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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野畴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养成及践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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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野畴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信仰者和忠诚践行者。他少年时目睹国家沉沦之现状，立志救国救民，在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下，不断探索科学与真理，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魏野畴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道，通过创办报刊、教书育人、撰写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建立党团组织等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和大众化，并最终为实践马克思主义信仰献出生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强大力量。

关键词：魏野畴;马克思主义信仰;养成;践行

中图分类号：K261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7-0132-04

魏野畴（1898—1928年），陕西兴平人，是中共早期的优秀党员、著名的理论宣传活动家、西北地区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是陕西党团组织、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的创建人之一。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维护和践行信仰，并最终实现“向死而生”的人生境界。

一、理想是信仰产生的源动力

理想集中体现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有实现可能性的、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与追求。信仰由一个个具体的理想来表现，是一种抽象的最高价值理念。信仰是要通过确立理想和为理想而奋斗才得以实现的。

1898年3月8日，魏野畴（原名魏风标，号明轩）在陕西省兴平县板桥乡魏家村一个普通农户出生。魏野畴三岁丧父，尽管生活困难，家里还是设法供他进本村私塾念书。1913年春，魏野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三秦公学成立于1912年4月28日，陕西首倡辛亥革命后，一批留日返陕学生、陕西各学堂师生和进步的政界、文化界人士，痛切地感触到“物质随人智为发达，人智以教育为先导”[1]，为了改变陕西“丸泥封关，文化交通远逊东南，国民教育让人先鞭，报章嘲骂等于石顽”[1]的落后局面，筹建三秦公学和西北大学。在三秦公学一批进步教师的影响下，魏野畴对陕西商旅停滞、流民遍地、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逐渐开始关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并由此立下救国救民之志，并逐步走上探寻真理之路。

1917年春，魏野畴中学毕业。恰在这时，他家里分了家，孤儿寡母虽然分得土地22亩，但由于没有劳力耕作，生活更加困难。母亲急切地盼望他找到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亲友也劝他回家乡任教，但魏野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心想继续升学深造。他说服了母亲和妻子，在酷暑盛夏时节到北京报考高等院校，最终选定公费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史地部学习。在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下，魏野畴逐渐认识到野蛮的社会习惯，武断迷信的思想，陈陈榈因的学术，图私利已的政治是不合理的。从此，魏野畴开始致力于追寻一条“合理的进步的途径”[2]，即“改革社会的组织，刷新思想，促进学术，实现民主的政治，或政治的民主主义”[2]。

二、学业是信仰养成的基础

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需要通过辛勤不辍的学习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内容和方法，以及辩证主义的思维方法。近世西方经济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及全世界生出巨大的变化，尤以帝国资本主义之形成为人类一切历史中最大障碍。国内的封建旧势力串通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使已陷于暗淡的中国人民之生活命运将永无反转的机会。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陕西社会政治黑暗、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不堪，加之地处偏远、信息闭塞，广大青年缺乏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教育，思想比较封闭。为了寻找改造陕西落后封闭现状的道路，魏野畴等一批进步青年纷纷走出潼关，到北京、天津、武汉、上海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求学，以吸纳新文化、新思想。

魏野畴到北高师上学不久，俄國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1919年，魏野畴积极投入“五四”运动，和同学们一起到街头讲演，慰问北高师被捕和受伤的同学，鼓励他们坚持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魏野畴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为他以后“愿意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积极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3]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光怪陆离，国人正处于价值观与信仰的求索、冲突、选择和重塑的转型时期。“五四”运动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改造中国才是根本出路，毅然抛弃旧的世界观，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时，魏野畴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直接影响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参加北高师进步师生组织的讲演团活动，担任平民学校、夜间补习学校的教学工作。在讲课中，他经常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对宣传革命思想“特别努力”[4]。

1920年冬天，魏野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魏野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魏野畴开始了马克主义信仰实践的探索。

三、实践是磨砺信仰的路径

魏野畴等早期先进分子，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理性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路径。在魏野畴看来，惟有遭受苦痛的各阶级民众觉悟而团结起来，以自主要求独立与自由的国民革命，才是一条唯一的出路。他呼吁凡是遭受苦痛有决心谋解放的人都要做革命家，组织一支新势力，把威权的镣铐轧的一声打碎。具体来说，即“我一人决心要于而联络我的朋友及我的朋友的朋友，朋友互相联络，抱定目的，随处宣传，经久长的时间，必能成功一种真正不可轻视的新势力。”[2]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魏野畴主要通过创办报刊、教书育人等形式，向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难能可贵的是，魏野畴还是一位杰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革命家，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理论家和革命的实行者。”[5]

（一）创办报刊

陕西地处偏僻的西北，铁壁般的潼关“隔绝了关以外的洪涛怒潮，因此吓退了情愿来陕漫游的学者，因此使种种红色黄色的刊物，大大小小的册本大部不能与陕人见面，因此使关以内的宗法思想，封建势力，海通以前的事态人情，陆离光怪，泰然寂然地保持其原始状况！”[2]为了把新文化、新思想及时传播到陕西，指导陕西革命，魏野畴主办了大量刊物（见表1）来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魏野畴和北京大学杨钟健、刘天章、李子洲等陕籍学生，创办《秦钟》月刊。魏野畴为《秦钟》第一期撰写了《潼关外之新思潮》，明确提出陕西青年要学习新思想，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和改造社会。1921年10月，魏野畴和刘天章、杨钟健等人发起组织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以机关刊物《共进》为阵地，先后发表了《解决陕西问题的一个最低限的方法》《告陕西青年》等十余篇文章，宣传反帝反军阀，宣传马列主义，号召青年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同混沌污浊的社会开展斗争。1922年7月，《共进》第17期全文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该刊创刊后第一次发表中共的文件，表明赞同中共的政治主张。1922年10月至1926年9月，《共进》逐渐转变为宣传中共政治主张和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期刊。随着陕西地区大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魏野畴认识到，陕西有非常强烈的国民革命之需要，遂创办《西安评论》三日刊，亲自撰写重要文稿，从理论上指导革命运动，深受大众的喜欢，发行量曾一度高达二千余份，被称之为陕西革命舆论的唯一指导者。

（二）撰写史学著作

自“五四”运动前后到大革命失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不久便很快传播开来，到1920年已经是“喧传全国，上自所谓名士，下至初级学生，殆无不汲汲于马克思学说之宣播”[6]，但真正能以唯物史观的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却不多，魏野畴算一个。

早在1918年12月，李大钊发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揭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李大钊是魏野畴的老师，同时也是魏野畴的入党介绍人，其史学思想也深刻地影响着魏野畴。魏野畴就读北京高师期间，即对现行教育有诸多不满，认为教育应当是革命的推动机，而目前的教育完全没有顾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而适应社会的需要，只是在制造下一批的洋奴与遗少。魏野畴决定按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来编一部“为解释过去，明白现在，指挥将来”[7]的中国近世史教科书，从而给人以“解决现代问题的刺激、希望和指点。”[7]这一指导思想与李大钊提倡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8]这一史学思想可谓一脉相承。1921年春，魏野畴初步运用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的特点和规律完成了《中国近世史》的初稿，1922年夏末，继续对其进行修改、补充，于1930年正式出版。《中国近世史》一书颇具开创意义，如文中谈及鸦片战争的影响时，称其造成了千古未有的奇局，这种变化“够得上称为一个时期”[7]，这一论断与后来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开端于鸦片战争的观点是一致的。建国后，毛泽东曾评价魏野畴的书“写的很有水平”[2]，并将他与陕西历史上的司马迁、班超等人类比，褒扬了魏野畴作为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地位和贡献。

（三）教书育人

魏野畴对青年寄予厚望，注重在进步学生和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的青年学生极易染上社会上应有尽有的恶德，学政客、学文妖，奔走于权贵之门，交结武人军阀，希图势利。魏野畴认为：只有脱离奴性的教育，求得有用的救国科学，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这救国的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三民主义等，也就是说，青年必须接受革命的教育。

1921年夏，魏野畴从北京高师毕业后，在杨松轩（咸林中学校长杨钟健之子）的推荐下，回到陕西咸林中学任教务长兼历史教员。1923年春，魏野畴应陕北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的邀请，到榆林中学校任教。魏野畴任教期间，首先改革了教学内容，其中历史课除了中国、外国历史外，还增设了社会发展史和他自编的《中国近世史》。魏野畴还给学生讲授《资本论》中的商品二重性，李大钊的《今》和汉代著名文学作品《孔雀东南飞》，以及魯迅、蔡元培、郭沫若等人的进步作品，辅导学生自学《共产党宣言》，阅读《向导》《新青年》《共进》等进步刊物上的文章。他帮助学生成立学生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群众团体，组织学生走出学校，开办贫民学校，利用假期到农村宣传。魏野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践行民主和科学精神的举措，改变了榆林中学死水一潭、毫无生气的景象。在魏野畴的影响下，青年学生的进步思潮波及到陕北和关中一些县，刘志丹、潘自力等许多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促进了陇东、陕西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工作。

（四）建立党团组织

1924年至1926年春，魏野畴在陕西省立三中和一中任教员，除致力于教学外，主要精力则倾注在建立党团组织的工作上，为此，李大钊还专门托人给魏野畴带了一箱子书籍和宣传品。1924年夏，魏野畴和武止戈在西安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归团中央直接领导。为了便于团支部在群众中开展活动，同年7月，魏野畴又领导成立了团的外围组织——青年文学社，出版《青年文学》旬刊，组织青年学生学习进步期刊，唤醒青年关心国家前途与命运。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指出在现阶段，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要求迅速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号召党的工作迅速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魏野畴十分重视党的基层建设，抓住时机向工农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1925年8月27日，魏野畴在《敬告西安工友》中分析了西安冒牌省工会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工人自己没有一般大衫子客捣鬼的知识和本领”[9]，号召工人们应该觉悟了，建立自己的组织，争取自己的利益。1925年8月24日，魏野畴在《西安评论》第五期中撰文：“农民已经求死不得，走头无路了！该怎么办呢？只有团结起来向残害勒索人民的贼头拚命！决一死战！大家宣传农民去吧！组织农民去吧！团结起来便是势力！枪炮也打不倒的坚强势力！”[2]1925年秋，魏野畴担任中共西安地委委员。9月，魏野畴、刘含初、王授金等成立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并以此合法名义领导陕西各地的革命斗争。1927年2月，魏野畴任中共陕甘区委委员，和刘天章共同负责区委的宣传工作。3月，在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党代会上，魏野畴等人积极响应中共提出的“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大力发展陕西各级组织，到1927年夏，全省农会会员已发展到37万人，党团员有4500人，陕西成为全国革命运动高涨的省份之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大屠杀，国内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7月，中共陕甘区委改为陕西省委，魏野畴任陕西省委军委书记，遭到了敌人的悬赏通缉，一时之间无法在陕西立足，后经陕西省委同意，魏野畴到河南杨虎城部继续开展工作。

四、向死而生是坚守信仰的底色

魏野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坚定的信仰，并内化为革命信念，即一种“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10]在魏野畴看来，只有本着彻底革命的精神，以铁拳锤碎帝国主义的枷锁，打倒一切恶劣势力，才能闯出一条死中逃生的道路！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魏野畴等把陕西驱吴（新田）斗争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结合起来，领导各界群众召开大会，游行示威，发表通电，表示“誓随同胞死力奋斗，务期收回租界，完我国权。”[11]经过深入宣传，全省学生纷纷投入驱吴斗争，京、津、沪和武汉等地的陕籍学生组织也发出函电表示声援，把驱吴运动推向了高潮。

1926年4月，刘镇华率八萬“镇嵩军”向陕西的国民军发动进攻，意挥师南下阻止北伐。在西安反围城斗争中，根据李大钊和北方区委的指示，魏野畴积极帮助杨虎城、李虎臣筹备军需，做好宣传鼓动和救济工作。在战事正酣之际，魏野畴不顾生命危险，奔赴渭南、华县等地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配合国民军抗击刘镇华部。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5月5日，中共陕甘区委领导西安各界群众十余万人，举行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魏野畴等不惧危险，高举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打倒一切反革命！”等口号。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魏野畴等共产党人被通缉，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省，陕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了失败，新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的魏野畴，并不悲观气馁，英勇地同国民党展开了斗争。

1927年8月，魏野畴随杨虎城部移驻皖北亳县、太和县境。1928年2月魏野畴任中共皖北临时特委书记，4月任皖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指挥。同年4月8日他组织领导了皖北暴动，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地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4月9日，在率领起义部队转移途中他不幸被捕。被捕以后，面对敌人的多次封官许愿，魏野畴均严词拒绝。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魏野畴始终正气凛然、视死如归。趁敌人疏于防范之际，魏野畴掩护战友脱险，自己却于4月9日深夜被杀害，年仅31岁。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人民利益最大程度的实现。从魏野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及实践的过程来看，魏野畴坚守信仰不动摇，宁愿用生命去换取人民有价值有尊严的生存，坦然赴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强大力量。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信仰既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历史的选择。这也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三秦公学编.三秦公学：三秦公学缘起·三秦公学第一周年纪念刊[M].西安：公益印书馆，1911.

[2]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3]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

[4]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5]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序言[M].上海：申江书店，1930.

[6]杨端六.马克思学说评论[J].太平洋，1920，2（7）.

[7]魏野畴.中国近世史[M].上海：申江书店，1930.

[8]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陕西卷）编委会.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陕西卷上册）[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10]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1]新秦日报.1925-06-17.

作者简介：刘燕（1985—），女，土家族，湖北宜昌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抗日战争史、近现代文物、博物馆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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