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萧统《文选》选录曹丕、曹植诗文比较论 |
| 范文 | 摘要：由萧统《文选》选录曹丕、曹植作品情况来看，其相同点在于注重选录曹丕曹植作为皇室成员在文人游宴唱和时的慷慨之作、表现曹丕曹植与文人间微妙关系的作品、二人对汉末古诗的继承和创新的乐府类和杂诗类作品。其不同点在于选录曹丕作品则注重其以副君、皇帝的心态创作的诗文作品;曹植作品则首选其典雅文人的作品。 关键词：《文选》;曹丕;曹植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曹丕、曹植既是皇室兄弟，又同是引领文坛的风骚人物。他们在建安文坛的领袖地位自不待言。若从比较异同的视角来看，其一，二人作品保存数量多寡不同，《隋书·经籍志》著录曹丕集二十三卷、曹植集三十卷;其二，文学成就在建安文坛也早有定论，陈琳、吴质、杨修在答曹植的书笺中皆称赏曹植的文采，这已是文坛一贯的看法。后世对二人文坛地位的高下之争，是历代诗文评点的重要内容。①本文以最早的选本——萧统《文选》选录丕、植的作品为基点来透视二人的异同。通过选录情况的具体考察，可见萧统选录二人作品及标准的异同点，再由此探讨选录标准产生的背景。这一背景既与编者的审美趣味有关，又与萧统的皇室身份、当时文坛注重新变的时代风气以及编者对以往文学史家的既定观念的继承有关。 一、《文选》选录曹丕、曹植作品情况 萧统《文选》选录曹丕、曹植作品总涉7种类别，共41篇作品。其中曹丕作品3类9篇，即诗5首，书3篇，论1篇。曹植作品6类，32篇，即赋1篇，诗25首，七体1篇，表2篇，书2篇，诔1篇，具体统计情况可参看下表。单从种类和数量上，曹植远超过曹丕。然萧统在选录二者作品时表现出的异同之处还需具体探讨。 《文选》选录曹丕、曹植作品篇目数量统计如下图： 二、《文选》收入丕、植作品的共性及其选录标准 清代诗论家陈祚明云：“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1]216陈氏看出曹氏兄弟与其父曹操在诗歌审美风格的差异性，也道出了曹氏兄弟审美风格方面的某些相同点。回溯到萧统的《文选》，编者在选曹丕、曹植作品时往往选录二人具有共同性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正是颇具“建安风骨”的典范之作，同时，又是能够暗合萧统文学观念的作品。 （一）《文选》编者注重选录曹丕、曹植作为皇室成员与文人游宴唱和的慷慨之作，以及表现曹丕、曹植与文人间微妙关系的作品。就类别来看：其一，公宴类诗。如曹丕《芙蓉池作》、曹植《公宴诗》。入选“公宴”类的建安文人作品还有王粲《公宴诗》、刘桢《公宴诗》、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这类作品重在表现邺下文人集团以贵公子曹丕为中心，聚会唱和、筵宴欢乐，酣唱之余透露出浓浓的悲慨之情。 其二，祖饯类诗。如曹植在《送应氏诗》（二首）中，充分展现其与应氏兄弟间既有友情又爱莫能助的复杂情愫。关于此诗为一时所作，还是不同时间所写，注家也有臆测，可由此寻绎出曹植的内心活动。此处从张玉榖之说。张玉榖言：“二诗历来注家俱以为一时送别之诗，是为题所误，而于地志未之考也。详诗，明是两时两地所作，特以题同，集中撮归一处耳。应各还诠解，斩断葛藤。”[2]196前一首是在北邙送应氏兄弟归家之诗。应家汝南，在洛阳之东南，归途必过洛阳。而洛阳新乱，汝南亦骚动不宁，应氏之归，心必惶遽，故亦为之伤感也。后一首是在河阳送应氏兄弟之朔方之诗。陈王为文帝所忌，有爱才之心，而实无援才之力。故于同时六子，赠送诸什，时露此意，而皆不使一直笔。读者须玩其惨淡经营处。[2]197曹植将自己对应氏兄弟既有爱才惜才之心却无提携之力的内心活动展示出来，委曲婉转，联想陈思王自身境遇，耐人寻味。 其三，赠答诗文。赠答诗有曹植的《赠徐干》《赠王粲》《又赠丁仪王粲》等作品。“书”类有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又与吴质书》《与钟大理书》，曹植《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这类作品与《文选》“笺”类作品，如杨修《答临淄侯笺》、繁钦《与魏文帝笺》、陈琳《答东阿王笺》、吴质《答为太子笺》《在元城与魏太子笺》等联系来看，可见曹氏兄弟与建安文人相互书信往来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曹氏兄弟对士子们文学才华的激赏，对文人因疫气谢世表示惋惜等诸多情感。 （二）注重选录二人对乐府及汉末古诗继承和创新的诗作。如“乐府”类收录曹丕2首（《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善哉行》“上山采薇”）、曹植4首（《箜篌引》《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从曲调类别来看，曹丕《燕歌行》属《相和歌·平调曲》，《善哉行》属《相和歌·瑟调曲》，曹植《箜篌引》属《相和歌·瑟调曲》（又题为《野田黄雀行》）、《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皆属《杂曲歌·齐瑟行》。 统言之，所选二人乐府皆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最初来自“汉世街陌谣讴”，因此歌辞情感基调古朴动人。与之不同，二人拟辞更为典雅、华美。如曹丕拟作《善哉行》比之古辞，更为明艳动人。《善哉行》古辞已佚，曹丕拟作翻新诗意。吴兢《乐府解题》曰：“古辞云：‘来日大难，口燥唇干。言人命不可保，当见亲友，且永长年术，与王乔八公游焉。又魏文帝辞云：‘有美一人，婉如清扬。言其妍丽，知音识曲，善为乐方，令人忘忧。”?[3]535而曹丕拟作胜出之处，如王夫之评曰：“微风远韵，映带人心于哀乐，非子桓其孰得哉！”[4]505 “杂诗”类收录曹丕2首（“漫漫秋长夜”和“西北有浮云”）、曹植《朔风诗》1首、《杂诗》4首（“高台多悲风”“转蓬离本根”“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情诗》1首。《文选》“杂诗”类目首列《古诗十九首》。曹氏兄弟的拟古诗对汉末古诗多有沿袭，也不乏创新。陈祚明曾言及曹丕杂诗与古诗的渊源：“子桓笔姿轻俊，能转能藏，是其所优。转则变宕不恒，藏则含蕴无尽。其源出于《十九首》，淡逸处弥佳。”[1]136 （三）萧统注重选取二曹诗文中文辞华美的作品。萧统《文选序》曰：“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5]此为萧氏《文选》的编辑旨归。虽是针对史书中的赞论序述等文体而言，但却表明萧统对选文辞采的高度重视。萧统这一选文观得到后学的肯定。如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门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沈思、‘瀚藻，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6]197从文学历史的发展来看，萧统对作品趋向华美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5]总之，辞藻华美应为萧统选文的重要标准之一，在曹氏兄弟作品的选录上也得到充分体现。 萧统注意挖掘同类题材中的名篇。如曹丕《芙蓉池作》在公宴诗类中属上乘之作。吴淇评曹植《公宴诗》曰：“《公宴诗》首二句递过书宴，从夜游写起。其写法甚类文帝《芙蓉池作》。……其实较之《芙蓉池作》，风调远不及也。”?[7]115由此可见，就曹丕《芙蓉池作》和曹植《公宴诗》比较而言，“风调”意蕴，丕诗更胜一筹。 在曹植作品的选录上，《文选》收录具有文辞之美的曹植诗文，尤其是对当时文坛已有定论的经典之作更为青睐。后世的诗评家对此类作品也有充分的肯定，如何焯评曹植《上责躬诗》曰：“表与诗俱载本传，时封雍邱王。二篇词义之美，汉魏以来不可多见。”[8]888谭献批《上责躬诗》：“忧危愤懑，喷薄而成，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又：“畦辙井然，旋导旋顿，由于笔妙，宗臣悱恻。至性语而有充耳之叹，时势阻之。”?[9]258又如沈约《答陆厥书》对曹植《洛神赋》的音韵美大为称赏：“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10]900诗评家多是就曹植作品的辞章华丽，极尽赞美之词。突显建安时期“诗赋欲丽”的艺术准则。同时也与齐梁间“义归于翰藻”的美学追求，一脉相承。 注重其能够成为类目之首的启示意义。类目之首选，往往具有象征和标志意味。如游览类首列曹丕《芙蓉池作》。此诗虽有欠凝重与浑厚，但却开启“山水诗派”之先声。胡大雷先生已有专文论述之。[11]44又如，献诗部分首列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应诏》;公宴类诗首列曹植《公宴诗》;祖饯诗首列曹植《送应氏诗》;诔类首列曹植《王仲宣诔》等。足见萧统在选目上对开题材先声的作品予以高度重视。 三、《文选》收录丕、植诗文的不同之处及选录标准 曹丕、曹植在诗歌的审美风格上更多的是其差异性。钟嵘《诗品》评曹植诗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12]20沈德潜评曹丕诗：“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13]64其文章风格也各具特点。②此差异性，《文选》收录上也达到充分的体现，可见其不同的选录标准。就曹丕作品而言，《文选》选录的标准有： 1.《文选》注重选录曹丕以副君、皇帝的尊位心态创作的诗文作品。如“游览”类首录曹丕《芙蓉池作》1首。此诗虽作于曹丕立为太子之前，是其与曹植、王粲、阮瑀、刘桢、应玚在邺下聚会宴游，诗酒唱和生活的写照。但选者注重的是曹丕作为王储的人选，其自身具有的优势地位。何焯评曹丕《芙蓉池作》：“丹霞一绝，直书即目，自有帝王气象，合结语恰似文帝生平也。”[8]896又如，书类所录曹丕《与吴质书》。至于萧统缘何录入此类书信？孙矿评曰：“文帝与陈思与吴、杨等来往书，亦但有小致，不为大佳。昭明顾乃宽取，想以其意趣于己有相符者耶？”[14]也更有洪若皋评析了曹操和曹丕不同的王者气质及与其文章的关联性：“（曹丕）一种妍情媚态，婉娈尖秀，不惟无帝王气，兼无丈夫子气。曹丕心肠较老瞒隘些、险些、柔些、细碎些，其文章亦然。……帝王文章不尽在读书上。志至而气从之，气至而笔与舌从之，原与文士不同。至以汉武之鷔桀，而有落叶哀蝉之曲，此又情之所钟，不可同年而语矣。”[15]109 2.注重选录曹丕本人认为可以“立名”的传世之作，当以《典论·论文》为代表。《典论·论文》作于建安末年甚或黄初年间。曹丕在言行上都力推此文的传世之功用。 就言论方面，曹丕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16]83他高度评价文章乃经天纬地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言论直接开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又如曹丕《与王朗书》亦言：“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16]67曹丕以副君之重，注重文学对政治功绩的推衍作用。 就行为而言，《三国志》裴注引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17]89《三国志》裴松之注云：“汉世西域旧献火浣布，……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及明帝立，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齐王芳正始元年）至是西域使至而献火浣布焉，于是刊灭此论，天下笑之。松之昔从西征至洛阳，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17]118魏文帝曾以此论赠予孙权、张昭。又以火浣布书写，以及魏明帝曹叡将之刊于庙门和太学外的石头上，成为“典论石”。这些举措也都印证了曹丕作为皇帝，对文章传世立名的高度重视。后世评论家也认识到著述对曹丕立名所起的作用。许印芳言：“曹子桓凭乃父诈力，假禅让名篡汉，人品本不足道，而雅好文学，以著述为务，卒以成名。”[18] 3.《文选》注重选录曹丕、吴质等人的书信。在这些书信往来中，曹丕等人都对邺下宴游场景进行追忆。这段邺下雅集的集体记忆对曹丕、吴质各有不同的意义，[19]133而对于编录者萧统而言，更有仿效追慕之意。洪若皋将这些以太子之尊亲近文学的作者加以比较：“若夫晋愍怀、齐惠文、梁昭明，咸以太子著声，或有慧无才，或有才无命，至陈后主，隋炀帝，皆以帝王能文，而身亡国绝。独魏文，自世子以至于受禅，传祚四世，是两人文章，福泽实堪匹休，一时相投，未必非有数焉，存乎其间也。”?[15]111同为皇室，又为储君太子，其思维方式、处事方法、身心感受，多有暗合。其中，特别提到昭明太子萧统英年早逝带来的缺憾。 《文选》编者入选曹植诗文时，也有其异于乃兄的独特之处。 1.《文选》选录曹植作品中多典雅文人的诗文。曹道衡先生言：“从《文选》所选作品而来，确实是典雅之作多于华靡之作。”[20]24在曹植诗文的选录上确实如此。这从植诗的一些类目来源、诗题及诗歌内容即可见出。 如献诗作为诗的类目，始见于《文选》。然“献诗”说源自《诗经》。献诗说是《诗经》整理编纂过程的一种说法。此说始于东周。周天子为观察民风，了解民情，制定章典，曾建立了公卿列士献诗的制度。《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曚诵。”[21]9公卿列士献诗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诗歌进行讽谏或赞颂，表达对政治的评价。 这一献诗以通政教的精神自然影响到后世的诗歌创作和入选标准。一方面，曹植作品本身具有献诗的特征，与《诗经》献诗精神一脉相承。朱嘉徵曰：“思王《责躬》、《应诏》二诗，思而不二，怨而不悱，雅之正也。可以上轹韦孟，俯视仲宣。”[22]157胡应麟言：“子建《责躬》一章，词义高古，几亚二韦。《应诏》瞻而不冗，整而有序，得繁筒文质之中，绝可师法。”[23]9另一方面，《文选》将其列为“献诗”之首，也正因其是符合献诗精神的典范之作。就曹植《上责躬应诏诗》、《应诏》的题解来看，诗题中的“责躬”，释为诘问自身的所作所为，反省过失。责，诘问。《正字通·贝部》：“责，诘罪曰责。”《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吏簿责條侯，條侯不对。”裴骃集解引如淳曰：“簿问责其情。”躬，自己，自身。吴淇释《应诏诗》题曰：“‘应诏乃应赴朝之诏，非应诏作诗也。”[7]109从诗题来看，这两首诗正是呈示给皇兄曹丕的诗作。 就公宴诗而言，其一，公宴类目始见于此。然公宴活动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诸侯间常举行有具体地点的正式宴会，《左传》襄公九年：“晋侯与诸侯伐郑还，公送晋侯以公宴于河上。”[24]3自魏晋以后，公宴与侍宴相近，指公卿高官或官府的宴会。《南史·王筠传》：“筠又能用强韵，每公宴并作，辞必妍靡。”[25]609《梁书·王藻传》：“藻性谦退，不求闻达，善属文辞，尤好古体。自非公宴，未尝妄有所为。纵有小文，成辄弃本。”[26]362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27]13其二，曹植、王粲以公宴为题，也正是沿袭其具有雅颂精神的一面。《文选·王粲〈公宴〉诗》张铣解题：“此侍曹操宴，时操未为天子，故云公宴。”[28]陈祚明评曹植《公宴诗》：“建安正格，以秀逸为长。”[1]179?宝香山人评曹植《公宴》曰：“此在邺宫与兄丕宴饮，武帝在，故称丕为公子。起处真是雅颂衣钵。”[29]160 就“祖饯”类目而言，其渊源与先秦时代的祭祀活动有关。③《文选》李善注引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黄帝之子，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刘敏就对《诗经》和两汉时期的祖饯诗进行分析，认为这些祖饯诗都是与祭祀相关的，是人们为了祈求出行者的平安，向路神祭祀，并在祭祀饯别的仪式上“赠”与远行之人的诗歌。 其特点有三个：一是宗教色彩比较浓厚;二是送行双方身份的显赫，使诗歌显得雍容典雅，政治色彩较浓，祖饯诗成为贵族的专利;三是祖饯兼有祀神与社交的双重功能，可以通过祖饯诗来沟通联络感情。[30]48魏晋以来，祖饯赋诗活动盛行，如《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萧统“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26]166因此萧统注重具有一定仪式性的祖饯类目，也就不足为奇了。 2.《文选》对曹植悯己悯人之情有所体察。如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应诏》的写作情况即可见曹植心迹。李善注引《魏志》曰：“黄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并献诗二首。”曹丕做了皇帝以后，对曹植进行迫害，屡迁其封地，使之失去行动自由。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植进京朝见魏文帝曹丕，为改变自身处境，写下《上责躬诗》和《应诏》。《上责躬诗》中曹植先追念先父曹操建立的功绩，继而对自己过往的行为表示悔过，论及现实处境的孤独可怜，希望能重获恩泽的急迫心情。陈祚明评《责躬诗》：“自叙条次，微寓悲感。”[1]176陈祚明评《应诏诗》：“此首较流动，写途路劳辛，来朝之诚如此。而徘徊邸舍，得觐与否尚未可，必疑畏之忠，如何可言。”?[1]177诗篇虽以应用文体的形式出现，然作者低沉抑郁又渴望重视的心迹表露无遗，无怪乎读者生悲悯之心。如张溥言：“余读陈思王《责躬》、《应诏》诗，泫然悲之，以为伯奇履霜，崔子渡河之属。”[31] 从“咏史”类收录的曹植《三良诗》，也可体察曹植的悯人之心。此类首列王粲《咏史诗》、再列曹植《三良诗》。王粲、曹植赋予三良题材以新的题旨，一改以往对杀人为殉的秦穆公的严厉批判谴责主题为歌颂君恩，将怜悯三良的被迫自杀转而歌颂其感恩图报、以死尽忠的行为。[32]101这一颂美三良主题的确立与曹植等人的悯人之心关系密切。 3.《文选》还注重曹植的寄寓之作。如曹植乐府《美女篇》、《七哀诗》、《杂诗》（“仆夫早严驾”、“飞观百余尺”）。如曹植《七哀诗》描写的是思妇在月夜怀念游子的哀怨。诗评家则认为诗里面的沉浮异势是指曹丕和自己的不同处境，孤妾是曹植自喻。如刘履评之曰：“比也。……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其首言月光徘徊者，喻文帝恩泽流布之盛，以发下文独不见及之意焉。”[33]121 又如《文选》在“情”类赋中，收录的作品依次是：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曹植《洛神赋》。这些作品的入选，不仅是其塑造的女性形象，更在于二者具有一定的讽谏意义。如何焯评曹植《洛神赋》：“萧粹可注太白诗云：《高唐》、《神女》二赋，乃宋玉寓言。《洛神赋》则子建拟之而作。惟太白知其托词而讥其不雅，可谓识见高远者矣。是前人已有与予同者，自喜愈于无稽也。”[8]883 4.《文选》在曹植诗的诗体选录上往往以四言为先。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应诏》是四言诗体。这一体式特征是沿袭《诗经》雅、颂四言诗体式。在应朝廷征召这样肃穆、正式的情景下采用四言体式，具有应用公文的文体特征。此后入选的曹植诗均为五言。 概言之，《文选》在选录曹丕、曹植兄弟二人作品时，既有分类上的考量，又有经典篇目的推崇;既有体现“建安风骨”的经典作品，也有建安文人游宴欢会的消遣娱乐之作。通过《文选》收录的二曹作品，彰显二人文学才华的高下之分和作品不同的风貌特征。也由此透射出萧统重曹丕以“太子”、“皇帝”身份创作的作品;偏曹植典雅文士之类的作品。由此，确立二人作品的典范价值。通过对丕、植二人作品选录的考察，更能寻绎出萧统《文选》独特的选录标准和美学追求。而且这一选录准则也为梁代文风的继承和革新提供了效法的标杆。 注释： ①拙文《论明清三曹诗评的特点及其成因》（《江淮论坛》2015年第2期）已论 及比较曹丕、曹植，扬丕抑植和抑丕扬植之争论，此处不再赘述。 ②参见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中《魏文帝 集》《陈思王集》题辞部分。 ③相关论述，参见胡大雷《中古祖饯诗初探》，《广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6 期;刘敏《〈文选〉祖饯诗初探》，《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党薇薇 《先秦汉魏晋祖饯活动与祖饯诗研究》青岛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参考文献： [1]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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