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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十五年宝贵的知青岁月
范文

    刘梦婷

    

    刘如英

    1945年8月出生,湖南省邵阳市人。从小立志成为一名教师,由于父亲政治问题,未能如愿。高二时休学主动选择上山下乡,于1964年以个人插队的方式成为知青,下乡地点为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区白毛坪公社民主大队,后成为大队下墦塘小学知青教师。1968年转点,在西岩公社江南大队江南小学以民办教师身份从教,直到1979年返城。1988年,父亲洗刷冤屈,落实政策,成为公办教师,就职于邵阳市前进小学,任教研组长。2001年退休后被返聘,直至2005年正式退休。

    一、为了梦想,决然下乡

    1945年,我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我的父亲是资江小学的老校长,一辈子兢兢业业,献身教育事业。受父亲的影响,加之身边有许多善待我的恩师,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渴望走上三尺讲台,与可爱的学生们共度朝夕。不幸的是,我的父亲读书时期因被同学冤枉,记下了政治问题;当校长期间因倡导学生学习而非搬砖劳动,以“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罪名受到批判。父亲的政治背景让我数次入团入党政审不合格、申报师范学校失败,满腔热血无法施展,对人生感到迷茫。恰逢居委会和上山下乡知青办在大力号召群众上山下乡,我认为农村是广阔的天地,青年人可以大有作为,加之农村比较单纯,不会再考虑我的政治问题,于是我在1964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下乡。

    我下乡的公社是城步县苗族自治区白毛坪公社。公社有37个知青,只有4个女孩。乡下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最初我与其他三位女知青住在庵堂里,后来公社向大队秘书借了房子,里面有两张床,我们两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后来我当了知青教师,就一个人住在学校里。床上连席子都没有,就把稻草放在床上,然后人睡在稻草上。除了在课余时帮助乡亲们干农活积工分,我们每月还领5元的民办教师补助。购置生活必需品要走很远的路,交通不便、书信不通,与外界基本没有联系。

    我们也无法适应当地文化。当时苗族地区民风尚未开化,年轻人都讲苗语,喜欢对着我们说脏话,而且在男女问题上比汉族开放。下乡时,干部特意对当地群众强调,我们是下乡的知青,需要像保护军婚一样保护,谁触犯这一条就要坐牢。当地学生和青年人就不敢对我们毛手毛脚,但有些人还是油腔滑调。

    二、实现梦想,站上讲台

    1965年3月,下乡几个月后,考虑到我的文化程度,再加上我老实、听话,大队选我做知青教师。大队共有四个老师,我所在的生产队就只有我一个。

    我去的学校在一座半山腰间的庵堂里,只有1到3年级,所有学生都在一起学习,一共21个学生,都来自周边的农户。学校没有教学大纲,也没人指导,基本是以前我的老师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学生,教学方式非常随意。所有科目和教学内容都是我自己决定,课程有语文、数学、音乐与体育,语文课就教《毛主席语录》,数学就教基本的数字和运算,体育课有踢毽子、踏步等活动,音乐课以唱歌为主。没有固定的课程表,基本是一门课教累了就换一门。教学时长也不确定,一般视当时情况而定,有时60分钟,有时不到二三十分钟,但我也会按着我的教学提纲走。当时没有考试,无法判断教学质量,也没人在意。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由生产队负责发放,总额较少,但仍有黑板和桌椅等基础教学设施,能够满足教师的基本教学需要。

    当时学校只有我一个老师,因此我既是老师又是校长,我不但负责教学,还要负责学校的一切事项。公社对教学质量较少过问,但是生产队的教学还是受公社文教专干的检查监督,公社偶尔也会在暑假请资深教师为农村年轻教师开展集中培训,尽可能地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

    虽然条件艰苦,事务烦琐,但幸运的是,当地老乡对知青十分尊重,照顾我们的起居,不但热情款待我们,而且还教我们做农活。平日我很少出工,所以同龄的朋友也不多,但我常与周边年长的老奶奶聊天。正月去给老人家拜年,老人们通常舀一勺甜酒、一勺南瓜,混在一起给我们吃,或者给我们喝油茶,非常客气热情。过年如果哪家杀猪了,我们还可以顺便分一些。有个比我现在年龄还大的老奶奶,每次看到我都非常客气。我怀着孩子要转点的时候,她就给我递了一包自己种的黑豆子,还跟我说:“老刘啊,这个吃了好,能催奶。”乡亲们的悉心照料帮助我度过乡下的漫长岁月。

    学生也成为我快乐生活的源泉。当时学生们较少有“知识改变命运”这样的想法,但很听话,对学习比较热情。他们见到我会轻快地打招呼,我们会一起玩游戏、跳皮筋、踢毽子,师生关系非常好。学生的家庭条件都不好,但思想非常单纯,有时候走到我面前咧着嘴问我:“果里有个干红薯,老师你恰吗?”①大多数居民、家长和学生对教师非常尊敬,这都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传统,所以我在那很少受到别人的刁难。

    三、婚后转点,再次从教

    我与老张因同在一个大队相熟,老张时常接送我去大队和公社开会,就这样慢慢在一起了。1968年冬天,老张被调到城步,我只能跟着老张一起走,到他家乡去了。

    到老张家还没一个月,儿子就出生了。我躺在床上想:“我该怎么办,做什么呢?”正好他们生产队开会,没有会计,有人提议让我当,于是在儿子满月后,我参加公社的培训,做了一名會计,一干就是

    十年。

    接着老张调到西岩中学教书,恰逢学校公开招聘民办教师,我就马上报名了。当时我带着孩子,也没什么时间复习,每天晚上把孩子哄睡着后,就点着煤油灯在床边看看数学公式。当时要考政治、语文、数学三门,去考政治的路上我幸运地瞟见墙上写着“什么是宪法”的答案,因此也多得了2分;加之我从小在市区接受教育,比当地人的基础扎实些,就考上了当地民办教师,只在星期日或者休息时间给大队决算、统分。

    我所在的学校是所完整的大队小学,一到六年级都有。我教的班有40多个学生,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不是很高,还经常随性地请假不来上课,但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会继续读初中和高中,也有学生能一直读上去,出人头地。低年级是由一个老师包班教学,固定科目有语文、数学;高年级有单独的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体育课上得比较少,没有专职的体育老师,也没有场地;音乐课一学期一两次,主要教唱歌、认谱。

    当时学校有了成套的教科书,老师们有教学任务,但没有特定的教学目标,教学非常随意,只要把书上的内容教完就好,一节课教不完就分两节课;老师间也不流行互相听课,都是彼此独立互不干涉。我刚去的时候,没有范本,也没备过课,就按自己构思的教。语文课就学拼音、汉字,数学就学基本的算术,都跟着教材走。开始有基于教材内容的考试,表明教学质量逐渐开始受到重视。

    学校一共有7名老师,只有1名公办教师,其余都是通过考试的村里的民办教师,后来大多转正了。当时老师培训的机会极少,老师如果想提高自己,就去参加中函,有专门的老师教语文、数学、政治等学科内容,寒假集中学习10~15天,暑假集中学习20~25天。那时候我去参加中函,集中学了两年,后来学习没有结束我就回城了,也没有继续上,所以没有拿到中函的毕业证。

    四、自愿返城,辗转归队

    1979年,大规模知青返城,我也自愿返回家乡。回家后首先就面临工作问题,下乡支教时间虽长,但并未给我特别的待遇,我始终是一名民办教師。我们一家四口回城后先与父亲住在一起,过了两个月,我带着小孩租了房,房子里横竖摆着两张床,手都能直接摸到屋顶。无工作的困苦让我只得开口问父亲讨要孩子的学费。

    走投无路之际,我找到父亲学校的老师,请求他帮忙找工作,随即被介绍到资江小学当14天代课教师,接着我又在向阳小学代课14天。随后,我又在沙井头小学代课一个月。我思忖,代课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就向教育局领导求助,说我不求工作好坏,只要能解决吃饭问题即可。市政府比较照顾返城知青,第二天就将我安排到水利机厂幼儿园工作,成为厂里的正式员工。在幼儿园,大、中、小班我都带过,但我还是想回学校教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转到邵新小学教一年级,区里来听课觉得我上得不错,从此校长也就放心下来。在邵新学校的七八年间,我一直是以工代教,虽然被称为老师,但是享受的是保育员的待遇,后与厂长商讨后,给了我幼师的薪资。

    我父亲通过不断写报告说明情况,成功地洗掉了档案里“历史反革命”这几个字,政治问题彻底解决了。1988年,我提供了政审的材料。教育局派人调查情况,替我落实了政策,发布了红头文件,说我这是归队,承认我自1965年开始的教龄,然后就把我分到了前进小学。学校书记听说是落实政策来的,认为落实政策的都是不能教书的,并不信任我,甚至一开始跟我说学校不缺人,拒绝在我的调令上签字。而我认为我应当服从调令,听从教育局的安排,因此在不断的求情后,我被安排教一年级。后来三年级一位老师休产假,校长请我代课。全区统考时,我教的两个班在区里分别名列第三和第五,校长和书记非常满意。随后,六年级的老师生病住院,我带六年级,全区统考时数学考了第一,这也就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我原有的看法。我曾指导一名学生参加华罗庚数学竞赛得了冠军,我也因此得到“优秀教练员”称号。后来,我一直担任学校教研组组长,负责和管理学校的数学教学。

    我在当知青教师时并未受过专门的训练,也不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师范生,普通话、板书等方面还存在问题。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源于我坚持不懈的努力。刚从城步回来上课时,我也有点胆怯,担心别人揭我的短。当时,邵阳九县三区要选拔一位教师到市区上课,我就去听课,再忙都不间断。市里区里有时会请专家上课,我也去听课,做好笔记,虚心求教。很多上课的形式和教学的内容我就是从听课中学到的。正是上山下乡的这段经历,教会我要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①,从不抱怨,只脚踏实地地干,通过努力和付出得到别人的认可。此外,知青经历也教会我不要有私心,不要计较,无论在乡下还是回城我都先等别人选完,我再拿剩下的。

    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乡村教育,政策不断向农村倾斜,农村教育的投入也逐渐上升,但是许多教师还是不愿意去农村,这是整个社会环境的责任。要改善这样的情况,需要对学校教育、社会风气、个人精神品质都给予充分的重视。在我看来,“知青教师精神”就能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净化教师的从教信念,促进教师奋勇前行,培养真正关心学生、乐于从教、善于从教的明日之师。对我来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仍然愿意去偏远的山区执教,因为我热爱这个职业,愿意无怨无悔为之付出!

    访谈后记

    刘如英老师是一位了不起的知青教师。凭借对教师工作的热情,她在国家需要她的时候毅然下乡,忍受贫苦、甘于平淡,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岗位,并始终秉持对教育的初心。返城后,她丝毫没有享受知青教师头衔带来的名利,辗转奔波后,终于成为一名正式教师。从教近40年,她感恩那段知青岁月,正是那段困难的日子,锻造了她的教师之魂,教会她作为一名教师要不存私心,对学生有情意,不因家庭富裕与否随意评判学生,鼓励和认可困难的学生;不论教书地点如何,都要无怨无悔为教育事业献身。刘如英老师对每位学生都印象深刻,谈起学生来如数家珍。在她收藏的照片和其他资料里,我能看到她作为人民教师的爱与担当,感受到她无私的奉献精神。

    在此向刘如英老师表达敬意,对她不辞辛劳数次接受访谈表示感谢,并庆幸自己有此机会得以记录她这段知青岁月!感谢我的妹妹,帮我联系老师并陪同我一起进行访谈。最后,衷心感谢胡艳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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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21 19:4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