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毛泽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疏证 |
| 范文 | 【关键词】毛泽东;罗荣桓;《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政治谋略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4-0005-10 毛泽东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以下亦称“吊罗诗”），第一次公开发表于1978年9月9日的《人民日报》。有专家认为，在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诗词中，这是争议最大的作品之一。笔者也认为，无论写作时间还是文字含义及其所显示的作者心态，目前的一些解释都有相当的不自洽的问题。这首诗内容如下：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此诗公开发表41年以来，先后有过许多研究论著。①有的解释相关史实，有的解读其诗意。这些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当然，随着人们对材料的新认识和思想观念的进步，继续拓展解释空间也是有可能的。 一 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开发表这首诗的时候，标注写作时间是1963年12月。现在，这一写作时间，已成主流性定论。1986年胡乔木主持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1996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和199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收入此诗，均标注写作时间是196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第五卷（1961年7月—1966年9月），在1963年部分记载：“12月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上述几个不同版本的记载，都和《人民日报》1978年9月9日公布的一样。 写作时间的确认，是根据原毛泽东身边护士长吴旭君的证明。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公开这首诗。由于毛泽东的手稿上没有日期，中共中央原副主席汪东兴询问当初曾保管毛泽东手稿的吴旭君，吴于1978年8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报告回忆了毛泽东当年写作这首诗的情况，最后说： 根据以上回忆，此诗的写作时间就是在北京医院和罗荣桓同志遗体告别后几天的事情，1963年12月下半月内，不超过63年底。② 应该承认，中央文献研究室对于此诗写作时间的认定，是非常慎重的。1986年，出版《毛泽东诗词选》一书的时候，对吴旭君1978年回忆的时间进行过甄别。 1986年4月24日，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龚育之致信胡乔木，报送《毛泽东诗词选》编辑稿本，随信报送了吴旭君关于此诗写作时间的回忆。胡乔木阅读了书稿和吴旭君的回忆，5月2日复信如下： 吊罗荣桓同志一诗，我看了吴旭君同志的回忆，很难提出可疑之点，证以诗中“君今不幸离人世”一语，断非若干年后才能写出的。现存手稿同意你们的论证。盖中间一段他不可能再想到这首诗，到七十一年后再追想，记忆模糊，参以当时心境，故改处甚多。作者的诗，常自书写或重写多次，此诗则为特例，因此在作者生时决难示人，即林死后犹然，罗处当然不会听说。此中究竟实亦非不可理解，细想想就明白了。因此，建议写作时间不动。① 胡乔木这段话，文思细密，理由充足。但其中有些文字，仍然需要适当梳理。特别是“盖中间一段他不可能再想到这首诗，到七十一年后再追想，记忆模糊，参以当时心境，故改处甚多”，语近晦涩。此处所谓“盖中间一段”，不是指诗文的中间一段文字，而是指此诗写作之后的中间一段时间，即作者1963年写了此诗之后到1971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梳理下来的意思大致上就是，作者1963年底写了此诗之后，一直没有机会想到曾经写过这首诗。到了1971年，对这首诗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回忆当初所写，加上受当时心情的影响，对当初所写的改动就比较多了。胡乔木这段话的另一个意思是，毛泽东经常书写或重写自己的诗作，但这首诗是个特例。他生前没有把这首诗给人看（胡乔木的意思是，毛泽东没有把这首诗给党内领导干部看，毛身边吴旭君这样的服务人员看到不算），甚至，林彪到死也不知道这首诗的存在，罗荣桓的亲属那里也不会听说。对此，胡乔木认为是可以理解的，“细想想就明白了”。 根据胡乔木不改动这首诗的写作时间的意见，逄先知、龚育之于1986年5月8日致信胡乔木，报送所拟关于此诗写作时间（1963年12月）的注释： 这首诗在作者的手稿上未署写作时间。1978年发表时所署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同志的可靠回忆判定的。仅存的一份手稿，从笔迹看是写于七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常对过去的诗词加以修改。② 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毛泽东诗词选》时，对《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写作时间所做的注解是： 这首诗1978年发表时所署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做医护工作并帮他保存诗稿的同志的回忆。③ 199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上述注释的文字基本不变，只是在删去了“毛泽东同志”中的“同志”两个字，又在“做医护工作并帮他保存诗稿的同志”中的“并”字后面加了一个“曾”字。笔者认为，这个“曾”字加得非常必要而且非常贴切。因为吴旭君的职务是护士长，不是秘书，只在某一个时段里帮助毛泽东保存过诗稿。 《毛泽东诗词集》出版于1996年9月，中央文獻研究室在当年8月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对此诗注释：“这首诗一九七八年发表时所署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身边做医护工作并帮他保存诗稿的吴旭君的回忆”，④公开了这个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的姓名。这是1978年《人民日报》首次公开发表此诗以来从未交代的，反映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细致考虑。 胡乔木去世于1992年。在他去世之前，上述1986年四五月份逄先知、龚育之和胡乔木关于《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有关问题的书信讨论没有公布。在1986年5月2日胡乔木致逄先知、龚育之的信中，胡乔木明确要求“希望有关各点不致外传”。⑤显然，逄先知、龚育之认为关于此诗的有关情况应当公之于世。1999年9月出版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一书，公布了胡乔木和逄先知、龚育之的三封信，其中包括胡乔木的两封信和逄先知、龚育之的一封信。正是在这封信里，他们公布了原先草拟的那份注释。这个注释的重大价值在于：第一，证实了毛泽东的这首诗仅存一份手稿。第二，证实了这份手稿从笔迹上判断写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第三，证实了毛泽东生前有经常对自己的诗词加以修改的习惯。 逄先知、龚育之的以上判断有极其重大的学术价值。公布这三封信不仅体现了逄先知、龚育之在这个问题上的极其重要的实事求是精神，而且为研究这首诗提供了根本的方向和可能。其实胡乔木已经认可了他们的意见。1986年5月2日胡乔木的信，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笔者认为，尽管1978年9月9日的《人民日报》、1986年的《毛泽东诗词选》、1996年的《毛泽东诗词集》，都已经确认了此诗写作于1963年12月，但是，这并不等于事情已经完结，因为现有材料所包含的矛盾无法消除。 第一，写作时间与手稿字迹的矛盾。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公布的毛泽东诗词，一共有三首：1923年的《贺新郎》、1963年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4年的《贺新郎·读史》。当天《人民日报》第一版二条位置，刊登了这三首诗词的印刷体文字和1923年《贺新郎》手迹。第二版头条位置上，刊登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和《贺新郎·读史》的手迹。也就是说，毛泽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手迹，早在1978年就公布了。但是，比较长的时间里，学界似乎没有注意从字迹上着手研究。上述逄先知、龚育之1986年草拟注释于1999年公布之后，引起了注意。2003年，曾长期研究毛泽东书法的李树庭发表文章，把毛泽东三封信的手迹（1963年12月14日、12月16日、12月24日）和《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的手迹进行了对比（笔者核对，毛的这三封信分别是1963年12月14日《关于在部队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给林彪的信》、12月16日《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12月24日《给林克的信》，均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他断然指出： 1963年12月，毛泽东刚进古稀之年，他的精力、腕力和艺术功力不可能使他写出吊罗诗这样结字散乱，布局错位，上下相叠，点划残缺的龙钟之作。从字迹反映的状况看，这应当是毛泽东垂暮之年的手笔。① 其实，熟悉毛泽东手迹的人都知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文革”后期毛泽东的字体，有明显的变化，毛泽东的晚年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后几年内，随着身体状况的退化和恶化，他的字体的确进入了“龙钟之作”的状态。李树庭比较了吊罗诗手稿和1963年三份书信的字迹，获得了有力的证据。但如果再把吊罗诗手稿和毛晚年手稿的字迹对比一下，则更加一目了然。上述逄先知、龚育之1986年判断毛吊罗诗手稿为七十年代初期的写品，其基本依据应该正是和毛泽东晚年手迹的对比。 吊罗诗的这份仅存的手稿，恰恰不能证明此诗写作于1963年12月。 第二，手迹时间与吴旭君回忆的写作时间的矛盾。在吴旭君所写的回忆材料里，对这首诗的写作经过，有详细的描写： 罗荣桓同志于1963年12月16日去世，毛主席到北京医院去向遗体告别。在这之后几天中，主席很少讲话，像若有所思。有一天，主席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后仍睡不着，躺在床上写东西。当时已是半夜了，我怕他的安眠药过劲，让他先睡觉，起床后再写。他说现在正在劲头上放不下……然后，我去看主席，他仍旧在写。我递给主席一条热毛巾，在他擦脸的时候我问毛主席在写什么，怎么还没写完？主席说：“在作诗啰！”天亮以后，主席说：“写完了，我不睡了，去游泳池。” 主席在游泳池办公……他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不停地独自吟着诗句。开始几遍我听不清，只听得……草上飞……，我问主席：“草上飞，谁的诗句这么新鲜？”主席没回答，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吟着。我又问主席：“谁能在草上飞？”主席虽然没有回答，但是叫我马上回老一组去取他的诗稿。诗稿取来后，他打开“卷宗”取出了一首七律，叫我读给他听。那正是这一首。当读到“国有疑难可问谁？”这句时，我说：“主席，您这么谦虚！”主席说：“为人还是谦虚点好。”我又问主席：“是谁能使阁下这么钦佩？”主席从我手中接过诗稿，在手稿上半截空白的地方写了个题目——“吊罗荣桓同志”。这时我才明白。① 假如吴旭君的回忆是可靠的，那么，她的回忆和物证就存在著无法克服的矛盾。在这里，需要对逄先知、龚育之1986年5月8日致胡乔木信中所拟注释给予足够的重视。注释特别强调，毛泽东吊罗诗的手稿，是“仅存的一份手稿”“从笔迹看是写于七十年代初期”。这个判断应该是可靠的。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他的诗词手稿，这些文稿也应该是单独保存、可以随时调阅的。逄先知、龚育之这时候应该对毛泽东的文稿进行过初步的摸底。如果毛泽东的诗词手稿不是单独存放，而是混放在他的各类文稿之中，并且没有经过初步清理和查阅，他们是不会下这样的判断的。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重要情况是，从1987年11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出版，到1998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出版，现存毛泽东所有文稿已经基本得到了清点。可以公开的已经全部公开，即使有极少数暂时不能公开的，也已经全部见底。1999年9月出版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一书，公布的逄先知、龚育之1986年所拟注释，肯定毛泽东吊罗诗手稿是仅存的一份这个判断，也应该是铁板钉钉了。既然如此，那么，毛泽东1963年12月某一天通宵达旦写成的手稿，怎么可能1978年再拿出来的时候成了一份1970年代初期的写品？ 二 对这首诗的文字含义的解释，公开以来就难以取得一致的看法。其中，特别有争议的是对颔联“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的解释。 中央文献研究室1986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认为，这是针对林彪的。该书对“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才是大问题”的解释是：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在贵州、四川境内率领中央红军迂回作战，四渡赤水，出敌不意地威逼贵阳转入云南，胜利地渡过金沙江，从而摆脱追堵的几十万敌军。在迂回过程中，部队经常需要急行军。林彪曾在同年5月在四川南部会理城郊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夜写信给中央军委，认为这样“走弓背路”要“拖垮军队”，要求改变军委领导。林的这个要求被政治局会议完全拒绝。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战锦”是指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攻打锦州，即辽沈战役的第一个和关键性的大仗。毛泽东同志在九月七日为中央军委写的给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早已详细说明攻打锦州的重大意义和同先打长春的利害得失的比较，但林彪仍然找出种种理由来一再反对。罗荣桓同志是主张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的，所以诗中特意提及。② 以上解释和学术界的一种意见是一致的。早在吊罗诗公布不久，就有人指出这两句是批评林彪的。比如，臧克家、裘是、春阳、尚弓、尹均生等。1978年尹均生的文章认为：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才是大问题。”这两句侧重在两条路线斗争事实的论述。诗人以感慨的语句，斥责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破坏捣乱的行径，也含有表彰罗荣桓同志坚持毛主席路线的意思在内。大意是说，长征虽然困难重重，有艰难险阻，但遵义会议拨正了革命航船，红军终于胜利到达陕北。而在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中，林彪多次抗拒党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几乎贻误整个战局。③ 但是，这个看法长期以来一直被质疑。有人说，这是诗人在比喻面临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考验： “长征”与“战锦”，一是写过去，一是写现在。前句是说在革命的昨天，经历了千难万险尚不算难;后句是说在胜利的今天，正面临着新的考验……胜利者不居功骄傲，不贪图安逸，永葆革命者本色，这是极其重要而又十分不容易的事情。这是同红军长征不同的历史年代的重大历史任务。如果说长征集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千辛万苦，那么它已经检验了、并且还在检验着许多人。能否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这才是革命能否继续前进的“大问题”。① 有人说，这是诗人在表示必须坚持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才是大问题。”这个大问题是指革命胜利以后党内军内滋长的一种贪图享受、不图上进、居功骄傲、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大问题不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得不到巩固，资本主义就会复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会被葬送。② 有人说，这是诗人借助与林彪有关的史实，正面肯定了罗荣桓同志的功绩：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才是大问题。” 诗人在这里的用意不是为了强调这个重要那个不重要，而是以这两件事为例，从不同方面来赞扬罗荣桓同志……这些困难（笔者按：指长征的困难）对一般人来说，本来是难以忍受的，但罗荣桓同志和我们的红军却不觉得它难以忍受，所以诗人说“长征不是难堪日”，赞扬罗荣桓同志“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和“万水千山只等闲”是英雄气概……罗荣桓同志在“战锦”的问题上，抵制了林彪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放弃锦州而打长春的错误主张，坚决服从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战锦的胜利，在东北决战的关键时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毛主席在这里主要是赞扬罗荣桓同志，当然肯定了罗荣桓同志，也就批评了林彪。③ 更加有力的质疑来自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 2003年，李树庭列举了吊罗诗中七处与林彪有关的史实，列举了1958年到1963年12月間毛泽东重用和依靠林彪的诸多史实和留下来的诸多亲笔文稿。他指出： 读这首诗时，可以很明显地知道这是一首怀念罗帅、抨击林彪的政治感怀诗……1963年12月，正是林彪深得毛泽东的倚重、红得发紫的时期……既然如此，毛泽东怎么会突然在同年12月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中对林彪由几天前的青睐有加而变为几天后的痛斥一番呢？于情、于理、于文、于史都难以解释。④ 2012年，黄瑶批评了《毛泽东诗词选》有关注释，认为此诗不包含批评林彪的内容。他指出： 1963年12月的写作时间和这样的注释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因为林彪当时正受到毛泽东的信用。⑤ 胡为雄在2008年和2009年接连发表文章，批评《毛泽东诗词选》的有关注释，坚决否认吊罗诗有批林的含义。他指出： 理解该诗要先看标题——这是吊诗而不是诛文。它悲意甚浓，在悼念罗荣桓时绝无数罪林彪之意。同时还要理解诗中贯穿的背景意识是“反修”，它与林彪风马牛不相干。把林彪强扯于诗中既与诗的意境不合，更与毛泽东赋诗填词时所显现的轩昂气宇和豁然大度不合，亦与其背景史实不合……该诗的第一联是毛泽东追思旧谊，中间两联明写“反修”，但含蓄地表达了毛泽东赞赏罗荣桓在“反修”等国家大政问题上的立场。罗帅的不幸病逝使毛泽东在国是问题上存在无谁可问的怅失感，因而诗的最后一联直抒悲情，对罗的评价看似着墨过重，但这正好突出了诗的“吊”意。⑥ 应当说，以上诸位专家就毛林关系的史实对吊罗诗批林说的质疑，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毛泽东不会在1963年12月数落林彪长征途中和辽沈战役中的错误，也的确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毛泽东这个时候思想上有批林的意思。需要结合其他思想线索和背景实际来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研究的是，假如吊罗诗的这两句不是批林的，而是为了表明继续革命愿望的，或者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那么，解释得通吗？笔者以为很难解释得通。 第一，有些专家强调，吊罗诗中的“难堪日”不是指长征途中林彪对毛泽东的不恭，“战锦”不是指打锦州问题上林彪的不从，毛泽东是通过用典寄寓革命胜利后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永葆革命本色。他们所指的典就是李白的《越中怀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李白诗中的“尽锦衣”，是说战士们都立功受奖了，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毛泽东用“战锦”来寓意革命胜利，并且比喻革命胜利后要永葆革命本色，恐怕过于牵强附会了。用“战锦”代表衣锦还乡式的胜利，在文字上似乎也说不过去。如果这叫“用典”，那么这个典是不是用得太蹩脚了？这不符合毛泽东诗词的用典风格。 第二，有的专家说，诗中毛泽东所以扯到林彪，为的是抒发对罗荣桓的怀念。这似乎又不是太顺。从字面上看，毛泽东为此诗题名“吊罗荣桓同志”，是凭吊罗荣桓的。特别是最后两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解释为由于罗荣桓的去世，毛泽东产生失去了可以问计之人的感慨，似乎也可以解释得通。但是，毛泽东为什么不正面讴歌他在长征中如何艰苦卓绝，后来又如何拖着病躯打开了山东和东北的局面，并且对决战锦州立有大功，而非得用“难堪日”“大问题”这么很隐晦的、明显让人联想到林彪的文字？悼亡诗通常的写作方法不都是正面歌颂死者的业绩，而极少牵扯他人的过错吗？这一点，毛泽东不会不懂。假如这首诗真的作于1963年12月，毛泽东怎么会在政治局会议上赞扬罗荣桓“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后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而没过几天就在悼念罗荣桓的诗中数落林彪的种种不是？ 更值得怀疑的是，假如毛泽东真的1963年12月就写了这首诗，为什么罗荣桓的亲属一直不知道，甚至，也没有证据能证明中央其他领导人有人知道？1963年12月16日晚上，毛泽东等举行会议，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规划的报告，得到了罗荣桓去世的消息。毛泽东向会议转告了这个消息，并且说了一段肯定罗荣桓一生功绩的话。这段话是罗瑞卿会后转告罗荣桓的夫人的。关于这件事，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有以下回忆： 开会前，毛主席提议与会者起立为荣桓默哀。默哀毕，毛主席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后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当晚，罗瑞卿同志便让郝治平同志把毛主席说的话说给我听……后来我听说，荣桓逝世后，毛主席十分悲痛，几天内都睡不着觉，他写成一首《吊罗荣桓同志》……毛主席这首诗在1963年并未发表，发表此诗已是1978年9月，其时毛主席逝世已经两年了。① 这个回忆证明，林月琴在1978年9月此诗公开发表之前，不知道毛泽东写有此诗。罗荣桓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罗东进的回忆，可以旁证这一点。王信霞对罗东进的采访报道说： 1978年9月9日，为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两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三首诗词，其中就有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并附手迹。“这也是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罗委员告诉笔者，“当时，我就问过母亲‘您过去知道吗？但母亲也回答说不知道，她从来没听说过。”② 罗东进对吊罗诗中“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解释发人深省： 我父亲既不是总理，又不是中央常委，加上身体又极度不好，为何主席有“国有疑难可问谁？”一句呢？似乎这句话和当时我的父亲的实际情况有点不沾边……它并不是特指我父亲就和毛主席的关系亲近到非常程度，不是说主席缺了我父亲就不行，这个“谁”实际上应该是指一批这样的人。① 罗东进的回忆，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认为1963年罗荣桓去世的时候，罗荣桓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并不是唯一可以问计的人。这就很奇怪了，毛泽东在诗中满怀深情地说：“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而罗东进却辩白说，这和罗荣桓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沾边，这个“可问谁”不是特指罗荣桓。是罗东进不想要这个毛泽东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举国无二的毛泽东的最信赖的依靠对象的荣耀吗？显然不是。由于林彪的关系，罗荣桓最后几年中的处境其实是非常艰难的。罗东进心知肚明，說了真话而已。 由于身体情况极其糟糕，1949年后罗荣桓并不处在党和国家的权力中心。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征求罗荣桓的意见，应该由谁主持军委工作。罗荣桓明确表示不赞成林彪，而主张贺龙。1960年，林彪把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整下去，毛泽东征求了罗瑞卿和肖华的意见，罗荣桓接任总政主任。但是，在1960年底到1963年底的短短三年中，罗荣桓和林彪却不断发生冲突，特别是他坚决抵制林彪大力鼓吹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种种谬论，导致了林罗关系的急剧恶化，林彪甚至当着罗瑞卿的面指责罗荣桓“反党”。事实证明，在推行所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等问题上，获得毛泽东支持的并不是罗荣桓而是林彪。接下来，“文革”初期林月琴被批斗，被抄家，叶群公开攻击罗荣桓“反党”，总政被批判为必须“彻底砸烂”的“阎王殿”。更加奇怪的是，1960年12月罗荣桓调任总政主任，由于林彪的阻挠，中央军委一直没有发布任命书。这些情况毛泽东应有所了解，因而难以表明“国有疑难可问谁”指的是罗荣桓。罗东进之所以否认这个“可问谁”特指罗荣桓，必然是以这些事实为根据的。他的实事求是精神，是值得尊敬的。 顺便说一下，以上所说的这些事实，读一读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批准并组织撰写的《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自然明白。限于篇幅的关系，这里不一一引证。 第三，毛泽东本人对吊罗诗手稿的态度，对所有1963年批林说、永葆本色继续革命说、反修说等研究意见而言，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反证。 现存的毛泽东吊罗诗手稿，有三个核心的历史要素：一是唯一的一份手稿。二是根据字迹写作于1970年代初期，三是没有修改的痕迹。毛泽东有修改诗稿的习惯，有的诗作保存甚至发表若干年后重新发表还会有修改。比如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1946年重庆谈判期间发表，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发表时根据臧克家的意见，“原驰腊象”的“腊”就修改为“蜡”。类似情况不止一例。但是这份手稿没有修改过，或者没有修改之后重新抄写过。 然而奇怪的是，此诗写成之后毛泽东却深藏不露，从来没有示人。根据吴旭君的回忆，除了写作那天她奉命取来看过，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如果毛泽东是为了悼念罗荣桓，为什么林彪死了以后毛泽东不拿出来？如果是为了永葆本色继续革命，或者为了反修，为什么1972年到1976年间还不拿出来？ 第四，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确是毛泽东晚年时期的重要思想特征。苏共二十大不久，尤其是1962年之后，对外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内在批判修正主义总题目下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确是毛泽东的主要思想内容。这在他的诗作上有明显的反应。1976年元旦，《诗刊》发表的毛泽东的两首词，即《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是最明确的证据。当天，《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指出： 这两篇光辉的作品，以高度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形象，描绘了国内外“天翻地覆”“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歌颂了革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勇气概，揭示了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的历史规律。 但是，这两首词恰恰可以证明，毛泽东不会如同专家们解释的那样，用吊罗诗那种手法来隐喻什么继续革命、防修反修的意思。你看：“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骂得干脆利落，痛快淋漓，哪里有吊罗诗那么隐晦复杂可言？ 除了以上几种看法之外，还有一种看法值得讨论。这种看法认为，吊罗诗表达了毛泽东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的犹豫。1998年，姜秀英在文章中列举了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发动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在国内形势上和刘少奇的分歧、对刘少奇的不信任、扶持林彪取代刘少奇的意图，她认为： 毛泽东一生，打下江山，但这江山在他身后会不会变色，党和国家的权力会不会被修正主义篡夺，他的接班人会不会变成修正主义者，需不需要更换接班人，这就是它的“国有疑难”……在毛泽东看来，知林彪者，只有罗荣桓。加之罗荣桓是毛泽东认为敢于说真话的人，对他无比信任。“国有疑难”问他也合乎常情了。① 这个看法受到一些专家的质疑，这里不再引述。这个看法如果能够成立，必须以这首诗写作于1963年12月，或者至少写作于19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为前提。因为这次全会已经改变刘少奇的地位，林彪已经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尽管接班人身份还没有被写进党章，但接班人地位已经明确。之前写此诗不可能，因为罗荣桓活着不可能写诗悼念他;之后写此诗也不可能，因为接班人定了再无考虑的必要。 后面笔者将证明，此诗不是写作于1963年12月，也不是写作于此后直到1966年8月之前的其他任何时间。因此，这种看法没有成立的可能。读这首诗的含义、主题，还需要另辟蹊径。 三 笔者认为，吊罗诗可能写作于1971年底。它的主题是对林彪的批判和痛斥。它真实地表达了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心态，显示了他摆脱林彪集团的反叛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巨大尴尬的思想动向，是毛泽东晚年自我辩解式思想方式的流露。 为了证明这个判断，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第一，此诗写作的时间。胡乔木主持编辑注释的《毛泽东诗词选》之所以认定此诗写作于1963年12月，主要的根据是吴旭君的回忆（吴旭君给党中央出具的报告是根据手迹回忆的结果，其属性是回忆）。但是，《毛泽东诗词选》的编辑人员在认定此诗写作时间的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他们忽视了必须根据手迹形成的时间来确认写作时间这个原则，而轻信了吴旭君的回忆。其实，逄先知、龚育之在1986年5月8日信中所下的判断：“从笔迹看是写于七十年代初期”，倒是非常可靠的。 在这里，首先要肯定吴旭君做这个回忆必然是认真的。作为曾经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政治品质是绝对优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她不会撒谎。但是，应当承认人的记忆是肯定会有偏差的。罗荣桓去世于1963年，到1978年吴旭君按照汪东兴的要求回忆此诗的写作时间，已经15年了。如果写作于1971年，距离写作时间也已经7年。胡乔木1986年5月2日的信中说：“看了吴旭君同志的回忆，很难提出可疑之点。”恰恰相反，15年或7年前发生的事，如果没有当初记录过程的文字材料辅助，是很难准确回忆的。反过来说，在没有文字材料辅助的情况下的回忆，细节越具体、越生动，可能差错越大。这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回忆的过程。 不妨复原一下。当初根据汪东兴的指示，有关人员必定是拿着毛泽东手迹的复印件（也可能持原件）去找吴旭君。吴旭君看到手迹马上就会知道这是毛泽东悼念罗荣桓的诗作。她不一定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但在毛泽东身边久了，甚至帮助毛泽东抄过一些诗稿，这应当看得明白的。当吴旭君看到毛泽东吊罗诗手迹的时候，第一个心理反应必然是它和罗荣桓去世有关。这会产生极大的心理暗示作用，从而会把发生在之后若干年的事情落实在罗荣桓去世之初。因此，笔者认为吴旭君关于1963年12月的时间鉴定，是记忆偏差的结果。 李树庭坚决否认此诗写于1963年12月，他认为应当在1972到1973年之间： 笔者认为，毛泽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创作及书写时间，应定为林彪“自取灭亡”后的1972年11月罗荣桓70寿辰或1973年12月罗荣桓逝世10周年时为宜。① 我认为这个看法依据不足。首先，毛泽东似乎没有在某人寿辰或者去世周年写诗悼念之的习惯，这个时间的推定不合乎毛泽东即兴写诗的惯例。其次，自从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起，他就在着手调整和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关系。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还吹风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8月14日，毛泽东向中央领导人员批转了邓小平的信。这标志着他已经决定起用邓。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毛泽东之外，形成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董必武、李德生以及王洪文、康生、張春桥共处的格局。除了“四人帮”、部分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之外，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吴德等进了政治局。毛泽东不仅牢牢地控制着局面，而且形成了阶梯式年龄的人员结构。在这样的形势下，他还需要惆怅“国有疑难可问谁”么？ 1971年发生的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林彪集团的灭亡。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②决议的这个结论是准确的。林彪集团的灭亡自然没有令人可惜之处，但是，这个事件却给人们带来了反思的空间。因为林彪的走红，他被抬升到写入党章的接班人的高度，他长期鼓吹的一整套个人崇拜、突出政治的歪理，都是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公然推行，或者说得到毛泽东的一定支持。所以，林彪事件必然会给毛泽东带来某种认同危机。除了人事上的调整、内政外交上的调整、舆论宣传上的调整等之外，如何向党内外解释过去对林彪的态度，是毛泽东摆脱这种认同危机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这里，必须提到当年传达林彪事件时中共中央下发的一份文件，即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这封信于1972年5月下发，作为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文件之五。现在，它收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这封信的最大意义，是切割了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信中有这样两段话：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③ 这是这封信的最核心的价值。它告诉读者，作者对林彪的一切吹捧都是早有察觉、从不赞成的，作者也早就知道林彪散布种种谬论，旨在借助毛泽东的威望和权力打击别人。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被确认为1966年7月8日。笔者对此深表怀疑。查该书文末有注明：此信“根据修改件刊印”（指毛泽东在他人起草的文稿上修改之后留下的文件）。就是说，这封信最初并不是毛泽东亲笔起草，而是由别人起草经毛泽东修改而成。这似乎不太合理。1966年7月那个时候，毛泽东给自己的妻子写信，会由秘书代劳起草？就私密性而言，这封信可能是毛泽东全部信件中几乎达到绝密级的一封。这样绝密的信谁敢代他起草？哪个秘书能摸得准在林彪如日中天的时刻毛泽东对之如此心怀不满，从而能把这封信起草得令毛泽东满意？我推测，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某个时候。 无论怎么说，这封信的广泛传达，一定程度上修补了毛泽东的形象，对于他克服认同危机是有利的。进而言之，毛泽东写作吊罗诗，其心态和这封信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一份很重要的背景材料。理解吊罗诗还有一份重要材料应当注意，这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是林彪外逃坠亡之后查抄出来的。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下发中央专案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文件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逐条逐段地批判这个反革命纲领”。毛泽东应该早就读过这个“纪要”。除了一整套行动计划之外，“纪要”把矛头直指毛泽东，用了许多恶毒的语言攻击他。这些语言太赤裸裸，这里就不引证了。我想说的是，苏共二十大之后，最令毛泽东警惕的问题就是，中国是否会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由此回想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对林彪的信任和扶持，再想起曾经长期和林彪共事、晚年又遭林彪打击排挤的罗荣桓，又联想到眼下这副烂摊子该如何收拾，于是在种种复杂心境下而写下此诗。 第三，自我辩解式的思想特征。“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面对这场空前的动乱，思想上不仅有难以摆脱困境的压力，更有缺乏说服力的困扰。因此，他的一些讲话、文稿都透露出一种辩解式特点。比如，1967年2月8日他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的谈话。这份谈话后来被写进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成为“文化大革命”正当性的粉饰性话语。他说： 我们过去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①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的每个时间节点上，都可以找到毛泽东的这类辩解式言论和文字。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不仅要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还要为林彪反叛行为的荒谬性、他在林彪问题上的正确性找到證明。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我认为吊罗诗的确是借着凭吊罗荣桓指斥林彪的。诗的语意不是以颂罗为中心，而是以作者对林彪的重新审视为中心。全诗用了一半的内容批判林彪。首联引入对罗荣桓的悼念。颔联批评林彪会理会议前要求改变军委领导的错误，及其在辽沈战役前期对攻打锦州战略的抵制。颈联批判林彪集团通过《五七一工程纪要》集中表现出来的对作者的污蔑和仇恨，嘲笑他们的行为不过是“斥鷃”“昆鸡”对“大鸟”和“老鹰”的挑战。尾联则体现了作者面临林彪事件之后的残局，正在思考收拾的方法，怎么维持“文革”的基本盘，如何修补和老干部们的关系，怎样把失去平衡的政治加以再平衡。也许，1972年1月10日，他突然起身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正是他的想法基本有了头绪的结果。至于写作时间，我以为在没有找到更有力的证据之前，可以暂定为1971年12月。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政治家。研究他的诗作，和研究一般诗人的诗作有很大的不同。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三个不同：政治诗人的诗和政治家诗人的诗不同，透过政治解诗和以政治情绪解诗不同，以史解诗和解诗中之史不同。对吊罗诗的解读，大约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李良玉，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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