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夏目漱石《心》的文学伦理学研究 |
| 范文 | 摘要：由于明治维新文明开化国策的推动，西方人文思想迅速涌进了刚刚打开国门的日本。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敏感地感受到东西方人文思想冲突的暗流对那个时代个人发展的影响。他于1914（大正3）年4月至8月在《朝日新闻》发表了小说《心》。论文根据文本的开放性以及自给自足的特点，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解析《心》中的伦理线、伦理结以及伦理选择，对“先生”的自杀之谜作出伦理阐释。这就是，“明治维新”之后，西方人思想（尤其是个人主义）作为新的思想涌入日本，具有很强的活力，它促使“先生”作出了符合个人主义思想的人生选择，但是“先生”内心深处的传统伦理观念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两种伦理观念在“先生”心灵深处进行着激烈地交锋，交锋的结果使“先生”日日痛苦不堪，最终选择自杀以解脱和逃避。 关键词：夏目漱石；《心》；伦理线；伦理结；伦理选择；伦理阐释 中图分类号：I313.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夏目漱石被誉为日本的“国民作家”，《心》（1914）被认为是最能体现作家追问国民伦理身份、探究人生真意的一部作品。“《心》是我国小说中不可多见的道德小说。恐怕如此采用道德情感进行创作的小说在西方也不会太多。何况这还不仅仅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这是对人生真实道德的描写和表现”。[1]16《心》发表100年后，2014年4月，大江健三郎在东京日比谷的演讲中再次提及夏目漱石和小说《心》，说到：要想了解日本人，建议去读夏目漱石的作品。这足可以让人想见夏目漱石及其作品在当今日本国民心目中的分量。 中国对《心》的研究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叶琳（2003）、李光贞（2007）从“心灵探索”、“明治精神”等角度对《心》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曹瑞涛 （2011）认为“先生”死于明治精神，并对文本的“明治精神”进行了分析；曹志明（2013）在“明治精神”研究基础上继续分析“先生”之死，认为“主人公‘先生是由于受到传统伦理道德谴责，并非‘明治精神才选择自杀”，否定了“先生为明治精神殉死”的说法。林啸轩、牟玉新（2013）认为：“《心》通过被赋予启蒙功能的先生深受道义苛责并决然自杀。表达了作者对推动个人主义发展的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以及对年轻一代真正实现个人主义的热切期盼。”在上述有关“先生”死因的分析中屡屡出现的关键词就是“明治精神”和“个人主义”。李光贞（2007）和曹瑞涛（2011）均对“明治精神”进行过分析，因为视角和论据的差异，两人对“明治精神”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可以说，“先生”的死亡之谜仍然未被真正披露和揭晓。 面对国内外学界对《心》中“先生”死因至今依然众说纷纭的状况，笔者认为，文学文本作为自给自足的开放性、完整性的艺术存在，必然同时具备完整的自我阐释功能。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利用《心》中的伦理线、伦理结的建构和解构，分析“先生”在文本中的伦理选择，让文本自身来揭示出“先生”死亡的真相。 一、《心》中东西方文明并行的伦理线 夏目漱石认为：“伦理的才是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必须是伦理的”。[2]30《心》中绵织着夏目漱石对伦理内涵的深刻理解和省察，可以看作是作家对社会伦理问题思考的艺术表达。《心》中的伦理线作为其艺术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探讨和阐释这部经典小说的关键。“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看，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类社会中道德经验的记述，几乎所有的文本都存在一个或数个伦理结构，这个结构可以称之为伦理线，而文学文本的一个个伦理结，则被伦理线串联或并联在一起，构成文本的整体伦理结构。”[3]14鉴于文本中存在着整体伦理结构和贯穿局部的伦理结构，为了避免在表达时可能会造成的混淆，笔者此处用伦理线梳理文本《心》，以便明晰文本的伦理结构。 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近代化的发展，在日本近代史上写下非常辉煌的一笔。作家和史学家的眼光和关注点大有不同，在史学家们对明治维新大唱赞歌的时候，作家却为刻画隐匿于时代背景中个人的灵与肉的相互倾轧而呕心沥血。夏目漱石是这样的作家，他《心》中的“先生”可以看作是明治维新恢弘背景下的一个暗色的背影。日本近现代思想家丸山真男（1914～1996）认为：“在日本人内在的生活中，思想的渗入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的。但以明治维新为界，无论是从国民的精神状态还是从个人的思想行动来看，其前后的景观显著不同。……现在想提起注意的是，传统思想在维新后越发增强了零碎片段的性质，既不能将各种新思想从内部进行重新构建，亦不能作为与异质思想断然对抗的原理发挥作用。”[4]10即丸山真男也认为在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开国潮流中，传统社会伦理意识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依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日本传统社会伦理观念在《心》中表现为家制度和以“礼、义、仁、智、信”为特征的儒家思想，可看作是贯穿《心》的纵向伦理线。 家制度是日本社会最重要的伦理线，它还有其他伦理规范作为补充。父权家长制就是其中之一。“中日两国都曾是实行父权家长制的国家，但由于日本的家族结构和父权制形成过程与中国存在差异，故日本的父权家长制又有区别于中国的明显特征，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六个字：‘家的父家长制，即日本的父权家长制是以家制度为前提的。”[5]351《心》在开头描写了“我”的朋友不愿意父母包办婚姻，放假后在东京附近游玩。在邀请“我”去了镰仓海边后，他却收到母亲病危的电报。“我”的朋友明明知道这是父母的一个骗局，他最终还是回去了。这个细节在探讨《心》中父权家长制伦理结构时不可忽视。父权家长制下“包办婚姻”现象的存在，恰恰印证了丸山真男所言的日本社会“传统思想在维新后越发增强了零碎片段的性质”。其中，小说《心》中叔父逼婚伦理节的出现是符合当时日本社会家制度伦理规范的行为，并无不妥。 《心》中K的养子身份，更加说明了家制度对社会的影响程度。除了父权家长制，还有“养子缘组”制度支撑着家制度的存续。日本旧民法中，养子进入养父母家庭就获得了嫡出儿子的身份，是法定血亲的一种。“先生”的朋友K出生于真宗和尚家庭，是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他被过继到资产颇丰的医生家里做养子。K的养父母为了把K培养成医生，出资送K到东京求学。固执的K却违背养父母的意愿没有学习医学，在大学里广泛学习自己的所谓的“道”。K对养父母坦白了欺瞒行为后被养父母从家里赶出去。养父母还要K的生身父母赔偿损失。《心》中K的养子身份同样说明了日本传统思想——家制度倫理线的不动地位。 夏目漱石在通过一个个细节刻画日本传统思想的同时，也刻画了日本社会走向近代化抑或说学习西方文明的时代潮流。《心》开头部分，“我”在人头攒动的镰仓海边邂逅了一个西洋人。“洋人皮肤白得非同一般，一进小茶棚就引起我的注意。他把地道的日式浴衣往长凳上一甩，抱起双臂往水边走去。除了我们穿的那种裤衩，他身上再没有别的。这点首先使我惊异”。[6]6穿着日式裤衩的洋人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洋人隐喻着日本社会的文明开化风潮和西方情趣，是《心》中西方人文思想传入日本社会的文化符号。西洋人作为西方文明的符号，是西方文明走进日本社会的一个写照。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的思潮形成了《心》中横向伦理线。小说开篇部分通过设置朋友的“父母逼婚”和穿着“日式裤衩洋人在镰仓海边游泳”，形象地说明了日本社会中传统观念和西方人文思潮同时并存的现实，也为后文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先生”变得抗拒传统婚姻、崇尚自由恋爱情节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在西方文明对日本社会形成强大冲击的时期，日本文部省却颁布了西村茂树的《小学修身训》（1880），掀起了儒教复活风潮。这可以看作是日本社会利用传统伦理对抗西方伦理的一种体现。当时的《小学修身训》将儒家的代表思想逐一列出，通过经典事例明确了“礼、义、仁、智、信”的要义。作家夏目漱石是深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人。因为，在《小学修身训》颁布后不久，夏目漱石到二松学社学习汉学。张小玲将夏目漱石所受到的儒学影响统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7]56因此，夏目漱石深厚的汉学素养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入到他的创作中，传统伦理表达在《心》中随处可见。如： “我准备将人世的暗影毫不顾忌地往你头上掷去。不得害怕。一定要定睛逼视阴暗物，从中抓出对你有参考价值的东西。我所说的阴暗，当然是伦理上的阴暗。我是在讲究伦理的环境中出生，又在同樣条件下长大的人。或许我关于伦理的思考同今天的年轻人大相径庭。但即使再荒谬，也是我自身的一部分，不是暂且借来一用的衣服”。[6]94 在这段话中，主人公“先生”用了三次“伦理”，可见伦理在他心目中扎根之深。他在意自己的伦理环境、伦理身份，同时也惧怕内心中伦理上的阴暗。由此可见，《心》中家制度、养子制度以及传统儒家伦理在主人公“现身”内心的位置。那么，在《心》发表的时代，正处于传统思想和西方人文思想交锋之时，这势必带给主人公相当激烈的思想碰撞。如此以来，传统伦理线和西方文明伦理线在《心》中的交织形成了小说的伦理结。夏目漱石在《心》中集中笔墨建构并解构了“叔父逼婚”、“与K抢婚”两个伦理结。 二、《心》的伦理结 《心》在“先生和我”的部分，从“我”的视角观察了“先生”身上的一些可疑之处，如“先生”学识超群却和社会从无交往，在都市中过着归隐的生活，从不回故乡，拒绝爱妻静子想要孩子的请求，每月到杂司谷墓地祭拜朋友之墓等。“先生”身上的这些可疑之处，让“我”感到不解甚至困惑。表面上看似正常的“先生”为何这样，不仅“我”困惑，“先生”自身对自己的行为也难以解释。文本中出现了“叔父逼婚”、“与K抢婚”两个伦理结。由于“伦理结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矛盾与冲突的集中体现。伦理结构成伦理困境，揭示文学文本的基本伦理问题”。[3]258因此，分析这两个伦理结的建构和解构过程，“先生”的真实面目即可窥见一斑。 （一）“叔父逼婚” “我”和“先生”的交往贯穿着小说的始终，可谓文本中的显性经线。然而，横向串联《心》文本的却是“先生”的婚姻问题，是文本中隐形的纬线，也是《心》中力图表达、挖掘的核心问题。《心》中“先生”的婚姻问题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叔父逼婚”，第二次是“与K抢婚”。这两次婚姻问题都矛盾重重，充满了激烈的冲突，是夏目漱石精心建构的伦理结。“叔父逼婚”伦理结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充斥着主人公“先生”灵与肉的挣扎与拷问。 “先生”在“遗书”中回忆：我是家中的独子，家中财产不少，相当富有。父母双亲在我的求学路上非常开明，我也成长得落落大方。在我不到20岁的时候，父母双亲因为伤寒相继去世。母亲去世前，已经允许我去东京读书，把尚未成年的我托付给叔父。父母双亡后，“先生”立即面临“家制度”中的家庭维系责任。“家制度”要求继承人对家庭的维系和发展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先生”成为孤儿后，叔父开始照顾“先生”的一切。其中最大的照顾当数“供先生到东京读书”和“婚姻”两件大事。“先生”对叔父帮着打理家事并允许自己到东京读书非常满意，但是，在“婚姻”问题上，就很有抵触情绪。 围绕婚姻问题就产生了“先生”和“家人”、“先生”和“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前文所述，母亲的临终托付让和“先生”家有血亲关系的叔父在“接受兄嫂托付”一事上没有推辞。按照当时的社会伦理环境，叔父受到“先生”母亲的临终之托，实际上也就成了“先生”的临时监护人。在当时的社会观念来看，婚姻问题和家制度的存续至关重要。婚姻和家庭是超越个人的。因此，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传统观念，叔父愿意把女儿许配给“先生”为妻，既是为了完成长嫂的临终嘱托，也是为了“先生”的“家”的存续。在当时的伦理语境下，叔父的做法并无不妥。然而，问题却出在东京读书的“先生”身上。在东京读书的“先生”崇尚自由婚恋。接受过西方人文思想影响的“先生”显然已经无法接受被安排的婚姻，在“先生”眼里，叔父的好意变成了“恶意逼婚”。表面上看“家长式自由”的叔父和“意识到自我”的“先生”之间产生了冲突和矛盾，实际上是家制度、父权家长制传统观念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按照传统伦理，为了家的存续，婚姻选择由不得个人。叔父作为“先生”的尊长，对“先生”的不结婚、继续游学的言行有所不满。而在“先生”看来，结婚为时尚早，对“被安排”的婚姻有抵触情绪。西方人文思潮熏陶过的“先生”明显有了“自我”意识。多次推脱叔父操办的婚事，最终导致了“叔父逼婚”伦理结的出现。“叔父逼婚”伦理结中，叔父的执意与“先生”的推脱形成矛盾，并且隐含着极为激烈的冲突。被逼无奈的“先生”就不得不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大伦理选择：结婚进而家业继承；不结婚，继续求学生活。对这两条人生道路，“先生”都做过认真思考。 和叔父谈判、要回家产的时候，“先生”的伦理身份是传统日本社会中家庭继承人。“先生”利用这一伦理身份，要回了属于这个伦理身份的家产。利用家庭继承人的伦理身份可以获得家产，这是日本传统家制度赋予继承人的权利。但同时，家制度对继承人也规定了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要维持家庭的延续。然而，《心》中的“先生”在要回家产时利用了家制度继承人的伦理身份，却在要回家产后抛弃了家制度伦理中继承人应该担负的维持家庭存续的责任和义务。他匆匆变卖家产，永远地失去了日本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家和故乡。由此可见，“叔父逼婚”伦理结的解构过程中“先生”实际上做了两次伦理选择：继承家产和变卖家产。继承家产的伦理选择无可厚非，可是他变卖家产的伦理选择无疑严重违背了日本社会传统的“家制度”。 “我独自一人进山跪在父母墓前，半带哀悼的意味，半带感谢的心情，并且以自己未来的幸福仿佛仍掌握在安卧于眼前冰冷石块之下的父母手中那样的感觉，祈求两人保佑自己的命运”。[6]101……“动身之前，我又一次来到父母墓前。那也是最后一次，恐怕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了”。[6]104 对祖先的愧疚之情、抛弃家乡的不孝等伦理情感一直折磨着“先生”。离开故乡后，“先生”在东京漂泊着，尽管有了深爱的妻子，却不生自己的孩子。面对妻子的哀求和哭泣，他只回答一句：“这是老天的责罚。”“先生”年轻时候变卖家产的伦理选择导致“家断绝”，不生孩子的选择既是“先生”对家伦理的彻底放弃，亦是他对当初错误的伦理选择所作出的自我伦理惩罚。 （二）“与K抢婚” “叔父逼婚”的伦理结的建构和解构中，“先生”开始怀疑金钱面前的人类。然而，那个时候的“先生”却还没有怀疑爱情。变卖家产、抛弃故乡回到东京读书的“先生”在校外租住了一间房子。房东是寡妇女人，家中还有一个妙龄的女儿——静子小姐。他爱上了房东家的静子小姐。“对她我怀有一种近乎信仰的爱。见我把这只适用于宗教的字眼用在年轻女子身上，你或许为之惊诧，但我至今仍这样深信不疑，深信真正的爱同宗教信仰没有什么不同。每当瞧见小姐的面容，我便感到自己变得美好起来；每当想到小姐，未尝不觉得自己顿时变得超尘脱俗”。[6]111因为内心里萌生的爱情，“先生”一度因人情伦理问题而冷却的心再次燃烧起来。 从情节发展上看，在《心》的最后——“先生”直到死前才提到和好友K的交往。“先生”在外租住房屋、并爱上房东家小姐以后，K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先生”在活着的时候从未提起这个带给自己人生无限凄凉孤寂的好友的名字。K和“先生”是同乡，是真宗和尚家的次子，后被送到某医生家里做养子。由于K在东京求学期间没有按照养父母所期待的那样学习医学，违反了“养子缘组”制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养父母和亲生父母都和他断绝了关系。由此可见，《心》中的K亦是组成家制度伦理结构的一分子。 “出生于寺院的他经常使用‘精进一词。在我眼里，他的所有举动行为均可以‘精进形容。我在内心常对K怀有敬畏之情”。[6]118 K是一个“精进”之人，他对自我的执着同样达到了“精进”的程度。K尊顺自我，对养父母期望的违背，直接挑战了家庭伦理观念，并最终导致了亲人的抛弃和社会的鄙夷。违背家制度伦理，遭遇社会、家庭伦理背弃的K遭遇到生存困境。K由此产生了内心的孤寂，甚至神经衰弱，健康状况也急转直下。“先生”出于和K的同乡之谊，更出于对人的一种“恻隐之心”，他把K带到寄宿的房东母女那里共同生活。“先生”没有像社会以及传统家制度伦理那样放弃K。“我采取不刺激他的方针——我需要做的是把冰块放到向阳的地方使之融化。一旦融为温水，自我觉醒那一天就一定到来，我想”。[7]124“先生”对K的帮助，是“先生”的人道主义。由于“先生”非常清楚K的修道生活和为人，“先生”眼中的K永远是一个“精进”的修道者，为了修道，他不顾一切，甚至认为爱也是修道的障碍。 “K出生在真宗寺。但从中学时代起，他的倾向绝不接近其出生寺院的宗旨。不甚清楚教义区别的我自知没有资格谈论这个。我只是在事关男女这点上有如此认识。K很早就喜欢‘精进这一说法，我以为其中大约含有禁欲之意。但后来实际问他，才知道其含义比禁欲还要严厉，心里吃了一惊。他说他的第一信条是应该为道而牺牲一切。节欲、禁欲自不消说，即使离开欲的爱本身也是道之障碍”。[6]148 因此，“先生”对K和房东家女儿情感的发展没有丝毫防备。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乎“先生”的预料， K对“先生”有着信仰般爱情的小姐产生了好感。K在向小姐告白之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先生”。得知K对小姐有了爱慕之情后，“先生”惊愕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请你想象一下他向我表白他何等深爱着小姐时我是什么样子。我简直给他的魔棍一下子打成化石，连蠕动嘴巴都无从做到了。说是恐惧感的结晶也好，说是痛苦的块体也好，总之那时的我就是一个物件。从头到脚骤然凝固，如石，如铁，硬是连呼吸的弹性都已失去。所幸这样的状态没持续多长时间。我很快找回正常心态，心中暗暗叫苦：失策，给人抢先了！”[6]141 小说建构了“先生”和K都爱上了小姐的冲突，从而对“与K抢婚”伦理结的形成做足了铺垫。被K 先告白的“先生”陷入了伦理两难的困境：友情和爱情，该如何选择？如果遵照传统的忠、义、礼、智、信的儒家道德伦理，看重和K的信任和托付，讲究义气，帮助K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是“先生”伦理选择的一种可能；尊重自己的内心，在K之前对小姐告白，抢先得到和小姐结婚的机会，这也是一种伦理选择。面对这样的伦理两难，“先生”的苦恼可想而知。伦理结解构的过程就是“先生”在伦理两难中做出抉择。 “心耳听到一个声音：我也须作出最后决断。我应声鼓起勇气。我打定主意，务必抢先于K并在K不知晓时把事情办妥。我静静窥伺时机”。[6]152 个人主义观念的涌动打破了“朋友之托”的信赖关系，“先生”抢在K之前向房东表白了对小姐的爱意，并得到允许。“先生”抢先告白过程是他伦理选择过程，虽然对K背信弃义却得到了心上人。K在得知“先生”和小姐的喜讯后，他也迅速做出了自己的倫理选择：自杀。 从K处理和养父母的关系时的果敢决断中，丝毫看不出传统伦理思想对他的行动造成任何的羁绊。遇到爱情的时候，尽管是个精进的求道者，K还是果敢地向朋友表明心迹，并想继续向小姐靠近。当得知小姐已被“先生”抢先一步时，K的做法更加极端，在思考了两天以后自杀了。K从出现到死亡，只管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丝毫看不出家庭、社会和朋友等伦理关系对他有任何的束缚和羁绊。他的自杀成了对“先生”永远的惩罚，成了“先生”用一生的歉意也无法卸掉的伦理枷锁。K在“先生”心中一直都是一个佼佼者。从K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来看，他依然超越“先生”，完全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 在《心》发表两个月后，夏目漱石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的个人主义》。在演讲中，夏目漱石具体阐释了“个人主义”的含义：“个人的自由对个性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个性的发展对各位的幸福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无论如何都要在不影响他人的状态下，我往左你往右这样的自由需要自己把握，不要附和别人之意。这就是我说的个人主义。金钱也好，权利也好，都同理。这是我讨厌的家伙，于是就把他赶走，和这个人合不来，就整他一顿，这不是我的个人主义。” [8]188然而，《心》中“先生”个人主义的表现是把好友K从世界上彻底赶了出去。为此，和静子小姐结婚后的“先生”一直背负着沉重的伦理枷锁——每个月都到杂谷司去祭拜K。不仅如此，尽管拥有了心爱的妻子，“先生”却不生孩子。面对不明真相的夫人的质问，“先生”只用一个字来搪塞过去：这是“天罚”。“天罚”一词，笔者认为应该有两重意义：叔父逼婚伦理结中对家制度伦理的放弃是天罚的原因之一，和K抢婚伦理结中对朋友背信弃义的选择是天罚的原因之二。 三、“先生”死因的伦理阐释 “先生”在自我——自然情感和自由意志的驱使下，他无法顾及家制度伦理以及儒家伦理规范，相继两次做出了超越社会伦理的选择。之所以说他超越，是因为家制度伦理规范以及传统儒家道德伦理全然没有控制住他受到西方文明思潮影响而萌生的自我意识。以个人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思潮主张遵循自我本心，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心》中“叔父逼婚”、“与K抢婚”伦理结是家制度伦理线和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伦理线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先生”伦理选择的结果来看，家制度伦理规范和儒家道德规范在个人主义面前都居于下风。“先生”本身对这样的伦理选择也不无惊异。“先生和遗书”一边回忆“先生”“伦理地出生和伦理地养育”，同时也披露了“先生”幸福婚姻下隐藏着的血雨腥风。从父母双亲之死、叔父逼婚、抛弃故乡、与K抢婚、K之死、杂司谷祭拜、明治天皇之死、选择自杀，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毫不隐瞒的暴露和剖析。 从“先生”回忆自身的伦理环境来看，他为自己“伦理地出生和伦理地养育”颇感自豪。即便生活在传统伦理环境中，却依然难以泯灭自我的发展。从时代发展看，明治维新的大潮已经涌到眼前，任何人似乎都难以躲避。从“先生”和K两个人的伦理选择中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个人主义思潮是如何在激烈地改变着日本这个国家。然而，“先生”和精进的K虽然相似，却有着不同。假若把尊顺自我意识、按照自由意志生活的K看为彻底的、完全西化的个人主义者，那么，“先生”只能作为一个半西化的日本人。与K相比，“先生”无法做到完全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支配。如他对过世的父母时常有愧疚之心、对死去的K永远无法释怀，对生活在身边的妻子无法做到坦言相待。“先生”的内心几乎是多重伦理观念交锋的战场，一次次的伦理选择，让他身心俱疲。无法坦言、或者说难以说清的伦理苛责，让“先生”的后半生一直带着沉重的伦理枷锁而活着。“先生”时刻想着用死亡来结束这一切，却又背负对妻子的责任，于是不得不在社会上勉强活下去。从“先生”借助明治天皇之死以及乃木大将的殉死赶紧踏上自杀之路来看，“先生”最后还是抛弃了对妻子的伦理责任。在天皇之死的粉饰下想要“光明正大”地走一条殉死之路。然而即便是“自杀”，他也死得不那么放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伦理两难和伦理选择是多么真实的人生教材，不被人知晓就可惜了。 “我的过去仅仅是我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仅为我一个人所有。若至死都不把它给予别人，未免有些可惜。……（中略）在几千万日本人当中，我只愿意对你讲述我的过去。因为你认真，因为你说你想认真从人生本身吸取鲜活的教训。”[6]94 上述引文中，“先生”自杀的伦理教诲意义显而易见。这同样亦可以看作是小说《心》的伦理价值——“从人生本身吸取鲜活教训”。夏目漱石《心》中的“先生”没有家乡、没有姓氏，这样的艺术设置是作家夏目漱石有意为之——抛弃家制度的“先生”同时失去了冠名的意义。“先生”代表了那个时代在社会上摸索着如何生活下去的芸芸众生。无姓氏的“先生”凸显了东西方伦理观念交锋中个人的悲剧人生。因此，“先生”的自杀行为，表面上看是为“明治精神”殉死，实际是“先生”在传统伦理和近代思想冲突的夹板中难以超越的结果。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表面上看势头很强劲，在和传统伦理思潮的最激烈、最深刻地较量中却不得不甘拜下风。 在传统和西方伦理线的交织碰撞下，在“叔父逼婚”、“与K抢婚”伦理结的解构过程中，“先生”情非得已的伦理选择，实际上是个人主义作祟的结果。而他的痛苦，是在他作出符合本心的伦理选择后，内心深处深藏着的传统伦理观念依然发挥作用的结果。个人主义在和传统伦理观念交锋中，可能会有暂时占优势的时刻。可是，就当时的社会时代整体来看，个人主义在传统伦理观念持续不断排斥运动中，最终不得不暂时退却。“先生”的自杀是在传统伦理观念作用下“先生”自身苛责的结果，是个人主义对传统伦理交锋中的一次败北结局。就《心》文本中的伦理环境而言，西方人文思想作为新的思想涌入日本，具有很强的活力，但是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来说依然为时尚早。 参考文献： [1]玉井敬之，藤井淑禎.夏目漱石論集第十巻[M].東京：桜楓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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