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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研究分析
范文

    韩琳 李明军

    【摘 要】 文章对有关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已有研究的成果做一系列的梳理,归纳整理了关于校园欺凌行为的概念和校园欺凌行为的测量工具使用,以及校园欺凌行为的前因变量(欺凌者的人格特质、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与后果变量(包括对欺凌者的消极影响、对被欺凌者深远的伤害、对旁观者“不作为”的后果等)。认为,随着时代发展,中小学高校中频繁出现欺凌、霸凌事件,需要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需要对校园欺凌行为的现阶段状态、判断方式、主客观原因和结果等多方面深入探究。

    【关键词】 校园欺凌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校园欺凌行为”成为近些年来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一个字眼,并且呈现出愈发恶劣的趋势。这不仅严重影响中小学校园的人文环境,也给欺凌者、被欺凌者和旁观者的身心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由于校园欺凌行为的研究结果较为繁杂并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将从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的概念与测量、影响因素与后果变量、对策等角度,对已有研究的成果做一系列的梳理,探索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及相应的对策。

    一、校园欺凌行为概念与测量工具

    1、校园欺凌行为的概念

    我国学者姚建龙(2008)将校园欺凌行为定义为“发生在中小学、幼儿园及其合理辐射地域,学生、教师或外校入侵人员故意侵害师生人身及学校和师生财产,破坏学校管理秩序的行为。”也有学者认为,校园欺凌表现为对他人的故意伤害,从而使他人身心健康方面受到严重迫害。如若根据欺凌表现的运行方案进行分类,可将其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方式。在早期的研究中,挪威学者奥威斯通过对瑞典、挪威等部分欧洲国家的校园欺凌行为进行探究,认为欺凌现象具有欺压性、人数碾压性、反复性等三种特点,且保持恶意循环,以言语威胁、行为打骂、身体侮辱等手段损害他人身心健康。当前状态下,绝大部分学者认同伦敦大学史密斯院士发布的关于欺凌行为的定义:属于独特的攻击性表现,通常发生于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两方因力量悬殊而导致弱小方受到牵制和攻击的一种表现,一般表现为强大力量对弱小力量的欺凌及以多欺少行为。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研究者对校园欺凌行为的理解逐步深化,其趋势可以表述为,由强调可观测的外化指标到强调发生该行为的内在心理本质属性转变,而这也更为接近校园欺凌行为的核心本质。

    2、校园欺凌行为的测量工具

    为深入了解校园欺凌行为,评估现状水平、探究原因,并进一步采取措施,研究者以不同的校园欺凌行为概念为基础,构建和开发了不同的校园欺凌行为测评工具。总的来看,主要有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两类方法。定性研究主要采用访谈等形式,更多在了解校园欺凌行为对中小学生影响及可能的干预措施。

    量表测验是研究校园欺凌行为常用的定量研究方法。PISA-2015是国内外研究者对校园欺凌行为测评的主要定量研究工具之一。PISA-2015界定了三种类型的校园欺凌行为,包括肢体型(如推搡、拳打、脚踢)、言语型(如辱骂、讥讽)这些直接的欺凌行为,也包括关系型(如忽视、排斥、流言)等具有社会排外特征的欺凌行为。PISA-2015共包含六个题项,具体包括“其他同学故意孤立排斥我”、“其他同学对我进行嘲笑讥讽”、“我被其他同学威胁”、“其他同学拿走或故意损毁属于我的私人财物”、“我被其他学生击打推搡”、“其他学生散布关于我的流言蜚语”等问题。该量表从受欺凌者的视角让学生报告近一年来每种欺凌事件发生的频率(没有或几乎没有赋值为1,一年数次赋值为2,一月数次赋值为3,一周一次或更多赋值为4),来评估学生感知的遭受校园欺凌的水平,经过信度检验,欺凌量表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0.82,相关结果展示,该量表具有内部一致性,能够较好地反映个体的校园欺凌行为状态。《我国15岁在校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及影响因素——基于PISA-2015我国四省市数据的分析》、《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长效防治机制构建——基于2015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测量数据的分析》等文章都对该量表有所应用。

    在国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我国马欣阳、谢颖等人设计了中文版的欺负行为问卷,对彼得·史密斯1990年修订的初等和第二版的欺负行为问卷进行了修订。调查问卷划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欺负与被欺负、朋友与态度。各因素的总得分越高,欺负程度越高。这为欺凌行为的测量提供了可量化的指标。

    部分学者进一步探究了学生接受和进行欺凌间的关联。2008年,邹泓、蒋索进行同伴关系数据表的修订,其对学生和同学交往途中的心理变化进行探究。此问卷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20项介绍了接受同伴的数据,21-30项为害怕同伴从而产生自卑心理的数据。调查通过以满分四分进行评价:1分对应完全不一致、2分对应不完全一致、3分对应一致、4分对應完全一致。除1项、3项、7项、11项、17项外,其余项目需反算。完成问卷后对分数进行综合,分数越高,其接受同伴的几率越高,交际能力也越强,性格也越开放。

    总体来看,针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多维度量表应用较少,因而今后需要在推进其概念结构探索的基础上,编制更为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

    二、校园欺凌行为的前因变量与后果变量

    几乎世界上的每所学校、每个年级、每个班级中都可能会发生校园欺凌现象,不论学校所处何地,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遭遇过校园欺凌行为事件,遭受过欺凌行为的受害者内心会受到严重损伤,面对此经历其心理的创伤的影响是长时间存在,甚至是终身的。

    1、校园欺凌行为的前因变量

    相关学者通过模型变量对青少年受到校园霸凌的原因进行分析,考察学生在校归属感、在校孤独感、同伴关系融洽度以及父母情感支持等因素对其遭受关系欺凌、言语欺凌及身体欺凌的影响。总体来看,校园欺凌行为的前因变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因素。

    (1)欺凌者的人格特质。在众多校园欺凌现象中,欺凌者通常性格外向、活泼,其对自身利益具有很强的保护欲望,且表现出自私自利现象,在与人交流过程中不够真诚,常常具有使唤他人的行为,侵犯他人利益,让他人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通过逃避现实、强烈言语攻击和身体攻击方式,欺凌者进行自我防护,通过反面冲突、否认现实等方式进行违规操作,从而从欺凌者的角度进行矛盾解决,并且有冲动的行为方式。欺凌者通常选择在无人的相对安全的环境下对受害者下手,进行暴力行为实施。霸凌者幼时的成长环境往往存在情感上的缺失,这就导致霸凌者在与同伴发生矛盾时不顾他人感受的特质,不是进行理性反思到底谁是谁非或者请第三方如老师或者家长介入解决,而是选择通过欺凌行为这样一种不妥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感。从多年前的马加爵案到2018年4月27日陕西省米脂县第三中学发生的袭击事件,我们在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发现欺凌者身上的共同特点:不被关注、平时生活中缺少存在感、报复心理强。著名意大利心理学家吉恩卡不雷拉认为,人有以下性格特质与攻击性保持一致:易怒性,通常为受到微不足道的刺激却引发暴怒的性格特质;沉思性,在暴怒过后将此情绪牢记于心的性格和敏感性。具有此类性格的人具备的攻击性更高。欺凌者通常对自身评价极高,有着自负心理,而被欺压的人往往则容易自卑,性格内向,具有不稳定情绪。在这种力量悬殊之下,强势的欺凌者可能会对相对弱小的被欺凌者实施校园欺凌。

    (2)家庭环境。被欺凌者通常具有以下两种家庭背景:一种是父母工作行业相对特殊或者社会地位不高,经济水平低下;另一种是父母教育方式不够先进,对待孩子的态度过差,儿童在学校容易被欺凌,研究发现,如果孩子的父母是开放的和权威的,其孩子被欺负的欺凌率则会偏低。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家庭的教育具有重大影响力。许多家庭过分关注孩子的物质生活,例如留守儿童因父母为提高经济能力在外工作,不在身边,忽视对孩子的教育,缺乏沟通,不理解孩子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想法。结合校园欺凌行为来看,攻击的发生首先是因为它们在过去得到了奖励,其次,那些在过去得到奖励的攻击很容易被他人模仿。父母教育出现问题,过分爱护、期望值过高、过分严厉都会使得孩子遭受欺凌。根据相关媒体新闻报道可看出,许多欺凌行为都出现在被父母长期忽视或不能够得到良好照料的孩子身上,面对欺凌行为,大部分学生不会表现出称赞和支持。

    (3)学校教育。根据有关学校进行暴力预防措施中的不足之处相关调查可以发现,将近35%的老师将其归纳为学校只关注学生学习情况,缺乏对学生素质和身心健康的培养。根据当今高校思想政治相关教育方面调查看出,大部分老师提出建议,增强对学生的道德素质和心理教育,增强孩子的法制理念和道德观。目前我国中小学的教学大环境是重视语数外等课程的学习,缺乏对孩子心理素质的指导,缺少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通过埃里克森提出的相关定律:孩子青春期出现的问题通常是自身角色和统一性产生冲突从而导致的。埃里克森认为,当一个孩子认为自身所处环境与其未来道路中的自我实现相违背,则会出现极力抵抗行为。因此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暴力相关游戏的开发,使得青少年在游戏过程中逐渐产生对暴力的向往和崇拜。这种基于非理性的认识和崇拜,已成为一些内化后的“问题青少年”的标准,使他们在对待人和其他事情时对主流社会表现出一种反叛和仇恨。把学校变成一个小“江湖”。“许多教育工作者和专业人员对欺凌现象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阻止、干预欺凌行为的正确的方法”。因此,学习相关教育的不完善也导致了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

    2、校园欺凌行为的后果变量

    (1)对欺凌者的消极影响。美国著名思想家斯蒂芬提出,所谓侵略,是指对他人产生故意性的伤害。校园欺凌是有策划有思想的,欺凌者选择合适目标,通过有规律、强烈发起性的暴力方式达到既定目标。对于欺凌者而言,欺凌行为是其情感发泄的方式,此行为如若未能受到及时阻止,任由其发展,欺凌者形成的人格缺陷、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恶劣影响后果的严重性是不敢想象的。欺凌者的情绪调整和社会适应能力较差,出现酗酒和携带攻击性武器的比例较高。与此同时,欺凌行为的发生对欺凌者的人际关系也会有所波及,从长远角度看,欺凌者成年之后的社会适应性堪忧。

    (2)对被欺凌者深远的伤害。校园霸凌会使得受害者身心受到严重损害。根据奥威斯教授的说法,当一个学生被一个或多个孩子的消极行为反复骚扰了一段时间,这个学生就会被欺负。根据相关探究发现,欺凌会使得被欺凌者的自尊心严重受到侵害,并使得其对自身评价不足。对受害人进行调查发现,被欺凌者在被欺凌者包围,言语辱骂过程中,自尊心会严重受损,在之后的生活中难以重拾自信,心中受到的创伤永远无法抹平。大部分被欺凌者在之后的生活中仍旧不能走出阴影。调查发现,欺凌事件的受害者普遍缺乏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在学校由于感到自卑怯弱而难以融入同龄人群体,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且难以积极参与团队合作,对学校缺乏归属感和被重视感。经常遭受言语欺凌、身体欺凌或精神欺凌的儿童面临多种形式的心理创伤的风险,包括抑郁、焦虑、孤独,等心理,甚至产生轻生念头。心理学家研究显示,受欺凌者常常会在多年后仍然显示出有关的社交恐惧、躯体障碍、低自尊和焦虑抑郁,从而影响其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被欺负后,受害者面对学习和生活无法产生积极心理,且维持时间较长,如自卑、抑郁、孤立无援,导致学校疲劳,甚至旷课、辍学。

    (3)对旁观者“不作为”的后果。张文新对于旁观者的定义如下:校园欺负旁观者是不参与欺负情境或假装不注意欺负事件,其总是保持中立,在欺负事件中不作为,不支持任何一方的个体。首先,当欺凌者在进行霸凌行为时受到周围关注和主导者的激励,便会激发其内心的虐待欲,增长施暴时长,且增加更多其他欺凌方式,使得收欺凌者身心受到的伤害更大。其次,观众和其他相关人员在进行观看的同时会受到施暴者的感化,将自己放置于與施暴者同样的地位,模仿其行为进行相似的暴力行为展现。在现实的采访中,我们发现,旁观者行动的出发点往往出于利己主义,例如:“报告老师,我没什么好处,同学知道了报复我怎么办?”旁观者的利己主义可能发展成的遇事冷漠、置之不理、推卸责任,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三、应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对策

    1、法律层面

    近几年,校园欺凌行为的不断发生,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身体和心理,并且对社会道德起到了抵触作用。教育部门需要面对此方面事件进行应急措施,缓解校园暴力的发生,同时制定相关法律,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学校也要开展相关课程,提高对学生法制观念的教育,反对欺压人格行为的发生。通过与老师进行交流发现,我们的“刑法”对14岁以下的人所犯罪行没有刑事责任这一点存在相当大的分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儿童趋向于早熟,很多犯罪行为的发生都是在其内心有所计划,甚至是深思熟虑的。若不对他们进行严厉处罚,就不足以阻止他们犯罪。针对校园欺凌行为,法律有必要发挥其强制性作用。放眼国外,1999年,美国颁布了首个反欺凌法,至2015年,蒙大拿州也颁布了相关法律。在这一点上,美国对待校园欺凌行为有着严格的惩罚力度。美国人认为,尽管未成年人受法律保护,担这并不是其犯罪的脱身方法。面对降低未成年人保护年龄,法律界议论纷纷,需要采取一系列法律措施探究解决当前困局。

    2、家庭层面

    当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感受不到家庭的关爱,便会选择在他人身上发泄的方法缓解矛盾,并渴望得到父母的关爱,此类情景通常体现于留守儿童和父母双方离异的儿童身上。当前状态下,我国正面临经济转型,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留守儿童占比率不断上升。经2010年相关数据统计,我国未成年留守儿童高达七千万人,所处农村的留守儿童占据总人数的绝大部分,也就是说,留守儿童基本位于农村。欺凌者进行施暴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自身情感交流的不足,孔令帅等人提出:“在影响个体社会化的因素中,家庭教育是学生行为培养的关键,对孩子的影响深远,家庭可能是滋生校园欺凌的诱因,也可能因为家庭的努力而让校园欺凌的危害减少为零。”因此,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不应只体现于物质方面,还要兼顾情感需求,及时与孩子进行沟通交流,平时留心观察他们的行为,不恰当的地方用合适的方式指出并进行纠正。

    3、学校层面

    张文新和鞠玉翠对济南市354名小学生的欺凌行为进行为期五周的干预试验,研究发现在建立尊重、合作、互助、安全的班级和学校环境以后,学生上学和放学路上遭遇欺凌及受欺凌程度都出现明显的下降,受欺凌学生的比例减少 50%以上,学生在校安全感也得到显著增强。将近一半的中学生在受到霸凌后保持沉默,不向父母和老师透露半句,这是由于其自卑,怕今后在他人面前无法抬头心理导致。对学生进行定期心理培训应当被重视,指导学生正确抒发心理感受。针对此类现象,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建立心理治疗室,请具有专业水平的咨询师进行相关心理咨询活动,通过定期心理咨询的形式为学生展开心理辅导,以观看视频、角色饰演等方式推动学生良好面对消极心理,减轻校园欺凌行为带来的危害;提升儿童的实践交流能力,推动其在生活中用积极健康的心态与他人交流,保持诚实、宽容良好品德;即使把控自己情绪、运用技巧解决矛盾。霍尔提出将受害者进行团体分类,每个团体对应一个欺凌矛盾,通过团体合作解决矛盾。这在提升了团体合作能力的同时,增强了受害者的交流能力,并激发其积极心态面对生活。在校园欺凌行为发生后,专业的心理治疗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相关学者也认为,对观看校园欺凌行为的学生采取训练,通过小组分组方式,将观看者作为被欺凌者对待,让其感受被欺凌的心理状态,这样他们可能会停止它。”综上,学校应重视学生的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法制教育等,提供具有高参与度、高实践性的教学活动,为学生创建具有支持性和安全性的校园环境。

    4、其他层面

    在笔者查阅的相关文献中,29.17%的文献是围绕国外校园欺凌行为展开研究的,如美国的“立法先行,依法规制”、挪威的“以学校为主导实行各色校园欺凌预防项目”、日本的“以政府為主导的多元主体共治”,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国外在对校园欺凌行为的研究及应对措施上较为成熟,特别是采用以法律为基础的解决方法。相比之下,我国在该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国内对于校园欺凌行为没有统一的定义,学者对于欺凌行为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理想状态,没有制定出强有力的解决方案。因此,可以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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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韩 琳(1996—)女,江苏淮安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心理学学士,研究方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李明军(1983—)男,山东枣庄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性发展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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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24 12:48:07