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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现状与趋势

范文

林美珍

〔摘要〕为了揭示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现状、热点及问题，文章对1985-2016年有关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文献进行词频共现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相关研究论文数量逐年稳步增长；研究主题、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和多样化。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文章还探讨了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现状与趋势；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6-0031-09

引言

近40多年来，生态语言学已由边缘性学科兴趣逐渐发展成为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又称“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 / Linguistic Ecology），是一门融合自然科学：生态学和人文科学：语言学双重学科属性的一门新兴语言学分支，其任务是“通过研究语言的生态因素和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揭示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1]（8）。自上世纪70年代豪根（Haugen）正式提出生态语言学这一概念以来，西方学者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这一泛学科议题加以探索与研究，并且取得了诸多对当代语言学富有启发的成果。与国外研究热潮相比以及“从语言学的学科范畴看，中国语言生态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2]（2），直到1985年才出现相关研究论文。但从2007年至今汉语和外语学界对该研究的关注度持续升温，无论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亦或研究方法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因此，及时考察和梳理近30年国内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演进历程，无疑有利于厘清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现状与问题，并预测未来研究重点与发展趋势。

鉴于国内学者[3][4][5]对国内外生态语言学文献综述研究多采用主观性较强的定性研究方法为主，且目前研究尚无应用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探讨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状况的专项研究，本文借助Bicomb2.0共词分析软件和SPSS20.0统计学软件对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数据库中近30年刊载的相关研究论文进行词频共现和聚类分析，旨在揭示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现状、热点及问题，以促进国内生态语言学的后续研究。

一、语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语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标准检索方法，以“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为关键词在CNKI上检索1985-2016年上刊载的相关研究论文。查阅时间截止为2016年12月12日。共获得相关研究论文325篇。为了确保研究对象的有效性和代表性，人工剔除了文献综述、会议通知、重复发表、征订启示、会议纪要等与本研究无关的论文，确定231篇论文为有效研究对象。

（二）研究工具与步骤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工具为Bicomb2.0共词分析软件和SPSS20.0统计学软件。具体研究步骤如下：首先，通过CNKI数据库导出所有相关论文的题录信息（如文献的年份、期刊、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等），并保存为Bicomb可识别的NoteFirst格式；其次，运用Bicomb对研究对象进行关键词提取，获取研究所需的期刊载文量、作者、研究机构、高频关键词等；随后，利用Bicomb的共词分析功能导出词频阈值≥6的44个高频关键词的词篇矩阵。最后，采用SPSS200软件将高频关键词的词篇矩阵通过系统聚类获取关键词Ochiai系数相似矩阵并进行聚类分析，以探究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脉络和发展趋势。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量化数据分析包括文献基本概况（如文献年代、文献期刊分布状况）、作者基本情况（如作者机构分布状况）、高频关键词统计和聚类分析等四个方面。

（一）文献基本概况及关键词统计

1. 文献发表年代分布分析

本研究有关近30年间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文献发表年代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7-1985年长达12年间国内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论文仅发表1篇，占总比率的04329%。通过文献检索发现，郑通涛[6]的“语言的相关性原则—《语言生态学初探》”一文，开创了应用生态语言学理论研究语言生态系统关系的先河。此后，论文发表数量增长缓慢，从1998至2006年近9

年内，发表论文数量不足10篇，仅占总比率的

38961%。但从2007年至今，相关研究论文数量呈

直线上升态势，共发表论文147篇，占总比率的636363%。且在2015年出现高峰期，发表论文数量43篇，占总比率的186147%。由此可见，在2006年之前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仍属于起步阶段，从2007至2010年出现缓慢发展趋势直至2011年至今出现蓬勃发展态势，其“学科内涵得到丰富，主题不断深化，领域不断拓新，跨学科研究和应用服务也得到关注” [7]（20）。

2. 文献期刊分布分析

依据量化统计数据显示，231篇有效研究论文广泛分布在48种期刊内，其中篇数≥6的有24种期刊。详见表2。为了讨论方便，我们仅截取篇数频次≥6的期刊载文量的分布情况加以分析。

如表2所示，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较为广泛，主要集中分布于高校综合性学报、教育类来源期刊和语言学类来源期刊等。其中，高校综合性学院学报发文量最多的是《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共收录论文14篇，占总比率的23064%；教育类来源期刊发文量最多的是《教育与职业》，共发文15篇，占总比率的24712%。值得一提的是，《外语电化教学》是语言学类来源期刊中发文量最多的刊物，共收录论文11篇，占总比率的18122%。由此可见，外语类核心期刊也日渐关注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这对于促进汉语与外语学界融合研究，提升外语界的研究層次和形成外语界研究规模和热潮也将起着积极引领和推动作用。

3. 作者机构分布分析

本研究基于文献第一作者的机构信息对文献作者所属机构进行量化统计。表3记录了篇数频次≥6的统计结果。

从表3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呈现研究力量分布不均衡态势，多集中于中南、西南、岭南等地区，这可能源于该区域有丰富和鲜活的少数民族语言素材，同时对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保护和传承也是汉语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表3还显示，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综合性大学的文学院和外国语学院。显而易见，研究者多来源于汉语和外语学界。通过进一步文献检索还发现，来自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冯广艺发文量最多，共出现频次22次，占总比率的32023%；其次，来自暨南大学文学院的范俊军发文量位居第二，共出现频次20次，占总比率的29112 %。此外，两所综合性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和内蒙古工业大学的研究者也发表了20篇论文，两者共占总比率的2911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未出现在表3统计结果之列，但来自该机构的黄国文教授（原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自2013年起陆续撰文多篇相关研究论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探究生态语言学研究和语言研究者的社会责任[1][8][9][10]，并基于典型的语言观、生态观和哲学观，“提出了“和谐话语”、“社会责任”、“生态化取向”和“生态人”四大理念” [11]（25）。同时他结合中国语言生态实际情况，提出了建构中国语境下的和谐话语分析模式构想[1][12]。毋庸置疑，作为功能进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必将丰富生态语言学研究内涵，拓宽其研究视野以及推动其学科体系建立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4. 高频关键词统计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现状、热点及趋势以及为下文聚类分析准备量化数据，通过Bicomb的共词分析软件对231篇有效研究样本进行高频关键词词频统计。对高频关键词词频统计分析的主要原因是，“它可以揭示研究成果的总体内容特征，研究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学科发展的脉络与发展方向”[13]（68）。为了分析方便，将关键词的高频阈值设定为6，提取出排序在前44位的关键词。统计结果详见表4。

表4直观地显示出44个频次≥6的高频关键词。从表4可以看出，除“生态语言学”（167次）和“语言生态学”（64次）两个核心关键词外，前8个研究热点关键词依次为：大学英语（63次）、语言生态（38次）、语言（26次）、课堂教学（21次）、多样性（18次）、语言生态环境（18次）、大学英语教学（18次）和环境（18次）。依据表4统计结果，可以初步推断，国内生态语言学多以基于经验主义的微观生态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等问题的研究，较多关注应用领域研究，较少探讨宏观理论体系建构研究。这一统计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肖自辉和范俊军[14]、韩军[4]、冯广艺[15]、麦涛[5]等人的研究结果。

（二）关键词的聚类分析

为了进一步挖掘44个频次≥6的高频关键词词频之间的相似性和研究之间的结构关系以揭示其背后所隐藏的有效信息，本研究将截取的44个频次≥6的高频关键词用Bicomb共词分析功能生成词篇矩阵，随后将其导入SPSS20.0选取Ochiai系数将其转化为共词相似矩阵进行聚类分析，最后总结归纳出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主题。统计结果详见表5。

表5显示了高频关键词的Ochiai系数相似矩阵。需要说明的是，Ochiai系数表示的是关键词之间相似矩阵和距离远近。数值越接近1，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近，相似度越大；数值越接近0，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远，相似度越小。从表5可以看出，本研究中各关键词之间与“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学”距离由远及近的顺序依次为：大学英语（0668）、语言（0438）、语言生态（0386）、多样性（0326）、课堂教学（0292）、语言生态环境（0146）等。这些数据代表的相似度说明了对其研究的程度较高，是目前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为了进一步探测高频关键词之间的结构关系以便总结出相关研究的主题构成，本研究再次将关键词的相似矩阵进行聚类分析，将关系密切的关键词聚为一类，总结出研究主题。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归纳为五大类别：类别1为语言多样性研究、类别2为语言系统的生态性和非生态性研究（主要包括生态化外语教学研究和语篇的生态批评分析等）、类别3为网络语言研究、类别4为各民族语言生态和语言保护研究、类别5为汉语方言、外来词运用问题等研究。从研究内容看，主要以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鉴于类别4和类别5是汉语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且研究较多，限于篇幅，下文仅重点分析前3类外语界研究者涉及探讨较多的研究热点主题。

三、主题讨论

（一）语言多样性研究

作为生态语言学三大核心概念之一的语言多样性，是语言生态系统的最显著特征。“它不仅表现为语言种类的多样性，也表现为语言内部各要素的多样性”[16]（124）。其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语言多样性理论介绍。国内自黄知常、苏解生[17]率先介绍西方生态语言学研究后，范俊军[3]在“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西方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和课题，并论及了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对应关系以及语言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说明了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和类似的同构作用。王晋军[18]和陈立中、肖绍喜[19]也分别撰文对西方生态语言学发展状况、历程、研究议题等进行思辨式的探讨。相关理论探讨进一步阐明了研究范畴，明晰了研究方向，对于促进相关研究有着积极引导作用。第二，网络和大数据时代语言多样性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和大数据时代到来，探讨采用新媒体、新技术和新手段对语言多样性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也成为广泛关注的议题。王春辉、高莉[20]认为，当前因特网上语言多样性问题的实现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建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探讨解决语言多样性的阻碍因素的应对措施，以缓解语言濒危问题。梅德明[21]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立足人类语言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特征，考察了当前日益恶化的全球语言生态状况和语言多样性系统所面临的危机等问题，论证了大数据时代语言生态研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了大数据时代语言生态研究的使命。第三，中国英语变体和外来语研究。作为世界英语变体的主要成员之一，中国英语变体的出现和发展也遵循了生态学的规律，并且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系统中语言变体的多样性[22][23]。刘国兵[24]将中国英语变体置于生态语言学框架下，以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为基点，通过类比方式论证了中国英语变体实现了中国本土文化与语言的有效“嫁接”，认为其存在既发挥了嫁接植物强大的“双重物种优势”，又符合生态学发展规律这一观点，并呼吁需要正视中国英语变体，并为其创造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从而保护语言生态系统平衡进而维护语言多样性。语言多样性是维持人类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基础，其价值体现了语言生态和人类自身的健康发展[25]。在语言生态系统中，语言多样性的另一重要的现象是出现大量的外来词或借入语。借入语也称“借词”或“外来词”，“是各民族间互通往来引起语言接触时产生的”[26]（29）。吴小馨[27]和孟愉、牛国鉴[26]以汉语外来词和科技借入语为研究对象，认为外来词或借入语的出现是语言接触和语言多样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外来词或借入语的引进必然促进目标语的词汇多样性，具体表现为语言变体的产生，如一词多义、一词多译或字母词、音譯词等方面。因此，建议广大语言学研究者或科技翻译工作者进一步探索其生态现象。

（二）语言系统的生态性和非生态性研究

1. 语言系统的生态性研究

与国外研究者重视对语言系统的非生态性特征研究不同的是，国内学者更加关注语言系统的生态性研究。且更多体现在外语教学的应用研究方面。其根本出发点是把外语课堂教学看作是一个微观的语言生态系统。其研究焦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态化课堂教学环境研究。由于课堂具有生态系统的基本属性，在外语教学中，师生作为课堂生态主体和课堂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维护课堂教学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张立新、苏红英[28]以生态学及教育教学观为指导，通过对生态化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环境的实证调查研究，说明了网络选课为生态化教学环境配置提供了可能性以及对于维护基于网络的教学环境系统平衡也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谷志忠[29]也基于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剖析了当前高校ESP的教学生态环境现状及问题，并相应地提出了做好需求分析、加强师资培训、分类编写教材和实施小班教学等四个建设性的应对措施。张艳密[30]通过梳理大学英语教学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生态环境，认为当前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要由形式改革转向内容改革，实现从“知本”向“人本”的过渡，从而实现英语学习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第二，生态化教学模式研究。基于生态语言学的理论探讨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研究也是外语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刘森林[31]通过分析课堂生态主体与课堂生态环境、应试教学目标与生命全面发展、教与学、课内学习与课外运用失衡等4种失衡表现形式，进而提出了构建仿生、共生与竞争的生态化大学英语教学模式。马瑞娟[32]则探讨了基于生态语言学和动态系统理论的生态动态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并强调实施该模式需要设定合理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多元评价体系，以促进课堂教学有序发展和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第三，生态语言学指导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近年来，从生态语言学视角探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以提高教学成效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王艳萍[33]以生态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从教师教学理念生态化、教学目的生态化、教学方式生态化、教学内容生态化、教学测试生态化等方面探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田艳萍[34]则以生态语言学为视角分析和揭示英语教学生态各要素的联系和作用，进而提出了课堂教学改革的4个主要措施，即提高教师素养、构建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创建和谐的教学环境和设立多元的教学评价体系。第四，生态化课程体系建设研究。生态化课程体系是指根据生态学原理将课程设置看作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生态整体[35]。因此，基于生态语言学理论探索构建多元生态化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以适应学生个性化发展要求，近年来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邹晓燕、陈坚林[36]基于需求分析理论和生态化课程理论，通过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实证研究方法，构建出由六大类课程模块组成的大学英语生态化课程体系框架，以期满足学习者个性需求和适应社会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

2. 语言系统的非生态性研究

语言系统的非生态性指的是“语言中所内化的语义、语法范畴及其结构表现形式与当代生态世界观相背”[3]（113）。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者除了针对语言系统进行生态性分析外，还从多维度、多视角对语言系统的非生态性进行探讨。代表性研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语篇的生态批评分析。作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另一重要内容，语篇的生态批评分析试图通过对环境、气候、天气等生态问题的语篇进行生态批评话语分析，“旨在阐释语言、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和解释语篇中违背生态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唤醒人类社会的生态意识，积极引导和培养合理正确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8]（7）。相关研究如祝克懿、段祯岑[37]，以小说官场话语为研究对象，从生物-逻辑环境、社会-逻辑环境、精神-逻辑环境三个维度出发，构建官场话语生态位的框架体系，探索领域话语分析中生态语言学视角研究方法的新路径。次年，段祯岑、祝克懿[38]再次撰文考察官场话语的语言生态形成过程以及实现机制，并对其生成路径进行重构。该研究对于深化生态语言学尤其是话语与环境互动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基于生态语言学视阈下的官场话语研究，“可以审视出官场自然生态话语所凸显的思维功能和工具功能，突破了对社会生态位中批判现实官场话语的偏狭指涉，丰富了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多样性官场话语的认知，并以此作为推动语言生态动态发展、平衡进步，保持蓬勃健康活力的重要目标和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切实努力”[39]（20）。此外，戴桂玉和仇娟[40]、黄国文和陈旸[41]、程建山[42]、孙正嘉[43] 、赵蕊华[44]等通过对生态酒店语篇、新闻语篇、广告语篇、环境演讲语篇、生态评估报告语篇等进行生态批评分析，揭示语篇中表面生态化现象以及所隐含的社会意识形态，旨在提高读者对生态语篇的认知和生态批评分析能力。第二，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批评分析。作为语言系统的非生态性的具体表现之一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今生态危机的意识形态根源。因此，对其研究也是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关注和批评的对象之一。江山、胡爱国[45]以生态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从语言人类中心说的三种表现形式入手，分析了语言和人类、動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期促使人类思考如何通过自身的语言行为使人类和周围各生物群体更好地和谐共生，协同进化。刘旭阳、祝世军[46]也通过揭示生态语篇中的非生态因素，提醒受众要警惕生态语篇中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并尝试性地提出了应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第三，绿色语法或生态语法研究。在生态语言学视阈下的语法研究中，绿色语法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语法对语义、语法等的研究范畴，强调通过运用语言手段来保护环境和揭示语言系统中非生态的意识形态和语法表达形式。自王晋军[18]率先探讨绿色语法起源和研究内容后，崔桂华、齐红英[47]也通过对比绿色语法与传统语法的不同之处，论证了绿色语法与语言生态、名词化和盖亚假说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绿色语法作为生态语言学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研究成果可以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指导和直接服务于人类社会，其前景不容小觑。辛志英[48]试图通过基于生态系统范式反观当前的语法学研究，并认为建构生态语法时，需要将语法置于整体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尊重语法的完整性、进化性、变化性、不确定性和能动性等特点。

（三）网络语言研究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语言的快速传播也正逐渐改变着语言生态。如何积极有效地干预和调控语言生态进程，科学规范地利用网络语言以维护语言生态的平衡、稳定发展也是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张青荣[49]和周慧霞[50]认为，网络语言是一种新的特定社会方言。它是语言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积极引导网民了解网络语言并积极调控网络语言使用中不规范、不稳定的语言态势，以促进语言生态的和谐发展。此外，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特点的网络流行语也纳入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杨勇、张泉[51]以网络媒体为研究对象对近年来的网络流行语做全方位的系统研究。研究表明，网络流行语已对现代汉语构成大面积污染。因此，建议要切实加强网络语言的生态建设、评估和监管，以捍卫汉语母语的结构性，保障语言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语言生态环境。

四、结论和展望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方法考察了CNKI数据库中近30年间有关“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主題的研究论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在宏观的理论探索和微观的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和突破。相关研究论文数量逐年稳步增长；研究主题和研究视野日趋多元化和多样化。但是，相关研究结果也说明了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中仍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第一，研究层次较低，缺乏理论体系构建研究。从文献期刊分布的分析来看，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成果多发表于高校综合性学报、教育类来源期刊和语言学类来源期刊。发文的刊物层次较低，“研究成果鲜见于能代表我国语言学研究水平的语言类核心期刊中”[4]（110）。而外语类核心期刊的载文数量则更不多见。而从作者机构分布的量化结果也表明，研究者多来源于综合性大学的文学院和外国语学院，鲜见外语专业院校的研究者。加之，已有的研究成果更多关注的是微观应用研究，缺乏宏观理论建构方面的深入探讨。换言之，相关研究仍属于指导生态语言学研究实践的操作层面上的低层次、重复性的验证性或应用性研究。尽管近年来虽有汉语界研究者如冯广艺[15]，立足于中国语言实际，通过运用语言学、语用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跨学科理论和方法，全面系统地探讨我国生态语言学学科性质、任务、研究范畴等相关理论问题，并构建了我国生态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外语界研究者如何伟等人[52] [53]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元功能理论和及物性理论，建构了生态话语的系统功能分析模式和国际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模式，这不仅丰富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内涵，而且促进了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但总体而言，理论基础薄弱仍是一个突出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应着力引导研究者关注和深入思考生态语言学基本理论、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研究范围等认识问题，以进一步加强和提升研究者的理论学术素养和理论探讨水平。

第二，研究力量分布较不均衡，缺乏跨校、跨区域的协同研究。从研究机构分布情况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力量呈现不均衡分布态势，研究者多来自汉语和外语学界，且多集中分布于中南、西南、岭南等地区。尚未形成校校联合以及跨区域的协同研究。因此，未来研究应突破机构限制，着力整合不同区域和研究中心的学术资源，通过建立学术研究中心、创办学术期刊、组织学术研讨会和论坛等多形式、多渠道方式构建以需求为中心，问题为驱动的跨区域、跨中心、跨院校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研究。令人可喜的是，外语学界已意识到开展协同研究的重要性。2016年1月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率先成立了国内首个生态语言学研究所并致力于加强跨区域、跨中心的对话与合作，以推动本土化特色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该中心于2016年11月以“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为主题的首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以及2017年6月和8月以“聚焦儒学与生态和谐”、“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不同路径”为主题的两期生态语言学讲习班，辅之2017年4月和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中国生态语言学战略发展研讨会”和“第二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必将掀起新一轮的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热潮，这对于克服当前研究力量分布不均衡态势也将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较单一，缺乏多元复合型的实证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国内生态语言学虽试图克服善于理性阐释，缺乏数据分析的语言学研究传统，尝试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解读和诠释语言生态现象和发展。但总体上而言，仍以理论思辨型和实践经验型的研究方法为主，鲜见基于语料库的定量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因此，基于多元、融合、互补的研究方法也将是未来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少数汉语界研究者如肖自辉和范俊军[14]、杨锋[54]尝试通过语言生态监测与评估体系建设、语言生态资源数据库、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以及语言社会生态使用状况和语音多模态方法记录和保存语言信息的量化研究，使天然具有跨学科属性的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实证研究将成为可能。从研究范式看，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多从宏观层面上采用隐喻式的豪根范式，探究语言多样性、语言接触、融合和演化等问题。具体而言，研究多采用田野调查法和数据采集分析等方法调查、记录、监测、评估当前语言生态现状及其发展演变趋势。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全球日益恶化的语言生态状况下保护语言生态、缓解语言生态危机，进而促进语言生态的改善和良性发展。从研究结果也可以看出，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缺乏从微观层面上采用非隐喻式的韩礼德范式，探究语言对环境的影响或语篇中“话语和行为的生态审视和批评”[55]（23）。鉴于该范式在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具有强劲的发展态势，而基于韩礼德范式下的生态话语分析“利用语言在构建现实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推动生态系统中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人与自然以及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和谐，促进“思”和“行”的生态语言学化” [56]（585）。因此，韩礼德范式下的生态话语分析也将成为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和趋势。综上所述，未来研究应多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来加强多元复合型的实证研究和基于韩礼德范式下的生态话语分析研究。

五、结语

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双重学科属性的新兴语言学分支，对其研究必将促进和丰富现有的语言学研究。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系统考察和分析了国内近30年来生态语言学研究聚焦点，即语言多样性、语言系统的生态性和非生态性、网络语言等研究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亟需加强理论体系学科建设和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研究。同时，未来研究也应改变单一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以增强多元复合型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囿于条件所限，仅统计分析了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231篇研究论文，未能统计其他数据库中发表的相关论文、著作和硕博论文，且缺乏对国外相关研究的对比分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本研究目的是呈现过去30年间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对于促进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后续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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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word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of articles concerning ecolinguistics studies in China from 1985 to 2016 in order to explore its current situation， foci and trend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amount of ecolinguistics studies has been increasing gradually. In terms of research themes，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it demonstrates the tendencies of pluralism and diversity in this regard.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problems existed in current studies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trends.

Key words： ecolinguistics；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bibliometr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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