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佩里·安德森论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
| 范文 | 刘耀辉 摘 要：佩里·安德森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他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考察了欧洲古代世界、封建主义的本质、近代绝对主义国家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安德森的研究对欧洲的历史作出了新颖的解释，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关键词：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5.01 文章编号：1008-4355（2016）05-0003-06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担任重要的左派刊物《新左派评论》的主编。安德森于1974年出版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1]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2]两部作品，旨在考察绝对主义在西欧和东欧的不同发展，进而为工业资本主义西欧起源论提供合理解释。在作品中，安德森利用大量文献材料，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和方法出发，探析了从古典时代希腊和罗马直到近代的西欧和东欧绝对主义国家。这两部作品构成一种连续的分析，安德森力图拆除专业史学在古典古代与封建主义以及封建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树立起来的樊篱，不仅如此，他还大胆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向当时的学科专门化发出挑战。事实证明，安德森的探究是富有成效的。有论者指出，从比较史学和社会学领域来看，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对它们予以重要关注[3]。本文结合国外学者的评论，对安德森的这两部著作予以评述。 一、奴隶制与古代社会的消亡 安德森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一书的导言中，简明扼要地提出了这部著作要考察的内容。《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探究古典古代社会和政治领域、古典古代向中世纪过渡的本质，以及由此带来的欧洲封建主义的结构和演变。它的续作《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以古代和封建主义为背景，探究它们合法的政治后嗣，即绝对主义。 安德森具有起源决定论倾向，尽管他的兴趣在于阐述资本主义政治，不过他从古代着手。通过安德森和《新左派评论》的大力介绍，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逐渐为英国学界所知并产生广泛影响。安德森认为，纯粹的结构主义分析无法把握历史中社会变化的各种基本原因，无法理解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安德森提出一种更加复杂的观点，其中起源与结构同样重要。在他看来，古代与封建主义的联系，使得欧洲独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成为可能。欧洲封建主义须从其起源来理解，从罗马和日耳曼两种生产方式的碰撞来理解[4]290。 安德森首先讨论古典古代及其消亡。古代世界的生产方式建立在奴隶制之上，尽管奴隶劳动从来没有在整个古代历史中处于主导地位，不过，在古代世界取得最伟大的物质和文化成就时期，奴隶制都很普遍。在希腊城邦，奴隶制率先成为生产方式的一个主要特色，它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安德森指出，古代奴隶制生产方式不是一种自我再生的机制，其原因在于，不但男性奴隶的来源不稳定，这种生产方式还会妨碍农业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古代社会对手工劳动的轻视态度，可以用来解释奴隶制对技术的抑制作用，这样一来，奴隶制就会让农业和工业生产力陷于停顿。罗马帝国扩张达到极限之后，在内外交困之中土崩瓦解，结果就是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古代世界独特的城市文明的消亡。 二、封建主义及其特征 西方学术界关于封建制度的研究，始于18世纪启蒙运动时代，20世纪以来，欧洲学界对这一主题的讨论继续深入并且名家辈出，其中尤以布洛赫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最为有名[5]13。安德森不满意西方学者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主义的解释，他认为，欧洲封建主义是两种逐渐解体同时又相互冲突的生产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古代农业奴隶制和晚期隶农制，另一方面是日耳曼村社，这种村社有自身的财产权，以血缘关系和部族为基础。在讨论欧洲封建体制的明确特征以及地理—政治分布和发展时，安德森非常强调这种具有独特起源的特殊综合性，正是这两种生产方式不同程度的综合，导致了欧洲不同类型的绝对主义国家，从而也决定了西欧和东欧不同的发展道路。 安德森以这种综合概念来分析欧洲不同地区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变化和差异。法国北部是封建主义的核心，因为两种生产方式在这里出现了最均衡、最有活力的综合。通过各种接触和征服活动，西欧这种封建主义传播到英格兰、德国西部、意大利和西班牙部分地区。安德森也依据北欧、东欧与西欧的联系和交往，分析了那里的封建主义亚类型（sub-types）。斯堪的纳维亚从来没有受到古代文明的影响，不过它发展出了一种不完备的、西欧风格的封建主义。在易北河以东，封建主义很晚才出现，因为这里没有古典古代的遗产，而部族公社内部的社会分化进程又不时被游牧部族的入侵打断。封建主义在西欧达到极致并且陷入危机之时，东欧贵族则把农民强行纳入农奴制，以便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并防止农民逃亡到不受控制的边境地区。在西欧，土地贵族无法维系农奴制，因为自治城市在危机时期为农民反抗提供了后盾。因此，在西欧“抛弃”农奴制之际，东欧却充分建立起这种制度。 安德森对封建主义的论述紧随马克·布洛赫，不但强调军事采邑制度、附庸等级体制和政治权威的“碎化”，也强调农奴制和土地主对农民的支配。封建经济的基础是庄园制，不过，对安德森来说，封建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不在生产领域，而在政治领域，即“主权的碎化”[6]1066。中央权威的缺乏，有三个重要结果：其一，村社土地和农民自主地产得以保存下来，这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尽管安德森的分析显得模糊不清。其二，雄心勃勃同时又很有限的王权制造了封建主义内部的冲突，即主权分散倾向与权力集中的迫切要求之间爆发的冲突。在安德森看来，这种冲突也赋予封建主义某种活泼的张力，不过，封建主义活力的真实原因在于，分散的主权容许政治上的自治市镇在封建体系狭缝中发展起来，它们会成为新兴的革命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阵地。不仅拥有强大的贵族，同时也拥有强大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才能发展成为欧洲的核心国家。尽管安德森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不过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推断出来[6]1066-1067。 安德森认为，除了14-19世纪的日本，上述封建主义只在欧洲起主导作用。欧洲封建主义的一些特征也是日本所不具备的，因为日本封建主义并不是起源于奴隶生产方式与部落生产方式的综合。对安德森来说，欧洲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封建主义，欧洲历史的决定性优势在于“古典古代的持久遗产”，古典过去在封建主义现在中的再次复苏，为资本主义未来铺平了道路[2]451。关键性的古典遗产与生产关系没什么联系，它们是文化上层建筑的构成要素。安德森尤其指出罗马法在近代早期复兴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提到古典的城市市民概念的延续和复活，以及基督教会的连续性。教会成为贯穿黑暗时代的桥梁，为封建欧洲提供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活力。 但是，从古代文化遗产的角度似乎无法充分解释欧洲资本主义的独特起源，毕竟，资本主义首次出现的时候，并不是在整个欧洲，而是在英格兰，英格兰又偏离了安德森所有重要的论点。英格兰中世纪权力分化较小，自治市镇获得的机会很小；英格兰也没有充分发展成为强大的绝对主义国家，并且罗马法的复兴也不明显。英格兰所具有的是一种农业生产关系，处于从封建主义形式向资本主义形式过渡的早期[4]295。 安德森在论述10-13世纪西欧封建主义发展时，认为其主要特征就是采邑和封臣制度、权威的分散以及农奴制。不过，正如安德森所承认的，在绝对主义兴起之前或在它的鼎盛期，这些特征早就从西欧消失了，其中一些特征在东欧根本就不明显。 安德森有时候从一个定义滑到另一个定义。他也宣称封建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受到土地支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劳动和劳动产品都不是商品，地产由封建领主控制，他们通过政治—法律的强制关系从农民那里榨取剩余产品”。如果这就是安德森所谓的封建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当他宣称绝对主义是“重新部署和装备的封建统治机器”时，他就显得不严谨[7]247。 三、绝对主义与国家的自主性 “从本质上讲，绝对主义就是：经过重新部署和装备的封建统治机器，旨在将农民再度固定于传统社会地位之上……绝对主义国家从来也不是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仲裁者，更不是新生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工具：它是受到威胁的贵族的新政治盾牌。”[2]6绝对主义基本的、最初的形式出现于西欧，它为贵族服务，是“农奴制消亡的补偿”[2]203。不过，东欧也出现了绝对主义国家（普鲁士、俄国以及奥地利）。安德森对此作出的解释是，东欧绝对主义国家（无疑是“强化农奴制的工具”）出现的原因在于：首先，农民的逃跑和反抗；其次，西欧更加发达的社会形态的军事压力。东欧贵族为了求生存，不得不采用同样集权的国家机器。与西欧更加商业化的绝对主义国家相比，东欧绝对主义国家更加军事化，腐败程度要轻一些。不过，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都维持贵族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 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概念，驳斥了两种解释传统：一种认为这种国家的出现以牺牲贵族利益为代价，另一种认为这种国家的发展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对贵族和封建主义的第一次胜利。当然，安德森也拒绝了恩格斯的概念——绝对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调停者——因为这个概念过于强调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不过，“调停者”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王权之所以能够扮演安德森赋予它的角色，就是因为存在内部冲突，再加上外部威胁和考验，王权从而有机会实现它们自身的雄心和抱负[8]429，433。 安德森认为，在整个近代早期，就经济和政治层面而言，统治阶级与中世纪的统治者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封建贵族。尽管经历了复杂的变形，封建贵族阶级在绝对主义终结之前，一直没有丧失他们的政治权力。同时，安德森也指出，绝对主义的出现也伴随着封建贵族内部的冲突和分裂，其中就包括贵族与君主制的疏离。 不过，安德森提出的贵族“依旧统治”的说法，也遭到质疑。因为这种观点剥夺了绝对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不但是绝对主义国家享有的，也是它所要求的，它需要这种自主性，以便履行安德森赋予它的任务——保护贵族阶层。就西欧而言，绝对主义国家是封建贵族阶级重新部署的政治机器，是消失的农奴制的一种补偿。就东欧而言，这种国家是封建贵族的压迫工具，是巩固农奴制的工具。不过，不管是在西欧还是东欧，国家权力始终与贵族阶级的权力不同，并且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独立性[9]315-316。安德森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夸大了绝对主义国家的自主性，或许这是正确的，不过，他自己的论述无疑大大低估了“绝对主义国家”的自主性[9]314。 绝对主义国家相对自主性的主要体现在于，国家权力由绝对君主及其选择的近臣掌握，这些臣僚显然不是来自贵族阶层。事实上，安德森在论述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绝对主义的影响时，描绘的并不是一个受到贵族严格限制的国家。绝对主义国家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它代表这个阶级行事，而不是在这个阶级的命令下行事[9]316。 绝对主义国家无疑利用了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这两个集团嫉妒对方潜在的权力，经济利益也相互冲突，并且具有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原则。同样，国家也是一个利益集团，而不是这两个阶级的傀儡。如果贵族或资产阶级能够取得对市民社会的霸权地位，那么，该地区就不会很快出现强有力的政府。当政府有机会让潜在竞争对手相互争斗时，它在社会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会增强。在绝对主义早期，国家的角色就是调停市民社会相互冲突的利益，很大程度上而言，这也是它获取权力的最初形式[6]1069。在现代早期，对于已经取得市民社会霸权地位的任何一个阶级来说，它们都不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如波兰的土地贵族、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的市民阶级。但他们由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波兰贵族对此尤其刻骨铭心，因为虚弱的国家无法抵抗外来入侵。 安德森认为东欧绝对主义是西欧发达国家军事压力造成的，他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我们知道，经济上落后的瑞典（而不是法国）是“东欧的铁锤”，瑞典对东欧的军事入侵加速了普鲁士和俄国绝对君主制的出现[4]293。就俄国来看，除了瑞典的威胁之外，它还得应对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 安德森把17世纪强力国家视为封建君主制的新形式。由于把绝对主义置于封建主义背景下来论述，他的分析也就显得含糊不清。把1450-1750年间当作封建主义时代，这本身就让人困惑。如果绝对主义依旧是“封建的”，那么贵族为何寻求新的政治支持？为何要大力反抗？如果安德森抛弃生产方式的三段论，为这个时代的生产方式赋予它自己的名称，比如“过渡的生产方式”或“以封建生产方式为主的混合制方式”，那么，他的论述或许会更加明晰[8]432。 很显然，东欧和西欧在国家形式、经济、文化、城市化等领域体现出差异性，安德森的起源理论无法对此一一作出解释。如果以其他理论来加以分析，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那么，这些地区的结构性差异就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它们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可能后果，或许是必然后果[6]1072。 四、绝对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 我们现在来考察，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绝对主义国家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安德森认为，绝对主义国家并非资本主义国家。原因在于：首先，绝对君主制和工业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之间的差异太大，无法把它们置于同一个概念范畴中；其次，在绝对主义时代，超经济强制依旧存在，尽管地理分布不均衡；第三，在绝对主义国家，由于贵族依然处于政治统治地位，认为这类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就显得有点荒谬可笑[6]1071。 西欧绝对主义国家无疑是“保护贵族财产和特权的工具”，不过，安德森也指出，绝对主义国家在这么做的时候，它所采取的方式也确保了新兴商业和工业阶级的利益。尽管绝对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也需要资产阶级创造的财富，但是，绝对主义的出现主要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功劳。安德森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在1350-1600年间取得了重大突破。 与安德森的主张相反，沃勒斯坦的研究强调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1640年前后稳定下来。因此，这个经济体之中的所有国家，不管它们的劳动力控制手段有何差异（从工资劳动到农奴制），也不管它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分歧有多大（从绝对君主制到资产阶级民主制），都应当被视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完整组成部分。安德森强调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与17-18世纪绝对君主国之间在上层建筑方面体现出来的差异，坚持认为绝对主义是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沃勒斯坦关注世界经济中榨取剩余劳动的结构，注意到了这种结构在17-18世纪与在20世纪的基本相似性。对沃勒斯坦来说，绝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阶段[6]1061。安德森和沃勒斯坦的冲突，不仅仅涉及适当的社会分析单元，也关乎研究方法。安德森的起源决定论视角往往强调上层结构的独特性，而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研究法的结构决定论味道更浓。 事实上，绝对主义必然包含一种资产阶级化的进程，因为统治阶级日益需要资产阶级为他们提供金钱，以便从事战争和维持行政体系的运转。一方面，正如安德森所说，绝对君主与贵族密不可分，不过，另一方面，绝对主义通过其重商主义政策（东欧绝对主义通过大力推进教育），大大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增长。随着资产阶级担任政府要职，随着愈益有必要采纳资产阶级的活动来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绝对主义国家采用的方法和打算实现的目标逐渐发生转变[7]249。正如马克思所说，集权的国家权力及其无处不在的常备军、警察、官僚机制以及宗教和司法体系，是为新生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 五、结语 安德森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一书的前言中宣称，他的分析只是一种梗概，旨在提供一些讨论素材，而不是详尽的研究和定论。不过，就历史视野的广度和深度、理论创造性以及富有启发的结论而言，安德森这两部著作都属于优秀的史学作品。通过借鉴使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安德森为马克思主义者围绕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展开的讨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身为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在其著述中坚持并高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展开自己的讨论，反对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脱离现实世界、悲观主义的倾向，坚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直面现实的经典传统之中[5]16。不过，安德森并没有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为《圣经》，甚至敢于拒绝他们的观点。安德森指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绝不能简单地采纳他们说过的话：他们著作中对过去论述的错误不应回避或忽略，而应予以鉴别和批判。这样做并没有背离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维护了它……新科学奠基人的伟大从来没有保证不会有判断错误或形成不真实的神话，这并不会对他们有更多的损伤。在这种意义上，对马克思签过字的东西‘冒昧更正，只不过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由性。”[1]4（前言）安德森也批评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两种倾向，即沉溺于理论或者忽视历史经验和事实。安德森本人的研究是理论与实践（尽管他的论述存在一些事实性错误）的结合，为我们理解欧洲早期发展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解释，任何严肃认真的史学家都不会忽视他的这种研究[10]。 参考文献： [1]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M].郭方，刘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 Bernice Martin.Review of Perry Andersons Passages and Lineages[J].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 27（2）：267. [4] Theda Skocpol， Mary Fulbrook. Review of Perry Andersons Passages and Lineages [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76-77， 13（3）. [5]王晋新.评佩里·安德森的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研究[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3）. [6] Michael Hechter. Lineag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2（5）. [7] Betty Behrens. Feudalism and Absolutism[J].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976， 19（1）. [8] Peter Gourevitch.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Regime Form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Anderson and Wallerstein[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78， 10（3）. [9] Ralph Miliband. Political Form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J]. Socialist Register， 1975（12）. [10] Lionel Rothkrug. Review of Perry Andersons Lineages [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6， 81（2）：374.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