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张国焘《我的回忆》有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记述的考证 |
| 范文 | 摘要：张国焘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详细记述了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全过程。《我的回忆》与传统史料相比大有出入，首先，张国焘在事件的叙述中有较为严重的时间错误，从而在叙述上人为地打乱了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步骤。其次，有意隐瞒了自己在商讨西安事变处理对策时的态度，突出强调了其本人的作用，贬低和抹黑了其他党的领导人作用和形象。由于偏离事实，《我的回忆》难以作为可信的史料使用。 关键词：张国焘；《我的回忆》；西安事变考证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莫斯科来电前中央决策的制定 据张国焘的回忆，1936年12月12日近午，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看到了张学良于12日致毛、周的文寅电。其内容大致是：张学良“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1]330这段回忆大体符合历史事实，但张学良致毛、周文寅电中并未提及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一事，仅问及：“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621周恩来乘张学良部飞机由延安至西安的史实是确定的，但并非由张学良提出，而是在事变当日毛、周回电张学良时提出：“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2]621而更重要的是，并未有其他史料能够证明张国焘在12日就看到了文寅电，党的领导人正式讨论文寅电和西安事变解决方案的会议是在13日召开的。通过时间上的提前，《我的回忆》将张国焘本人放置在了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第一线。 紧接着张国焘描述了党的领导人在12日看到文寅电当时的反应，与公认史料不同的是，张国焘的记录中党的领导人多主张杀蒋。甚至连“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一记述不见其他史料，其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此外，《我的回忆》中还有一段时间不明的记述，大意是张闻天和朱德要求毛给张杨的电文中措辞强烈地要求杀蒋，而毛则表示“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我的回忆》中还写道朱德要求毛泽东致电张杨要求杀蒋的理由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来一个先斩后奏。”[1]332在这里，莫斯科的意见被张国焘描述成中共决策事实上的指南。 在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中，均没有提及事变初期毛、周、朱、张等人杀蒋、审蒋的态度，这些史料主要侧重党的领导人对张、杨发动事变的肯定上。而在张国焘的记述中，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均主张杀蒋，而张国焘本人则模棱两可：“虽很激动，但仍冷静”地等待共产国际的态度，总之“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1]332关于毛、朱是否主张杀蒋，还缺少直接证据。但根据公开史料来看，张闻天是明确反对审蒋杀蒋的，在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对会上‘审蒋、‘除蒋，以及‘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看法，指出：‘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3]395张国焘就自己是杀蒋还是放蒋的立场描述不清，但事变四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讨论张国焘的错误时，毛泽东提到“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张国焘）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2]667相同的史料还见参加了13日政治局会议的郭洪涛：“张国焘甚至提出，不但要公开审蒋，而且要打倒南京政府，无人理睬他。”[4]115可见在《我的回忆》中努力撇清自己杀蒋立场的张国焘，在事件发生后是主张杀蒋的。 根据张国焘的记述，12日商讨的结果，决定五点：“一、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为马首是瞻；二、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经延安飞赴西安；三、电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四、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五、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作具体表示。于是，周恩来等即赶往西安去了。”[1]330 需要指出的是，张国焘的回忆在此又存在时间上的严重错误。根据张国焘的描述，在接到文寅电后，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窑洞给共产国际的拟定电文前，周恩来就已经动身前往西安，而实际上周恩来是在17日才乘飞机抵达西安的。此外，根据张国焘回忆中商讨决定的“各点”，可见张国焘将12日在毛泽东窑洞内党的领导人关于西安事变对策的初步讨论，与13日在张闻天住处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混为一谈。两相叠加，《我的回忆》制造了12日当天周恩来飞赴西安，同时一边等待莫斯科的态度一边形成杀蒋的初步共识的情形。 关于12日中共致莫斯科的电报内容，张在回忆中提到“除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解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1]332这里张的回忆显然与事实不符，除报告西安事变情形外，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共拟组织三人委员会、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抗日联军，并争取南京温和派与蒋军，防止并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等。[5]98张的回忆将西安事变的起因归结到了张、杨、中共的抗日反蒋协议，并强调中共主张与蒋决裂，而非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紧接着张回忆，由毛12日起草的致张学良的电文“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并强调“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负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1]331张国焘回忆中毛泽东回复张学良的电文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真实发出的电文是： （一）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 ……（四）蒋介石必须压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军队，紧急时诛之为上；（五）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5]96 在这里毛提出了“紧急时诛之为上”，这一节被《毛泽东年谱》所忽略，似符合张所说毛泽东暗示张学良杀蒋，但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负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等节却并不符合事实。张的误记有两种可能，一是张所记的是草拟稿，与正式发稿不同，张有意回避正式稿内容，借以抹黑毛泽东等人；其二则是张直接说谎。 张国焘的回忆渲染党的领导人杀蒋的立场，并将最终解决事变的决策权交给了莫斯科，而这一提议恰好又是张国焘提出的，个中含义很是明显，即将张国焘推到了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第一线。而张国焘将12日的党的领导人初步讨论与13日的正式讨论合并为12日的讨论，并将周恩来赴西安的时间提前到了12日，从而12日到17日六天内的事件被压缩到了一天，时间上的错乱配合着决策权的转移，与学界公认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人综合各方态度并从民族立场出发作出西安事变解决方针的记述明显不符。 二、莫斯科来电后中央决策的制定 根据张国焘的记述，12日的决策是在浓厚的杀蒋氛围中进行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等待莫斯科的态度。在此背景下，又强调莫斯科对于西安事变的看法与中共完全不同，《我的回忆》在这一问题上的表述值得推敲。 张国焘回忆莫斯科的回电于13日晚收到，内容包括：一，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二，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三，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1]333 为了与前文记述的1936年12月12日周恩来赴西安一致，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将共产国际16号的回电记成了13日晚间。根据史料，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直到16日才得到共产国际的回电，但由于电码不清，又要求重新发送，20号才得到完整清晰的共产国际回电，可见中苏党际的电报往返及处理周期是4天左右，绝不可能在13日晚间获得。对比已公布的电文内容： 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只能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就要重视现实，中国共产党应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冲突……[5]161 原莫斯科的电文中并未指出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制造的。但张所回忆的电文与正式公布电文所传达出的对事件的定性定调基本相同，核心有两点，一是指责张杨的行动，二是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张回忆的莫斯科电文中有关西安事变中日本的因素，则与14日苏联《真理报》社论的口径有所相同。故这一部分的误记应当是记忆偏差，将共产国际回电与《真理报》社论的观点混为一谈。 相比于张国焘的回忆，中共党史对于莫斯科回电的表述将重点放在了第二条上，即莫斯科的意见认为应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比已经公开的有关13日政治局会议的史料，可见莫斯科的意见与中共在1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态度是有一定距离的，中共虽然拥护张杨的行动，但是否杀蒋有待于观察各方态度（国民党中央、地方实力派、日本、英美、张杨，当然也包括苏联）再做定夺。然而莫斯科的回电则是基于避免苏日战争的基调上，否定张杨的行动，同时明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态度在14日的《真理报》上已经明朗化。 如果按照前文张国焘所记述的，中共是12日党的领导人基本拟定杀蒋，并派出周恩来赴西安，那么13日的回电对中共领导层的影响可见一斑。实际上，13日党的领导人并未收到共产国际的回电，周恩来也在保安。13日正式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综合前面张国焘的回忆与其他公开史料可见中共内部审蒋、杀蒋的声音尚占主流，但在14号《真理报》社论使苏联方面主张和平解决的态度明朗化，其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一致挺蒋，张学良方面不倾向杀蒋的环境下，中共中央在没有受到苏联方面正式指示的情况下，在19号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故而20号的共产国际回电并不会使党的领导人产生较大震动。张国焘将12号到19号将近八天的决策时间缩短到了不到两天，这一点显然不是记忆偏差，而是故意为之，其目的是在营造中共接到莫斯科回电前后态度的一百八十度转变，借以抹黑以毛、朱、张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 在对以毛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收共产国际回电后打击甚大的铺垫下，张国焘记述了其“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并最终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334也就是说，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策的最终制定这一功劳揽到了张自己身上，至少揽到了自己与毛泽东密商上。但是，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国焘有没有可能与毛泽东密商呢？根据张国焘自己的回忆，在事变前“我的心情当然是不愉快的，别人也不多理会。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大家都避谈往事。”[1]329其中“往事”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张在长征中另立“第二中央”等一系列分裂党的活动。同样，在10月30日毛给林育英的电文中，也强调对张“不能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2]605可见当时毛张关系虽不至于“硬化”，但绝“软”不到能够“密谈”的信任程度。 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学界主流的叙述是，党的领导人在12日接到西安事变消息，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上就基本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随后17日到西安的周恩来斡旋各方，最终达到了中央既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的。而张国焘对于中共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记述，由于时间上的严重错误，形成了中共在事变初期一致要求审蒋杀蒋，只是在苏联的要求下才决定和平解决，并突出了在转变工作方针上张国焘与毛“密谈”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张国焘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头功给了共产国际，二功给了张国焘自己，强调了中共在事变解决方针上的突变。前后态度的大转变，显然是不够成熟的标志，而一以贯之的只有张国焘，他一直在等苏联的指示，并唯苏联指示是听，好像张国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亲苏派。 有趣的是，相比于张国焘，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并不在国内的亲苏派王明，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的表述则并没有强调苏联的作用。在《王明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12月13日李国华向王明请示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王明借机向他吹嘘自己写的《八一宣言》和提出统一战线的功劳。说：“红军长征的成功，东征的出师，一二·九运动、一二·一六学生运动，西安事变，内战停止，和平的取得，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合作的奠定，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八一宣言》”。[6]86 这一节记述与事实有一定距离，在12月13日对李国华自夸的王明提到了内战停止、和平取得、统一战线形成、国共合作奠定。虽然《八一宣言》中确实提到了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但并未提及国共合作，故这一节记述绝不可能发生在情况尚不明朗的12月13日，起码是在1937年中后期。不过抛开时间问题，可以发现不能直接参与事件决策的王明将中共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因归结到了由他起草的《八一宣言》上，强调了《八一宣言》对于中共缓和与国民党关系，进而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 三、结语 经考证，可以基本得出结论，《我的回忆》有关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制定等处的记述，与史实出入较大。首先，张国焘在事件的叙述中有较为严重的时间错误，把从12月12日至20日的活动压缩到12日至14日之间，从而在叙述上人为地打乱了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步骤。其次，有意隐瞒了自己在商讨西安事变处理对策时的态度，又将一些史迹无考的内容掺入叙述中。张国焘关于事件的记述属事后回忆，亦即在事件明朗化、并基本形成主流解释的情况下，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过程加以重新叙述，突出强调了其本人的作用，同时无形中贬低了其他党的领导人在决策中的地位。由于这种偏离实际的叙述，《我的回忆》难以作为可信的史料使用。而张国焘、王明争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话语行为，也隐约可见在西安事变之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已是社会主流民意。 参考文献：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张培森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4]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5]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M].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 [6]周国全，郭德宏编.王明年谱[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李小东，男，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李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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