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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简论“君子不器”及其现实意义
范文

    安鑫

    【摘 要】 《论语·为政》所提出的“君子不器”理论,是孔子对于人才的一种要求。本文认为,“器”与“不器”近似于“专才”与“通才”之分,现代教育中大学教育之前的教育均为基础性教育,不能划定在“专业”或“通”的概念之中。“因材施教”,通过外在的教育和努力,力争达到德才兼备的要求,才能在飞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实現自己的人生价值,为推动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关键词】 “君子不器”;专才;通才

    “君子不器”出自《论语·为政》,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孔子对于君子的最高要求。“君子不器”一般的解释均为君子不能像一种器皿一样只用于一种或特定的用途,而应该是“通才”,用于或擅长于多种用途。但是如何达成“不器”呢?

    一、“不器”的内涵

    对于“器”,字典上的释义为“器具”。器具一般适用于单一的用途,因此这种解释是普遍接受的。因此,引申到君子或人的概念时,“器”意味着专于一种技术、能力或方面的专家与学者。相应而言,“不器”就是“不专限于一才一艺之长,尤今之谓通才”。[1]因此,对于人而言,“器”与“不器”的概念就是“专才”与“通才”之分。

    但如何才能做到“专才”或“通才”,或“专才”与“通才”的概念是什么?根据《新华字典》的释义,专才指精通某一学科的专门人才,通才则指知识广博,具有多重才能的人。通过概念可以看出专才与通才的不同之处。但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呢?到底是“通上之专”还是“专后达通”,这是现在社会争论的焦点。

    从现代教育的角度而言,笔者认为,在大学教育之前存在的所有教育是一种基础性的教育,不能划定在“专”或“通”的概念之中。这也就意味着在高中毕业结束后走向社会的人是具有基础知识的“人”,而不能直接将其定义为“人才”。与高中相对应的是中专教育。而中专教育所具有的特点是专业技术性的培养,可以将走出校园的中专学生定义为“专才”,是从事专一技术工作的人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现象是虽然进行了学科的分类,但除理工科等一些专业性较强的专业外,其他文史类的学科之间流通性较强。因此现阶段的本科生培养大部分是按照“通才”的标准来进行的。而研究生、博士生等进一步的培养则采用“专才”进行。可以发现,除某些特殊的人才之外,“专才”必定是在掌握一定的知识基础上,又精通或从事于某一专门领域的人才,而“通才”则体现着人才的综合水平和综合实力。

    但就《论语》中“不器”的理解,笔者认为不能像现阶段教育那样去定义。古时“君子”和“大人”一样是与“小人”而相对的。因此“不器”应该是在“器”的基础上的一种延伸和提高。即在精通与一才一艺的基础之上,又超越于一才一艺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这“不器”必然高于“器”者,而是对于不同人群的不同定位而言。对于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器”是其最大的特点和要求。而对于需要通观全局,指引决策的人而言,“不器”是其决策的保证。钱穆认为:“近代科学日兴,分工愈细,专家之用益显,而通才之需亦因以益亟。通瞻全局,领导群伦,尤以不器之君子为贵。”因此 “器”与“不器”可以理解为均为社会发展所需,而“君子”之“不器”必然是在“器”的基础上才可以达到和实现的。

    二、“君子不器”的行事标准

    “君子不器”意味着君子的多种才能,而各种才能中一以贯之的标准和核心就是“德”。“德”是自然万物所生养的,是“天道”于人的表现。在孔子看来,君子必须是德才兼备的。“德”指德行,至于“才”,孔子认为必须掌握六艺之人方可担此称谓。而六艺中可以精于其一,但不可失于其一,亦可论证“不器”是“器”的提升。

    对于“德”而言,孔子提出“三达德”,即“知”、“仁”、“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钱穆认为:“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皆达德。”[2]这是三种能够获得德行的方面。这其实是孔子注重个人的道德素质与修养的表现。

    而除了对“德”的要求以外,孔子还提出了君子的行事标准。对于君子而言,孔子首先提出了“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四项应受教育的方面,其中除了第一点是对君子个人外在能力的培养之外,剩下的三种都是对君子德行和修养的要求。孔子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四项教学条目,是君子自小到大所应该受到教育的过程,即先要在六艺之中如鱼得水般自在,然后在与人交往相处过程中遵循“仁”,之后以德行作为自己的内在标准与依据,最后才是立志于“道”。这不仅仅是孔子教授的四端,也是孔子对于君子成长的要求。在君子个人的言语之中,孔子也有其要求:“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这是对君子言语的一种要求。

    当君子具体担任某一责任之时,孔子提出相应的要求:“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这是对君子职责的约束,但是相应的是如果在其位,则谋其位光明之政,意味着谋其政中要以大义、光明为准则。对于君子谋其政行事之时,孔子也提出其要求:“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这里孔子分别对君子的行己、事上、养民和使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表现了孔子对自己要“据德”,对百姓要“行仁”的思想。同时,对于君子在其位时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孔子也提出自己的观点:“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孔子认为不要去用恭敬取悦别人,也不要对别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这种事情是可耻的。

    三、“君子不器”对于现实的影响

    “君子不器”作为孔子人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个人的培养而言,成为“专才”还是“通才”,是教育者们所关心的,也是面临就业压力的众多受教育者们所关心的。诚然,“专才”的需求缺口在不断增加,但其必然面临的是就业面狭窄。而社会对“通才”也出现了“通而不精”的评价,使得“通才”也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形势。从社会角度来看,“通”与“专”依据社会变化着的具体需求而不断交换着主导的地位。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是现阶段教育者们采用的主要方式。而从个人角度而言,个人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达到孔子所言的“不器”的状态。

    从道德修养而言,孔子对“君子不器”的众多行为准则和行为要求也有其现实的意义。在孔子看来,只有通过外在的教育和内在的努力,真正达到德才兼备的人才可谓“君子”。而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状况则是偏重对个人“才”的培养,而“德”的教育状况不容乐观。孔子的思想是从生活中得来的,是教育和教导人如何从个人角度来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和道德修养。这正好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补充和完善。因此,现阶段的道德教育应该吸收和保留古代儒家“德”的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以形成对已有的道德教育的补充和完善。

    因此,“君子不器”不仅是《论语》中关于人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阶段我国人才培养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借鉴和吸收。

    【参考文献】

    [1][2] 钱穆.论语新解[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8.245.

    [3] 秦维红.浅论孔子人的发展理论[m].北京:人学与现代化,2011.336-342.

    [4] 谈爱年.“君子不器”浅谈[j].湖北:黄石教育学院学报,2004(09)15-20.

    【作者简介】

    安 鑫(1991-)女,新疆乌鲁木齐人,硕士,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预科部助理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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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7: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