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合肥市校外培训机构现状及思考 |
范文 | 嵇康 王子文 季拓 【摘 要】 校外培训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不足,但长久以来由于缺少有力监管而产生了诸多问题。存在教育云平台功能不健全、基础教育“军备竞赛”、家长教育观念落后、超前与应试教育监管不足以及培训机构师资水平良莠不齐等问题。对此,需要政府合理统筹、正确引导和有力监管;学校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老师师德师风建设;培训机构要加强自律,公开透明收费标准,切实提高教学水平;家长要转变教育观念。 【关键词】 教育市场;校外培训机构;现状;政府治理;措施 一、引言 2018年初,教育部向社会发布了《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等文件,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治理在全国开展起来。文件给扰乱学校正常教育秩序的校外培训机构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即非学历文化教育类培训机构。 此前,由于监督与管理的力度较弱,校外培训机构长期处在一个“野蛮生长”状态。长期的“自由”发展,催生出了一批实力强劲、体量庞大的知名培训机构;但同时,行业内部发展出现了严重的畸形,作为盈利性机构,校外培训机构越来越急于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自身教育服務质量的提高。治理之前,在合肥地区,校外培训行业的口碑偏差,给家长们留下了行业内部混乱的糟糕印象。对于合肥地区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治理符合合肥市居民的教育需求,分析合肥市相关政府部门规范治理的过程,有助于了解政府在这一行动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及未来长期管理过程中还可能遇到的问题,以推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实现。 二、行业现状 1、全国状况概览 2016年末,中国教育学会发布了《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校外培训机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规模700万到850万人。[1]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统计年鉴,经计算,2016年全国普通中小学在校学生约1.66亿人,[2]几乎大多数的普通中小学在校学生都有接受过校外培训机构提供的教学服务。而在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巨大的需求之下,隐藏着各种违法违规、扰乱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之事。在利润的驱使之下,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功能被淡化,学生的课业压力和家长的经济压力越来越重。 2、合肥地区状况概览 截至2019年初,合肥市及所辖地区,共有登记注册培训机构240家,登记注册民办非学历培训机构共284所。2017年末,合肥地区共有普通中小学在校生88.18万人,[3]而当年末,合肥地区总人口有742.76万人,[4]普通中小学在校生约占全市12%的人口。此外,2017年末,合肥地区共有从事非公有教育行业的人员约有8万至9万人。[5] 在合肥地区,当地居民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家长们普遍认为校外培训机构很乱,部分家长甚至不愿提及或是对其保持一定程度的戒备;但在另一方面,在被调查的310名家长中,有约63.4%的家长将孩子送入校外培训机构补习,这其中有31.6%的家长强迫孩子去参加校外补习。 三、合肥市政府整治工作进程 针对合肥市校外培训机构的乱象,合肥市政府于2018年5月4日正式下发《合肥市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开始了以教育局为主的多部门的联合治理行动。行动共分为三阶段:[6] 第一阶段于2018年6月15日完成,主要工作为清查梳理各县(市)区内校外培训机构各项基本信息,逐一摸排后逐级上报,通过完整的信息采集为后期治理打下基础。 第二阶段属于全面整改阶段,自2018年7月至12月,各部门对出现违规问题的培训机构督促逐一整改,并对限期未能整改的校外培训机构,依法进行处理;同时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白名单、黑名单,依法公布存在违反中央文件精神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 第三阶段重点为自查与复查,根据整治工作的成效于2019年3月写成报告递交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并由小组组织5-6月的专项督查工作。 截至2018年12月25日,合肥市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在重拳治理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避免校外违规机构的反弹,从全国各地经验来看,长期以来教育部门由于行政编制的限制以及执法力量的薄弱,仅凭单一部门的力量很难实现对数量庞大、情况复杂的校外培训机构的长期规范治理。因此如何维持治理成果的持久性和监督及时有力,促进校外培训机构行业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是今后工作的中心。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工作,仍任重而道远。 四、合肥市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 1、合肥教育云平台还需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 根据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活动的精神,合肥市教育局在治理活动中拓展了合肥教育云平台的功能,构建了合肥市民办教育信息系统,通过该系统实现各类信息的公示,其中就包括黑白名单信息的公示。 虽然该系统在规范治理和信息公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该系统还有诸多不完善和设计不合理之处。首先,该系统的公示信息仅是做过初步的分类,将众多的民办非学历培训机构全部归为一类,致使在公示的信息表中,文化辅导机构、艺术兴趣班等机构混杂在一起,部分机构仅通过名称难以辨识其培训职能,使用者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混淆。系统的运行者应当对公示信息做进一步的分类处理,将文化辅导机构、艺术兴趣班等机构分门别类,使干扰项降到最低,提高信息查询的效率。 其次,截至2019年3月,云平台注册用户数接近97.5万人。虽然注册用户数量极其庞大,但是,在它的民办教育信息系统上,很多新闻页面的访问不足500次,部分页面仅有几十次的访问量。与庞大的用户基数相比,其访问量不足,信息公示系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平台的信息公示系统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尽可能地让每一个有相关需求的学生和学生家长能够知晓并使用这一系统。 最后,信息公示系统部分功能需要登陆才可使用,无法登录的使用者将无法浏览部分的信息,这与信息公示系统的建立目的不符。登录系统本身并不是问题,难点在于平台的注册条件有些严苛,目前仅有老师和学生可以进行注册,很多使用者会因为当前的身份问题或其他原因无法完成注册。 2、校外培训机构过分追求经济利益 校外培训机构虽然提供文化教育培训的服务,但其本质上依旧是以牟利为导向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其目的通俗地来说就是“赚钱”。而目前,校外培训机构往往通过招取更多的学生、提高学费等方式实现其经济目的。 校外培训机构往往通过宣传推广攻势击溃家长的心理防线。经调查与访问显示,通过他人推荐和海报传单这两种方式了解校外培训机构,分别约占受访人数的71.0%和52.9%,而孩子接受校外培训机构辅导且通过这两种方式了解校外培训机构的家长分别约占接受过这两种方式家长人数的78.2%和67.1%,这两种方式是校外培训机构最重要的宣传途径。部分校外培训机构会聘请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人才,雇用他们帮助寻找家长们“心理防线”的缺口,并以此为突破口,为家长们制造出各种“焦虑”,反复向家长们灌输“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诸如此类的想法,如果家长们没有需求,校外培训机构也会利用“焦虑”制造出需求。通过微信、微博等眾多社交平台,带有某种目的的群体就会通过各类“励志”、“成功”的文章去影响家长的想法,即便多数家长一时不为所动,但最后总是会在这些信息、文章的软磨硬泡之下找到适合自己的“菜”,在不知不觉中被成功地“洗脑”。[7]各种“成功的案例”、培训机构外电子屏滚动播放的学生录取信息、口耳相传的同学朋友家孩子的补课经历等成为家长们之间谈论的话题之一,于是在有确信的证据支持与他人推荐之下,部分家长尝试让孩子接受同样的辅导服务而很少考虑他人的学习方式是否适用于自己的孩子。大多数校外培训机构通过海报传单这些较为节约成本的宣传手段实现宣传目的,即使受众不去仔细阅读海报传单上的文字,仅是2到3秒的扫视,最主要的信息便会被受众一览无余,培训机构的名称、各种噱头、各种图片冲击着受众的视觉神经,给受众以深刻印象,就此,海报传单宣传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短期来看,即使海报传单的宣传只能带来极少的回报,即招生数,从长期的角度来说,校外培训机构已经为自己提高了知名度,任何一个记住他们机构名称的受众都可能成为他们的客户。校外培训机构主要宣传方式及效果见表1。 不透明的学费,增加了家长的经济压力。合肥地区的校外培训机构的学费会根据课程安排、科目、班级规模等条件的不同而变动,为了使招生最大化,校外培训机构为学生提供了各类课程安排以适合学生们的时间安排和学习需要,因此,即便是同一年级的同一科目,校外培训机构所设置的课程就有很多种。但是,往往大多数课程是不公布具体收费标准的。在J教育中介平台上,多数校外培训机构的多数课程是缺少公开的收费标准,学费仅支持面议或者是电话询价,不公布收费标准似乎是这个行业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校外培训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信息上的垄断,多数家长与校外培训机构的博弈处于劣势地位,价格的获取和横向对比变得困难,家长们要么花费更多时间成本询价比较,要么承担一定程度的经济压力。在调查中,孩子参加校外培训机构的家长里,约有43.4%的家长表示因供孩子上辅导班而感受到了经济压力,约有60.4%的家长表示每月在辅导班上的花费超出了每月孩子的必要食品支出。根据合肥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合肥市人均教育支出约占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的76%,以此计算,合肥市最富裕的20%的家庭与最贫困的20%的家庭在教育的投入上差距不足1000元。家长供孩子上辅导班的经济压力见表2。 3、家长具有较为功利的教育观念 我国历来就有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了现代社会,这种思想依旧被人们所推崇。为了子女的未来着想,部分家长的想法变得简单且充满竞争观念:所有的投入都是为了孩子能够上一个重点大学,找到一个好工作,学习成果的好坏决定了未来是否富足。这些思想无不充斥着功利的色彩,以育人为目的教育被这些思想所扭曲,产生了一种盲目攀比的社会需求,这一不合理的社会需求为校外培训机构的“野蛮生长”提供了“养分”。 部分家长充满功利色彩的教育观念,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遗留下来的科举制度下读书观念所影响,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读书是为了仕途着想,本身就是为了名利,而当今知识经济的时代,学习一是为了提升自己,二是将自己的知识转变为经济价值,最后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如不树立这样的意识,那么,学习将失去意义;另一方面是受到部分群体的有意引导所致,如前文所述,部分的群体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有意混淆视听,引导家长的思想。 我国客观上各地区基础教育水平不一,造成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在2017年以及之前的十多年里,合肥市的小升初和初升高的数据呈现了很有趣的现象,每年的升学率几乎都高于100%,且每年初升高的升学率比小升初的升学率都要高,2015年到2017年,合肥初升高的升学率分别为112.90%、120.02%、126.12%,小升初为104.72%、104.38%、107.11%,[8]都有稳定增长之势。合肥作为安徽省省会,自然可以聚集相当一部分的优质资源,为了孩子未来的发展,周边地市的学生、家长自然也会被更为优质的资源吸引,这些学生、家长也更可能成为合肥的校外培训机构的客户。 4、缺乏对校外培训机构违规教学内容的长期有效监管 治理关于超前教育、应试教育的内容是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监管者的人数和监管能力上的有限,校外培训机构的数量和班次远远超过监管者的人数和监管能力,在管理过程中往往会遇到种种困难。 监管者不可能一直介入校外培训机构的课堂,不可能做到对于教学内容的完全控制,这种情况下,必然会找人代为监管,毫无疑问,帮助监管的必定是课堂上的学生,理想中的情况是学生发现了有违规教学内容后,自行或是在家长的帮助下反映情况,再让监管部门介入,规范教学行为。但是,实际运行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年龄太小的学生心智不够成熟,难以判断是否是违规教学,而即便是心智足够成熟的学生,出于在考试中取得优势的目的,他们本身就是为了违规内容而报班,如何让他们去反映情况呢?家长也是同理。另外,部分内向的学生也会怯于举报自己辅导班里的老师,实际操作中必须要考虑实现如何让学生愿意去监管并敢于举报校外培训机构的违规教学内容。 根据调查,乐于见到校外培训机构出现应试内容的家长约占全体的41.9%,乐于见到超前内容的家长占比约为44.5%,两种内容都乐意见到的占全体家长的25.8%。超前、应试内容倾向见图1。 因为错误的社会需求,超前、应试内容依旧有需求,有市场,如何压低这一需求是长期治理的关键,此外,如何提高家长参与监管,提高监管的效率,也是未来治理行动中的难点。目前的情况并不容乐观,根据调查显示,仅约有11.6%的家长会在面对违规教学内容时进行举报,剩下约88.4%的家长会选择不举报甚至不希望有人去举报。家长举报违规校外培训机构倾向见图2。 5、校外培训机构教师队伍良莠不齐 目前校外培训机构的师资构成复杂,主要是由公立学校在职教师、大学生以及职业兼职教师等构成。 随着校外培训市场的激烈竞争、学生需求的多样化以及家长对于培训机构的高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在教学方面呈现授课方式多样化、重视与学生互动和家长交流以及具有独立教学体系等特点。 但不同于公立学校教师的高门槛和严要求,就职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师来源多,入职标准和要求相对较低,导致不同培训机构师资水平良莠不齐,教学质量保障性差。再加上培训机构重视盈利的特性,产生了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公立学校教师对自身定位不清晰,为提高收入,在培训机构兼职,影响了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更有甚者,学校教师在校内只讲部分知识,而变相引导学生参加辅导班。诸如此类的行为加剧了家长的焦虑情绪,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 第二,培训机构重视盈利,常招揽大学生兼职教师,大学生自身欠缺教学经验,流动性大,难以保证教学质量。此外,培训机构忽视客观的学习规律和教学理论,喜欢渲染和夸大辅导效果,过分注重应试,会加剧家长只重视成绩而忽视孩子全面发展的现象,使得学生学习时间长、压力大,难以健康成长。 第三,除少部分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培训机构外,大部分培训机构为节约成本,轻视对教师专业能力的培养,福利待遇不完善,培训机构内部管理混乱。这导致就职于培训机构的教师缺乏对自身职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职业成就感低,能力提升较困难,职业发展受限,对教师有负面影响。 五、总结与思考 校外培训机构虽然提供教育服务,但其根本上还是追“赚钱”这一目标。在市场环境下,校外培训机构作为“经济人”这一角色,金钱利益仍然是其作出各种行为的巨大诱因。由于校外培训机构对金钱的追逐,家长对于孩子未来的焦虑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再加上部分体制内老师对利益的考量等多种因素的糅合,产生了一系列不良的后果。如:超纲教学,应试教学,学生学习负担大、综合素质差,家长经济压力大,教育焦虑和不公平等。 可以看到,在教育方面,面对愈演愈烈的“军备竞争”,合肥市开展的一系列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行为极大地改善了市场环境,整治了一大批不规范的校外培训机构,此举将有利于维护家长和学生的正当权益,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但综合来讲,学生的教育必将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从长远来看,要想更好的解决目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更需要从学校、培训机构,家长和教育公平等多方面来着手。 学校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发展特长,发展素质教育;更要切实加强对老师师德师风的教育,对老师违反规定的不良行为进行严格约束。 培训机构要加强自律,要按照政府部门的要求,办理完整的手续,提升自身教学实力,不虚假宣传,要遵从科学的学习规律来教学。校外培训机构的学费制定需要由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协商平台,让各校外培训机构代表和家长代表协商,依据统一的标准制定指导学费,由政府相关部门监督实施,建立培养行业协会,规范各机构间的竞争,建立政府—行业协会—家长的价格监控体系;公开透明学费及收费标准,一切学费价格都可以在相关网站上查询到,没有特殊情况不得私下达成收费标准。 家长则要纠正自己的教育观念,要意识到除了让孩子学习具体知识和提升能力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尊重孩子的个性和需求。不去“跟风”,不盲目地将孩子送入校外培训机构。此外,合肥市相关政府部门还是需要找到转变家长观念的方法,找到提高家长参与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积极性、完善监管体系的方法。 最后,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存在着不同地区师资和教学资源有差异的现象,这需要政府合理统筹教育资源,努力促进教育的相对公平,缓解地区间的差距。 【参考文献】 [1] 邱昆树,王一涛,周朝成.论政府对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监管的责任担当[J].中国教育学刊,2018(06)44-49. [2] 國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7[R].2017(09). [3][4][5][8] 合肥市统计局.2018年统计年鉴[R].2018-11-29. [6] 合肥市人民政府.合肥市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Z].2018-5-4. [7] 杨国营. 那些被“制造”出来的教育焦虑[N]. 中国教育报,2018-04-02(002). 【作者简介】 嵇 康(1998—)男,安徽马鞍山人,安徽大学管理学院本科生,行政管理专业. 王子文(1998—)男,山西晋城人,安徽大学管理学院本科生,行政管理专业. 季 拓(1998—)男,内蒙古呼伦贝尔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税收学专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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