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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阿庆:乐在新疆
范文

    李嵱

    

    

    

    在集体主义的年代,他是一个个性独立的人;在吃苦为荣的年代,他是一个快乐的享乐主义者。在上海,他是格格不入的北方佬;在新疆,他是一眼便能认出的上海人。和大多数上海知青纠结往返于两地不同,他决绝地把自己变成了新疆人,至今享受着快乐的边疆生活。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兵团小镇,上海人阿庆生活了半个世纪。虽早已本土化,但依然有点“扎眼”。

    阿庆名叫金永庆,十四团的人都喊他“阿庆”,以至于真名倒被遗忘了。

    五十多年待下来,这里的一切他太熟悉了。

    阿庆穿粉红色衬衫,休闲裤,衣冠整洁地出门,动作麻利地骑上摩托车,到步行街对面一家川菜馆和朋友们吃饭。

    事实上,从他居住的光明小区,经过团部,到饭馆,走路也不过十来分钟。他带着上海人的娇气说,“我不喜欢走路的。”他去哪儿都骑摩托车。

    宽阔的马路,新建的住宅小区,步行街……十四团这两年的变化在阿庆眼里是:“这里现在挺繁华的。”

    “繁华”一词,着实让内地来的朋友吃了一惊,因为这里的荒凉和艰苦仍是一眼就能望见的现实。

    但人们忘记了阿庆的语境,他说的“现在”,是和自己15岁踏上这片土地时相比较的。

    我是找哥哥来到这里的

    68岁的老知青阿庆热情直爽。他陪朋友在团场周围的水渠边、田埂上、老卫生队的胡杨林边转了一下午,临别依依不舍,又把朋友邀请到“新家”。

    他不喜欢告别。

    起初人们以为他老了,怕寂寞,后来才懂得,这里实在太偏远,再见不易,谁也不知道“下一次”相逢是什么时候。

    团场的年轻人都喜欢听他“吹牛”。他讲自己15岁进疆时,穿上三号军装(最小号),袖子长的像唱戏的。上海家里有三个保姆,他却偷了户口本报名来新疆。下冰雹时,他到处去捡野鸽子野兔。

    年轻人听的脸上时不时流露出钦慕的神情,这大大激发了阿庆的谈兴。他眉飞色舞、谈笑风生,一桌人沉醉在塔里木河畔往事的回忆中。

    “我纯粹是找哥哥来到阿克苏的。”阿庆笑着说。

    1963年,阿庆的二哥金永亮因为家庭成分(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不好,来到阿克苏支援边疆建设。二哥比他大两岁,两人从小关系最好。一年后,阿庆太想念哥哥了,就从家里偷出户口本,偷偷报了名。光荣榜贴出来的时候,父母傻了眼。“你要去可以,就穿黄军装走,什么都不给你。”阿庆是个犟脾气。“行!我就这样走。”

    阿庆清楚地记得离开上海的日子,1964年6月12日。就在前一天晚上,父亲还拿着两张回宁波老家的火车票,劝他留下。“我不去!我明天就走了。”“你走了一辈子回不来!”父亲一脸哀伤地说。

    当时八一厂拍纪录片,跟着他们拍了一个月。

    分到连队时,大家都去拿行李,阿庆心里难受了。队长跑来问,“你咋不拿行李呀?”阿庆说,“我没有行李。”队长指着两只没人认领的大箱子说,“那不是你的行李吗?”阿庆跑去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名字,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他不知父亲是什么时候把行李悄悄送到托运处的。

    洗完澡换上衣服,阿庆习惯性摸摸口袋,怎么卡卡响?一掏,十块钱,那可是当时票面最大的钱。另一个口袋一摸,还是十块。

    “我老爹在每件衣服的口袋里,都塞了一张钱。临走说啥都不给的,结果吃、穿、用,装了满满两箱。”阿庆当时忍不住又掉眼泪了。

    新疆蛮好玩儿的

    “放着好日子不过,却跑到戈壁滩吃苦头!”生活在现代的年轻人不理解。

    “不苦!我来新疆没吃过苦,新疆蛮好玩儿的。”阿庆一副不容置疑的口气。

    塔里木人的淳朴热情,阿庆初到新疆就感受到了。那年分到阿克苏十三团的上海知青有450人,阿庆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团场领导都挺照顾他的。

    15岁,一米四七,能干啥?坎土曼都拿不动。

    “阿庆,到鸡圈喂鸡去!”领导布置了任务。于是,三个老职工带着他,天天骑毛驴、掏鸟窝、吃鸡蛋!吃了一年鸡蛋之后,阿庆看到鸡蛋就觉得有一股鸡屎味。他的少爷脾气犯了,找到队长,“我不干了,鸡蛋臭臭的。”

    那干啥?去挤牛奶吧。于是,阿庆被调到了畜牧队牛奶排。

    牛奶排有60多头牛,一天挤6头。每天打糊糊、和面、下面都用牛奶。“我们用奶吊把牛奶烧熟,倒在一公斤的缸子里,上面一层奶皮一刮全部喝光。”吃了一年奶子,阿庆从一米四七一下蹿到一米七四,队长又叫他去食品厂学手艺,学了一个月,他就跑回来了。“干啥都可以,就是给牛检查胎盘,手要伸进去,不干!”回到连队的阿庆开始赶小马车。

    当年的阿克苏只有三处平房:人民饭店,司令部,还有个百货大楼。团场里的人什么成分一看就知道。支边的复员的穿黄军装,自流的穿蓝衣服,劳改犯穿黑衣服。

    他们一开始住地窝子,晚上兔子在上面乱跑,阿庆就在上面下个夹子,兔子一踩,哇一叫,他们就跑上去逮兔子。有时一晚上能逮三只。

    “那时候好玩的很。”阿庆笑着说。

    口袋的钱全部花光之后,家里每月都寄一个十公斤的邮包,里面有咸肉、挂面、年糕干。知青们吃不饱肚子的年代,他也没挨饿。所以伙房里的白面馒头,他总分一半给别人。他印象最深的一回。是看见一个知青,一顿饭把一桶面条吃下去了。

    “现在我们十四团的小城镇建设搞的比其他团都好,一到晚上灯火辉煌。”阿庆忍不住感叹道。

    我娘死我没看到

    阿庆至今保留着一种上海人的精致和讲究。

    他出生在上海有钱的大户人家,放到现在算是富二代。父亲16岁从宁波到上海创业,开戏曲服装厂起家。母亲也是女强人,开了一家上海滩最大的鸡鸭行。三个儿子中,阿庆最小最任性,每天要是没有喜欢吃的菜,这顿饭绝对不吃。“带到饭店去!”老爹只好对保姆说。

    阿庆在上海的永年路、复兴路、合肥路三个地方长大,家里有三栋房产,结果老爹贪玩,一晚上把复兴路那栋房子输掉了。他记得奶奶伤心地哭,从此见不得人赌钱。

    “文革”期间,斗资本家,阿庆父亲聪明,早早看清形势,把公私合营的股息全都让了出去。“我娘舍不得呀,女人心眼小,最后挨批斗,受不了,自杀了。”远在边疆的阿庆没能看到老娘最后一眼,这最让他遗憾。

    “当时我要回去不让我回,那时我们是狗崽子呀。”阿庆很少提起这段悲伤往事。团场领导悄悄对他说,“阿庆,你不要闹,你妈妈是自杀的,不要吭气,再闹就更坏事了。”

    他只好熬着。那时候兵团武斗很厉害,只要有人写条子揭发,马上揪出来,人心惶惶。

    有一次阿庆差点倒霉。当时他在十三团赶大马车,一天下午马队开会,说晚上要打十连。“我想完了,最要好的朋友都在十连。”开完会,他说出去遛马,一口气跑到十连报信。晚上马队开始行动,跑到十连一包围,关键人物早都跑了。一了解,阿庆下午来过。

    马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叛徒”。阿庆掉转马头就跑,冲上桥头,两边是拿红缨枪站哨的,一开始以为他是马队的,再一看,后面一队人马追上来。“红缨枪就从我背后插过来,我在马背上一低头,躲过去了。”

    阿庆还是被抓住了。第二天,团部挂上大幅标语,要抽他的筋扒他的皮。“我自己也不知道咋混过来的。”阿庆笑着回忆道。

    等到他终于不顾一切跑回上海,母亲早已火化。他把大哥狠命揍了一顿,又回到新疆。大哥那时候为求得自保,跟母亲断绝了关系。

    “上海我啥都不怀念,就怀念我娘。老房子我看都不想看,看见只有恨,我老娘就死在里面,死的时候谁都不知道。当时我跟二哥只要有一个在身边,我娘就不会死。”阿庆一辈子没有原谅大哥。“不说别的,养育之恩有没有?”

    1989年,上海市出台知青子女可以回上海落户政策,大哥打电话叫阿庆把娃娃户口报回去。“我说不要,我娃娃有本事自己考出去,没本事就待在新疆。”

    其实我蛮任性的

    阿庆的倔是团场出了名的。“但是怪了,团场领导都对我蛮好。”

    他没种过地,没拿过坎土曼。挖南干渠多苦呀,阿庆赶着马车运粮食运瓜。

    “后来到工程连也没吃苦啊。”他带着技术工人到处跑,修桥、修闸门。有一次修大闸,大家40多个小时没休息,他却照样休息。

    工程连干了十几年,领导想让他当连长,他坚决不当。“你们预算低了,老百姓拿不到钱,骂我。我带着娃娃技术手,到处跑,多舒服。”但每有大工程,领导就要给他打招呼,“阿庆帮帮忙,有工程要来了。”为啥?因为如果阿庆说不干,大家就都往地上一坐。

    只有一个领导阿庆始终看不惯。那是十四团和十五团合并后调来的新书记,外号“乔老爷”。阿庆觉得他说话“傲”的很。“阿庆,明天给托儿所拉一车柴火?”“阿庆,那边有个病号你给拉到卫生队去。”“我的马病了。”阿庆总不给面子。时间一长,两人关系就有点僵。阿庆工资也加不上,调令下来也走不了。直到水管所要人,才把他调走。没想到两个月后,“乔老爷”也调到水管所旁边一个单位。报到路上和阿庆狭路相逢,他不容分说就把“乔老爷”打到毛渠里去了。

    第二天团长、政委叫阿庆到团部。阿庆背着棉衣去的,心想大不了关禁闭室。政委问他,“为啥打人?”阿庆理直气壮:“我们老百姓干活拿工资天经地义,凭啥不让我加工资?”

    哥哥听说阿庆闯祸就跑来了,了解清楚之后说:“我们老三,有错误,你们怎么整他他不会吭气,没错误,你们整他,跟你们没完的!”说完就跑回去干活了。

    最后,团长给阿庆一厚沓纸,也不敢说让他写检查,只说让他写个事情经过。

    那时阿克苏的纸烟不好买,阿庆一看纸薄薄的,卷莫合烟多好。回家写了两页检查,剩下的全都卷了莫合烟。他在检查中写道:“打人是错的,给我任何处分都可以,但是要给我加工资。”最终结果是,他一手拿工资,一手拿处分。

    上海人一辈子看重的户口,阿庆从来不屑一顾。阿克苏返城运动闹得最厉害时,他也没动摇过。“既然自己来的,我去闹它干啥?”

    那时候,好多兄弟姐妹为了回上海闹翻天。“我要回早就可以回去了。第一批就可以,老娘是自杀的,后来平反,我们算特困。当时二哥结婚了,有两个娃娃,特困呢,老婆没有顶替的,可以带回去。我一想,我一个户口换他们四个户口有啥不好呢?就让他们走。”

    从此,他在阿克苏十四团结婚生子,落地生根。

    差点死在这儿

    阿庆30多岁才在十四团结婚成家。上海人把当地土生土长的学生娃叫作“小土块儿”,阿庆找的就是小土块儿。

    年轻时,阿庆很受团场女孩子欢迎。晚上团部放电影,总有女娃娃喊他,“阿庆,看电影去?”“不去!”要是长得好看的喊他,他就去了。“那时真年轻,太坏了。”他笑着说。

    至今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初恋。当时两个人互相喜欢,因为阿庆家庭成分不好,遭到对方父母反对。阿庆不想连累女孩,就跑回上海去了。等他回来,女孩已被逼结婚。若干年后,他得知女孩过的并不幸福。“她爹临死时对她说,‘我这辈子做错一件事,就是没同意你跟阿庆。那个年代,家庭成分就是那么重要。”

    前三十年好熬,后三十年难熬。

    阿庆结婚后,团场里的人都知道他重女轻男。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在产房外等,护士出来报喜,“生了个儿子,胖胖的。”阿庆一听,骑个自行车就跑掉了。跑回家一想,儿子不喜欢,老婆还要呀,又傻瓜一样骑个自行车回到卫生队。“刚开始真不想要儿子。过了三天,慢慢喜欢他了。”几年后,阿庆如愿以偿又添了一个女儿。

    “最苦最苦就是供两个娃娃上学,那时候差点死掉。”

    儿子从小学习好,阿庆一看是上大学的料,就琢磨干点啥,光靠团场的工资哪里供得起大学生。1993年,他买了12只母羊,1只公羊,人们都说,“阿庆放羊,最多一星期。”没想到他一放就是七年。

    每天早晨四点放到八点,去上班,晚上八点下班,放到十二点。回家往沙发上一躺,衣服鞋子也不脱。2000年,他的羊从13只发展到160只,儿子也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但是,儿子还没去学校报到,阿庆身体却垮了,突然大出血。

    那时候十四团还是石头路,从六连到医院一路颠簸,血浆也没有,差点就死在路上。到了医院也没有血浆,劳改队三中队队长是阿庆的朋友,儿子打电话求他:“快救救我爸!”三中队只有7个犯人是A型血,朋友也是A型血,他把犯人一拉上车才给监狱长打了电话。

    当晚输血时,阿庆一边输一边吐,止不住。湖南来的主治医生束手无策,还是当地医生胆子大,“管他呢,死马当活马医。”两针止血针推下去不管用,结果四针,六针,一下子推进去八针,才止住了。

    尽管如此,阿庆放羊还是成了一段美谈。六连的人都说,你看,阿庆放羊供出了大学生。结果,全连一下出来二三十群羊。

    这个上海北方佬

    “不知怎么,慢慢就看上海人不舒服了。为了一毛钱两毛钱,讨价还价,哎呦,真讨厌!我们这里,我喜欢的钱一掏就走,不喜欢的送给我都不要。”年轻时阿庆不知多少次跑回上海,几十年后,他变成了与上海人格格不入的北方佬。在他眼里,“如果是新疆回去的上海人,那到他们家是舒服的,如果家里面没有在新疆待过的,那根本不要去。”

    1969年,阿庆调到十四团和哥哥在一个团场,哥哥喊他阿庆,团场人也就跟着喊他阿庆。如今,在十四团要找阿庆,好找,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找金永庆,反而难找。有一次宁波老家来信,信封上写的是“新疆农一师十四团阿庆收。”邮局竟然也给他送到家里来了。

    前几年,老知青们一批批重返阿克苏故地重游,第一个就来找阿庆。有人看到团场的变化,不由感叹,“如果走之前,像这样的环境,我们也就不走了。”

    阿庆叹了口气,“其实很多人回去就是面子上的事情。”有些知青回去后,过得并不如意,退休后还有在外面打工的,看大门,当保安,要是娃娃不争气,还得给娃娃挣钱。

    阿庆两个娃娃都蛮争气。儿子初中毕业考全团第一,考到阿克苏。好多人一打听,金峰是阿庆的娃娃,都吃了一惊。“阿庆的娃娃上学这么好?他自己犟头倔脑的,像土匪一样。”

    后来金峰考上中南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现在是某集团公司北京地区的负责人,也是总工程师。女儿金文娟2003年转到上海念高中,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结婚生子,自己开了两家公司,生活也很好。

    儿女对新疆没有阿庆这样的感情。“我15岁来的,他们16岁走的,他们走的时候兵团条件并不好。”阿庆说,“我要回上海,条件是很好的,但是气候不适应,人也不适应他们了。”

    2008年,阿庆在上海待出一身病,腰都直不起来,天天吃药,疼得流眼泪。结果返回时,到乌鲁木齐一下飞机,拖着行李就走。老婆在后面追:“你跑这么快干啥?腰不疼了?”哎?腰怎么直直的,不疼了。每次坐火车也是,只要一到甘肃天水,他整个身体就舒服了。

    那一年,他在十四团买了房子。

    2015年7月,阿庆搬进了公租房。他显然住不惯楼房。刚刚拆掉的平房就是那年他买的“养老房”。去年团场中学要修塑胶跑道,老房子全都拆掉了。“前面后面都有院子,前面有块菜地,那可是十四团的中南海,现在推成平地了。”

    他懒得再搭鸽子窝,就把鸽子养在朋友家楼顶。有时看到有人住院开刀什么的,就说,“抓几个鸽子走吧,鸽子汤对刀口合缝特别好。”

    鸽子算是阿庆的上海特征之一。他8岁在上海跟着父亲养鸽子,父亲是上海和平信鸽协会会长,每次回上海“搬东西”,他都会带几只鸽子回来。

    他家里上海零食也没断过,年轻时父母给他寄,现在是女儿一包一包寄回来。他从冰箱里拿出小核桃、椰子糖、牛肉干,还有正宗的大白兔奶糖。

    上海童年的小伙伴早就没来往了,阿庆每次回上海,来往的都是新疆回去的知青。只要一个电话,大家就全知道了,排队请他吃饭。

    阿庆总是说,我也来请一次。“不要你请,你不是上海人,你是新疆人。”老知青们都这样说。

    是的,从偷偷报名那天起,阿庆就接纳了这片土地,就像身边被称为无疆之马的塔里木河一样,一往无前,永不回头。

    “真的,我这辈子,蛮开心的。一天都不后悔。”阿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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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9:1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