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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从城市发展看农村留守人口的社会贡献
范文

     秦晗 司汉武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衍生了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三个留守群体。农村留守人口以牺牲亲情、陪伴、家庭分担为代价,成就了青壮年男性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社会的正常运行,推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缺失-奉献的呈递关系看,农村留守群体的生活缺失,恰恰是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贡献,虽然这种贡献是间接的。各级政府需要担起责来,为留守群体的生活缺失提供某种补偿。

    【关键词】 城市化;农民工;留守人口;社会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谋求发展,他们主要就业于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餐饮业等城市第二、三产业,大大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务工,造就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三大农村留守群体。这些农民工虽然未能在城市扎下根来,却常年生活在城市,农村三大留守群体除了获得他们的收入给养外,则缺失了大部分依托于他们的家庭生活内容。

    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考察农民工社会贡献和留守人口家庭问题和生活缺失的文献相对较多,但把这二者相联系,进而把留守人口的生活缺失作为他们付出和贡献的文献却寥若晨星。本文试图从缺失——奉献视角就这一连带关系问题提供一些讨论。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成就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口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3亿人迅速增加到2013年的7.31亿人,年平均增长4.2%,城市个数由190个增加到2012年的658个,平均每年增加14个,建制镇的规模不断扩大,由2176个增加到2012年的1.98万个,平均每年增加520多个。[1]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5年的56.1%,年均增长1.03个百分点,城镇化速度比发达国家同期快得多。[2]回顾中国过去35年来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政策导向与市场动力之间存在明显偏离态势。城市化的主要政策导向是: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布局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然而从城市化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恰恰与政策导向相反,35年间,大城市在全国700余个城市中发展最快,目前300万总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180个,500万以上的城市88个,800万以上的城市30个,1000万以上的城市13个。这些大城市不但其人口占全國城市人口的60%以上,而且创造的GDP超过70%,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中流砥柱。[3]

    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战略任务,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圈等28个大小不等、发育程度不一的城市群。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城市群面积占全国城市总面积的21.98%,但却集中了全国44.63%的总人口,60.43%的非农业人口,62.29%的固定资产投资,76.85%的经济总量,77.72%的工业总值,80.73%的第三产业产值,提供了全国67.30%的地方财政收入,73.09%的进口总额,80.40%的出口总额和40.92%的粮食。[4]城市化建设主要依靠工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它们是城市化发展的后续动力,工业及服务业的振兴与发展能够大大增强城市的吸纳能力,加速城市化进程。Davis、Henderson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向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时,劳动力也随之发生部门间的转移,使企业和工人聚集到城市,从而促进了城市化发展。[5]

    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贡献

    传统的农业社会正在向工业社会转型,大中型城市的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参与城市建设的农民工数量也在急剧攀升。农民工是主要的城市建设者,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三产业的拉动。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比上年增加481万人,在农民工总量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13710万人,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占51.5%,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占48%,[6]农民工年龄年轻化,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占比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力量正在迅速崛起。

    1、促进了人口的城市化

    在城市化建设中,由于资本投资的聚集效应,城市就业机会多,岗位需求多,吸引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以谋求发展。截止2017年底,全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全国就业人员7764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2462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1万人,比上年增加37万人。[7]城市人口总数较之前有了大幅增长,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城市承载力逐渐增强,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人口的城市化。

    2、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居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是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和各级政府对能源设施、交通设施、邮电通讯设施、环保设施、防灾设施等方面投资的增加,城市建设中存在着大量的岗位和用工需求,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了大量劳动就业以提高经济收入的机会。实际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多就业于第二、三产业,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城市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支撑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生活的运行,为提高居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改善和提高城市生态和环境质量,促进城市稳定健康发展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3、促进了城市服务业的发展

    社会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经济在纠结结构中所占比重,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而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往往是服务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有数据显示,2017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29.9%,建筑业占18.9%,批发和零售业占12.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6.6%,住宿和餐饮业占6.2%,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占11.3%。农民工不仅是城市的建设者,他们更是城市运行中服务劳动的承担者。分布在城市社会各行各业的农民工,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包括餐饮、蔬菜水产供给、商业配送、邮政速递、室内装潢装修、车俩维修、汽车保洁、家政服务等在内的全方位的生活便利服务,维持了城市生活的正常运转。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活的运行,离不开大量农民工的坚守岗位和辛勤付出,没有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发展,以城市居民生活为核心的城市社会的正常运转将难以为继。

    4、维持了城市生活的正常运行

    随着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经历的延伸,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趋于城市化。他们在挣得劳动报酬的同时,也创造着经济和社会效益,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是建筑行业的主力军,是交通运输、餐饮服务、环境保洁、商业配送、建筑装修等服务业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没有农民工的艰苦劳作,建筑业难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维持城市生活正常运行的同时,大量农民工及其家庭增加了收入,摆脱了贫困,甚至走上了致富道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30年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中国社会整体达到了小康水平。在这些发展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居功至伟。

    三、农村留守人口的生活缺失

    在全面肯定城市化和城市建设贡献的同时,在进城务工农民工的身后,却衍生出了令人叹为观止,也令国内外学界充分关注的中国农村三大留守群体,即留守儿童、留守妇女以及留守老人。据《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流动人口数量高达2.47亿人,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8%。[8]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留守群体规模的逐渐扩大。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农村留守人口总数已超过全国人口总数的10%。[9]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报告》显示,全国的留守儿童多达6102.55万人,占农村儿童总数的28.88%。[10]2010年全国农村留守妇女的数量约为4700万人,[11]且仍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2012年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约为5000万人,占当年全国1.92亿老龄人口的26%。[12]留守人口的增多是流动人口进城务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留守人口之所以被关注,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脱离了正常状态,而在这种非常态的生活中,留下的不仅是影响他们当下生活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永远难以弥补的缺失、缺憾甚至伤痛。这些缺失、缺憾和伤痛,可以看成是他们自己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付出,而正是这些付出,支撑了远离家庭的农民工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活中的贡献和劳苦。

    1、留守儿童的缺失和缺憾

    由于父母或其一方进城务工经商,造成留守儿童家庭成员尤其是亲人短期或长期的缺失,这种缺失会在子女心理发展和人格养成方面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1)亲情缺失。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的外出打工无疑会造成家庭基本功能的丧失,尤其是家庭情感功能的丧失,这种家庭内部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其健康发展带来影响。[13]留守儿童的情绪问题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孤独感、委屈难过、敏感自卑以及忧虑情绪。其中,孤独感是留守儿童报告最多的情绪体验,委屈难过和敏感自卑也是留守儿童群体“代表性”情绪感受。[14]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的外出,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得到完整的家庭教育和家庭关爱,他们对于父爱或母爱的认知体会存在欠缺。

    (2)陪伴缺失。父母外出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留守儿童因缺少父母的陪伴和照料,饮食起居不合理,可能养成不好的生活习惯。长期精神孤独,严重损害着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的心理健康。[15]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父母角色的缺失对儿童的成长极为不利,不仅体现在隔代监管不能使儿童得到很好地照顾,更体现在儿童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存在缺陷。父母陪伴的缺失对留守儿童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加深重。

    (3)人格养成缺失。由于留守儿童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和呵护,亲情缺失,缺乏安全感,产生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影响着他们的健康成长。此外,家庭教育的缺失导致孩子对父母的依恋感和归属感得不到满足,部分留守儿童出现忧郁、焦虑、怨恨、恐惧、不爱与人交往、社会适应困难等心理问题。[16]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短期或长期缺乏父母的正确引导与管教,不利于儿童形成健康健全的人格。

    2、留守妇女的缺失

    尽管由于母性的缘故,女性在面临相同困难时,会表现得比男性更为坚韧,但女性对于感情生活的依赖,却更重于男性。这样,长期的留守或聚少离多的生活,往往会对青壮年妇女造成更深的伤害。这些伤害主要表现为:

    (1)家庭生活中分担和分享的缺失。留守妇女长期面临与配偶的分离状态,承担通常由男性承担的繁重劳动,常年辛苦劳作,打理家务,健康问题面临考验。在日常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之余,还需要关心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及教育问题,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留守妇女的人际交往关系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她们还需要处理好家庭关系及邻里關系,维持整个家庭的和谐运转。留守妇女原本可以与丈夫共同分担农业生产活动及家庭事务,农民工进城务工后,她们只能独自担负起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

    (2)感情生活和性生活的缺失。农民工进城务工,留守妇女被迫选择留守家中,她们的精神世界孤单寂寞,繁重的家庭事务及生活中面对的困难无人诉说,内心压抑和闭塞,需要承受心理与生理的双重压力。长期不能与丈夫团聚,城市化发展带来思想观念的改变,使得留守妇女与丈夫的婚姻关系逐渐脆化,无法避免意见不合甚至发生争执,还可能面临婚姻危机。

    (3)安全感和主心骨缺失。农村青壮年男性在家庭生活中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农村家庭的领导者。农民工进城务工后,农村剩余留守群体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即是家庭的主心骨缺失。在儿童尚且年幼,老人需要照顾的情况下,留守妇女不得不担负起家庭的生活重担。除此之外,家庭青壮年男性的外出直接导致农村家庭不安全事故的频发,留守妇女严重缺乏安全感。

    3、留守老人的缺失

    农村留守老人大多已经年迈,往往患有这样那样的疾病,健康状况不容乐观,需要足够的经济支持寻医问诊,留守老人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部分留守老人还需要承担家务或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对于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是一个考验;部分留守老人还要承担照顾作为孙子女的留守儿童的重担,不仅需要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而且需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发展和性格形成。因此,留守老人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缺失:

    (1)健康缺失。生活照料是家庭养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方面子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子女外出务工使得代际之间出现长时间的空间分离,必然会影响到留守老人生活照料资源的可获得性,影响到家庭照料的结构安排,并使越来越多的留守老人处于照料风险中,对于身体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影响尤为突出。[17]有研究表明,农村留守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直接影响他们对照料的需求,即健康状况越差甚至不能自理的留守老人对照料服务的需求越强烈。[18]农民工外出务工,直接导致留守老人缺乏照料,不利于留守老人的晚年生活。

    (2)陪伴缺失。除了身体状况外,精神生活也是留守老人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留守老人尤其是高龄留守老人最需要子女在身旁的照顾与陪伴,分享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倾诉或分享生活中的甘苦。有调查研究表明,子女外出务工后与老人联络的频率有所降低,随着迁移距离的扩大,子女与老人的关系变得疏远。从留守老人的孤独感来看,多数留守老人表示子女外出后自己会感到孤独。[19]子女陪伴的缺失是导致留守老人内心孤独的直接原因。

    (3)精神慰藉缺失。留守老人对孤独感和无力感的体会较为深刻,内心空虚,子女不在身旁,亲情严重缺失,部分留守老人存在丧偶情况,社会各界对于农村留守老人的支持情况较为单薄,安全感的缺乏和内心的失落感,严重威胁着农村留守老人的心理健康,他们才是农村孤独的守望者。由于社交范围狭窄,留守老人的精神世界较为单一,负面情绪常常得不到有效排解,对于留守老人的心理健康也产生着不利的影响。除此之外,农村留守老人的传统观念较强,自我保护意识较为薄弱,老人的个人财产安全及生命安全同样存在威胁。

    四、农村留守人员的社会贡献

    农村留守群体的生活缺失,在没有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条件下,都是由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农民工尤其是男性农民工提供满足的。但这些满足,是以农村社会的静态延续,也就是农民、农村、农业高度的三位一体化为前提的。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以及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以后,农村的这种静止、封闭、稳固的格局被打破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开农村谋求新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和制度条件,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农村社会的留守化、空心化。因此,如果说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城市化的成果,是广大农民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做出的直接贡献的话,那么,由于农民工的进城务工和背井离乡,在这些建设成果的背后,则凝结着广大的农村留守人口明显而严重的生活缺失,这些缺失既可以看成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城市化的代价,也可以看成是他们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间接贡献。

    1、留守儿童贡献了亲情、陪伴和心理健康

    留守儿童在成长中缺少家庭教育和亲情关怀,他们比非留守儿童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忍耐。农民工选择进城务工,意味着留守儿童将要面对不完整的家庭结构及家庭教育的缺乏。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儿童仅仅接受学校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接受来自父母的正确引导及培育,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是由农民工进城务工直接造成的,农民工为城市化建设做出的贡献即是这一群体对城市化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留守儿童正处于性格形成时期,父母需要时刻关注儿童的性格发展走向,及时与儿童沟通,帮助儿童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对儿童的不良情绪进行排解和疏导,帮助儿童形成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性格。但由于留守儿童与父母的长期分离,父母无法密切关注儿童的学习生活,难免会造成儿童心理闭塞,性格内向。留守儿童性格的缺陷是他们为城市化建设间接做出的又一贡献。

    儿童的心理健康成长需要父母的关爱和呵护,缺少父爱或母爱都会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留守儿童的父亲或母亲常年外出务工,导致父母与儿童长期分离,聚少离多。儿童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感受不到来自于父母的关怀照顾,亲情缺失,不利于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甚至会对儿童的性格形成产生不利影响。在城市化发展日益迅速的今日,留守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其亲情缺失的部分也是他们为城市化建设默默奉献的部分。

    2、留守妇女贡献了家庭、婚姻甚至爱情

    留守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一方面需要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另一方面需要打理家务,照顾老人与儿童。留守妇女需要面对来自生活中各方面的考验,她们承担的生活压力本来可以与丈夫一同承担,共同维持着家庭的和谐稳定。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就业机遇多,大量农民工选择去城市发展,留守妇女需要独自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群体的存在,農民工才得以在城市安心发展。留守妇女是农民工背后的坚实力量,也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幕后英雄。

    留守妇女长期面临夫妻分离,家庭事务繁多冗杂,致使留守妇女的内心世界孤独寂寞,空虚压抑。留守妇女社交范围的狭窄直接导致她们消极的负面情绪得不到有效排解。留守妇女需要来自丈夫的关心和照顾,但由于距离遥远,留守妇女与丈夫的夫妻关系甚至面临着考验。留守妇女一方面承担家务,另一方面坚守情感,与丈夫的分离是她们无奈却又必须面对的选择,她们为城市化建设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3、留守老人贡献了健康、陪伴和精神慰藉

    留守老人的身体健康问题往往是子女最关心的问题。农民工外出务工,部分留守老人仍旧需要帮助留守妇女承担简单的农业生产活动或打理家务,这对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的身体情况是不小的考验。农村的医疗条件及医用设施与城市尚且存在不小差距,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缺少子女的悉心照料,缺乏经济支持。留守老人在身体健康方面面临的考验就是他们为城市化建设做出的贡献。

    留守老人养老困难,内心孤独空虚,面临身体及心理的双重考验。这一群体社交圈狭窄,内心的孤独无处排解;他们同样面临着亲情缺失的状态,缺少良好的照顾。留守老人本可以安享晚年,得到子女无微不至的照料,但农民工选择外出务工后,他们得到的关心甚少,甚至还需要帮助打理家务,照顾儿童,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他们承受的所有负担都是他们间接为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做出的贡献。

    事实上,农民工为城市建设的付出一定程度上是以家庭责任的放弃为代价的,而这些代价正是留守群体的生活缺失,这种缺失自然可以推演为他们的社会贡献,尽管这些贡献是间接的。有鉴于此,各级政府要在充分利用农民工社会价值的同时,积极推进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市民化进程,或者强化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扶持、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留守老人的社会照护,以弥补三留守人口因男性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务工而造成的缺失和缺憾,为农村社会的变迁,为新时期农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担当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促进城乡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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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秦 晗(1994.1—)女,陕西西乡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在读.

    司汉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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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21 17:5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