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南苑的创建与明成祖迁都“振武” |
| 范文 | 南苑又称南海子，在永定门以南二十里，今大兴国际机场以北，南六环到南四环之间。南苑为明清时期北京重要的皇家苑囿，历史悠久，见证了北京从军事重镇逐步迈向统一多民族国家都城的历史进程。其真正地创建成型，在明初的永乐年间，与明成祖迁都北京、力图振兴武备这一重大时事密切相关。 南苑的历史渊源及其在明初的创建 南苑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辽、金时期。会同元年（938），辽太宗耶律德光得到燕云十六州后，当即提升幽州为“南京”，称析津府，北京由此开启迈向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的历史进程。河泉密布、水草丰美的北京东南部地区，也因此成为帝王时常光顾的狩猎胜地。《辽史》记载，辽南京的东南九十里地方有延芳淀，为辽代帝王的“弋猎”地。延芳淀的中心位于今通州漷县镇附近，面积广阔，“方数百里”，其西缘包括今采育、马驹桥、大羊坊、台湖等地区，与后来的南苑已经大体相接。金代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也常常与臣下“猎于近郊”，有时还乘便至通州“观造船”。金章宗时期又于城南修筑建春宫，以便金帝行“春水”礼仪时巡观渔猎。金中都的南郊皇家猎场具体位置不详，揆其方位，大概亦当在金中都城的东南即今南苑附近的广大地区。 元大都成为南北统一的多民族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南郊园囿的建置进一步提升。《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记载：“下马飞放泊，在大兴县正南，广四十顷。”成于清代中期的《日下旧闻考》对此注称：“下马飞放泊，即今南苑之地。曰下马者，盖言其近也。”元代所谓“飞放”即围猎，《元史》载称，元帝常于冬春交替之际，“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游牧民族自古就有纵鹰弯弓的传统，元代皇帝以及诸王皆设置有專门的“打捕鹰房人户”，以便随时出猎。元武宗还因此颁布禁令，谓“围猎飞放毋得搔扰百姓，招诱流移人户”。大都城南的下马飞放泊内筑有“晾鹰台”，又建造了专供帝王使用的“幄殿”，成为大都近郊最著名的皇家猎场，也是元代最大的皇家园囿。元初被俘北上的杭州人汪元量在《斡鲁垛观猎》诗中称“快鹰已落蓟水畔，猎马更在燕山前。白旄黄钺左右绕，毡房殿帐东西旋”，即是对元世祖与侍卫在大都附近的飞放泊、柳林等地纵鹰驱马的生动写照。 明初徐达率军攻占大都，太祖下令捣毁元都胜迹，下马飞放泊随之废弃。明太祖去世后，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凭借“靖难之役”称帝，史称明成祖。朱棣长期镇守北疆，对北京的战略地位体会深刻，登基不久即决定将都城北迁。北京城南的皇家猎场，也迎来新生契机。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北京城南二十里有方圆一百六十里的南海子，本为元代旧遗，“我朝垣焉。四达为门，庶类蕃殖，鹿、獐、雉、兔，禁民无取，设海户千人守视。永乐中，岁猎以时，讲武也”。《明一统志》则称南海子“旧为下马飞放泊，内有按鹰台。永乐十二年增广其地，周围凡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丈”， “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别名曰南海子”，可见明代南苑是明成祖于迁都之际的永乐十二年，在元代“下马飞放泊”的基础上“增广其地”而创建的。 相较于元代下马飞放泊，南苑从原来的四十顷增至二百三十多顷，面积扩至近六倍，周围又修筑一百六十余里围墙，四边开辟“红门”，真正形成内外相隔的皇家“禁苑”。为加强管理，明成祖还设置专门的机构——上林苑，领有良牧、蕃育、林衡、嘉蔬、典察等十署。随后，他又下令迁徙山西平阳、泽州、潞州及山东登州、莱州等地的民人隶属于上林苑。这些人后来世代相承，成为“衣食年年守环堵”的“海户”。南苑的建设与维护也有了相对充足的人力保障。尤其是历经明宣宗、明英宗两朝的重视，南苑设施渐趋完备。天顺二年（1458）秋，侍从英宗“校猎南海子”的大臣李贤作有《南囿秋风》诗，其中说道：“南郊八月天气清，囿中万木皆秋声。灵台灵沼足萧爽，似游阆苑登蓬瀛。”又赞称：“麋鹿呦呦雉兔肥，鸥鹭浮沉鸿雁飞。兰菊总芳时可乐，稻粱正熟农无饥。”他对南苑堪比蓬瀛的绮丽风光以及鹿鸣雉飞、稻熟菊黄的秋收景色，做了细致描绘。 南苑的文化意义与明成祖的创建初衷 帝王狩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强烈象征意义，提供狩猎的皇家园囿也成为都城重要的礼制设施。 早在周代，《礼记》对田猎礼仪就有详细规定，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田”即“田猎”，“岁三田”即于每年的春、秋、冬三季定期猎狩。周天子以万乘之尊举行规模盛大的“田猎礼”，主要目的在于宣扬国家的武功文治。据《上林赋》《长杨赋》《校猎赋》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最迟到汉代，已形成完整规范的帝王“大狩礼”，具体包括准备、出行、围猎、检阅、杀获、宴饮、游玩等环环相扣的多个步骤，其文化意义则重在“以猎备武”。对此，宋元时期的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得非常明白：“兵者凶事，不可空设，因搜狩而习之。”帝王于仲春“教振旅”，意在“以旗致民，平列阵，如战之阵”。秋狝，亦强调“教治兵，如振旅之阵”。冬猎之“大阅”，规模尤大。也就是说，帝王出猎的目的，主要在于“简军实”。 基于历代帝王“三驱”之意，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朱元璋亦曾计划在南京的正阳门外“度地”修建御苑，但不久因担心有害民生“遂止”。不过到成祖称帝以后，又更改其父的做法，特意在北京创建南苑。成祖之所以甘冒“不依祖制”的政治风险，体现的是他意欲迁都，进而振兴“武备”的雄才大略。 南苑的创建，与成祖个人的独特经历相关。朱棣凭借武力上位，对“狩猎习武”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意义有着深刻的体会。早在燕王时期，朱棣就经常借猎练兵，在“靖难之役”中也多运用狩猎的方式侦探地形，激发士气。《明太宗实录》载其“驻师有暇，辄与诸将驰猎，以周览地势。猎有所获，悉赐将士”。直到晚年，他对出猎仍念念不忘，谓自己并非以此为乐，“顾见将士驰骤健捷，皆适于用，有可乐者耳！”并特意指示：“古人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顺时为民去害，且讲武事……圣人著于经，政欲垂法后世耳。”这些记载，体现了成祖对于帝王“狩猎”与国家“武备”之间的独特体认，在其创建南苑的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苑的创建也是由明初政治、军事的发展大势所决定的。元大都被攻占后，顺帝让城北走，但返回草原的北元仍以强大军事实力，对明朝构成严重威胁。明初定都南京，北部的国防安全就成为重大现实问题：如若不在北方设置重兵，则黄河以北势难把握，南北分裂之危立现。但若屯驻重兵，尾大不掉、藩镇割据的历史悲剧又可能重演。明太祖试图以“分封藩卫”的办法，来解决军事中心与政治中心相分离的结构性矛盾。但其身后爆发的叔侄相争，又将这一设想彻底击碎。明成祖以武力夺取帝位，当即作出两项重大决策：一是继续施行“削藩”之策，进一步强干弱枝;二是将都城自南京北迁，其实就是以政治中心迁就军事中心的方法，寻求两者的再度统一。北京由此恢复为国家首都，其军事地位也进一步提升，最终形成明代影响深远的“天子守国门”战略布局。南苑的创建，则成为成祖迁都“振武”的象征之一。宣德年间大学士杨荣作有《随驾幸南海子》诗，颂称“圣主经营基业远，千秋万岁颂升平”，即将南苑创建与成祖竭力经营的“千秋”基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二百余年后的吴伟业，也在《海户曲》中追忆“雄圖开国马蹄劳，将相风云剑槊高”之初旨，同时感慨“俊鹘重经此地飞，墨河讲武当年盛”。 南苑在明代的沿革及其衰落 永乐年间，成祖因着力于迁都、北征等重大事项，后人称其曾在南苑“岁猎以时”讲武的局面，其实并未出现。不过明宣宗以后，帝王逐渐开始在南苑“狩猎”讲武。现藏于北京故宫的《朱瞻基行乐图》上，帝王纵马山丘，驰骋围猎，就是宫廷画家对于宣宗在南苑“岁猎”场景的描绘。明英宗因受“土木堡事件”的刺激，天顺年间更是频繁“驾幸南海子”，以振兴武备为务。其中尤以天顺二年的南苑“出猎”最为隆重，随侍文臣皆赋诗纪胜。英宗还在原来“燕京八景”的基础上增加“南囿秋风”与“东郊时雨”两景，形成新的“北京十景”，可见他对于南苑的特殊感情。清代《皇朝文献通考》因此将明英宗与南苑的创建者明成祖相提并论，称“永乐、天顺间常搜猎于此”。不过由于此后的明武宗沉湎游玩，终至亡身，朝廷“训武”之南苑亦受到牵连。明穆宗登基之初欲赴南苑，辅臣极力劝阻，称南苑仅为鹿兔的蓄养场所，“非如视学耕耤，有关治理，不足以烦临视”。南苑“训武”之旨发生了根本蜕变，从此逐渐演变为给皇室内廷提供鹿獐雉兔、瓜果时蔬的养殖基地。万历年间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赋诗感慨：“空山想见朱旂绕，阙道虚疑玉辇通。此日从臣俱寂寞，上林谁复叹才雄。”明代中后期，南苑衰败日甚一日，建苑“振武”的初衷荡然无存，时人谓为“内官监守但坐看，四垣崩圮禽物散。树木斫卖雉兔空，白日劫盗藏其中”。后人总结其中的深刻教训，谓明代从嘉靖直至崇祯的百余年“绝无田猎事”，实际上大失古人于农作间隙讲武之“遗意”。“一朝剪伐生荆杞，五柞长杨怅已矣”“新丰野老惊心目，缚落编篱守麋鹿”的南苑残景，很大程度也成为明代后期武备松弛的反映。 入清后，清世祖曾于南苑接见来京觐见的五世达赖，清圣祖亦多次在此“大阅”八旗，南苑“训武”之制一度恢复。据《清实录》记载，仅清圣祖一人，即在南苑“行围”八十多次。但到清代后期，随着国势衰落，南苑再次衰败。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南苑劫掠，同治年间设置的神机营逃散殆尽。此后清廷招佃屯垦，私人庄园在皇家禁园内出现，珍贵的麋鹿亦逐渐绝迹。民国年间，南苑长期作为兵营。1937年，新建的南苑机场与大红门遗址等，一起见证了“南苑保卫战”的壮烈。1949年以后，南苑又发展成为北京近郊重要的农业区与工业区。此后随着麋鹿从英国重新回归，团河行宫遗址亦开辟为公园，南苑的生态建设不断加快。2019年大兴国际机场开通，南苑地区更成为首都北京新的南大门。 元、明、清时期繁荣鼎盛的皇家御苑，将在新的时代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作者简介：郑永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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