分地区。 当然，漠北少数民族的关系相当复杂，他们建立的政权亦起落无常。如东突厥灭亡后曾有后突厥汗国的兴起，另先后还出现有薛延陀汗国、回纥汗国等等。不过总观这些政权与唐的关系，和好明显占据主流。他们基本都臣服于唐，为大唐藩属④。像回纥人，还曾派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唯其如此，所以唐代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再经新疆通往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丝绸之路，基本上是通畅的。这一切，正如唐诗人张籍《凉州词》所描写的那样：“无数铃声遥过蹟，应驮白练到安西”。唐帝国的丝绸等商品，随着一队队骆驼运销西方；西方的物品也由这条商道运达唐朝内地。丝路上往来的除了商贾之外，还有各国的使节、贵族、学者、艺术家、僧侣等。那时与唐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余个⑤。 需要指出的是，唐所秉持的开放、包容政策，对于丝路的发展繁荣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大家知道，唐立国初期太宗李世民便确立了对各民族的开放包容政策。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突厥内乱，十余万人请求迁至黄河以南的胜州、夏州之间（今甘肃、宁夏一带），朝臣纷纷反对，认为夷狄不可靠，接纳他们会带来麻烦。太宗力排众议，对大家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3]6215这一席话，充分显现了唐主宽阔的心胸与包容的心态。太宗又对主掌“起居注”的褚遂良讲：“尔知起居，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3]6216事后果然不出所料，突厥首领主动降唐，还被授官右武卫将军。 在正确政策的指引下，文明昌盛的唐王朝对外的吸引力空前增强，成为时人向往的圣地。这自然也就带来了丝路的发展繁荣。来自粟特、突厥、回鹘、铁勒、高句丽、百济、日本等民族和国家的众多外来人口，给唐帝国注入新鲜血液。他们之中不少人甚至还当了唐的高官，直接参与了帝国的管理。历史上，像唐这样既繁荣、强大又开放、包容的帝国，并不多见。 唐帝国经营丝路过程中，涌现出不少英勇抗击突厥、立功西北边地的著名人物。他们之中，陕籍者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李靖，京兆三原人；李大亮，京兆泾阳人；张俭，京兆新丰人；侯君集，豳州三水人；王孝杰，京兆新丰人；唐休璟，京兆始平人；李嗣业，京兆高陵人；高叡，雍州万年人；程千里，京兆府人，等等。据此，似乎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说：唐代丝绸之路经营者多陕人。 至于在发展繁荣的唐代丝路上，究竟出现过多少属于奇迹类的事儿，人们似乎没有做过统计，但高僧玄奘经由丝路西天取经，无疑是这类事情的典型。此举被后世演义作小说《西游记》，成为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还有那分明是吃了败仗、作为“耻辱”记录的唐与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的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之战，由于被俘的唐军士卒把造纸术带到阿拉伯世界并传至西方，结果反而造就了一段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从以上两例奇迹，不难看出唐代丝路的巨大贡献，亦不难看出唐人经营丝路的价值和意义。 四、历史丝路与今日重建丝路以及陕人责任 我们把自汉开辟而至唐繁荣的陆上沟通东西方的道路，作为丝绸之路的主体部分，称之为“历史丝路”。通过上述，不难看出这条丝路开辟者、维护者及经营者那种积极进取、敢于开拓、勇于探索的精神，那种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自尊心和自信心，那种矢志不渝、坚贞不屈、忠君报国、不辱使命的意志与品德，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都是有重要启迪意义的。这些，都堪称历史文化的精华，需要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 自然，这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看点是，历史丝路的开辟者是陕人，著名的丝路维护、经营者当中也多为陕人。如此一种“多陕人”现象，再加上长期以来陕西一直都是丝路起点的事实，就明显昭示我们，丝路与陕西不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也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特有的“缘分”。换言之，也就是说陕西与丝路犹如一对孪生兄弟难解难分，陕西命里注定就有强大的丝路“基因”。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唐代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政治中心的东移、经济重心的南移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在东西方贸易中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原来的陆上丝路反而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近现代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广大地区渐次成为沙俄和苏联的统治区域。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独立，欧美及日本、韩国等迅速进入中亚，开展经济、文化渗透，美国甚至还建立了军事基地。凡此种种，表明发达国家对古老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地区非常重视。而这些，也明显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在我国争取外部和平环境、维护领土安全、保障国内社会经济建设的战略需求中，中亚地区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2001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共同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人们简称“上合”。该组织的成立，符合“上合”各国对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维护区域稳定的共同战略需要。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期间，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所作的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中，明确提出了重建丝绸之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2014年6月5日，在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主席又发表了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重要讲话，指出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在文明交往互鉴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希望双方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新机遇和新起点，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在当前我国东部和南部海疆多事，我国外部发展空间受到严重压挤的情势下，通过重建丝绸之路、共建丝路经济带，发展加强我国与中亚各国及阿拉伯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进而谋求更大的发展，显然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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