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天津解放初期的社会治理 |
| 范文 | 赵风俊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解放前的天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践踏和蹂躏，各种旧社会痼疾交错并存，社会治安极其混乱。党和政府在完成接管后，采取了收容安置游民乞丐、铲除脚行把头、禁绝鸦片、取缔妓院和反动会道门等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扫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使社会面貌发生显著改变。 收容安置散兵游勇和游民乞丐 游民乞丐是天津解放前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大部分乞丐穷困潦倒，也有一部分乞丐以乞讨为职业，强乞恶讨，为害一方。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涌入天津，形成新的游民乞丐群。这些人成帮结伙，四处游荡，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危害社会治安。天津解放后，有些乞丐曲解党的革命纲领，强讨活动更为猖獗，一些特务分子也混入乞丐队伍中隐藏身份。入城之初，市公安局及时指示各分局配合收容散兵游勇，采取调查登记、收容改造和遣送流亡人员的方针。1949年3月21日，天津市成立“国民党散兵处理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的紧密工作，截至1949年底，散兵游勇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1949年5月7日，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的部署，市政府组织成立收容处理乞丐委员会，作为清理乞丐的专门领导机关，并在全市设立5个临时收容所。5月21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颁布《华北城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确定了“一面收容，一面处理，逐步肃清”的方针。市政府通过报纸、广播等，宣传党的政策，号召乞丐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至7月31日，全市共收容乞丐1594名，流动在市面上的乞丐基本被肃清。在开展收容工作的同时，收容处理乞丐委员会对乞丐进行了分类管理和教育，在生活上给予他们热情关照，帮助他们树立劳动观念，改变生活恶习，培养他们自食其力、依靠诚实劳动生存的习惯。大部分乞丐改造好后返回原籍，少数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乞丐被送到救济院安置，一些有案底的被送到相应的机构进行审判和处罚，一些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则在自愿的基础上编成劳动组，参加开荒和治理黄河的工作。 1949年8月10日，全市集中收容处理乞丐任务胜利完成，撤销市收容处理乞丐委员会。此后的收容处理工作由集中突击处理转入了经常性的收容处理，由生产教养院负责。1952年，市公安局会同民政局等单位对新产生的游民乞丐再次进行了收容处理。至此，天津的游民乞丐基本被肃清，大大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 废除脚行把头制度 天津解放前，脚行一直为封建把头所垄断。这些脚行把头与各种反动势力勾结，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对商人和市民任意勒索。有些大的脚行把头还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相勾结。 1949年1月下旬，市军管会接管原国民党政府公用局运输事务所后，在市公安局的配合下，发动工人群众，组织搬运工人着手承办公私营货物运输，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以摆脱封建把头控制。1949年3月12日，天津市第一个搬运工人服务站在饭市脚行成立，其业务承揽和收入分配完全由工人自行安排。4月，市政府明令废除封建把头制度。到5月5日，全市相继成立了18个服务站。为防止脚行头子的捣乱破坏活动，市公安局多次召集脚行头子训话，向他们宣布党的政策，要求他们遵守政府法令，参加劳动，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为了把更多的搬运工人组织起来，6月，根据刘少奇对行业组织工会的指示，天津市分别成立码头运输工人工作委员会、搬运工人工作委员会，并确定了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7月4日，天津市运输公司正式成立。随后，在全市搬运行业中开展了以民主编队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改革，各搬运单位建立了班、组、队的劳动组织，并实行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劳动制度，清除了混入工会组织的大小脚行头子和车主。 劳动组织和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封建把头被完全孤立起来，但仍有一些顽固分子暗中利用封建帮派势力散布谣言，扰乱破坏社会秩序。1950年5月，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市公安局对各脚行把头进行全面登记和监督管理，坚决镇压了首恶分子。在此基础上，经过深入调查取证，公安局掌握了反动脚行头子的大量犯罪事实，先后逮捕有严重罪行的脚行头子70名，并处决了其中的罪大恶极者。1951年3月，彻底废除封建脚行把头制度，全市群众性反封建把头的斗争胜利结束。 禁绝鸦片烟毒 自近代天津被西方列强强行辟为通商口岸后，鸦片烟毒不断蔓延。解放后，贩毒吸毒活动仍很猖獗，一些毒贩与邮局、铁路员工甚至公安人员勾结，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人民身心健康。 接管后，市军管所立即采取禁止鸦片烟毒行动，着手进行烟民登记、施戒，以及对烟贩、烟毒的缉查工作。1949年7月16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天津市认真贯彻执行，并根据群众举报迅速逮捕一批贩毒惯犯。至1949年底，共查获贩毒案件1668起，捕获罪犯2305名，缴获大量毒品，在一定程度上掐断了毒品来源，促进了禁烟禁毒工作的深入开展。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5月27日，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天津市烟毒检查登记办法》，成立了市禁烟禁毒委员会。禁烟禁毒委员会在市内设立戒烟所，并委托部分医院、卫生事务所作为帮助吸毒人员施戒的专门机构，根据“宽大与处罚相结合，说服教育与强制施戒相结合，逐步禁绝”的方针，加强对吸毒人员的政策宣传，引导他们主动登记施戒。同时，对拒不登记的吸毒人员实行强制检验并予以严惩。至1951年底，全市登记戒除的共1039人，吸毒贩毒现象大为减少。 195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8月8日，市委、市政府再次成立禁毒委员会，并把重点放在侦查准备工作上。在侦查的基础上，市公安局对在天津活动的毒贩分别于8月和9月进行了两次集中抓捕。9月8日，全市公审毒犯大会当场宣判，在社会上产生了强大的震慑作用。此次禁毒运动，基本肃清了毒源，社会环境得到净化，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 取缔妓院 妓院娼馆是旧社会遗留的痼疾之一，解放初期，考虑到妓院的存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同时涉及2万多人的出路，市人民政府没有立即封闭取缔妓院，而是实行严格限制、促使其逐步消灭的方针。 1949年9月，市人民政府在对全市妓院和妓女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批准实施《管理乐户妓女暂行办法》。市公安局对乐户营业时间等作了严格限制，与民政、妇联等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引导妓女、窑主、领家转到其他行业。至11月，全市114家妓院停业，570名妓女脱离妓院。 1950年1月15日，天津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处理妓院、妓女问题进一步提出要求。会后，全市开展了逐步取缔妓院的政策宣传活动，对一批恶霸窑主实行了逮捕并没收所得的财产。市妇联还组织妓女参加识字班和生产劳动，帮助她们提高思想觉悟。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大部分妓女、窑主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觉悟，尚未脱离妓院的妓女也逐渐消除了对窑主领家的恐惧心理，纷纷要求政府给予安置，彻底废除娼妓制度的障碍已经消除。 1951年11月，市政府對残存的妓院进行封闭。窑主、领家在妓院内的财产一律被没收，有罪行的窑主、领家被送法院依法审判。由公安局、民政局、法院、妇联等单位组成妓女审查处理委员会，集中收容妓女，对她们进行思想改造，组织学习劳动技能，安置就业。至1952年底，全市公开的妓院被全部取缔。 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 天津的会道门基础深厚，组织庞杂，名目繁多。他们以封建迷信为掩护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其中一贯道流传最广，毒害最深。天津解放后，一贯道继续欺骗群众，制造反动谣言，攻击、污蔑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年底，根据华北人民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指示，天津市委发出《关于取缔一切封建迷信会道门组织的决定》，采取了“争取被欺骗的群众，孤立一般上层分子，打击、镇压首恶分子”的方针。首先是逮捕首恶分子，造成取缔一贯道的强大声势。市公安局在1949年12月13日至14日、1950年2月至3月中旬，先后进行了四次搜捕，逮捕点传师、讲道师、坛主、三才等道首共460余名。其次是开展宣传教育，揭露一贯道的罪恶活动及骗人伎俩，然后开展道首登记，搞清道门组织。最后是解散组织、冻结道产。这次取缔工作，给一贯道以沉重打击，但还未从根本上摧毁其组织。 1951年4月6日，市政府、市协商委员会第五次联席会议作出彻底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决定。市委成立联络组，对全市取缔斗争实行统一指挥，采取“孤立打击少数反动道首，分化瓦解组织，争取教育道首群众”的政策，敦促道首登记、动员道徒退道、开展追骗财斗争和镇压反动道首。从1951年4月7日开始，各区相继展开道首登记和退道工作。自1951年4月20日起，全市还发动道徒群众掀起向道首追回被骗钱财的斗争。截至5月底，登记工作基本结束，共登记道首3875人，基本上掌握了一贯道在天津的组织状况，全市退出一贯道的人数超过13万，近万名道徒全部或部分追回了被骗财物。经过两次集中打击，一贯道在天津的组织彻底覆灭，一些组织较小的反动会道门也受到沉重打击，全市反动会道门基本肃清。 在革除各种旧社会痼疾的斗争中，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积极稳妥的方针，事先进行广泛的调查，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充分考虑天津具体情况，采取符合实际的有效措施。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既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又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扫除旧社会痼疾的民主改革运动，清除了旧城市的社会垃圾和丑恶现象，社会风气明显改善，社会环境得到净化，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为动员和组织群众恢复国民经济、推进天津各项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朱 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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